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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者地方依恋是目的地管理实践和多学科旅游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其形成机制暂无明显共识，其情绪性质也未得到重视。文章根据情绪评价理论，基于旅游者问卷调查数据，探究了本真性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机制及目的地形象的中介和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地方依恋的产生经历了复杂的情绪评价过程，本真性既作为初次评价直接影响地方依恋，又经由目的地形象的二次评价间接影响地方依恋;目的地形象作为核心关联主题在本真性与地方依恋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风险感知部分调节了本真性对地方依恋的影响;客观和存在两类本真性与依赖和认同两类地方依恋之间具有差异化关系。文章对情绪理论与旅游经验研究的互补、不同学科旅游研究的对话、旅游研究中重要概念的审视以及对目的地管理优化，具有一定价值。
[关键词]旅游本真性;旅游者地方依恋;目的地形象;风险感知;情绪评价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12-0038-14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12.009
引言
体验性是旅游产品的基本属性[1]，地方体验是旅游产品的显著特征[2]。在与地方体验有关的概念中，地方依恋颇具共性，常被作为探讨个体环境行为的出发点[3-4]，对于提升旅游者体验具有重要意义[5]，因而在多学科的旅游研究中成为广泛讨论的热点。随着全域旅游的发展，旅游产品不断更新，目的地竞争日趋激烈，培育旅游者地方依恋对于目的地建立品牌优势的意义更加凸显，但如何增进地方依恋却是目的地管理实践中的难题。现有国内外研究较多探讨了旅游者地方依恋的后效，尤其在地方依恋对满意[5]、忠诚[6]、行为意愿[7]的影响上已取得共识。而地方依恋的前因涉及旅游者主体和旅游地客体的诸多方面[8]，目前尚未聚焦某些方面取得明显共识，地方依恋的复杂形成机制有待持续探索。
依恋在心理学中被视为人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一种适应性情绪反应和状态[9-10]，起初指婴儿与照料者之间的独特情感联系[11]，后来被认为是由快乐、愉悦等积极的基本情绪派生、组合而成的复合情绪，由儿童式的自然生活向整个生命中的社会生活扩展[9]。随着依恋概念在一些应用心理学领域的拓展，地方作为依恋的对象受到环境心理学的关注[12]。地方依恋是人与特定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结[3]，反映了个体与地方的情绪纽带或对地方的情绪投入[5，12]，情感是地方依恋概念中最核心的内涵[13]。在此基础上，地方依恋体现出个体对地方的意义界定和接近倾向[3，14]，这反映了情绪内涵中的认知基础和行为愿望[13]。事实上，在心理学看来，情绪是包括生理、认知、行为的成分在内的综合反应，情绪由这些成分共同组合、相互作用而成[10，15]。与此同时，人文地理学也关注到了人对地方的情感，提出了恋地情结[16]这一类似概念。恋地情结旨在定义人与地方之间广泛存在的情感纽带，在愉悦、快乐、欣喜等多种情感方式中，依恋是更为持久和深层的表现[16]。因此，地方依恋在本质上是人与地方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积极的复合情绪[13，17]。于是，情绪成为理解地方依恋的重要角度，但目前从情绪性质出发对地方依恋形成机制的研究尚未得到重视，值得深入探讨。需要说明的是，情绪与情感这两个概念经常一起在心理学中被使用，情感是情的感受方面，即情绪过程的主观体验，尤其用于人类的高级社会性情绪[9]。
在情绪理论中，情绪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ies of emotion）基于個体评价角度，从人与环境的交互中解释情绪的形成[18]，对于研究地方依恋具有重要价值。该理论认为，个体对环境刺激的评价是情绪产生的重要来源[19]，情绪评价是在动机影响下对目标寻求体验的评估过程[20-21]。地方依恋不是没有根据而游离存在的[16]，目的地环境是旅游者产生情感联系的基础[4]，而旅游本真性是目的地环境中塑造地方品牌的关键因素之一[22]，寻求本真性是重要的旅游动机和体验内容[23-24]，因此对本真性这一重要环境刺激的评价可能会影响地方依恋。虽然已经有研究从侧面证明本真性是地方依恋的来源[25]，但目前只有少量文献明确对此展开实证研究[6，26]。为此，从情绪评价角度分析本真性是否和如何影响地方依恋，为深入解释地方依恋的形成机制提供了一个方向。
环境可能不是导致地方依恋的直接原因，而是作为一种刺激为依恋的产生提供可感知的意象[16]。对旅游本真性的讨论离不开地方背景[23，27]，本真性需在更全面的地方意象基础上促成地方依恋。情绪评价理论认为，情绪形成包含初次评价和二次评价[18]，二次评价通过识别产生情绪的整体轮廓意义即核心关联主题而最终导致情绪[28]。目的地形象是在历时、多源信息处理基础上形成的看法和印象集合，是关于目的地属性和获益的表征[29]。目的地形象所具有的动态形成、信息处理、地方综合、获益评价等涵义[29]，使其可能作为核心关联主题在本真性与地方依恋之间发挥传导作用。此外，环境刺激与情绪之间存在可变关系[30]，信念、经历等主观因素会影响个体对环境的适宜性评估[18]，当刺激被评价为有利或有害时会产生相应情绪[19]。于是，作为对消费中利害关系和应对能力判断的风险感知[31-32]或将干扰本真性对地方依恋的影响。
为此，本文以情绪评价理论为基础，引入中介变量目的地形象和调节变量风险感知，通过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构建和检验来探究本真性影响地方依恋的内在机制和作用边界，以期在理论上深化对地方依恋形成机制的认识，在实践上为基于本真性利用的目的地管理提供指导。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情绪评价理论
情绪评价理论探讨个体在展露于环境刺激时所经历的心理过程[18-19]。在该理论看来，情绪产生的基础是个体按照相应标准对环境对象和事件的个人意义所作的主观评估，个体对刺激信息的加工具有过程性和动态性，往往包含初次和二次评价的不同阶段[18-19，33]。这种评价受环境事件、情境及个体信念、经历的多重影响[18，33]，认知、情感、动机等因素在个体评价中具有高度整合性[30]。情绪评价的展开涉及评价标准、动机归因、关联主题、个人意义等具体路径，呈现适应性特征和个体化倾向[18，33]。目前，该理论已成为解释情绪体验的重要概念框架[34]。Hosany较早将情绪评价理论引入旅游者情绪研究[35]，此后该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逐渐增多。现有研究显示，目标相关性、一致性、确定性等标准和服务质量、体验价值、目的地形象等因素会影响旅游者情绪[20，35-39]，特定情境会使旅游者产生特定情绪[40]，情绪形成经历了初次和二次评价[34]。上述研究大多针对积极情绪，主要考察直接作用，涉及多种案例地类型，均支持了情绪评价理论在旅游者行为中的应用。该理论强调情绪评价的整体性和过程性[18，41]，对于本文探查地方依恋的复杂形成机制具有良好适用性。 1.2 旅游本真性与旅游者地方依恋的关系
自MacCannell明确将本真性概念引入旅游研究以来[23]，旅游本真性一直广为讨论[42]。现有研究多侧重理论探讨和定性阐述[43]，并呈现从理论向实证、从宏观向微观的发展趋势[44]，旅游者视角的微观研究和定量分析有待加强[26，43]。关于本真性的内涵，不同学者从客观主义、存在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范式加以解读[24]。其中，客观主义将本真性视为用客观标准衡量的博物馆式的原初性，存在主义将本真性理解为寻找真实自我而达到的成为状态[23-24]，二者分别从客体和活动取向探讨本真性，而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则试图修正甚至抛弃本真性的概念[24]，并与实证主义在范式上存在较大分歧[45]。为此本文从旅游者视角，参照现有实证研究的做法[46-48]，考察客观和存在两类本真性。
地方依恋分为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最基本维度，该二维结构已成学术界共识，在不同情境下的效度和普适性也已得到验证[49-50]。其中，地方依赖是个体对地方功能性的依恋情绪，反映地方满足个体目标的适宜性以及个体对地方的趋近倾向[5，49-53];地方认同是个体对地方象征性的依恋情绪，反映地方能够界定个体身份的自我向度以及个体对地方意义的认可[4-5，14，50，52]。上述涵义体现了心理学关于情绪复杂性的认识，即情绪是由生理、认知、行为的成分共同组合、相互作用而成的综合反应[10，15]。这既肯定了地方依恋的情绪性质，也提示了情绪评价过程的复杂性、整合性。至于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认为二者相互独立[50-51]，也有研究认为地方认同影响地方依赖或是地方依赖影响地方认同[54-55]，暂未达成共识。事实上，作为一种复合情绪，地方依恋是人地互动的有机整体[56]，不同研究对其所含的生理、认知、行为的成分的关注各有侧重[14，53，57]，本文对此不做进一步探讨。综上，本文具体考察客观和存在两类本真性对依赖和认同两类地方依恋的作用，以深入探究本真性对地方依恋的影响。
地方依恋反映个体接近特定地方时的良好状态[12]。根据情绪评价理论，情绪正是在对个体良好状态具有特定意义的环境中被激发[18]，个体由此评估环境对于个人意义的相关性和适宜性[19，33]，环境刺激触及个人动机和目标的程度、与个人需要和利益一致的程度导致了情绪[58]。首先，求新和学习是基本的旅游动机[59]。当目的地具有较高客观本真性时，游憩对象的新奇性、原初性与求新、学习动机匹配，旅游者根据客观标准对目的地满足其需要的适宜性做出积极评价，产生功能上的依赖和趋近情绪;同时，旅游者通过真实的游憩对象更好获得目的地的地方知识，求新和学习获益的实现有助于增强其对目的地价值和意义的认同。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客观本真性正向影响旅游者地方依赖
H1b：客观本真性正向影响旅游者地方认同
其次，逃避和发展是另一类基本的旅游动机[59]。当旅游者的存在本真性状态被激活时，目的地在实现旅游者逃离惯常环境的目标中表现出资源和条件上的重要性，旅游者因逃避动机得到满足而对目的地产生依赖;同时，真实表达的本我状态有利于主体沉浸其中并自我实现，目的地对于旅游者逃避和自我发展的象征意义更加凸显，从而强化对地方的认同。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c：存在本真性正向影响旅游者地方依赖
H1d：存在本真性正向影响旅游者地方认同
1.3 目的地形象的中介作用
情绪评价理论认为，情绪通常始于初次评价并经由二次评价加以发展[18]，若干情绪事件可能会并行发生[30]。初次评价关注刺激对个体需要及良好状态的响应，二次评价在此基础上关注个体应对刺激的资源和选择，进一步定义刺激对于个体的适应性意义[28，58]。这种适应性意义是由个别评价要素整合而成的完整关联意义，在情绪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被称为核心关联主题（core relational themes）[28]。评价要素涉及具体关联利害的局部判断，核心主题是对核心关联利害整体轮廓的综合，二者之间不是简单加和，而是逻辑的因果关系[28，58]。因此，旅游本真性在直接引发地方依恋的同时，可能还需要核心关联主题的再评估来促成依恋。正如Tuan所指出，环境或许不直接导致恋地情结，而是为依恋提供可感知的意象[16]。目的地形象是旅游者关于目的地的看法和印象的总和[60]，动态形成、信息处理、地方综合、获益评价等内涵[29]使其能够作为核心关联主题而在本真性与地方依恋之间发挥再评价的作用。当然，地方依恋是一种积极情绪，目的地形象主要提供有利而非有害的核心评价。
