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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源之义，当不只在引文断句，不只在分别前书后书，更在知经史子集之别，学术之源，政教之本。我国学术自来讲求本原，至清章学诚有“考竟源流”之说，而四库馆臣所作的工作，其大者莫过于承接经史子集四部的系统，以经史统领子学和集部，以国家学术统领全局。这既是三代王官学的精神，也是汉唐经学的精神，到了清代，可谓重新振起。近代以来引进的学科分类与职业化观念，降经为史，降史为史料，迄今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层层骈列，泛无所归，天下莫知祈向，难言其为学术的进步。反观《日知录》之博极群书，看似琐碎，其实所寄寓却是一种整体的观念。
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平平出版社1974年初版
日知录校释，顾炎武著，张京华校释，
岳麓书社，2011
（一）
《日知录》全书32卷，共计1020条，前后积聚30余年，荟萃了顾氏一生著作的精华，其体裁虽为随笔札记，其宗旨实为一部建国大纲，而内容则寓四部之学。顾炎武一生著述极富，和顾氏的其他著作处境相似，《日知录》的刊刻流传历经坎坷，确是事实，但如果以今日眼光来看，《日知录》以及顾炎武的大部分著作最终毕竟都保存下来了，虽然刊行多不圆满，但总体上说已属相当不错。
（二）
顾炎武于上章阉茂之岁（康熙九年，1670），刊刻了《日知录》八卷。六七年后，又有重印。最初的刻本顾炎武在目录下写有四行小引，重印时更增加了十二行《初刻自序》，说到当时该书已续写到二十余卷，但因未能定稿，故而仍然“以先旧本质之同志”。重印本书后所附《谲觚十事》提到“《日知录》有辩淄川非薛一事”，即“史记菑川国薛县之误”一条，《日知录》初刻本无，三十二卷本有，也说明初刻本重印时，该书已有二三十卷并有传抄。
这个八卷本学者称之为符山堂初刻本，传世较罕，抗战间，藏书家兼版本目录家潘景郑（潘承弼）获得一部，有顾氏《初刻自序》，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予以影印，在《日知录集释（外七种）》中，前有潘景郑跋，后有傅增湘跋。
此外，国家图书馆也收藏有康熙九年八卷本，有傅增湘跋语，不知是否为潘氏旧藏。傅增湘则早从缪荃孙遗书中购得初刻本，著录文字见于傅氏1930刊印的《双鉴楼藏书续记》。而陈祖武先生又从国家图书馆中翻检到一种“无序跋且目录亦略有残缺的八卷刻本”，事见陈氏《〈日知录〉八卷本未佚》一文。
关于八卷的符山堂初刻本与后来三十二卷刻本的异同，陈垣《日知录校注》有详尽的比对。
八卷本还有抄本流传。顾炎武《初刻自序》已曾说到“友人多欲抄写，患不能给”，《与友人论门人书》又说到“惟多写数本以贻之同好”。后潘承弼在坊肆获得一部，“封面有光绪癸卯舜水仲虎腾氏跋语，称是先生手笔，然细审字迹，实不类。惟全书涂乙校改处甚多，意必当时稿本而非先生手录者”。因条目较刻本增多，有140条而非116条，故潘氏以为“或成于初刻之后而续有增改者”，见潘氏《日知录版本考略》。同时，邓之诚也曾得见一种“八卷稿本”，邓氏判断实为抄本。“此本称为‘亭林原稿’，唯书‘商’作‘’，‘達’作‘’，‘徐巿’作‘徐市’，简写‘權’作‘权’，似不出亭林之手。目录后有字一行云：‘一卷二卷颇有增改，即《与寅旭（王锡阐）书》所谓今已增改多者是也。’亦不似亭林口气，疑估人故意作伪以实其为稿本耳。”见邓氏《桑园读书记》。近年，又见有学者公布出《日知录》稿本首页照片，上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印鉴，见2008年6月人民网文化频道。
在《日知录》初刻刊行以后，顾炎武本人曾经表示：
向者《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多刊改。（《与杨雪臣书》）
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与人书十》）
