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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的目的无外乎有三:一是欣赏自然人文景观,二是品尝地方特色美食,三是感受多样性文化,那购物算不算旅游的目的呢?笔者一向不认为消费购物是旅游的目的之一。原因很简单,商品经济发达了,稍大一点的超市几乎能买到全国各地的特产。大老远的采购特产分给亲朋,已成为老黄历了。另外,到香港买手表、相机和电子产品,兼游迪士尼、海洋公园,算不算旅游?这个要一分为二地看,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地位决定了这些精贵商品可能会以较低税费进入市场,大家去香港就为买一个便宜。这和娱乐设施、景点公园没有必然联系。因此,我们常会看到圣诞新年期间诸如“香港血拼购物、全港疯狂抢购” 一类貌似旅行团建制的专门购物不逛景点的组团广告见诸报纸。
来北京游览观光的国内外的游客,总要转一转故宫、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天坛、十三陵,尝一尝烤鸭、涮羊肉、炸酱面和各色小吃,品一品青花瓷瓶的二锅头。没来过北京的希望一次看个够、吃个够,早上看升旗、中午到长城、下午恭王府、晚上逛后海,各种京味美食放在一顿饭里压缩着吃下去似乎也没问题。而来过北京的大多不愿再逛传统的热门景点,对吃什么更是不在乎,总愿意去798艺术区、潘家园古玩市场、鸟巢水立方等时髦的旅游消费场所。往深了一问:您这旅行安排是参考的什么资料啊?对方拿出的多是出版社、旅游主管部门集结成册的所谓《最新版北京旅行攻略》、《北京旅行指南》。这些书图文并茂,卖相很好,但稍加翻阅便看出了问题。如果把这些好玩的、好吃的、好喝的一股脑儿的统统放在一起,不分主次先后一通招呼,那么旅游的过程就像生产队赶鸭子。杂糅的美味、错位的文化、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各种传说,把北京的传统文化和人文历史变成了一个掉在地上的汉堡——虽然全部内容都在,但是结构和层次完全混乱。
对于北京传统旅游资源的分类,是个见人见智的话题。在没有更新更好的分类前,笔者将其划分为三条主线,即:皇家文化、边塞文化、市井文化。
皇家文化
皇家文化顾名思义是和皇上家有关的,从景点上说就是皇家的宫殿 (紫禁城、中南海和各类王府)、园林(景山、北海、颐和园、圆明园遗址)、陵寝(十三陵)和祭祀设施(社稷坛、太庙、日月天地坛)。从饮食上说,烤鸭、仿膳是皇家饮食,耗时间,真功夫,物料精贵,寻常巷陌的普通人家是不可能模仿的。制作这些美食的地点,多在皇宫及其周边,早先的食客也绝大多数是皇帝大臣、皇亲国戚。再说用餐的过程,无一不是节奏缓慢、费时繁琐的,一顿下来,没有一个时辰是不能结束的。至于有没有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各方说法不一。历史上也没有一家饭庄是专业做满汉全席的。所以,您不妨把它当做一种文化,而不是一桌丰盛的佳肴来理解。
皇家喝的酒是哪种?刨去外省进贡,单说北京的,那就只有房山县长阳镇仁和酒厂的“菊花白”了。此酒以杭白菊、枸杞、人参、沉香为原料,经过三次秘制蒸馏而得,酒体醇香、独特高贵,体现了皇家御用酒不惜人力物力追求极致的品质。2008年,已被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名录收录。又来了一个问题,电视广告上不是说是皇家的酒是精品二锅头吗?我的回答是,无论是青花瓷瓶还是团龙粉彩瓶的,二锅头是地地道道的民间酒。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京城前门外赵氏三兄弟创建的“源升号”酒坊,在本地“烧刀”的基础上,创新发明了二锅头的酿酒工艺。这种甘润爽洌、气味香馥的高粱烧酒,从其原始技术、改良工艺、选料到消费群体,无不和市井文化、平民百姓紧密相连。从古至今,二锅头在人民群众中的认可度是不容置疑的,从品牌的知名度、影响力上说,作为北京名酒的代表,它是当之无愧的。