目的地形象具有认知-情感结构的整合性，是由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两个基本维度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单纯从认知或情感成分来衡量都是不全面的[61-62]，本文将目的地形象作为整体来考察其核心关联主题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旅游者行为研究中所称的目的地形象通常是指感知的形象而非投射的形象[63]，在概念上属于感知（perception）。感知（心理学上又称知觉）是个体对特定對象不同属性、不同成分感觉（sensation）信息的组织和解释[9]。这决定了形象感知的主观性是相对的，因为这种心理表征建立在目的地属性信息的基础之上[64]。目的地形象中的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分别是对目的地认知和情感两方面属性信息的感知，其中认知成分来自目的地能够满足有形、无形旅游功能的属性和质量，情感成分来自目的地能够唤起愉悦、兴奋等情感的属性和质量[62]。情感形象同认知形象一样，都是目的地不同成分、不同形式的属性在旅游者心理上的表征。因此，情感形象在本质上属于感知范畴而非情绪范畴，并不是指旅游者实际产生的情感本身。这也是包含认知和情感成分的目的地形象能够在本研究中作为核心主题而作用于地方依恋情绪的重要前提。 在本真性影响地方依恋的过程中，首先，较高的客观本真性有助于目的地提升满足旅游者求新、学习等需要的质量，增进唤起旅游者正面愉悦感、满足感的能力，进而优化目的地的整体形象感知。而目的地形象将客观本真性要素整合为核心关联主题后，目的地的整体适应性意义使旅游者对应对环境刺激的资源和选项有了更积极的评估，从而分别为功能依赖的强化和自我界定的认可提供了核心获益基础。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客觀本真性通过目的地形象间接影响旅游者地方依赖
H2b：客观本真性通过目的地形象间接影响旅游者地方认同
其次，较高的存在本真性有助于促进目的地更好满足旅游者逃避压力、回归本我的精神需求，更有能力为旅游者带来自由表达和发展的放松感、沉浸感，旅游者由此会对目的地形象做出更高的评价。而目的地形象在存在本真性基础上对环境刺激的核心关联意义加以整体定义，会让旅游者认为有能力应对环境资源和处置选择，进而更容易产生对目的地的依赖和趋近，并确认对该地的肯定和认同。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c：存在本真性通过目的地形象间接影响旅游者地方依赖
H2d：存在本真性通过目的地形象间接影响旅游者地方认同
1.4 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
根据情绪评价理论，个体对环境的评价除了来自情境事件的特征以外，还受到信念、经历等主观因素的影响[18]，这导致环境刺激与情绪之间存在可变关系[30]。人们可能会因利害关系、应对潜力、评价历史的不同，而对相同情境做出不同评价，产生不同情绪[58]。消费者风险感知是个体对消费行为潜在损失的可能性及结果的判断，反映购买产品时的不确定性和对购买后不利结果的估计[31-32，65]。这种基于自身历史经验对利害关系、控制能力的预判，可能会干扰地方依恋的方向和强度。首先，就客观本真性来看，高风险感知的旅游者将环境刺激定义为潜在有害意义的可能性更大，这时目的地的客观本真性容易受到质疑，个体难以通过真实游览对象来满足旅游目标，对目的地的依赖随之减弱;同时，游憩对象的客观价值难以得到旅游者认可，客观真实的地方知识对于旅游者认同的作用下降。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风险感知负向调节客观本真性对地方依赖的影响
H3b：风险感知负向调节客观本真性对地方认同的影响
其次，就存在本真性来看，风险感知带给旅游者的紧张和不安会抵消其在非惯常旅游活动中的解脱和放松，据此对目的地产生依赖则更难;同时，风险感知阻碍了环境评价与个人意义的匹配，个体难以沉浸于当地环境并借此界定自我身份，导致存在本真性对地方认同的促进作用也降低。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c：风险感知负向调节存在本真性对地方依赖的影响
H3d：风险感知负向调节存在本真性对地方认同的影响
进一步地，根据假设H2a～H2d、假设H3a～H3d的推导，目的地形象在本真性与地方依恋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可能受到风险感知的调节。情绪反应以一种适应性方式调动个体对利害评估的应对，以尽可能趋利避害[28]，而二次评价中的核心关联主题是适应性意义识别和处置潜力评估的重要来源[28，58]。当风险感知较高时，旅游者对目的地形象的整体关联意义的识别会减弱，目的地形象核心主题在环境评价中的整合作用降低，将本真性传导给地方依恋的能力随之下降。此时，旅游者会对目的地产生戒备，对目的地多方面的评价要素进行更全面评估来规避风险。不管是客观本真性还是存在本真性，二者经由目的地形象的整合和抽象而向地方依赖和认同转化的强度将受到抑制。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a：风险感知负向调节目的地形象在客观本真性与地方依赖之间的中介效应
H4b：风险感知负向调节目的地形象在客观本真性与地方认同之间的中介效应
H4c：风险感知负向调节目的地形象在存在本真性与地方依赖之间的中介效应
H4d：风险感知负向调节目的地形象在存在本真性与地方认同之间的中介效应
综上，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案例地与样本
本研究选取杭州西湖“景中村”作为案例地，具体样本点包括龙井、梅家坞、满觉陇、茅家埠村。该案例地作为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世界遗产地和西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组成部分，虽地处城区但因风景名胜和世界遗产保护需要而保留乡村建制，被统称为西湖“景中村”，是自然和人文要素、观光和休闲产品、城市和乡村特征兼备的复合型旅游地。在旅游本真性上，取样的4个村落都凭借茶园、遗迹等吸引物和茶楼、民宿等接待设施，保留了山水、农耕、遗产等原生态旅游要素，营造了风景优美、文化厚重、闲适宜人的环境氛围，具有相似的客观本真性、存在本真性条件和类型（表1）;在目的地形象上，依托自身旅游发展本底和杭州全域旅游发展优势，树立了良好的整体形象;在地方依恋上，绿水青山的自然生态、久负盛名的文化遗产、闹中取静的休闲氛围、优质完善的旅游服务，使旅游者容易产生依赖和认同的依恋情绪。因此，针对本文研究变量，该案例地具有典型性，4个具体样本点在旅游本真性及目的地形象上也具有同质性，后续的样本检验也对此作了印证。
本研究于2018年4—6月在案例地通过问卷对旅游者进行预调研和正式调研。具体调查时间包括小长假、双休日、工作日，调查场地包括景点、茶楼、民宿、交通场站等。调查前对调查人员就研究背景、理论模型、题项涵义、调查流程等进行了详细培训。利用拦截式方便抽样方法收集样本，在征得被调查者同意后，请其当场填答问卷。正式调研共发放问卷750份，回收有效问卷626份，有效回收率为83.5%。有效样本特征为：男女比例各占48.6%、51.4%，占主体的25～34岁、15～24岁、35～44岁者分别有45.8%、31.5%、14.7%，大学、高中、研究生教育层次分别占64.8%、19.5%、10.9%，初游和重游者各占50.2%、49.8%。鉴于有效样本来自案例地的4个具体样本点，在样本合并前从受访者人口统计及出游特征、各变量感知均值两个方面对4组子样本进行同质性检验。样本组间差异检验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旅游次数在4组子样本两两之间（共6个组合）均不具有显著差异，说明在4个不同村落收集的样本特征具有同质性，可以合并分析。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客观本真性、存在本真性、目的地形象、地方依赖、地方认同等变量均值在4组子样本之间也都不具有显著差异，说明4个村落在旅游本真性、目的地形象、地方依恋上具有一定共性，进一步确认了能够作为整体案例地进行分析，并排除了不同样本点因本真性及目的地形象的可能差异而对地方依恋情绪评价结果的干扰。 2.2 变量测量
各变量测量均采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文献的成熟量表，通过双向翻译保证题项翻译准确性。根据中国国情和研究需要，在案例地前期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题项加以必要修正，并对高校旅游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和案例地管理者、从业者、旅游者等共20人进行访谈，形成初始量表。经过小样本预调研的检验，确定正式量表。除控制變量外，题项均采用Likert 5点式量表，5表示“非常同意”，1表示“非常不同意”。
旅游本真性的测量参考Zhou等[48]、Kolar和Zabkar[46]的研究，其中客观本真性反映客体取向的真实程度，包括目的地保留原始风貌形态、具备自身文化特质、体现悠久历史底蕴、反映当地风土人情4个题项，存在本真性反映活动取向的成为状态，包括目的地使旅游者享受独特精神体验、处于平静安宁氛围、沉浸传统历史文化、自我联结人类文明4个题项，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87、0.915。地方依恋的测量参考Kyle等[66]、Yuksel等[5]的研究，其中地方依赖反映功能性的地方依恋，包括旅游者喜爱在此旅游、获得更多满足、在此更加重要、不会寻求替代、获得更好条件5个题项，地方认同反映象征性的地方依恋，包括旅游者感到依附于此、认同此地、拥有特殊联系、此地对我意味很多、是我的一部分5个题项，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91、0.825。目的地形象中的认知维度反映目的地在认知上的属性和质量，参考Prayag和Ryan的研究[67]，包括目的地的吸引物、可达性、设施、服务、文化、风情、声誉7个题项。情感维度反映目的地在情感上的属性和质量，参考Baloglu和Mccleary的研究[61]，包括目的地是令人愉快的、令人兴奋的、令人放松的、令人唤醒的4个题项，目的地形象Cronbach’s α系数为0.896。风险感知反映对潜在风险可能性及结果的判断，参考Gursoy和Gavcar的研究[65]，包括旅游决策麻烦复杂、不知是否该买、不知如何选择、无法确信选择、选择错误会难过、选择错误会气恼6个题项，Cronbach’s α系数为0.829。整体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6。
此外，方差分析及t检验结果显示，目的地形象在不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旅游次数上，地方依恋在不同性别、教育程度、旅游次数上不具有显著差异，这有利于提高样本解释力的普遍性。进一步地，参考以往研究[39]，以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旅游次数作为控制变量，在主效应、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分析时加以控制，以排除它们对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干扰及混淆。
2.3 分析方法
运用SPSS 20.0和Amos 21.0进行信度效度检验、描述性统计、相关系数检验，在此基础上采用阶层回归分析法检验主效应、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并在MPLUS 7.0中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bootstrapping）检验中介效应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3 研究结果