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向时所传刻本，乃其绪余耳。（《与人书二十五》）
《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与潘次耕书》）
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初刻自序》）
这一方面表明了顾氏学无止境故著书亦无止境的理念，一方面也暗示了《日知录》生前不刻定本的计划。
（三）
康熙九年，顾炎武五十八岁。十三年后，康熙二十一年，顾氏谢世，享年七十。又过了十三年，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顾氏的弟子潘耒（字次耕）刻印出《日知录》三十二卷，学者称之为遂初堂刻本。
潘耒为顾炎武高足。“生而奇慧，读书十行并下，自经史、音韵、算数及宗乘之学，无不通贯。”（《清史稿•文苑传》）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顾氏卒后，潘耒“从其家求得手稿，较勘再三，缮写成帙”、“携至闽中”，“鸠工刻之以行世”。（《日知录•潘序》）
除了《日知录》，潘耒还刊刻了顾炎武的诗文集，成《亭林遗书》二十七卷，并且“犹以未及刊《肇域志》为憾”。（佚名著《清代学人列传》）故此称潘耒为《日知录》的功臣、顾氏的传灯之人，亦不甚过。
当明末清初，王学末流盛行，正学未显之际，潘耒将顾炎武的学问阐释为“通儒之学”，认为：
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
这一评定是比较确当的，较之四库馆臣评价为“必详其始末”、“故引据浩繁”，而编次《日知录》入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尚高出一畴。晚周杂家之杂解为“通”。孙德谦曰：“古之杂家，兼儒墨，合名法。《隋书•经籍志》所谓‘通众家之意’者也。故杂家者，不名一家，而实未尝不自成一家。后儒每以类书牵合之，亦见其陋矣。” 见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卷二，又参张尔田《史微•原杂》。《四库总目提要》之杂已非此义。
潘刻本使得《日知录》很快流行起来，清初学者手中多有。实际上四库开馆时，所采用的“内府藏本”《日知录》三十二卷也是潘耒的遂初堂刻本。
但是潘刻本也有问题，至民国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原抄本”出来，人们才知道，所谓“今本所刊落，有全章，有全节，有数行，自余删句换字，不可遽数”（《黄侃校记序》），其实都是潘耒所为。
（四）
《日知录》三十二卷本也有抄本流行，但因发现最晚，下面再述。
在潘刻本之后出现的《日知录》版本，当属《四库全书》的抄本。《四库全书》纂修在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二年间。《日知录》校毕，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民国后，学者对《四库全书》开馆编纂，始终批评备至。如在1937年，以“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打击”知名的顾颉刚就曾说《四库全书》是“学术其名，芟刈其实，去取之际，率狃主观，以故网罗虽富，而珍闻秘籍之横遭屏弃者，乃难悉数。惟其寓禁于徵，故痼蔽摧残靡所不至，其沦为灰烬者又不知几千万卷也”。（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顾序》）实际上，《四库全书》的纂修确有不少问题，但其以国家统领学术（或称之为国家学术）的传统，渊源久远，至清则愈加发扬盛大；其以经学统领四部的宗旨，颇存三代明王之遗意，最能体现汉民族文化的精髓；其编纂规模、体例与《总目提要》的撰写，迄今学者仍难企及。所以由今日的学术现状平心而论，对于清朝官修《四库全书》一事似未可以轻易贬毁。