“京师美馔,莫妙于鸭”,咱们再多说说北京烤鸭和京杭大运河。它们又有什么联系呢?首先说,现如今的烤鸭使用的鸭子都是鸭场供应的填鸭。老年间没有填鸭技术。那么肥的鸭子又是从那里来的呢?最早烤鸭用的鸭子是吃大运河粮船上散落的稻米长起来的。后来随着烤鸭风行皇城,人们干脆用大米喂鸭子,批量供应。但是,大米原产江南,北方大部地区不出米,即便偶有稻米,也是供人享用的。借着京杭大运河,南方稻米和烤鸭的渊源就这样奇妙地结合起来。没有运河,就没有烤鸭。因此,运河与皇城是相互关联的。提到运河,清代诗人王维珍 《古塔凌云》有赞:云光水色运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支塔影认通州。一路北上的航船看到了燃灯佛舍利塔,就来到了北京通州,然后沿通惠河转而东行,最后到达积水潭码头。把粮食和各种物资运到离皇城极近的位置。运河沿岸的张家湾镇和永顺镇也都有叫做“皇木厂”的村子,皇家也在漕运码头设立办事处,管辖过往船只和货物。由此可见, “运河文化”,在北京的范畴内,应当是皇城文化的组成部分。
边塞文化
北京城市的地理位置和大致规模,从秦汉到五代十国基本上是不固定的,有的靠近燕山山脉,有的邻近现今的永定河。从辽代开始,游牧民族的一次次入侵逐渐为这个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敲定地标、扩大规模。金贞元元年,海陵王完颜亮在今广安门南附近建金中都。以此为基点,历经元、明、清统治者的建设,形成了今天北京城市的概貌。元太祖成吉思汗攻入中都后,在原中都东北部扩建,将中都改名大都。现在还尚存蓟门桥、建德门桥和小月河沿岸的元大都城垣遗址,北京的“胡同”也来源于蒙古语,本意是“水井”。到了明朝,朱棣被封“燕王”,镇守北方边关要塞,防御外族入侵。“靖难之战”后,朱棣取得王位迁都北京。在北京皇城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百里之外的大山深处,一项世界奇迹正在紧张修筑着。在明朝统治的200多年里,东起老龙头,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被无数民夫工匠建造着。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清军铁骑入山海关。改朝换代,国都易主。综上,850多年的历史,北京城见证了草原游牧、山林渔猎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军事纷争和文化融合。
雄浑壮美的八达岭、层峦叠翠的居庸关、山水相连的黄花城、风景独秀的慕田峪、残破沧桑的古北口,险峻奇特的司马台,长城在北京绵延526公里,知名景点甚多。未开发的野长城更是探险旅游、风景摄影的天堂。提到长城文化,我认为多在古代,近现代史所涉甚少。直到笔者一次受邀去古北口长城摄影,当地的同志介绍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才纠正了这种看法。 1933年3月,国民党中央军17军25师在古北口长城阻击日军第32联队。期间,25师145团一个哨位的7名战士因通讯中断,没能接到撤退命令。他们用一挺轻机枪和有限的武器与敌人殊死搏斗,打退了日军数百人的多次冲锋。恼羞成怒的日军对哨位用飞机、大炮进行“超饱和”式的打击,阵地一片火海、满目焦土,七人紧握机枪壮烈殉国。而他们在这场战斗中,竟消灭了100多个鬼子。日军被中国军人血战到底的精神震惊,将七人的尸骨合葬,墓碑题为“支那七勇士之墓”。3天的鏖战,日军虽然攻破了古北口,却付出了伤亡2000余人的沉痛代价。相传,日军指挥部在战报中曾把古北口战役称为“激战中的激战”,是自柳条湖事件后日军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打击,并质疑中国如此反抗,对华战争能否持久?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人民的万里长城是用血肉之躯筑成的,任何企图威胁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侵略者,必将遭受最惨痛的失败。
