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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最东边一个村落里，画工大多是半路出家，画作论斤买卖，遍地是梵高，处处是莫奈。他们承包了世界百分之六十的油画创作，每年画作出口创汇达3000多万元，画工还和日本电视台面对面地互怼了一次……太多的剧情集中在了这个不足0.5平方公里的地方，每天都以不同的姿态上演着……
最开始找村子其实费了些周折，问来问去，竟然没几个人知道这个地方，只知道有个站叫大芬。边问边走，偶遇一个环卫老大爷说大芬离我近，没几步就到，这我就放心了，开始的来路是对的，也在大爷那里找到了关于大芬的一些线索……
深圳开放以前，大爷是原住民，生活在大芬所在的布吉街道。那时候的深圳用“蛮荒之地”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大芬生活着300多口人，民风淳朴，但是也鸡犬相闻、杂草丛生、房屋潮湿、污水遍地，大爷说，那时候人们常常自讽日——大粪村。
深圳的开放对于村子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大力推进发展，也就意味着更多机会摆在面前，大芬村就是这个时候渐渐由“臭”变了“香”。
20世纪80年代香港人黄江来到深圳经营商品画加工产业，此前其在香港经营商品画。大爷说，当知道这里的劳动力比香港要便宜很多之后，黄江便带领十几位画工来到大芬村，租用了一间民房，开始了国内少有的油画加工、收购、出口的业务。
无疑，黄江是大芬油画村的奠基人，带领画工制造出口了数以百万计的油画产品，也使成百上千的绘画大军加入大芬，其中有高徒更是发明了油画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新模式，每个人像装配工一样，负责画的一部分，来保证画的一致性。
2004年是大芬走向繁荣的一年，政府为了让村子里的油画产业发展更好，将当年文博会的一个场馆设立在了大芬，还举办了各式各樣的活动来招商引资。那一年，是大芬最荣耀的一年，有人统计过相关数据，文博会后的一年里，大芬村的油画交易额超过了2亿元人民币，油画大部分都卖到了中东和欧美。再后来的大芬村，画廊有上千家，画工近万人，一时间小村子的巷道里都挤满了作画的人。
问起现在的状况，大爷说，并不像以前那么繁荣了，赚着钱的画工都留了下来，赚不到钱的画工陆陆续续离开的也很多，大爷也是没有赚到钱的那一批。
在外人眼里，能从事和艺术相关的工作起码是个不错的生活方式，但在商品逻辑下，大芬的一切与艺术早已没有多大的关系，部分画工已被转化为向钱看的填色机器。艺术在这里变成了另一番景致……
村子是城中村，整个面积不到一个足球场大。楼宇不高，最多5层，老式的小格局，相互挨得紧。12条巷道承包了世界上60%的油画作品创作。
两天多时间，前前后后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转了起码五遍，我原以为村子是油画艺术的沃土，人人都是艺术家，但是我错了，村里生活的他们有着不同寻常的百味人生……
画工李大哥，来大芬已经有10来年了，来之前是黑车司机，做学徒没几年就和另外6个哥们在村子外街成立了画室。你很难想到，墙上这些如此好看的画是一些从厨师、服务行业半路出家的人手里出来的，在数以万计的画工里，像他们这样的人有近4成。
一口烟抽下去，他说，“有人说我们这些人是画家，太抬举了，担不起，我们这些人连画师都不算，和农民工、技工、钳工一样，叫画工最贴切，都是靠劳力赚钱。一幅一米见方的画。我一个小时就能画好，当然了，这样算来，单位时间内的收入比教授级别的人都要高，谁能一个小时赚六七百上千呢？我们就可以，偶尔的那种。所以你看，利益的趋势下，我们这些^就来了嘛。”
第二口烟下去，烟屁股已经烧着手指头了，大哥反问我：“你看我像艺术家不？”
“像，谈吐像，造型，不像。”
“这就对了”，他觉得，画作就是用技法堆砌出来的商品，死了的画家才能叫艺术家。梵高活着的时候他的画是没人看的，都是死了之后，看他画的人给赋予的额外价值。
“要是把梵高挖出来摆在那儿，估计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画居然能表达出来那么多意义，还好，我不像艺术家……”