3.1 测量效度检验
第一，聚合效度。客观本真性、存在本真性、目的地形象、地方依赖、地方认同、风险感知所含观测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分别介于0.78～0.88、0.85～0.88、0.68～0.83、0.74～0.84、0.71～0.73、0.59～0.84，且在0.001水平上显著;上述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依次为0.71、0.75、0.58、0.62、0.52、0.53，组合信度（CR）依次为0.88、0.90、0.73、0.89、0.76、0.82，均达到建议标准，聚合效度良好。第二，区分效度。六因子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拟合度（χ2/df=3.67，RMSEA=0.07，RMR=0.04，CFI=0.92，NFI=0.90，IFI=0.92，TLI=0.91）优于其他竞争模型（表2）;各变量平均方差抽取量的算术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和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表3），表明区分效度良好[68-70]。
3.2 样本正态性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各观测变量的偏度系数绝对值介于0.01～0.76，峰度系数绝对值介于0.06～1.44，分别处于3和8的临界值以下，样本通过正态性检验，适宜采用最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70]。Harman’s单因素检验[71]结果显示，未旋转前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仅为15.87%，不存在解释力特别大的因子。分别将所有题项指定给其所测量的潜变量（六因子模型）和同一个潜变量（单因子模型），单因子模型拟合比六因子模型明显恶化（Δχ2=2866.73，Δdf=15）（表2），说明样本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3 描述性统计
客观本真性与地方依赖（r=0.45，p<0.01）、客观本真性与地方认同（r=0.48，p<0.01）、存在本真性与地方依赖（r=0.45，p<0.01）、存在本真性与地方认同（r=0.54，p<0.01）、客观本真性与目的地形象（r=0.62，p<0.01）、存在本真性与目的地形象（r=0.66，p<0.01）、目的地形象与地方依赖（r=0.48，p<0.01）、目的地形象与地方认同（r=0.60，p<0.01）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3），为后续的假设检验提供了初步证据。
3.4 假设检验
3.4.1 主效应检验
在控制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旅游次数等人口统计及出游特征变量后（下同），客观本真性对地方依赖（M3，β=0.44，p<0.001）、客观本真性对地方认同（M7，β=0.47，p<0.001）、存在本真性对地方依赖（M5，β=0.45，p<0.001）、存在本真性对地方认同（M9，β=0.53，p<0.001）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表4），假设H1a～H1d得到支持，表明本真性能够直接促进地方依恋的形成。 3.4.2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Baron和Kenny的建议[72]检验中介效应。客观本真性对目的地形象（M1，β=0.62，p<0.001）、存在本真性对目的地形象（M2，β=0.66，p<0.001）、目的地形象对地方依赖（M4，β=0.33，p<0.001;M6，β=0.31，p<0.001）、目的地形象对地方认同（M8，β=0.49，p<0.001;M10，β=0.43，p<0.001）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4）。在分别加入目的地形象后，客观本真性对地方依赖（M4，β=0.23，p<0.001）、客观本真性对地方认同（M8，β=0.17，p<0.001）、存在本真性对地方依赖（M6，β=0.24，p<0.001）、存在本真性对地方认同（M10，β=0.25，p<0.001）的影响均减弱但仍显著（表4），说明目的地形象在4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Bootstrapping验证结果显示，上述4组中介过程对应的95%置信区间分别为[0.24，0.53]、[0.46，0.83]、[0.27，0.66]、[0.42，0.88]，均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是稳健的。假设H2a～H2d得到支持，本真性既能直接影响地方依恋，又能通过目的地形象的中介而间接促进地方依恋，目的地形象在4组关系中的间接效应占比分别为47.3%、64.4%、45.6%、52.8%。
3.4.3 调节效应检验
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作中心化处理后，各预测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VIF）小于1.5，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73]。客观本真性与风险感知的交互项（M16，β=-0.09，p<0.05）、存在本真性与风险感知的交互项（M18，β=-0.10，p<0.01）均显著负向影响地方认同，假设H3b、假设H3d成立;客观本真性与风险感知的交互项、存在本真性与风险感知的交互项对地方依赖的影响均不显著，假设H3a、假设H3c不成立（表5）。从调节效应图示（图2）可以看出，当本真性发生同等改变时，相比高风险感知者，低风险感知者的本真性感知引发地方认同更大幅度的改变。也就是说，本真性对地方认同的影响会受到风险感知的负向调节，而对地方依赖的影响不会受风险感知的干扰。
3.4.4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参考Edwards和Lambert的建議[74]，检验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客观本真性通过目的地形象对地方认同的间接作用在低风险的效应值（β=0.33，p<0.001）大于高风险（β=0.27，p<0.001），组间差异显著（β=-0.06，p<0.05），95%置信区间[-0.13，-0.01]不包含0;存在本真性通过目的地形象对地方认同的间接作用在低风险的效应值（β=0.32，p<0.001）大于高风险（β=0.25，p<0.001），组间差异显著（β=-0.07，p<0.01），95%置信区间[-0.11，-0.03]也不包含0（表6），假设H4b、假设H4d成立。客观本真性通过目的地形象对地方依赖的间接作用在高、低风险的效应值差异虽显著，但高风险效应值更大，调节作用方向与假设相反，而存在本真性通过目的地形象对地方依赖的间接作用在高、低风险的效应值差异不显著，假设H4a、假设H4c不成立。这表明，与直接作用的情况类似，本真性通过目的地形象对地方认同的间接作用也会受到风险感知的负向调节，而对地方依赖的间接作用不会受到风险感知的负向干扰。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从地方依恋的情绪性质出发，以情绪评价理论为基础，聚焦旅游本真性这一重要的环境刺激，引入中介变量目的地形象和调节变量风险感知，具体分析了客观和存在两类本真性影响依赖和认同两类地方依恋的内在机制及权变效应，从而深入探究了本真性对地方依恋的作用机制。
第一，作为人与环境关系中的一种复合情绪，地方依恋的产生经历了复杂的情绪评价过程，旅游本真性既能作为初次评价直接促成地方依恋，又能经由目的地形象的二次评价间接影响地方依恋。第二，目的地形象作为整合个别评价要素的核心关联主题而在旅游本真性与地方依恋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风险感知作为情绪评价的个体主观因素部分地调节了本真性对地方依恋的直接影响及经由目的地形象对地方依恋的间接影响。第三，客观和存在两类本真性与依赖和认同两类地方依恋之间呈现差异化关系，存在本真性对地方依赖和认同的直接影响强于客观本真性，地方认同受客观和存在本真性的影响强于地方依赖，目的地形象在客观和存在本真性与地方认同之间的间接作用强于地方依赖，地方认同所受的直接和间接作用会被风险感知负向调节但地方依赖则不会，相对而言，存在本真性和地方认同更活跃，客观本真性和地方依赖更稳定。
本文根据情绪评价理论所推导的本真性与地方依恋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目的地形象及风险感知的作用，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支持。这表明，情绪性质是理解地方依恋概念和机制的重要角度，情绪评价理论对于地方依恋的形成规律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对于两类本真性与两类地方依恋之间的差异化关系，鉴于调查样本同质性检验显示，案例地4个村落收集的4组子样本在客观本真性、存在本真性变量均值上均无显著差异，故可以排除因不同样本点吸引物本真性类型的可能差异而导致本真性对地方依恋影响的差异。如此，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来自两类本真性和两类地方依恋在逻辑和内涵上的区别，客观本真性源于旅游客体对象而存在本真性源于主体活动[24]，这使得客观本真性相对稳定而存在本真性相对活跃，同时，地方依赖侧重功能层面的依恋而地方认同侧重象征层面的依恋[50]，这导致地方依赖相对稳定而地方认同相对活跃。
4.2 讨论 本文力求实现如下理论价值：第一，推动情绪评价理论与旅游经验研究的互补。在旅游研究领域，情绪的结果已有较多关注，其前因研究有待加强[35]。本文回应这一关切，力图在情绪理论与旅游研究间搭建更紧密的桥梁。一方面是以理论指导经验研究。与情绪类似，地方依恋的效应也被广为讨论[5]，但其形成机制暂无明显共识。本文从情绪评价的角度印证了现有研究关于本真性[6]和目的地形象[7]能够预测地方依恋的结论，为深化地方依恋形成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潜在的共识方向。另一方面是在经验研究中发展理论。过往研究主要针对积极、消极效价情绪[20，34]和愉快、愤怒等基本情绪[35，38]，诸如地方依恋这样的复合情绪的评价过程更复杂。本文将目的地形象识别为核心关联主题，既是对通过要素整合、资源评估来界定核心关联主题[28，58]的继承，也是根据目的地形象的独特内涵对传统情绪研究的拓展。这在检验情绪评价理论概念效度的同时，为理论的深化提供了经验探索。
第二，寻求不同学科旅游研究在地方依恋上的对话。在多学科旅游研究中，环境心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尤其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共同关注了地方依恋，两个学科具有不同的研究范式，但本研究反映出二者存在对话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地方依恋的形成逻辑。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环境可能不直接导致地方依恋而是为其提供意象[16]，本文通过情绪评价理论的推导和检验，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这一观点给出了环境心理学的经验证据。事实上，这种共识也具有方法论基础。虽然情绪评价研究一直基于问卷等实证方法，但该理论的方法论渊源却是现象学的[19，75]，这种方法论上的包容为其与现象学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交叉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面是人地关系的研究主题。地方依恋反映人与地之间的情感联系[3]，情绪评价理论认为评价在本质上具有人与环境的交互[18]，而且地方依恋与情绪评价都强调人地交互中的个人意义和良好状态[18，49，58]，这使两个学科在人地关系主题上达成契合。