听完这个故事,我觉得应该好好挖掘一下长城历史和文化内涵,别一提长城就知道八达岭,一说长城的作用就是防蒙古人。好像长城天生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高墙藩篱,就是把平原和崇山草原分割开的人工屏障。近现代史上的长城,更多的是见证了中华民族团结抵御外敌入侵,争取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的壮烈历史。长城“边塞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空前的扩充和提升。
再说涮羊肉。这种吃食,毫无疑问属于边塞文化。能征善战的蒙古草原骑兵以羊肉为主要的能量来源,烤、炒、炖等烹调方法费时费力,赶不上战争的快节奏。于是,有人把羊肉切成薄片,用战士的铁盔做锅,创造了最早的涮羊肉。兼具烤火取暖和饱腹的双重好处,涮肉就是为野外战场而生的。直到今天,它依旧是一种快餐。从点菜到吃到嘴里,三五分钟即可。而且,涮肉不用厨师,食客自己加工自己吃,节省人工。说它是边塞文化,还有一个佐证。现今的重庆火锅究其根源,相传是历史上“蒙宋战争”随蒙古军队由北方传到长江流域的。涮锅的原料也就地取材,由羊肉变成了水牛肚、泥鳅等等,口味也从清汤变为麻辣。边塞饮食文化经过变通改革,在南方火爆起来,受到广泛欢迎。边塞文化喝什么酒?不好意思,没有酒。至少现在看来,历史上没有关于外族把酿酒工艺或者佳酿带入北京的史料。这恐怕和军队里禁酒有关,毕竟带兵打仗是玩命的事,喝酒要误大事的。
市井文化
前门、大栅栏、天桥、牛街、什刹海、东四、西四、东单、西单、王府井……这些地标代表着市井风情的北京,而胡同就是穿行于它们之间的经纬线,是老北京城市居民休养生息的家园,是切分繁华喧闹与宁静悠闲的界线。这些地名大多和商业有关,瑞蚨祥、内联升、同仁堂等等,都是坐落其间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形成了北京市井文化中独特的传统商业气息。在这以外,天桥眼花缭乱的曲艺杂技、牛街特有的回族风情、什刹海人水宜居的和谐氛围,更是市井文化魅力所在。提到市井,不能不提一种食品——炸酱面。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你可以很容易找到烤鸭、涮肉的代表性饭店,比如全聚德、东来顺。而炸酱面却找不到一家。有人说了,什么“大碗居”、“京味面”不是吗?对不起,这几年刚成立的不算,咱就说历史上的。为什么没有呢?因为炸酱面是地地道道的市井食品、民间美食。白面、黄酱、萝卜、豆芽、黄豆、青豆都能在最近的菜市、面铺、油盐店买到,制作方法也不复杂。不用去大馆子,家里全能办妥。
小吃也是属于市井的,只不过小吃不像炸酱面一样容易制作,带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地域性。从民族上说,北京以汉族为主,回族、满族是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从分布上说,满汉两族杂居全市,回族则以牛街为最大聚居区,另有东四、花市北大街、德胜门到马甸、常营、通州等地,体现了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小吃的分类上,也呈现了相应的特征。牛街有年糕杨、聚宝源松肉、奶酪魏、茶汤李以及集回族小吃大成的南来顺,输入胡同有豆汁、焦圈,东四有白魁老号的杂碎汤、烧羊肉和清真瑞珍厚饭庄的星月楼炸糕,德胜门附近有护国寺小吃店的奶油炸糕、驴打滚、艾窝窝、豌豆黄。一句话,清真小吃绝大多数只能在回民聚居区里找到。而汉族小吃,则分布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门框胡同的褡裢火烧小米粥、南横街的小肠陈卤煮、隆福寺的炸灌肠、天兴居的炒肝、庆丰的三鲜包子、东华门的馄饨侯、都一处的烧麦,在城内星罗棋布。