即顾炎武《日知录》内，便有“《宋史》”一条，说道：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忧”之类，改曰“北兵”、“北主”。昴为胡星，改为“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门”，则不能改也，仍其文。书中凡“虏”字皆改为“敌”。至以“金虏”为“金敌”。
说明“史讳”的做法并非清人的发明，而今人亦并非全无避讳。迄今图书馆旧藏国民学术书很多撕去了版权页，可见建国初人们忌讳“民国”二字，正同此理。其后的避讳毋宁更多，即顾颉刚本人的日记和读书笔记也是先到海外出版的。大抵而言，在清末民初，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叠加在一起，推翻清朝统治而以反对满族为号召，反对满族又反过来加重了政治革命的必要性，结果大约便像叶德辉所说，“方今时事虽棘，苟能上下同心，力图振作，尚可勉筹补救之方”，而“深懔危亡等语”、“造此诡辞”，“则中国真将有危亡之势”。（叶德辉《觉迷要录》光绪乙巳刊本）
很难想象，如果清朝的统治者不是满族，民国革命将拿什么作为理由？
政治的重负牵带着学术成了它的牺牲品，满族统治推翻了，政治体制也推翻了，整个学术也遭到了彻底的毁坏。这在当时或许是应有之义，无可回避，但事过境迁，反满而至于推翻政体与道统，推翻政体与道统而招致了更严重的夷夏问题。辛亥革命至今已历三世，今天的学者已可跳出局外，以清醒的眼光重新加以判断。
《四库全书》抽毁《日知录》，确有实据。上世纪50年代，河南省图书馆由民间采购到《日知录》的部分抽毁散页，计42页，2000年由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题为《〈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余稿》，此项材料遂公之于众。
周新凤在《影印前言》中批评《四库全书》“对顾炎武所主张的‘复古用夏’、‘用夏变夷’等经世主张进行了否定，认为‘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
《四库提要》中“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一语，其实专有所指，即顾氏《音学五书》自序中提出的“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因而质疑：“是岂可行之事乎？”以五方语音之杂，而欲划一，而欲恢复上古语音，世人无不知其难。馆臣指摘过激数语，聊以自脱，本不必过于在意。实际上，馆臣盛称《日知录》“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阎若璩作《潜邱劄记》，尝补正此书五十余条……然所驳或当或否，亦互见短长，要不足为炎武病也”，（《〈日知录〉提要》），又称“《日知录》原原本本，一事务穷其始末，一字务核其异同”，（《〈蒿菴闲话〉提要》）其评价可谓相当尊重。
今检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收入正编或列为存目的顾炎武著作，有《音论》三卷、《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即所谓《音学五书》）、《左传杜解补正》三卷、《九经误字》一卷、《韵补正》一卷、《顾氏谱系考》一卷、《历代帝王宅京记》二十卷、《营平二州地名记》一卷、《昌平山水记》二卷、《山东考古录》一卷、《京东考古录》一卷、《谲觚》一卷、《求古录》一卷、《金石文字记》六卷、《石经考》一卷、《菰中随笔》三卷、《救文格论》一卷及《杂录》一卷、《经世篇》十二卷、《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加《日知录》不下二十余种，大多给予较高评价。而四库馆臣评价他人著作，也往往引据顾氏之说，仅引据《日知录》一书，已有经部15次，史部10次，子部6次，集部5次，不下四五十次之多。
笔者曾经注意到，《日知录》“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中顾炎武引用宋代陈亮的话：“黄初以来，陵夷四百余载，夷狄异类迭起，以主中国，而民生常觊一日之安宁于非所当事之人。”出自《龙川集》卷三《问答》。文渊阁《四库全书》的《龙川集》，“夷狄异类”改为了“刘石诸姓”，“中国”改为了“神器”。可知四库馆臣的抽毁办法并不专门针对顾炎武等明朝遗臣。