第三，深化对旅游研究中目的地形象概念的审视。目的地形象已被广泛研究，但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多重性、相对性、动态性导致其性质和范围仍然模糊[63-64]，一直有研究致力于并呼吁对该概念进行深入讨论[29，61-64]，本文尝试为此提供经验材料。一是目的地形象的范畴。本文在厘清目的地情感形象与地方依恋情绪的区别时，认为情感形象与认知形象一样，也是对目的地属性只不过是情感属性的感知，本质上属于知觉范畴，而非情绪范畴。二是目的地形象的内涵。针对客观本真性从属于目的地形象的观点[76]，本文立足客观与存在本真性的逻辑差异[24]，验证了本真性是形象的前置因素，支持了早前[77]和新近研究[78]关于形象能在本真性后效中进行传导的观点。由此，目的地形象的地方综合内涵被凸显出来，这既为在客观与存在本真性之间寻求某种调和[27]提供了可能，也使形象具备了扮演情绪评价核心主题的条件，深化了对目的地形象内涵的认识。
本文对目的地管理的实践启示在于：第一，促进本真性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统一，而非相互对立。本真性保护和利用既是塑造目的地品牌的需要，也是促进旅游者地方依恋的手段。目的地应在本真性保护与利用中力求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统一，通过客观与存在本真性的配合来优化旅游者体验。第二，将目的地局部属性与整体形象相互衔接，而非片面对待。目的地既要使本真性能够通过整体形象得以推广，又要让形象因本真性的凸显而成为源头活水，从而使本真性与目的地品牌形象相得益彰，共同提高旅游者对目的地的依恋。第三，积极管控旅游者消费风险，而非回避问题。目的地需提升服务品质，加强市场监管，将消费风险管控在较低水平，同时要及时化解消费者的负面感知和不良情绪，降低消费风险的潜在危害，尽可能发挥本真性、目的地形象对地方依恋的促进。
此外，本文存在一些局限，有待继续研究。第一，旅游活动综合性、体验性强，除地方依恋以外还有哪些重要的复合情绪，旅游情境情绪评价的特定阶段、层次都是在旅游研究中发展情绪理论的方向。第二，诸如环境心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不同学科在富有张力的多学科旅游研究中表现出对话的基础，那么不同学科、不同范式整合的可能性与实现进路值得探索。第三，地方依恋、本真性、目的地形象都是旅游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也是内涵丰富的概念，诸如地方依恋中依赖与认同的关系、不同范式本真性的调和、目的地形象概念的辨析等问题都有待持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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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 Centre for Tourism Research and Planning，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tourists’ place attach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with regard to establishing place brand advantage in the context of all-for-one tourism development. This construct is widely discussed in multidisciplinary tourism research， but its complex formation mechanism has not yet reached consensus among researchers， and attention has not been paid to its emotional nature. The complex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nal forming mechanism of place attachment therefore need to be explored using existing research literature as a foundatio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ppraisal theory of emotion， focuses on the environmental appraisal component of tourism authenticity， and introduces the mediation variable of destination image and moderation variable of risk perception.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and test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between tourism authentic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In this study， 62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t villages including Longjing， Meijiawu， Manjuelong， and Maojiabu in the Hangzhou West Lake Scenic Area.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the main method used to test the effe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as a compound emotion in perso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the emergence of place attachment goes through a complex appraisal process of emotion. The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stimulus of tourism authenticity can not only directly promote place attachment as a primary appraisal， it can also influence place attachment indirectly through secondary appraisal of destination image. Additionally， as a core relational theme combining individual appraisal components， destination image has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s between tourism authentic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As an individual subjective element of appraisal of emotion， risk perception partially moderates the direct effect of authenticity on place attachment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of authenticity on place attachment through destination image. Fin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types of authenticity and two types of place attachment is different.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on place dependence and place identity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objective authenticity. The influence of objective authenticity and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on place identity is stronger than that on place dependence. The indirect effect of destination image between objective authenticity and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on place identity is stronger than that on place dependenc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of authenticity on place identity would be negatively moderated by risk perception， but that on place dependence would not. Relatively speaking，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and place identity are more active， while objective authenticity and place dependence are more stable.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is that it promotes the complementarity of appraisal theories and empirical tourism research， for seeking dialogue on place attachment in tourism research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for deepening insight into the concept of destination image in tourism research. There are also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These include the findings that organic unity of authenticity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should be promoted， attributes of destination should be linked with overall image， and consumption risk should b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issues， such as appraisal of emotion， multidisciplinary dialogue， and conceptual research，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tourism authenticity; tourists’ place attachment; destination image; risk perception; appraisal of emotion