以至后来从外地迁京的特色饮食,也都是在城里各处安家,如东四西大街的蒲五房南味肉食、前门大街的上海老正兴肉米糕、西单的天府豆花庄、积水潭的四川饭店、展览路的湘菜馆子曲园酒楼、车公庄以宫保鸡丁见长的的峨眉酒家、西四的延吉餐厅……摊开城市的美食地图,你会发现这些都融入了城市的细胞,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直到现在,炒肝+包子、杂碎汤+烧饼、豆汁+焦圈+咸菜丝,都是北京百姓公认的早餐黄金搭档。前面咱说过了,市井的酒是二锅头,这里不再赘述了。需要补充的是,老北京认的二锅头的品牌是“红星”牌,它继承了北京城里历史最悠久的十二家老烧锅,传承了二锅头酒的技艺。至于“牛栏山”、“十三陵”等品牌,从工艺和口味上说和“红星”相仿,只是在知名度上略逊一筹。
提到城市最美的时间段,曾有“早北京、夜上海、雨桂林”一说。郁达夫先生在《故都的秋》中也做过这样的描述: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象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这篇文章地把我带回居住了十余年的胡同,带回了那一个个美好的北京的早晨。不进入一个寻常的院落,单是坐着三轮儿在街上转悠,感受不到市井文化。如果有机会,您可以住一下四合院(现在好像有一种价格不菲的四合院家庭旅社)。清早时分,冲上一壶高碎茉莉花茶,或伴京剧,或伴京韵大鼓,或提笼架鸟,或摆弄花草,或戏喂金鱼,或把玩鸣虫,或静静聆听,细细品味属于您的“早北京”。
三条主线不能把所有美食、美酒、美景都包含进去。著名的周口店猿人遗址属于人类遗迹,“燕京八景”随着城市化的加速而渐渐消失,天桥山涧口的“蒸了炸”(一种用羊油和西葫芦做馅,类似包子状的食物)早已灭迹。三条主线当中的文化内容也不是很完善,比如格格或贝勒府的文化内涵、市井文化中的文艺形式和演变。这种粗浅划分意在将旅游资源进行梳理,让旅游的体验沿着一个相对自成体系的文化主线进行。在与时代、与世界接轨的同时,以鸟巢水立方为代表的奥运文化、以798为代表的工业文化等新兴文化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现代脉络正在与历史文化相互交织成绚烂的图景,与古老皇城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折射出861岁的北京那古老而年轻的风韵。
来北京游览观光的国内外的游客,总要转一转故宫、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天坛、十三陵,尝一尝烤鸭、涮羊肉、炸酱面和各色小吃,品一品青花瓷瓶的二锅头。没来过北京的希望一次看个够、吃个够,早上看升旗、中午到长城、下午恭王府、晚上逛后海,各种京味美食放在一顿饭里压缩着吃下去似乎也没问题。而来过北京的大多不愿再逛传统的热门景点,对吃什么更是不在乎,总愿意去798艺术区、潘家园古玩市场、鸟巢水立方等时髦的旅游消费场所。往深了一问:您这旅行安排是参考的什么资料啊?对方拿出的多是出版社、旅游主管部门集结成册的所谓《最新版北京旅行攻略》、《北京旅行指南》。这些书图文并茂,卖相很好,但稍加翻阅便看出了问题。如果把这些好玩的、好吃的、好喝的一股脑儿的统统放在一起,不分主次先后一通招呼,那么旅游的过程就像生产队赶鸭子。杂糅的美味、错位的文化、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各种传说,把北京的传统文化和人文历史变成了一个掉在地上的汉堡——虽然全部内容都在,但是结构和层次完全混乱。
对于北京传统旅游资源的分类,是个见人见智的话题。在没有更新更好的分类前,笔者将其划分为三条主线,即:皇家文化、边塞文化、市井文化。
皇家文化
