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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服务FDI，不仅能够提升国内服务业水平，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助于复制中国制造的经验，逆转服务业国际收支长期逆差的情况。
中国改革开放正好处于全球中间品贸易兴起之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涌入直接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不过，中国FDI存在着重“制造”、轻“服务”的偏科现象，制造业FDI增长较快，而服务业FDI增长较慢。这使得我国FDI虽然持续净流入，但FDI结构并不平衡，FDI存量相对于GDP的比例也低于世界整体水平。低服务业FDI也逐渐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例如服务贸易长期保持逆差、高端服务业落后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资本“走出去”的限制等。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重新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初，FDI受到的限制较多，比如只允许在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经营出口加工业。所以，整个20世纪80年代，FDI规模都比较小，FDI占GDP的比重从未超过1%，直到1985年，外资企业对出口的贡献也仅为1%。
1992年后，在汇率等金融体制改革、降低市场准入与税收优惠等政策的刺激下，FDI流入中国的步伐明显加快。FDI在1992年突破100亿美元;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突破500亿美元;在2008年突破1000亿美元。FDI占GDP和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也在1994年达到峰值，分别为6%和17%。
从行业结构分布上看，制造业牢牢地占据着FDI的主体地位。至上世纪末，制造业FDI占比高达60%。不过2006年以来，服务业占比已有所上升。截至2019年，制造业占比降至25.6%;紧随其后的是房地产业，占比17%;租赁和商业服务为16%;信息传输和计算机与软件服务业上升至11%;而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建筑以及文化娱乐等仍然占比较低，均不超过10%。
FDI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通过吸引外来资本发展出口加工业，并开展对外贸易，不仅解决了就业和技术短缺的问题，也弥补了中国外汇储备的不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口加工业在进出口贸易中发挥的作用不断提升，90年代初开始，随着FDI加速流入，外商投资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逐渐占据主导作用，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在2005年达到60%，这也带动中国贸易总额不断增长，一度達到64%GDP占比的历史峰值。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国内产业升级和进口替代，本土品牌纷纷崛起，产品附加值提升，外商投资企业和出口加工业对GDP的贡献均有所下滑，但仍然举足轻重。
正是过往FDI集中在制造业，带动了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对服务业FDI的限制，则直接造成了中国不少高端服务业发展十分滞后，这也导致我国的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的状态。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金融、审计、法律等重要的服务业不能将竞争力快速提升到国际水平，最终将影响中国制造业的继续升级与国际扩张。
扩大服务FDI，不仅能够提升国内服务业水平，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助于复制中国制造的经验，逆转服务业国际收支长期逆差的情况。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或将显著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服务业占全球贸易的比重未来会不断提升，当下的布局对提升中国未来的贸易竞争力十分关键。
另外，从保持国际收支账户收支平衡的角度来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常账户将维持在基本均衡、略有逆差的状态，这要求我们的资本账户也要维持平衡状态，于是需要保持FDI与OFDI同步增长，从这个角度上看，“引进来”的FDI也已成为“走出去”的OFDI的前提。
顺利引入服务业FDI，需要严明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公平和有效率的法治环境支持，而这恰好也属于服务业的范畴。服务业FDI或将加速这些制度与环境的完善，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积极而关键的帮助。
中国改革开放正好处于全球中间品贸易兴起之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涌入直接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不过，中国FDI存在着重“制造”、轻“服务”的偏科现象，制造业FDI增长较快，而服务业FDI增长较慢。这使得我国FDI虽然持续净流入，但FDI结构并不平衡，FDI存量相对于GDP的比例也低于世界整体水平。低服务业FDI也逐渐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例如服务贸易长期保持逆差、高端服务业落后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资本“走出去”的限制等。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重新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初，FDI受到的限制较多，比如只允许在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经营出口加工业。所以，整个20世纪80年代，FDI规模都比较小，FDI占GDP的比重从未超过1%，直到1985年，外资企业对出口的贡献也仅为1%。
1992年后，在汇率等金融体制改革、降低市场准入与税收优惠等政策的刺激下，FDI流入中国的步伐明显加快。FDI在1992年突破100亿美元;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突破500亿美元;在2008年突破1000亿美元。FDI占GDP和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也在1994年达到峰值，分别为6%和17%。
从行业结构分布上看，制造业牢牢地占据着FDI的主体地位。至上世纪末，制造业FDI占比高达60%。不过2006年以来，服务业占比已有所上升。截至2019年，制造业占比降至25.6%;紧随其后的是房地产业，占比17%;租赁和商业服务为16%;信息传输和计算机与软件服务业上升至11%;而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建筑以及文化娱乐等仍然占比较低，均不超过10%。
FDI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通过吸引外来资本发展出口加工业，并开展对外贸易，不仅解决了就业和技术短缺的问题，也弥补了中国外汇储备的不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口加工业在进出口贸易中发挥的作用不断提升，90年代初开始，随着FDI加速流入，外商投资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逐渐占据主导作用，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在2005年达到60%，这也带动中国贸易总额不断增长，一度達到64%GDP占比的历史峰值。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国内产业升级和进口替代，本土品牌纷纷崛起，产品附加值提升，外商投资企业和出口加工业对GDP的贡献均有所下滑，但仍然举足轻重。
正是过往FDI集中在制造业，带动了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对服务业FDI的限制，则直接造成了中国不少高端服务业发展十分滞后，这也导致我国的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的状态。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金融、审计、法律等重要的服务业不能将竞争力快速提升到国际水平，最终将影响中国制造业的继续升级与国际扩张。
扩大服务FDI，不仅能够提升国内服务业水平，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助于复制中国制造的经验，逆转服务业国际收支长期逆差的情况。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或将显著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服务业占全球贸易的比重未来会不断提升，当下的布局对提升中国未来的贸易竞争力十分关键。
另外，从保持国际收支账户收支平衡的角度来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常账户将维持在基本均衡、略有逆差的状态，这要求我们的资本账户也要维持平衡状态，于是需要保持FDI与OFDI同步增长，从这个角度上看，“引进来”的FDI也已成为“走出去”的OFDI的前提。
顺利引入服务业FDI，需要严明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公平和有效率的法治环境支持，而这恰好也属于服务业的范畴。服务业FDI或将加速这些制度与环境的完善，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积极而关键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