[責任编辑：周小芳;责任校对：刘 鲁]
[关键词]旅游本真性;旅游者地方依恋;目的地形象;风险感知;情绪评价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12-0038-14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12.009
引言
体验性是旅游产品的基本属性[1]，地方体验是旅游产品的显著特征[2]。在与地方体验有关的概念中，地方依恋颇具共性，常被作为探讨个体环境行为的出发点[3-4]，对于提升旅游者体验具有重要意义[5]，因而在多学科的旅游研究中成为广泛讨论的热点。随着全域旅游的发展，旅游产品不断更新，目的地竞争日趋激烈，培育旅游者地方依恋对于目的地建立品牌优势的意义更加凸显，但如何增进地方依恋却是目的地管理实践中的难题。现有国内外研究较多探讨了旅游者地方依恋的后效，尤其在地方依恋对满意[5]、忠诚[6]、行为意愿[7]的影响上已取得共识。而地方依恋的前因涉及旅游者主体和旅游地客体的诸多方面[8]，目前尚未聚焦某些方面取得明显共识，地方依恋的复杂形成机制有待持续探索。
依恋在心理学中被视为人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一种适应性情绪反应和状态[9-10]，起初指婴儿与照料者之间的独特情感联系[11]，后来被认为是由快乐、愉悦等积极的基本情绪派生、组合而成的复合情绪，由儿童式的自然生活向整个生命中的社会生活扩展[9]。随着依恋概念在一些应用心理学领域的拓展，地方作为依恋的对象受到环境心理学的关注[12]。地方依恋是人与特定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结[3]，反映了个体与地方的情绪纽带或对地方的情绪投入[5，12]，情感是地方依恋概念中最核心的内涵[13]。在此基础上，地方依恋体现出个体对地方的意义界定和接近倾向[3，14]，这反映了情绪内涵中的认知基础和行为愿望[13]。事实上，在心理学看来，情绪是包括生理、认知、行为的成分在内的综合反应，情绪由这些成分共同组合、相互作用而成[10，15]。与此同时，人文地理学也关注到了人对地方的情感，提出了恋地情结[16]这一类似概念。恋地情结旨在定义人与地方之间广泛存在的情感纽带，在愉悦、快乐、欣喜等多种情感方式中，依恋是更为持久和深层的表现[16]。因此，地方依恋在本质上是人与地方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积极的复合情绪[13，17]。于是，情绪成为理解地方依恋的重要角度，但目前从情绪性质出发对地方依恋形成机制的研究尚未得到重视，值得深入探讨。需要说明的是，情绪与情感这两个概念经常一起在心理学中被使用，情感是情的感受方面，即情绪过程的主观体验，尤其用于人类的高级社会性情绪[9]。
在情绪理论中，情绪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ies of emotion）基于個体评价角度，从人与环境的交互中解释情绪的形成[18]，对于研究地方依恋具有重要价值。该理论认为，个体对环境刺激的评价是情绪产生的重要来源[19]，情绪评价是在动机影响下对目标寻求体验的评估过程[20-21]。地方依恋不是没有根据而游离存在的[16]，目的地环境是旅游者产生情感联系的基础[4]，而旅游本真性是目的地环境中塑造地方品牌的关键因素之一[22]，寻求本真性是重要的旅游动机和体验内容[23-24]，因此对本真性这一重要环境刺激的评价可能会影响地方依恋。虽然已经有研究从侧面证明本真性是地方依恋的来源[25]，但目前只有少量文献明确对此展开实证研究[6，26]。为此，从情绪评价角度分析本真性是否和如何影响地方依恋，为深入解释地方依恋的形成机制提供了一个方向。
环境可能不是导致地方依恋的直接原因，而是作为一种刺激为依恋的产生提供可感知的意象[16]。对旅游本真性的讨论离不开地方背景[23，27]，本真性需在更全面的地方意象基础上促成地方依恋。情绪评价理论认为，情绪形成包含初次评价和二次评价[18]，二次评价通过识别产生情绪的整体轮廓意义即核心关联主题而最终导致情绪[28]。目的地形象是在历时、多源信息处理基础上形成的看法和印象集合，是关于目的地属性和获益的表征[29]。目的地形象所具有的动态形成、信息处理、地方综合、获益评价等涵义[29]，使其可能作为核心关联主题在本真性与地方依恋之间发挥传导作用。此外，环境刺激与情绪之间存在可变关系[30]，信念、经历等主观因素会影响个体对环境的适宜性评估[18]，当刺激被评价为有利或有害时会产生相应情绪[19]。于是，作为对消费中利害关系和应对能力判断的风险感知[31-32]或将干扰本真性对地方依恋的影响。
为此，本文以情绪评价理论为基础，引入中介变量目的地形象和调节变量风险感知，通过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构建和检验来探究本真性影响地方依恋的内在机制和作用边界，以期在理论上深化对地方依恋形成机制的认识，在实践上为基于本真性利用的目的地管理提供指导。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情绪评价理论
情绪评价理论探讨个体在展露于环境刺激时所经历的心理过程[18-19]。在该理论看来，情绪产生的基础是个体按照相应标准对环境对象和事件的个人意义所作的主观评估，个体对刺激信息的加工具有过程性和动态性，往往包含初次和二次评价的不同阶段[18-19，33]。这种评价受环境事件、情境及个体信念、经历的多重影响[18，33]，认知、情感、动机等因素在个体评价中具有高度整合性[30]。情绪评价的展开涉及评价标准、动机归因、关联主题、个人意义等具体路径，呈现适应性特征和个体化倾向[18，33]。目前，该理论已成为解释情绪体验的重要概念框架[34]。Hosany较早将情绪评价理论引入旅游者情绪研究[35]，此后该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逐渐增多。现有研究显示，目标相关性、一致性、确定性等标准和服务质量、体验价值、目的地形象等因素会影响旅游者情绪[20，35-39]，特定情境会使旅游者产生特定情绪[40]，情绪形成经历了初次和二次评价[34]。上述研究大多针对积极情绪，主要考察直接作用，涉及多种案例地类型，均支持了情绪评价理论在旅游者行为中的应用。该理论强调情绪评价的整体性和过程性[18，41]，对于本文探查地方依恋的复杂形成机制具有良好适用性。 1.2 旅游本真性与旅游者地方依恋的关系
自MacCannell明确将本真性概念引入旅游研究以来[23]，旅游本真性一直广为讨论[42]。现有研究多侧重理论探讨和定性阐述[43]，并呈现从理论向实证、从宏观向微观的发展趋势[44]，旅游者视角的微观研究和定量分析有待加强[26，43]。关于本真性的内涵，不同学者从客观主义、存在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范式加以解读[24]。其中，客观主义将本真性视为用客观标准衡量的博物馆式的原初性，存在主义将本真性理解为寻找真实自我而达到的成为状态[23-24]，二者分别从客体和活动取向探讨本真性，而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则试图修正甚至抛弃本真性的概念[24]，并与实证主义在范式上存在较大分歧[45]。为此本文从旅游者视角，参照现有实证研究的做法[46-48]，考察客观和存在两类本真性。
地方依恋分为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最基本维度，该二维结构已成学术界共识，在不同情境下的效度和普适性也已得到验证[49-50]。其中，地方依赖是个体对地方功能性的依恋情绪，反映地方满足个体目标的适宜性以及个体对地方的趋近倾向[5，49-53];地方认同是个体对地方象征性的依恋情绪，反映地方能够界定个体身份的自我向度以及个体对地方意义的认可[4-5，14，50，52]。上述涵义体现了心理学关于情绪复杂性的认识，即情绪是由生理、认知、行为的成分共同组合、相互作用而成的综合反应[10，15]。这既肯定了地方依恋的情绪性质，也提示了情绪评价过程的复杂性、整合性。至于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认为二者相互独立[50-51]，也有研究认为地方认同影响地方依赖或是地方依赖影响地方认同[54-55]，暂未达成共识。事实上，作为一种复合情绪，地方依恋是人地互动的有机整体[56]，不同研究对其所含的生理、认知、行为的成分的关注各有侧重[14，53，57]，本文对此不做进一步探讨。综上，本文具体考察客观和存在两类本真性对依赖和认同两类地方依恋的作用，以深入探究本真性对地方依恋的影响。
地方依恋反映个体接近特定地方时的良好状态[12]。根据情绪评价理论，情绪正是在对个体良好状态具有特定意义的环境中被激发[18]，个体由此评估环境对于个人意义的相关性和适宜性[19，33]，环境刺激触及个人动机和目标的程度、与个人需要和利益一致的程度导致了情绪[58]。首先，求新和学习是基本的旅游动机[59]。当目的地具有较高客观本真性时，游憩对象的新奇性、原初性与求新、学习动机匹配，旅游者根据客观标准对目的地满足其需要的适宜性做出积极评价，产生功能上的依赖和趋近情绪;同时，旅游者通过真实的游憩对象更好获得目的地的地方知识，求新和学习获益的实现有助于增强其对目的地价值和意义的认同。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客观本真性正向影响旅游者地方依赖
H1b：客观本真性正向影响旅游者地方认同
其次，逃避和发展是另一类基本的旅游动机[59]。当旅游者的存在本真性状态被激活时，目的地在实现旅游者逃离惯常环境的目标中表现出资源和条件上的重要性，旅游者因逃避动机得到满足而对目的地产生依赖;同时，真实表达的本我状态有利于主体沉浸其中并自我实现，目的地对于旅游者逃避和自我发展的象征意义更加凸显，从而强化对地方的认同。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c：存在本真性正向影响旅游者地方依赖
H1d：存在本真性正向影响旅游者地方认同
1.3 目的地形象的中介作用
情绪评价理论认为，情绪通常始于初次评价并经由二次评价加以发展[18]，若干情绪事件可能会并行发生[30]。初次评价关注刺激对个体需要及良好状态的响应，二次评价在此基础上关注个体应对刺激的资源和选择，进一步定义刺激对于个体的适应性意义[28，58]。这种适应性意义是由个别评价要素整合而成的完整关联意义，在情绪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被称为核心关联主题（core relational themes）[28]。评价要素涉及具体关联利害的局部判断，核心主题是对核心关联利害整体轮廓的综合，二者之间不是简单加和，而是逻辑的因果关系[28，58]。因此，旅游本真性在直接引发地方依恋的同时，可能还需要核心关联主题的再评估来促成依恋。正如Tuan所指出，环境或许不直接导致恋地情结，而是为依恋提供可感知的意象[16]。目的地形象是旅游者关于目的地的看法和印象的总和[60]，动态形成、信息处理、地方综合、获益评价等内涵[29]使其能够作为核心关联主题而在本真性与地方依恋之间发挥再评价的作用。当然，地方依恋是一种积极情绪，目的地形象主要提供有利而非有害的核心评价。