在《〈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余稿》中，标有“删”、“涂处全删”者约十余，另有墨圈多处，其他则标为“抽”、“换”、“换写”、“接写”、“照写”、“另行写”、“提另下行”、“提起另行写”等，最多的是标出某行某行。因《四库全书》抄本每页均为八行，每行均为二十一字，要想更改文字而又使篇卷各页紧密衔接，非常麻烦，占据了馆臣很大的工作量。
《抽毁余稿》共42页所涉及的条目，有“都令史”、“吏胥”、“宗室”、“辅郡”、“大臣子弟”、“画”、“张公素”、“二字姓改一字”、“北方门族”、“阁下”、“相”、“杜子美诗注”、“行幐”、“赌博”、“骑”、“驿”、“驴驘”、“国语”、“诈称太子”等，大部分都非《日知录》的敏感条目。其中有的条目《抽毁余稿》标明删改的，《四库全书》实际并未照办。如“大臣子弟”条，《抽毁余稿》加墨圈，标明“删”，实际未删，抽毁散页与文渊阁本各行首尾完全相同。“相”条《抽毁余稿》加墨圈，文渊阁本实际未改。“国语”条《抽毁余稿》加墨圈全删，文渊阁本实际未全删。
《抽毁余稿》中所见比较典型的删改，是“骑”条和“二字姓改一字”条。如将“胡服”改为“变服”，“鞑靼人”改为“来降人”，“华人”改为“土著”等，是《四库全书》编纂中最为常见的。
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比对，《抽毁余稿》对《日知录》删改最严重的是完全删除了“左衽”、“徙戎”、“三韩”、“胡咙”、“胡”五条。“徙戎”条，《抽毁余稿》墨圈八页，文渊阁《四库全书》遂不见。“三韩”条，《抽毁余稿》墨圈五页，文渊阁《四库全书》遂不见。但二条文渊阁《四库全书》都保存了目录。“胡咙”、“胡”二条相连，《抽毁余稿》墨圈共六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及目录均不见。但是“左衽”条，《抽毁余稿》仅见墨圈半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及目录也不见了。可见各条情况也并不一律。
与潘耒刻本比对，潘本完全删除的有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和卷二十九“胡服”二条，另将“夷狄”一条改题为“外国风俗”。“素夷狄行乎夷狄”和“胡服”二条，潘本尚保留了目录，后来黄汝成《集释》本保留了“素夷狄行乎夷狄”目录，而删除了“胡服”的目录。四库本不见正文，遂将目录完全删去。至于“夷狄”一条，既已改名，四库本因之，也以“外国风俗”题名。
潘耒之所以删改《日知录》，肯定与他先曾参预纂修《明史》的经验有关，在当时依例办事，纯属一种可行的方案。然则对潘耒作过多的批评，并无太大意义。而四库馆臣的继续删改，其实亦仍是继续依例办事而已。（史上最早的忌讳论题实为汉初的“汤武受命”，后被景帝“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一语了之。）
注意读《日知录》可知，顾炎武坚持夷夏之分的立场（这也是孔子、朱子等大儒的一贯立场），但是《日知录》书中的做法并不是一味攻击夷狄戎蛮，恰恰相反，顾炎武对北魏、辽、金、元各朝的善政，多有发明，认为“人心风俗犹有三代直道之遗”（《日知录》“阿鲁图进宋史表”条）。清赵翼认为：“顾宁人言，中国风俗多有不如外蕃者。”（《廿二史劄记》“魏孝文迁洛”条）亦指此而言。
蒙元时期，胡族的汉化一向被认为是最差的。而《日知录》“四书五经大全”条言，明永乐间敕胡广等修《五经大全》，为一代盛事，自唐《五经正义》后八百余年始见，而其书剿袭学者之作，如陈栎《四书发明》、胡炳文《四书通》、倪士毅《四书辑释》、汪克宽《胡传纂疏》、刘瑾《诗传通释》、陈澔《礼记集说》，皆元时著作。又“书传会选”条云：“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材，于斯为盛。”按宋末而明初，则蒙元为多。清龚炜《巢林笔谈》亦载：“顾亭林先生尝言：‘五经有大全，而经学衰矣。宜广集宋、元说经诸书，无论当否，悉贮之。’”而钱穆《顾亭林学述》引“配享”条亦云：“此所谓‘中国之统亡，而先王之道存’者，犹即其辨亡国之与亡天下，是亭林认为元儒尚能守中国道统。”引“夫子言性与天道”条又云：“亭林宁取元儒，深恶晚明。”