说完，他又续了一根，“我们没有朝九晚五。平时邻居之间也不谈这些，这和自家卖馒头不吃馒头一样，机械性的重复多了，都有烦的时候……”
按照李大哥的说法，村子里的日子，和整个深圳的大节奏都不搭。就好比华山上的思过崖一样。整个华山都在没日没夜苦练剑法功法，唯独山顶上的思过崖，一个小山洞里。藏着风清扬一样的人，闲来举酒把云看，管他浮事三两三。悠哉悠哉的画工，品茶看书的老板，没有朝九晚五，没有绩效考核。这应该就是一部分人向往的生活吧。
次日一大早我又去了村里，和李大哥说的一样，十点多钟陆陆续续才有画坊开门。村中间一个略大的店铺，是吴姐的店，在她那里，我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
画痴夫妇，吴姐和老公家在潮汕，是第一批来大芬的人。大芬村前前后后来了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画工，店铺也换了一家又一家，吴姐的店却从来没易过主。和另外一小部分店家一样，她和蔡老师见证了整个大芬的发展。
两口子从潮汕来到大芬，那时候的大芬还是最初的状态，油画刚起步。两口子都是画痴，从小就开始画画，在老公的影响下，吴姐也学会了绘画，尤其以水果静物见长。墙上的一幅以石窟雕塑为主题的画作很别致，油画颜料本身的堆砌，让画更有立体感。吴姐说“虽然没去过龙门石窟，就是网上看了一眼照片，你大哥就画了出来。有人来店里看见这画上的佛像，还拜过”，吴姐对老公的作品充满了自信。 聊着聊着，吴姐带我去那栋5层楼高的画室里看看。那栋楼里，每一层都藏龙卧虎，瓷画、版画、工笔、泼墨，一栋小楼就几乎集中了村里最高质量的画家。他们长期和全国各大高校教授、各大美协主席交流学习，不满足于卖画谋生，而是对自己的创作有着更高的追求。夫妇二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一聊起画来，就停不下来。
从早上逛到了下午，村里看见了很多慕名来的老外，我不知道他们是对画作的精美感叹，还是对能画出这样画的人表示感叹，走了一路，老外嘴里始终只有一个词：“Amazing”。
晚上的大芬安静了很多。这个时候才是大部分画工的劳动时间，灯火亮起，那种浓厚的艺术气息真的能熏陶到人。
画疯徐大爷坐在一个不到2米宽的昏暗巷道里，盯着自己的自画像出神，旁边还放了一小壶酒。看到我凑近，“又是来学画的吧，走了走了，我这不能参观，也不收学徒。”
“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是盯着钱来的，看这个好赚钱就一窝蜂地拥过来，有谁能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好好想想自己的画。”
喝了一口酒。大爷敞开了话匣子。早些时候，大爷画的画有很多人卖，也有很多人来学，村子里新人入行的主要方式就是跟着师傅，从学徒做起。后来，大爷不太愿意受画商的各种要求束缚，就把大画室卖了，挪进了偏僻的小巷子里，来学画的学生要么半路离开，自己开了画室，要么学几天就没了兴趣，唯独有一个天分极高的，还被大爷酒醉之后骂走了。
在村里能画画的人太多，但大多只能或者说只会一种类别的，像大爷这样能画风景、肖像、动物等各类题材的，不多。说着，大爷的微信来了信息，是北京的朋友想耍他帮忙画个小篇幅人像，开价两.三千。
酒话归酒话。看得出大爷的画功确实不错。除了临摹梵高莫奈畢加索大师的画来换钱谋生。他还画了很多自己的画。夜里。村子里作画的人很多，只有这个偏僻的小巷子里，大爷一个人享受着只属于他的夜晚，一个和艺术相关的夜晚。
画工，画痴也好，画疯也罢，他们都是作画的人，因为不同的目的汇集在了这个村子里。过着不一样的人生。我不知道他们随着村子的发展改变了多少，但，至少村子因为有了这些人，才有了生机，这是比艺术更崇高的一种东西。
对于大芬油画村的评价，知乎上有人说：这里的画很漂亮，且便宜，但是仅仅称得上精致，缺少灵魂。
我想，这个评价有些片面，在这个小小的村落里，色彩再艳丽的颜料，也填补不了画工艰苦的生活，在“中国梵高”们眼前的画布上，每一笔都画着生活的模样，每一笔都离艺术很近，却又很远。
你会发现，村里很多人把画放在门口来招揽顾客，但是又禁止拍照，原因是村里的画工仿制能力太强，一幅原创的画作一旦有客户中意，很可能短时间内就四处都是。当一幅画的仿品大量出现的时候，它的价值就会跌得让原作者血本无归。耍知道在大芬村，“挣钱”是第一要务，同行之间竞争要远远大于合作，对于原创的保护，对于市场的争夺，价格战屡见不鲜，乱象迭出。这也就是为什么画作可以便宜到按斤来卖的原因。