目的地形象具有认知-情感结构的整合性，是由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两个基本维度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单纯从认知或情感成分来衡量都是不全面的[61-62]，本文将目的地形象作为整体来考察其核心关联主题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旅游者行为研究中所称的目的地形象通常是指感知的形象而非投射的形象[63]，在概念上属于感知（perception）。感知（心理学上又称知觉）是个体对特定對象不同属性、不同成分感觉（sensation）信息的组织和解释[9]。这决定了形象感知的主观性是相对的，因为这种心理表征建立在目的地属性信息的基础之上[64]。目的地形象中的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分别是对目的地认知和情感两方面属性信息的感知，其中认知成分来自目的地能够满足有形、无形旅游功能的属性和质量，情感成分来自目的地能够唤起愉悦、兴奋等情感的属性和质量[62]。情感形象同认知形象一样，都是目的地不同成分、不同形式的属性在旅游者心理上的表征。因此，情感形象在本质上属于感知范畴而非情绪范畴，并不是指旅游者实际产生的情感本身。这也是包含认知和情感成分的目的地形象能够在本研究中作为核心主题而作用于地方依恋情绪的重要前提。 在本真性影响地方依恋的过程中，首先，较高的客观本真性有助于目的地提升满足旅游者求新、学习等需要的质量，增进唤起旅游者正面愉悦感、满足感的能力，进而优化目的地的整体形象感知。而目的地形象将客观本真性要素整合为核心关联主题后，目的地的整体适应性意义使旅游者对应对环境刺激的资源和选项有了更积极的评估，从而分别为功能依赖的强化和自我界定的认可提供了核心获益基础。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客觀本真性通过目的地形象间接影响旅游者地方依赖
H2b：客观本真性通过目的地形象间接影响旅游者地方认同
其次，较高的存在本真性有助于促进目的地更好满足旅游者逃避压力、回归本我的精神需求，更有能力为旅游者带来自由表达和发展的放松感、沉浸感，旅游者由此会对目的地形象做出更高的评价。而目的地形象在存在本真性基础上对环境刺激的核心关联意义加以整体定义，会让旅游者认为有能力应对环境资源和处置选择，进而更容易产生对目的地的依赖和趋近，并确认对该地的肯定和认同。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c：存在本真性通过目的地形象间接影响旅游者地方依赖
H2d：存在本真性通过目的地形象间接影响旅游者地方认同
1.4 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
根据情绪评价理论，个体对环境的评价除了来自情境事件的特征以外，还受到信念、经历等主观因素的影响[18]，这导致环境刺激与情绪之间存在可变关系[30]。人们可能会因利害关系、应对潜力、评价历史的不同，而对相同情境做出不同评价，产生不同情绪[58]。消费者风险感知是个体对消费行为潜在损失的可能性及结果的判断，反映购买产品时的不确定性和对购买后不利结果的估计[31-32，65]。这种基于自身历史经验对利害关系、控制能力的预判，可能会干扰地方依恋的方向和强度。首先，就客观本真性来看，高风险感知的旅游者将环境刺激定义为潜在有害意义的可能性更大，这时目的地的客观本真性容易受到质疑，个体难以通过真实游览对象来满足旅游目标，对目的地的依赖随之减弱;同时，游憩对象的客观价值难以得到旅游者认可，客观真实的地方知识对于旅游者认同的作用下降。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风险感知负向调节客观本真性对地方依赖的影响
H3b：风险感知负向调节客观本真性对地方认同的影响
其次，就存在本真性来看，风险感知带给旅游者的紧张和不安会抵消其在非惯常旅游活动中的解脱和放松，据此对目的地产生依赖则更难;同时，风险感知阻碍了环境评价与个人意义的匹配，个体难以沉浸于当地环境并借此界定自我身份，导致存在本真性对地方认同的促进作用也降低。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c：风险感知负向调节存在本真性对地方依赖的影响
H3d：风险感知负向调节存在本真性对地方认同的影响
进一步地，根据假设H2a～H2d、假设H3a～H3d的推导，目的地形象在本真性与地方依恋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可能受到风险感知的调节。情绪反应以一种适应性方式调动个体对利害评估的应对，以尽可能趋利避害[28]，而二次评价中的核心关联主题是适应性意义识别和处置潜力评估的重要来源[28，58]。当风险感知较高时，旅游者对目的地形象的整体关联意义的识别会减弱，目的地形象核心主题在环境评价中的整合作用降低，将本真性传导给地方依恋的能力随之下降。此时，旅游者会对目的地产生戒备，对目的地多方面的评价要素进行更全面评估来规避风险。不管是客观本真性还是存在本真性，二者经由目的地形象的整合和抽象而向地方依赖和认同转化的强度将受到抑制。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a：风险感知负向调节目的地形象在客观本真性与地方依赖之间的中介效应
H4b：风险感知负向调节目的地形象在客观本真性与地方认同之间的中介效应
H4c：风险感知负向调节目的地形象在存在本真性与地方依赖之间的中介效应
H4d：风险感知负向调节目的地形象在存在本真性与地方认同之间的中介效应
综上，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案例地与样本
本研究选取杭州西湖“景中村”作为案例地，具体样本点包括龙井、梅家坞、满觉陇、茅家埠村。该案例地作为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世界遗产地和西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组成部分，虽地处城区但因风景名胜和世界遗产保护需要而保留乡村建制，被统称为西湖“景中村”，是自然和人文要素、观光和休闲产品、城市和乡村特征兼备的复合型旅游地。在旅游本真性上，取样的4个村落都凭借茶园、遗迹等吸引物和茶楼、民宿等接待设施，保留了山水、农耕、遗产等原生态旅游要素，营造了风景优美、文化厚重、闲适宜人的环境氛围，具有相似的客观本真性、存在本真性条件和类型（表1）;在目的地形象上，依托自身旅游发展本底和杭州全域旅游发展优势，树立了良好的整体形象;在地方依恋上，绿水青山的自然生态、久负盛名的文化遗产、闹中取静的休闲氛围、优质完善的旅游服务，使旅游者容易产生依赖和认同的依恋情绪。因此，针对本文研究变量，该案例地具有典型性，4个具体样本点在旅游本真性及目的地形象上也具有同质性，后续的样本检验也对此作了印证。
本研究于2018年4—6月在案例地通过问卷对旅游者进行预调研和正式调研。具体调查时间包括小长假、双休日、工作日，调查场地包括景点、茶楼、民宿、交通场站等。调查前对调查人员就研究背景、理论模型、题项涵义、调查流程等进行了详细培训。利用拦截式方便抽样方法收集样本，在征得被调查者同意后，请其当场填答问卷。正式调研共发放问卷750份，回收有效问卷626份，有效回收率为83.5%。有效样本特征为：男女比例各占48.6%、51.4%，占主体的25～34岁、15～24岁、35～44岁者分别有45.8%、31.5%、14.7%，大学、高中、研究生教育层次分别占64.8%、19.5%、10.9%，初游和重游者各占50.2%、49.8%。鉴于有效样本来自案例地的4个具体样本点，在样本合并前从受访者人口统计及出游特征、各变量感知均值两个方面对4组子样本进行同质性检验。样本组间差异检验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旅游次数在4组子样本两两之间（共6个组合）均不具有显著差异，说明在4个不同村落收集的样本特征具有同质性，可以合并分析。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客观本真性、存在本真性、目的地形象、地方依赖、地方认同等变量均值在4组子样本之间也都不具有显著差异，说明4个村落在旅游本真性、目的地形象、地方依恋上具有一定共性，进一步确认了能够作为整体案例地进行分析，并排除了不同样本点因本真性及目的地形象的可能差异而对地方依恋情绪评价结果的干扰。 2.2 变量测量
各变量测量均采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文献的成熟量表，通过双向翻译保证题项翻译准确性。根据中国国情和研究需要，在案例地前期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题项加以必要修正，并对高校旅游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和案例地管理者、从业者、旅游者等共20人进行访谈，形成初始量表。经过小样本预调研的检验，确定正式量表。除控制變量外，题项均采用Likert 5点式量表，5表示“非常同意”，1表示“非常不同意”。
旅游本真性的测量参考Zhou等[48]、Kolar和Zabkar[46]的研究，其中客观本真性反映客体取向的真实程度，包括目的地保留原始风貌形态、具备自身文化特质、体现悠久历史底蕴、反映当地风土人情4个题项，存在本真性反映活动取向的成为状态，包括目的地使旅游者享受独特精神体验、处于平静安宁氛围、沉浸传统历史文化、自我联结人类文明4个题项，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87、0.915。地方依恋的测量参考Kyle等[66]、Yuksel等[5]的研究，其中地方依赖反映功能性的地方依恋，包括旅游者喜爱在此旅游、获得更多满足、在此更加重要、不会寻求替代、获得更好条件5个题项，地方认同反映象征性的地方依恋，包括旅游者感到依附于此、认同此地、拥有特殊联系、此地对我意味很多、是我的一部分5个题项，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91、0.825。目的地形象中的认知维度反映目的地在认知上的属性和质量，参考Prayag和Ryan的研究[67]，包括目的地的吸引物、可达性、设施、服务、文化、风情、声誉7个题项。情感维度反映目的地在情感上的属性和质量，参考Baloglu和Mccleary的研究[61]，包括目的地是令人愉快的、令人兴奋的、令人放松的、令人唤醒的4个题项，目的地形象Cronbach’s α系数为0.896。风险感知反映对潜在风险可能性及结果的判断，参考Gursoy和Gavcar的研究[65]，包括旅游决策麻烦复杂、不知是否该买、不知如何选择、无法确信选择、选择错误会难过、选择错误会气恼6个题项，Cronbach’s α系数为0.829。整体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6。
此外，方差分析及t检验结果显示，目的地形象在不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旅游次数上，地方依恋在不同性别、教育程度、旅游次数上不具有显著差异，这有利于提高样本解释力的普遍性。进一步地，参考以往研究[39]，以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旅游次数作为控制变量，在主效应、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分析时加以控制，以排除它们对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干扰及混淆。
2.3 分析方法
运用SPSS 20.0和Amos 21.0进行信度效度检验、描述性统计、相关系数检验，在此基础上采用阶层回归分析法检验主效应、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并在MPLUS 7.0中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bootstrapping）检验中介效应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3 研究结果
3.1 测量效度检验
第一，聚合效度。客观本真性、存在本真性、目的地形象、地方依赖、地方认同、风险感知所含观测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分别介于0.78～0.88、0.85～0.88、0.68～0.83、0.74～0.84、0.71～0.73、0.59～0.84，且在0.001水平上显著;上述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依次为0.71、0.75、0.58、0.62、0.52、0.53，组合信度（CR）依次为0.88、0.90、0.73、0.89、0.76、0.82，均达到建议标准，聚合效度良好。第二，区分效度。六因子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拟合度（χ2/df=3.67，RMSEA=0.07，RMR=0.04，CFI=0.92，NFI=0.90，IFI=0.92，TLI=0.91）优于其他竞争模型（表2）;各变量平均方差抽取量的算术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和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表3），表明区分效度良好[68-70]。