细看《日知录》前后被删的九条、改题的一条，“素夷狄行乎夷狄”在第六卷，注解《礼记•中庸》本文，并非出于顾氏发明。“李贽”、“钟惺”二条为批评学者文人。“胡咙”、“胡”二条在第三十二卷，居全书之末（《四库提要》谓之“杂考证”）。“胡服”、“左衽”、“三韩”、“徙戎”四条及被改换题名的“夷狄”条在第二十九卷中（《四库提要》谓之“兵及外国事”）。“夷狄”条开头就说：“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夷狄者有之矣。”列举契丹、女直、回纥、匈奴各族旧日风俗，叹其淳朴简易。引据经史，自祭公谋父、由余、中行说皆备，最后提出“弃二国之所长，而并用其所短”的主张。可见顾氏持论，确实是准于后王求治取法，于夷夏之短长实取实事求是态度。民国以后学者将四库馆臣删改《日知录》一事阐释为清廷的一大罪状，而借以推翻满族的统治，言辞夸大，多非平心之论。而偏离理性的结果，也必然是影响了对于夷夏之分的真义的理解，反而导致了更加严重的民族、文化问题的产生。
自“原抄本”发现以后，人们了解到《日知录》的删改问题，但是对于真正出于四库馆臣所为的《四库全书》本，民国学者并未留意，迄今阅读、比对《四库全书》本《日知录》的人，依然极少。这可能与民国学者不大容易见到《四库全书》的缘故。抗战前的1934－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始受教育部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委托，影印故宫博物院所藏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成《珍本初集》，仅200余种，已经异常艰难，而《日知录》尚不在其中。潘承弼《日知录版本考略》就曾错误判断说：“库本当据潘刻迻录，其内容当无所增损耳。”可知其未见原书。
换言之，也可以说《四库全书》对于《日知录》的删改，并未对学者造成多大实际影响，也并没有干扰到《日知录》在世间的刊行与阅读。
今人如严文儒、陈智超均认为，《日知录》的刻本有三个系统：一为顾炎武自刻八卷本，一为潘耒遂初堂本，一为黄汝成《集释》本。迄未将《四库》本排列在内。（见严文儒《关于顾炎武〈日知录〉的撰修时间及版本》，及《日知录校注》陈智超《前言》。）
（五）
道光十四年（1834），上距潘耒遂初堂刻本140年，黄汝成刻成了《日知录集释》，稍后刊刻的还有《刊误》二卷、《续刊误》二卷。
据《集释》所附的徵引姓氏，自潘耒、阎若璩以下共计96家，其广博宏富，为学者所盛道，黄汝成亦被称为潘耒以后《日知录》的第二功臣。
《日知录》三十二卷潘耒刻本的流传，有经义斋刻本（年月不详），有辽宁所藏乾隆五十八年刻本，另据潘氏《日知录版本考略》有乾隆六十年重刊本。大约同时，还有便于携带的巾箱本。到道光间，尚有九年刻成的《皇清经解》本和十二年的鄂山刻本。可知即在《四库全书》本《日知录》校毕之后16年，潘本已开始在地方官衙重刊翻刻。推测90余位学者所用都应当是潘刻本或以潘本为底本的重印本。（国家图书馆所藏康熙三十四年潘耒遂初堂刻本有佚名所录阎若璩批注，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有钱泰吉跋文并录，苏州市图书馆所藏经义斋刻本有陈澧批校，可略见一斑。）
而到同治、光绪及民国，潘刻本便很少重印，大量刊行的都是黄汝成的《集释》本。如同治七年汉阳朝宗书室活字本、同治八年广州述古堂重刻本、同治十一年湖北崇文书局重刻本、光绪三年重刻本、光绪十二年上海点石斋印书局石印本、光绪十三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民国元年武汉湖北官书处刻本、光绪及民国间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本、1928年及1945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1928年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石印本，等等皆是。