皇家文化顾名思义是和皇上家有关的,从景点上说就是皇家的宫殿 (紫禁城、中南海和各类王府)、园林(景山、北海、颐和园、圆明园遗址)、陵寝(十三陵)和祭祀设施(社稷坛、太庙、日月天地坛)。从饮食上说,烤鸭、仿膳是皇家饮食,耗时间,真功夫,物料精贵,寻常巷陌的普通人家是不可能模仿的。制作这些美食的地点,多在皇宫及其周边,早先的食客也绝大多数是皇帝大臣、皇亲国戚。再说用餐的过程,无一不是节奏缓慢、费时繁琐的,一顿下来,没有一个时辰是不能结束的。至于有没有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各方说法不一。历史上也没有一家饭庄是专业做满汉全席的。所以,您不妨把它当做一种文化,而不是一桌丰盛的佳肴来理解。
皇家喝的酒是哪种?刨去外省进贡,单说北京的,那就只有房山县长阳镇仁和酒厂的“菊花白”了。此酒以杭白菊、枸杞、人参、沉香为原料,经过三次秘制蒸馏而得,酒体醇香、独特高贵,体现了皇家御用酒不惜人力物力追求极致的品质。2008年,已被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名录收录。又来了一个问题,电视广告上不是说是皇家的酒是精品二锅头吗?我的回答是,无论是青花瓷瓶还是团龙粉彩瓶的,二锅头是地地道道的民间酒。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京城前门外赵氏三兄弟创建的“源升号”酒坊,在本地“烧刀”的基础上,创新发明了二锅头的酿酒工艺。这种甘润爽洌、气味香馥的高粱烧酒,从其原始技术、改良工艺、选料到消费群体,无不和市井文化、平民百姓紧密相连。从古至今,二锅头在人民群众中的认可度是不容置疑的,从品牌的知名度、影响力上说,作为北京名酒的代表,它是当之无愧的。
“京师美馔,莫妙于鸭”,咱们再多说说北京烤鸭和京杭大运河。它们又有什么联系呢?首先说,现如今的烤鸭使用的鸭子都是鸭场供应的填鸭。老年间没有填鸭技术。那么肥的鸭子又是从那里来的呢?最早烤鸭用的鸭子是吃大运河粮船上散落的稻米长起来的。后来随着烤鸭风行皇城,人们干脆用大米喂鸭子,批量供应。但是,大米原产江南,北方大部地区不出米,即便偶有稻米,也是供人享用的。借着京杭大运河,南方稻米和烤鸭的渊源就这样奇妙地结合起来。没有运河,就没有烤鸭。因此,运河与皇城是相互关联的。提到运河,清代诗人王维珍 《古塔凌云》有赞:云光水色运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支塔影认通州。一路北上的航船看到了燃灯佛舍利塔,就来到了北京通州,然后沿通惠河转而东行,最后到达积水潭码头。把粮食和各种物资运到离皇城极近的位置。运河沿岸的张家湾镇和永顺镇也都有叫做“皇木厂”的村子,皇家也在漕运码头设立办事处,管辖过往船只和货物。由此可见, “运河文化”,在北京的范畴内,应当是皇城文化的组成部分。
边塞文化
北京城市的地理位置和大致规模,从秦汉到五代十国基本上是不固定的,有的靠近燕山山脉,有的邻近现今的永定河。从辽代开始,游牧民族的一次次入侵逐渐为这个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敲定地标、扩大规模。金贞元元年,海陵王完颜亮在今广安门南附近建金中都。以此为基点,历经元、明、清统治者的建设,形成了今天北京城市的概貌。元太祖成吉思汗攻入中都后,在原中都东北部扩建,将中都改名大都。现在还尚存蓟门桥、建德门桥和小月河沿岸的元大都城垣遗址,北京的“胡同”也来源于蒙古语,本意是“水井”。到了明朝,朱棣被封“燕王”,镇守北方边关要塞,防御外族入侵。“靖难之战”后,朱棣取得王位迁都北京。在北京皇城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百里之外的大山深处,一项世界奇迹正在紧张修筑着。在明朝统治的200多年里,东起老龙头,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被无数民夫工匠建造着。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清军铁骑入山海关。改朝换代,国都易主。综上,850多年的历史,北京城见证了草原游牧、山林渔猎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军事纷争和文化融合。