3.2 样本正态性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各观测变量的偏度系数绝对值介于0.01～0.76，峰度系数绝对值介于0.06～1.44，分别处于3和8的临界值以下，样本通过正态性检验，适宜采用最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70]。Harman’s单因素检验[71]结果显示，未旋转前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仅为15.87%，不存在解释力特别大的因子。分别将所有题项指定给其所测量的潜变量（六因子模型）和同一个潜变量（单因子模型），单因子模型拟合比六因子模型明显恶化（Δχ2=2866.73，Δdf=15）（表2），说明样本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3 描述性统计
客观本真性与地方依赖（r=0.45，p<0.01）、客观本真性与地方认同（r=0.48，p<0.01）、存在本真性与地方依赖（r=0.45，p<0.01）、存在本真性与地方认同（r=0.54，p<0.01）、客观本真性与目的地形象（r=0.62，p<0.01）、存在本真性与目的地形象（r=0.66，p<0.01）、目的地形象与地方依赖（r=0.48，p<0.01）、目的地形象与地方认同（r=0.60，p<0.01）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3），为后续的假设检验提供了初步证据。
3.4 假设检验
3.4.1 主效应检验
在控制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旅游次数等人口统计及出游特征变量后（下同），客观本真性对地方依赖（M3，β=0.44，p<0.001）、客观本真性对地方认同（M7，β=0.47，p<0.001）、存在本真性对地方依赖（M5，β=0.45，p<0.001）、存在本真性对地方认同（M9，β=0.53，p<0.001）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表4），假设H1a～H1d得到支持，表明本真性能够直接促进地方依恋的形成。 3.4.2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Baron和Kenny的建议[72]检验中介效应。客观本真性对目的地形象（M1，β=0.62，p<0.001）、存在本真性对目的地形象（M2，β=0.66，p<0.001）、目的地形象对地方依赖（M4，β=0.33，p<0.001;M6，β=0.31，p<0.001）、目的地形象对地方认同（M8，β=0.49，p<0.001;M10，β=0.43，p<0.001）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4）。在分别加入目的地形象后，客观本真性对地方依赖（M4，β=0.23，p<0.001）、客观本真性对地方认同（M8，β=0.17，p<0.001）、存在本真性对地方依赖（M6，β=0.24，p<0.001）、存在本真性对地方认同（M10，β=0.25，p<0.001）的影响均减弱但仍显著（表4），说明目的地形象在4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Bootstrapping验证结果显示，上述4组中介过程对应的95%置信区间分别为[0.24，0.53]、[0.46，0.83]、[0.27，0.66]、[0.42，0.88]，均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是稳健的。假设H2a～H2d得到支持，本真性既能直接影响地方依恋，又能通过目的地形象的中介而间接促进地方依恋，目的地形象在4组关系中的间接效应占比分别为47.3%、64.4%、45.6%、52.8%。
3.4.3 调节效应检验
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作中心化处理后，各预测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VIF）小于1.5，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73]。客观本真性与风险感知的交互项（M16，β=-0.09，p<0.05）、存在本真性与风险感知的交互项（M18，β=-0.10，p<0.01）均显著负向影响地方认同，假设H3b、假设H3d成立;客观本真性与风险感知的交互项、存在本真性与风险感知的交互项对地方依赖的影响均不显著，假设H3a、假设H3c不成立（表5）。从调节效应图示（图2）可以看出，当本真性发生同等改变时，相比高风险感知者，低风险感知者的本真性感知引发地方认同更大幅度的改变。也就是说，本真性对地方认同的影响会受到风险感知的负向调节，而对地方依赖的影响不会受风险感知的干扰。
3.4.4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参考Edwards和Lambert的建議[74]，检验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客观本真性通过目的地形象对地方认同的间接作用在低风险的效应值（β=0.33，p<0.001）大于高风险（β=0.27，p<0.001），组间差异显著（β=-0.06，p<0.05），95%置信区间[-0.13，-0.01]不包含0;存在本真性通过目的地形象对地方认同的间接作用在低风险的效应值（β=0.32，p<0.001）大于高风险（β=0.25，p<0.001），组间差异显著（β=-0.07，p<0.01），95%置信区间[-0.11，-0.03]也不包含0（表6），假设H4b、假设H4d成立。客观本真性通过目的地形象对地方依赖的间接作用在高、低风险的效应值差异虽显著，但高风险效应值更大，调节作用方向与假设相反，而存在本真性通过目的地形象对地方依赖的间接作用在高、低风险的效应值差异不显著，假设H4a、假设H4c不成立。这表明，与直接作用的情况类似，本真性通过目的地形象对地方认同的间接作用也会受到风险感知的负向调节，而对地方依赖的间接作用不会受到风险感知的负向干扰。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从地方依恋的情绪性质出发，以情绪评价理论为基础，聚焦旅游本真性这一重要的环境刺激，引入中介变量目的地形象和调节变量风险感知，具体分析了客观和存在两类本真性影响依赖和认同两类地方依恋的内在机制及权变效应，从而深入探究了本真性对地方依恋的作用机制。
第一，作为人与环境关系中的一种复合情绪，地方依恋的产生经历了复杂的情绪评价过程，旅游本真性既能作为初次评价直接促成地方依恋，又能经由目的地形象的二次评价间接影响地方依恋。第二，目的地形象作为整合个别评价要素的核心关联主题而在旅游本真性与地方依恋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风险感知作为情绪评价的个体主观因素部分地调节了本真性对地方依恋的直接影响及经由目的地形象对地方依恋的间接影响。第三，客观和存在两类本真性与依赖和认同两类地方依恋之间呈现差异化关系，存在本真性对地方依赖和认同的直接影响强于客观本真性，地方认同受客观和存在本真性的影响强于地方依赖，目的地形象在客观和存在本真性与地方认同之间的间接作用强于地方依赖，地方认同所受的直接和间接作用会被风险感知负向调节但地方依赖则不会，相对而言，存在本真性和地方认同更活跃，客观本真性和地方依赖更稳定。
本文根据情绪评价理论所推导的本真性与地方依恋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目的地形象及风险感知的作用，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支持。这表明，情绪性质是理解地方依恋概念和机制的重要角度，情绪评价理论对于地方依恋的形成规律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对于两类本真性与两类地方依恋之间的差异化关系，鉴于调查样本同质性检验显示，案例地4个村落收集的4组子样本在客观本真性、存在本真性变量均值上均无显著差异，故可以排除因不同样本点吸引物本真性类型的可能差异而导致本真性对地方依恋影响的差异。如此，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来自两类本真性和两类地方依恋在逻辑和内涵上的区别，客观本真性源于旅游客体对象而存在本真性源于主体活动[24]，这使得客观本真性相对稳定而存在本真性相对活跃，同时，地方依赖侧重功能层面的依恋而地方认同侧重象征层面的依恋[50]，这导致地方依赖相对稳定而地方认同相对活跃。
4.2 讨论 本文力求实现如下理论价值：第一，推动情绪评价理论与旅游经验研究的互补。在旅游研究领域，情绪的结果已有较多关注，其前因研究有待加强[35]。本文回应这一关切，力图在情绪理论与旅游研究间搭建更紧密的桥梁。一方面是以理论指导经验研究。与情绪类似，地方依恋的效应也被广为讨论[5]，但其形成机制暂无明显共识。本文从情绪评价的角度印证了现有研究关于本真性[6]和目的地形象[7]能够预测地方依恋的结论，为深化地方依恋形成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潜在的共识方向。另一方面是在经验研究中发展理论。过往研究主要针对积极、消极效价情绪[20，34]和愉快、愤怒等基本情绪[35，38]，诸如地方依恋这样的复合情绪的评价过程更复杂。本文将目的地形象识别为核心关联主题，既是对通过要素整合、资源评估来界定核心关联主题[28，58]的继承，也是根据目的地形象的独特内涵对传统情绪研究的拓展。这在检验情绪评价理论概念效度的同时，为理论的深化提供了经验探索。
第二，寻求不同学科旅游研究在地方依恋上的对话。在多学科旅游研究中，环境心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尤其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共同关注了地方依恋，两个学科具有不同的研究范式，但本研究反映出二者存在对话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地方依恋的形成逻辑。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环境可能不直接导致地方依恋而是为其提供意象[16]，本文通过情绪评价理论的推导和检验，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这一观点给出了环境心理学的经验证据。事实上，这种共识也具有方法论基础。虽然情绪评价研究一直基于问卷等实证方法，但该理论的方法论渊源却是现象学的[19，75]，这种方法论上的包容为其与现象学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交叉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面是人地关系的研究主题。地方依恋反映人与地之间的情感联系[3]，情绪评价理论认为评价在本质上具有人与环境的交互[18]，而且地方依恋与情绪评价都强调人地交互中的个人意义和良好状态[18，49，58]，这使两个学科在人地关系主题上达成契合。