国内有画家曾经说过，画画一定是在交流、批判、印证中才能进步的，同行之间相互防备，先入者敌视后入者，并不是件良好的事。相比之下，当地人就高兴了。大芬村现在大约有上千家店面，画师画工都是外地人，本地人只负责收房租就可以了。发展得越好，房租也就越高，房租每年都在涨，大一点的画廊面积四五十平米，房租四五千，中等一点的十平米左右，小点的就是居民楼楼梯下面的小空间，每月租金也有500块，楼宇之间的走道便宜，每个月200元，成本还在逐年增加。
外人所不知的是，这一行利润高，需求大，拥有大量的伯乐和大方的买主，对于从业者来说很有吸引力。村里从原材料供给、画作的装裱、销售已经形成了一条龙的商业链条。商品画的制作，通常都以订单模式完成，画商会与买家签订协议，确定画的内容和数量，再交由画工按时完成任务，有了成熟的商业模式，大芬村每年的产量也水涨船高，光2005年的产量就有500万张。
另外画画所需要的颜料、画笔、画框、装裱框、画布，会有专门的店铺来负责采买提供；销往国外的画有做外贸生意的公司来负责收购；内销部分则是由家具厂商或者酒店采买人员来买。
现在各大经济型酒店，高档饭店，办公楼都能看到大芬的油画作品，政府每年也都会在大芬举办各类画展来予以支持，对于画工来说，所有的外部条件都在促使着大芬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曾经日本东京电视台播出了一档综艺节目，播出了一段名叫《中国！一个怪兽国家》的视频，画面描述道，大芬油画村里所有人都在仿制名画，梵高、莫奈等人的名作被尽数仿制，直接称其为“山寨绘画村”。画工联名投诉这家电视台，为村子正名的事，曾经还被许多媒体报道过。这件事，似乎也是画工思考从临摹到原创转型的一个时间节点。
村里的画工慢慢发现，画商已经不单单是来买一张挂件那么简单，售向酒店这些场所的画作需求并没发生变化，但是对单一客户，他们会对画提出要求，有想法有思想的画，就卖得好，趋势使然。
从开放初期到现在，大芬一直都是动态的。如今时代变了，曾经靠外销订单大量仿制名画的大芬村开始谋求转型，越来越多科班出身的人到来；越来越多原创画作的产生；外销逐渐变为内销为主……
将来的大芬会变成怎样，我们不得而知，只是希望到最后，这个和艺术紧密相关的村子，能走得更远。
“大粪”变“大芬”
最开始找村子其实费了些周折，问来问去，竟然没几个人知道这个地方，只知道有个站叫大芬。边问边走，偶遇一个环卫老大爷说大芬离我近，没几步就到，这我就放心了，开始的来路是对的，也在大爷那里找到了关于大芬的一些线索……
深圳开放以前，大爷是原住民，生活在大芬所在的布吉街道。那时候的深圳用“蛮荒之地”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大芬生活着300多口人，民风淳朴，但是也鸡犬相闻、杂草丛生、房屋潮湿、污水遍地，大爷说，那时候人们常常自讽日——大粪村。
深圳的开放对于村子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大力推进发展，也就意味着更多机会摆在面前，大芬村就是这个时候渐渐由“臭”变了“香”。
20世纪80年代香港人黄江来到深圳经营商品画加工产业，此前其在香港经营商品画。大爷说，当知道这里的劳动力比香港要便宜很多之后，黄江便带领十几位画工来到大芬村，租用了一间民房，开始了国内少有的油画加工、收购、出口的业务。
无疑，黄江是大芬油画村的奠基人，带领画工制造出口了数以百万计的油画产品，也使成百上千的绘画大军加入大芬，其中有高徒更是发明了油画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新模式，每个人像装配工一样，负责画的一部分，来保证画的一致性。
2004年是大芬走向繁荣的一年，政府为了让村子里的油画产业发展更好，将当年文博会的一个场馆设立在了大芬，还举办了各式各樣的活动来招商引资。那一年，是大芬最荣耀的一年，有人统计过相关数据，文博会后的一年里，大芬村的油画交易额超过了2亿元人民币，油画大部分都卖到了中东和欧美。再后来的大芬村，画廊有上千家，画工近万人，一时间小村子的巷道里都挤满了作画的人。
3000万元
遍地是梵高，处处是莫奈。每年画作出口创汇达3 000多万元，画工还和日本电视台面对面地互怼了一次……太多的剧情集中在了这个不足0.5平方公里的地方，每天都以不同的姿态上演着……