雄浑壮美的八达岭、层峦叠翠的居庸关、山水相连的黄花城、风景独秀的慕田峪、残破沧桑的古北口,险峻奇特的司马台,长城在北京绵延526公里,知名景点甚多。未开发的野长城更是探险旅游、风景摄影的天堂。提到长城文化,我认为多在古代,近现代史所涉甚少。直到笔者一次受邀去古北口长城摄影,当地的同志介绍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才纠正了这种看法。 1933年3月,国民党中央军17军25师在古北口长城阻击日军第32联队。期间,25师145团一个哨位的7名战士因通讯中断,没能接到撤退命令。他们用一挺轻机枪和有限的武器与敌人殊死搏斗,打退了日军数百人的多次冲锋。恼羞成怒的日军对哨位用飞机、大炮进行“超饱和”式的打击,阵地一片火海、满目焦土,七人紧握机枪壮烈殉国。而他们在这场战斗中,竟消灭了100多个鬼子。日军被中国军人血战到底的精神震惊,将七人的尸骨合葬,墓碑题为“支那七勇士之墓”。3天的鏖战,日军虽然攻破了古北口,却付出了伤亡2000余人的沉痛代价。相传,日军指挥部在战报中曾把古北口战役称为“激战中的激战”,是自柳条湖事件后日军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打击,并质疑中国如此反抗,对华战争能否持久?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人民的万里长城是用血肉之躯筑成的,任何企图威胁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侵略者,必将遭受最惨痛的失败。
听完这个故事,我觉得应该好好挖掘一下长城历史和文化内涵,别一提长城就知道八达岭,一说长城的作用就是防蒙古人。好像长城天生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高墙藩篱,就是把平原和崇山草原分割开的人工屏障。近现代史上的长城,更多的是见证了中华民族团结抵御外敌入侵,争取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的壮烈历史。长城“边塞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空前的扩充和提升。
再说涮羊肉。这种吃食,毫无疑问属于边塞文化。能征善战的蒙古草原骑兵以羊肉为主要的能量来源,烤、炒、炖等烹调方法费时费力,赶不上战争的快节奏。于是,有人把羊肉切成薄片,用战士的铁盔做锅,创造了最早的涮羊肉。兼具烤火取暖和饱腹的双重好处,涮肉就是为野外战场而生的。直到今天,它依旧是一种快餐。从点菜到吃到嘴里,三五分钟即可。而且,涮肉不用厨师,食客自己加工自己吃,节省人工。说它是边塞文化,还有一个佐证。现今的重庆火锅究其根源,相传是历史上“蒙宋战争”随蒙古军队由北方传到长江流域的。涮锅的原料也就地取材,由羊肉变成了水牛肚、泥鳅等等,口味也从清汤变为麻辣。边塞饮食文化经过变通改革,在南方火爆起来,受到广泛欢迎。边塞文化喝什么酒?不好意思,没有酒。至少现在看来,历史上没有关于外族把酿酒工艺或者佳酿带入北京的史料。这恐怕和军队里禁酒有关,毕竟带兵打仗是玩命的事,喝酒要误大事的。
市井文化
前门、大栅栏、天桥、牛街、什刹海、东四、西四、东单、西单、王府井……这些地标代表着市井风情的北京,而胡同就是穿行于它们之间的经纬线,是老北京城市居民休养生息的家园,是切分繁华喧闹与宁静悠闲的界线。这些地名大多和商业有关,瑞蚨祥、内联升、同仁堂等等,都是坐落其间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形成了北京市井文化中独特的传统商业气息。在这以外,天桥眼花缭乱的曲艺杂技、牛街特有的回族风情、什刹海人水宜居的和谐氛围,更是市井文化魅力所在。提到市井,不能不提一种食品——炸酱面。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你可以很容易找到烤鸭、涮肉的代表性饭店,比如全聚德、东来顺。而炸酱面却找不到一家。有人说了,什么“大碗居”、“京味面”不是吗?对不起,这几年刚成立的不算,咱就说历史上的。为什么没有呢?因为炸酱面是地地道道的市井食品、民间美食。白面、黄酱、萝卜、豆芽、黄豆、青豆都能在最近的菜市、面铺、油盐店买到,制作方法也不复杂。不用去大馆子,家里全能办妥。