第三，深化对旅游研究中目的地形象概念的审视。目的地形象已被广泛研究，但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多重性、相对性、动态性导致其性质和范围仍然模糊[63-64]，一直有研究致力于并呼吁对该概念进行深入讨论[29，61-64]，本文尝试为此提供经验材料。一是目的地形象的范畴。本文在厘清目的地情感形象与地方依恋情绪的区别时，认为情感形象与认知形象一样，也是对目的地属性只不过是情感属性的感知，本质上属于知觉范畴，而非情绪范畴。二是目的地形象的内涵。针对客观本真性从属于目的地形象的观点[76]，本文立足客观与存在本真性的逻辑差异[24]，验证了本真性是形象的前置因素，支持了早前[77]和新近研究[78]关于形象能在本真性后效中进行传导的观点。由此，目的地形象的地方综合内涵被凸显出来，这既为在客观与存在本真性之间寻求某种调和[27]提供了可能，也使形象具备了扮演情绪评价核心主题的条件，深化了对目的地形象内涵的认识。
本文对目的地管理的实践启示在于：第一，促进本真性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统一，而非相互对立。本真性保护和利用既是塑造目的地品牌的需要，也是促进旅游者地方依恋的手段。目的地应在本真性保护与利用中力求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统一，通过客观与存在本真性的配合来优化旅游者体验。第二，将目的地局部属性与整体形象相互衔接，而非片面对待。目的地既要使本真性能够通过整体形象得以推广，又要让形象因本真性的凸显而成为源头活水，从而使本真性与目的地品牌形象相得益彰，共同提高旅游者对目的地的依恋。第三，积极管控旅游者消费风险，而非回避问题。目的地需提升服务品质，加强市场监管，将消费风险管控在较低水平，同时要及时化解消费者的负面感知和不良情绪，降低消费风险的潜在危害，尽可能发挥本真性、目的地形象对地方依恋的促进。
此外，本文存在一些局限，有待继续研究。第一，旅游活动综合性、体验性强，除地方依恋以外还有哪些重要的复合情绪，旅游情境情绪评价的特定阶段、层次都是在旅游研究中发展情绪理论的方向。第二，诸如环境心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不同学科在富有张力的多学科旅游研究中表现出对话的基础，那么不同学科、不同范式整合的可能性与实现进路值得探索。第三，地方依恋、本真性、目的地形象都是旅游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也是内涵丰富的概念，诸如地方依恋中依赖与认同的关系、不同范式本真性的调和、目的地形象概念的辨析等问题都有待持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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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 Centre for Tourism Research and Planning，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tourists’ place attach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with regard to establishing place brand advantage in the context of all-for-one tourism development. This construct is widely discussed in multidisciplinary tourism research， but its complex formation mechanism has not yet reached consensus among researchers， and attention has not been paid to its emotional nature. The complex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nal forming mechanism of place attachment therefore need to be explored using existing research literature as a foundatio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ppraisal theory of emotion， focuses on the environmental appraisal component of tourism authenticity， and introduces the mediation variable of destination image and moderation variable of risk perception.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and test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between tourism authentic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In this study， 62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t villages including Longjing， Meijiawu， Manjuelong， and Maojiabu in the Hangzhou West Lake Scenic Area.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the main method used to test the effe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as a compound emotion in perso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the emergence of place attachment goes through a complex appraisal process of emotion. The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stimulus of tourism authenticity can not only directly promote place attachment as a primary appraisal， it can also influence place attachment indirectly through secondary appraisal of destination image. Additionally， as a core relational theme combining individual appraisal components， destination image has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s between tourism authentic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As an individual subjective element of appraisal of emotion， risk perception partially moderates the direct effect of authenticity on place attachment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of authenticity on place attachment through destination image. Fin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types of authenticity and two types of place attachment is different.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on place dependence and place identity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objective authenticity. The influence of objective authenticity and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on place identity is stronger than that on place dependence. The indirect effect of destination image between objective authenticity and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on place identity is stronger than that on place dependenc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of authenticity on place identity would be negatively moderated by risk perception， but that on place dependence would not. Relatively speaking，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and place identity are more active， while objective authenticity and place dependence are more stable.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is that it promotes the complementarity of appraisal theories and empirical tourism research， for seeking dialogue on place attachment in tourism research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for deepening insight into the concept of destination image in tourism research. There are also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These include the findings that organic unity of authenticity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should be promoted， attributes of destination should be linked with overall image， and consumption risk should b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issues， such as appraisal of emotion， multidisciplinary dialogue， and conceptual research，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tourism authenticity; tourists’ place attachment; destination image; risk perception; appraisal of emotion
[責任编辑：周小芳;责任校对：刘 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