问起现在的状况，大爷说，并不像以前那么繁荣了，赚着钱的画工都留了下来，赚不到钱的画工陆陆续续离开的也很多，大爷也是没有赚到钱的那一批。
在外人眼里，能从事和艺术相关的工作起码是个不错的生活方式，但在商品逻辑下，大芬的一切与艺术早已没有多大的关系，部分画工已被转化为向钱看的填色机器。艺术在这里变成了另一番景致……
村里的三种世界
村子是城中村，整个面积不到一个足球场大。楼宇不高，最多5层，老式的小格局，相互挨得紧。12条巷道承包了世界上60%的油画作品创作。
两天多时间，前前后后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转了起码五遍，我原以为村子是油画艺术的沃土，人人都是艺术家，但是我错了，村里生活的他们有着不同寻常的百味人生……
画工李大哥，来大芬已经有10来年了，来之前是黑车司机，做学徒没几年就和另外6个哥们在村子外街成立了画室。你很难想到，墙上这些如此好看的画是一些从厨师、服务行业半路出家的人手里出来的，在数以万计的画工里，像他们这样的人有近4成。
一口烟抽下去，他说，“有人说我们这些人是画家，太抬举了，担不起，我们这些人连画师都不算，和农民工、技工、钳工一样，叫画工最贴切，都是靠劳力赚钱。一幅一米见方的画。我一个小时就能画好，当然了，这样算来，单位时间内的收入比教授级别的人都要高，谁能一个小时赚六七百上千呢？我们就可以，偶尔的那种。所以你看，利益的趋势下，我们这些^就来了嘛。”
第二口烟下去，烟屁股已经烧着手指头了，大哥反问我：“你看我像艺术家不？”
“像，谈吐像，造型，不像。”
“这就对了”，他觉得，画作就是用技法堆砌出来的商品，死了的画家才能叫艺术家。梵高活着的时候他的画是没人看的，都是死了之后，看他画的人给赋予的额外价值。
“要是把梵高挖出来摆在那儿，估计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画居然能表达出来那么多意义，还好，我不像艺术家……”
说完，他又续了一根，“我们没有朝九晚五。平时邻居之间也不谈这些，这和自家卖馒头不吃馒头一样，机械性的重复多了，都有烦的时候……”
按照李大哥的说法，村子里的日子，和整个深圳的大节奏都不搭。就好比华山上的思过崖一样。整个华山都在没日没夜苦练剑法功法，唯独山顶上的思过崖，一个小山洞里。藏着风清扬一样的人，闲来举酒把云看，管他浮事三两三。悠哉悠哉的画工，品茶看书的老板，没有朝九晚五，没有绩效考核。这应该就是一部分人向往的生活吧。
次日一大早我又去了村里，和李大哥说的一样，十点多钟陆陆续续才有画坊开门。村中间一个略大的店铺，是吴姐的店，在她那里，我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
画痴夫妇，吴姐和老公家在潮汕，是第一批来大芬的人。大芬村前前后后来了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画工，店铺也换了一家又一家，吴姐的店却从来没易过主。和另外一小部分店家一样，她和蔡老师见证了整个大芬的发展。
两口子从潮汕来到大芬，那时候的大芬还是最初的状态，油画刚起步。两口子都是画痴，从小就开始画画，在老公的影响下，吴姐也学会了绘画，尤其以水果静物见长。墙上的一幅以石窟雕塑为主题的画作很别致，油画颜料本身的堆砌，让画更有立体感。吴姐说“虽然没去过龙门石窟，就是网上看了一眼照片，你大哥就画了出来。有人来店里看见这画上的佛像，还拜过”，吴姐对老公的作品充满了自信。 聊着聊着，吴姐带我去那栋5层楼高的画室里看看。那栋楼里，每一层都藏龙卧虎，瓷画、版画、工笔、泼墨，一栋小楼就几乎集中了村里最高质量的画家。他们长期和全国各大高校教授、各大美协主席交流学习，不满足于卖画谋生，而是对自己的创作有着更高的追求。夫妇二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一聊起画来，就停不下来。
从早上逛到了下午，村里看见了很多慕名来的老外，我不知道他们是对画作的精美感叹，还是对能画出这样画的人表示感叹，走了一路，老外嘴里始终只有一个词：“Amazing”。
晚上的大芬安静了很多。这个时候才是大部分画工的劳动时间，灯火亮起，那种浓厚的艺术气息真的能熏陶到人。
画疯徐大爷坐在一个不到2米宽的昏暗巷道里，盯着自己的自画像出神，旁边还放了一小壶酒。看到我凑近，“又是来学画的吧，走了走了，我这不能参观，也不收学徒。”