小吃也是属于市井的,只不过小吃不像炸酱面一样容易制作,带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地域性。从民族上说,北京以汉族为主,回族、满族是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从分布上说,满汉两族杂居全市,回族则以牛街为最大聚居区,另有东四、花市北大街、德胜门到马甸、常营、通州等地,体现了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小吃的分类上,也呈现了相应的特征。牛街有年糕杨、聚宝源松肉、奶酪魏、茶汤李以及集回族小吃大成的南来顺,输入胡同有豆汁、焦圈,东四有白魁老号的杂碎汤、烧羊肉和清真瑞珍厚饭庄的星月楼炸糕,德胜门附近有护国寺小吃店的奶油炸糕、驴打滚、艾窝窝、豌豆黄。一句话,清真小吃绝大多数只能在回民聚居区里找到。而汉族小吃,则分布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门框胡同的褡裢火烧小米粥、南横街的小肠陈卤煮、隆福寺的炸灌肠、天兴居的炒肝、庆丰的三鲜包子、东华门的馄饨侯、都一处的烧麦,在城内星罗棋布。以至后来从外地迁京的特色饮食,也都是在城里各处安家,如东四西大街的蒲五房南味肉食、前门大街的上海老正兴肉米糕、西单的天府豆花庄、积水潭的四川饭店、展览路的湘菜馆子曲园酒楼、车公庄以宫保鸡丁见长的的峨眉酒家、西四的延吉餐厅……摊开城市的美食地图,你会发现这些都融入了城市的细胞,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直到现在,炒肝+包子、杂碎汤+烧饼、豆汁+焦圈+咸菜丝,都是北京百姓公认的早餐黄金搭档。前面咱说过了,市井的酒是二锅头,这里不再赘述了。需要补充的是,老北京认的二锅头的品牌是“红星”牌,它继承了北京城里历史最悠久的十二家老烧锅,传承了二锅头酒的技艺。至于“牛栏山”、“十三陵”等品牌,从工艺和口味上说和“红星”相仿,只是在知名度上略逊一筹。
提到城市最美的时间段,曾有“早北京、夜上海、雨桂林”一说。郁达夫先生在《故都的秋》中也做过这样的描述: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象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这篇文章地把我带回居住了十余年的胡同,带回了那一个个美好的北京的早晨。不进入一个寻常的院落,单是坐着三轮儿在街上转悠,感受不到市井文化。如果有机会,您可以住一下四合院(现在好像有一种价格不菲的四合院家庭旅社)。清早时分,冲上一壶高碎茉莉花茶,或伴京剧,或伴京韵大鼓,或提笼架鸟,或摆弄花草,或戏喂金鱼,或把玩鸣虫,或静静聆听,细细品味属于您的“早北京”。
三条主线不能把所有美食、美酒、美景都包含进去。著名的周口店猿人遗址属于人类遗迹,“燕京八景”随着城市化的加速而渐渐消失,天桥山涧口的“蒸了炸”(一种用羊油和西葫芦做馅,类似包子状的食物)早已灭迹。三条主线当中的文化内容也不是很完善,比如格格或贝勒府的文化内涵、市井文化中的文艺形式和演变。这种粗浅划分意在将旅游资源进行梳理,让旅游的体验沿着一个相对自成体系的文化主线进行。在与时代、与世界接轨的同时,以鸟巢水立方为代表的奥运文化、以798为代表的工业文化等新兴文化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现代脉络正在与历史文化相互交织成绚烂的图景,与古老皇城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折射出861岁的北京那古老而年轻的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