“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是盯着钱来的，看这个好赚钱就一窝蜂地拥过来，有谁能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好好想想自己的画。”
喝了一口酒。大爷敞开了话匣子。早些时候，大爷画的画有很多人卖，也有很多人来学，村子里新人入行的主要方式就是跟着师傅，从学徒做起。后来，大爷不太愿意受画商的各种要求束缚，就把大画室卖了，挪进了偏僻的小巷子里，来学画的学生要么半路离开，自己开了画室，要么学几天就没了兴趣，唯独有一个天分极高的，还被大爷酒醉之后骂走了。
在村里能画画的人太多，但大多只能或者说只会一种类别的，像大爷这样能画风景、肖像、动物等各类题材的，不多。说着，大爷的微信来了信息，是北京的朋友想耍他帮忙画个小篇幅人像，开价两.三千。
酒话归酒话。看得出大爷的画功确实不错。除了临摹梵高莫奈畢加索大师的画来换钱谋生。他还画了很多自己的画。夜里。村子里作画的人很多，只有这个偏僻的小巷子里，大爷一个人享受着只属于他的夜晚，一个和艺术相关的夜晚。
画工，画痴也好，画疯也罢，他们都是作画的人，因为不同的目的汇集在了这个村子里。过着不一样的人生。我不知道他们随着村子的发展改变了多少，但，至少村子因为有了这些人，才有了生机，这是比艺术更崇高的一种东西。
变革，转型中的大芬
对于大芬油画村的评价，知乎上有人说：这里的画很漂亮，且便宜，但是仅仅称得上精致，缺少灵魂。
我想，这个评价有些片面，在这个小小的村落里，色彩再艳丽的颜料，也填补不了画工艰苦的生活，在“中国梵高”们眼前的画布上，每一笔都画着生活的模样，每一笔都离艺术很近，却又很远。
你会发现，村里很多人把画放在门口来招揽顾客，但是又禁止拍照，原因是村里的画工仿制能力太强，一幅原创的画作一旦有客户中意，很可能短时间内就四处都是。当一幅画的仿品大量出现的时候，它的价值就会跌得让原作者血本无归。耍知道在大芬村，“挣钱”是第一要务，同行之间竞争要远远大于合作，对于原创的保护，对于市场的争夺，价格战屡见不鲜，乱象迭出。这也就是为什么画作可以便宜到按斤来卖的原因。
国内有画家曾经说过，画画一定是在交流、批判、印证中才能进步的，同行之间相互防备，先入者敌视后入者，并不是件良好的事。相比之下，当地人就高兴了。大芬村现在大约有上千家店面，画师画工都是外地人，本地人只负责收房租就可以了。发展得越好，房租也就越高，房租每年都在涨，大一点的画廊面积四五十平米，房租四五千，中等一点的十平米左右，小点的就是居民楼楼梯下面的小空间，每月租金也有500块，楼宇之间的走道便宜，每个月200元，成本还在逐年增加。
外人所不知的是，这一行利润高，需求大，拥有大量的伯乐和大方的买主，对于从业者来说很有吸引力。村里从原材料供给、画作的装裱、销售已经形成了一条龙的商业链条。商品画的制作，通常都以订单模式完成，画商会与买家签订协议，确定画的内容和数量，再交由画工按时完成任务，有了成熟的商业模式，大芬村每年的产量也水涨船高，光2005年的产量就有500万张。
另外画画所需要的颜料、画笔、画框、装裱框、画布，会有专门的店铺来负责采买提供；销往国外的画有做外贸生意的公司来负责收购；内销部分则是由家具厂商或者酒店采买人员来买。
现在各大经济型酒店，高档饭店，办公楼都能看到大芬的油画作品，政府每年也都会在大芬举办各类画展来予以支持，对于画工来说，所有的外部条件都在促使着大芬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曾经日本东京电视台播出了一档综艺节目，播出了一段名叫《中国！一个怪兽国家》的视频，画面描述道，大芬油画村里所有人都在仿制名画，梵高、莫奈等人的名作被尽数仿制，直接称其为“山寨绘画村”。画工联名投诉这家电视台，为村子正名的事，曾经还被许多媒体报道过。这件事，似乎也是画工思考从临摹到原创转型的一个时间节点。
村里的画工慢慢发现，画商已经不单单是来买一张挂件那么简单，售向酒店这些场所的画作需求并没发生变化，但是对单一客户，他们会对画提出要求，有想法有思想的画，就卖得好，趋势使然。
从开放初期到现在，大芬一直都是动态的。如今时代变了，曾经靠外销订单大量仿制名画的大芬村开始谋求转型，越来越多科班出身的人到来；越来越多原创画作的产生；外销逐渐变为内销为主……
将来的大芬会变成怎样，我们不得而知，只是希望到最后，这个和艺术紧密相关的村子，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