《集释》本的流行更加说明，学者已完全绕过了《四库全书》本的影响了。
虽然黄汝成《集释》一开始也是力抵学者以“鸿通瓌异之资”，“隳败于词章训诂襞绩破碎之中”（《黄叙》），而其引文则确有不厌其烦之蔽。盖因《日知录》一书本极淹博，初学受读，如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至于河水浅深，浩瀚难明。顾氏往往放论经史百家，而又往往戛然而止，虽然倡导考据，以期实事求是，其书却不遑纠缠史文考证，颇有意在言外之旨。故《集释》虽详，客观上则引导读者追寻细节，如“海运”、“海运”等条，《集释》连篇而下，徵引各近万字，反使顾氏著述本旨愈益不明，是其蔽短。
古人论世，有所谓盛世、叔世、季世、末世、乱世诸说，时世不同则出处进退亦各有异。嘉庆、道光之际，时势大变，与鼎革、创业时期的学者相比，境界视野都趋于细腻琐碎，亦属必然之理。
黄汝成亦曾见过《日知录》抄本，《集释•叙》中有“又得潘检讨删饰元本” 等语，《刊误•序》中有“又得原写本以校潘刻本”等语。故黄侃责之曰：“黄汝成作《集释》，屡言以元本校，今本此诸条汝成即见之，而亦讳言之。”（《校记跋》）潘承弼叹曰：“惜黄氏于禁违处又略而未及，又未快人意耳。”（《日知录版本考略》）实际上，黄汝成应当是据原写本补回了“李贽”、“钟惺”二条。此二条潘刻本全删，《四库全书》本亦删。《集释》二条无所徵引，可见诸家类多未见。但是黄汝成又有削改，对比抄本可知，“李贽”条“昔晋虞预”以下一百五十字为黄汝成《集释》所删，抄本有。“钟惺”条则改“钱尚书谦益文集”为“钱氏”，改“今”字为“当时”，抄本未改。
（六）
抄本《日知录》三十二卷，1933年由张继购得，章太炎得见，交弟子黄侃写出《校记》，刊1933年11月《归纳》第2期，又有1933年国立中央大学出版社刊本。1936年复由黄氏弟子龙榆生（龙沐勋）以“量守庐”名义刊行，“原抄本”一事遂公之于众。
章太炎自述其早年读书，曾怀疑《日知录》遭清官方抽毁。《日知录校记•章序》中说道：
昔时读《日知录》，怪顾君仕明至部郎，而篇中称“明”与前代无异，疑为后人改窜。又“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有录无书，亦以为乾隆抽毁也。……去岁闻友人张继得亡清雍正时写本，其缺不书者故在，又多出“胡服”一条，纚纚千余言，其书“明”则“本朝”，涉明讳者则用之字，信其为顾君真本，曩之所疑于是砉然冻解也。……颇怪次耕为顾君与徐昭法门下高材，造膝受命，宜与恒众异，乃反剟定师书，令面目不可尽睹，何负其师之剧耶？
章太炎的质疑是对的。到原抄本出现，章氏的疑问遂完全真相大白。照说，“原抄本”既然可以证明章氏的质疑，同时也可使“乾隆抽毁”的猜疑得以平息。但是章太炎话语一转，重新将笔锋对准了清朝，说道：“盖亦惩于史祸，有屈志而为之者也。”《章序》署款“于时戎祸纷拏，倭为溥仪蹂热河之岁”（1933年日本宣称热河省属于“满洲国”），更策应了这一倾向。
和章太炎类似，文载道也怀疑到了清朝。在一篇杂文中，文氏议论道：
专制时代的帝皇，何以全是那种小心眼儿，如目录卷六中明明有“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待我翻了正文之后，却大有踏破铁鞋之概。其他的想必还有，足见清初文网之森严，真也无微不至了。然如卷十三“正始”章第二节：“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若论“禁毁”，则这一节似乎大有资格——而且据说收入《四库》时，已遭清廷的“化装”了。（文载道《关于日知录》，原刊《古今》1943年11月第35期）
清朝的禁毁确实是存在的，但文氏并没有得到具体的证据，就在说“正始”一条文字“有资格”遭禁毁。实际上《四库全书》本的《日知录》“正始”条中，这段敏感的辨析全在，并未删改。当时原抄本已被发现，但文载道似乎也不知道。于是潘耒的责任便被改换为清朝的罪行了。
章太炎的立场变换影响了后面的全局。黄侃的《校记自序》跟着表示：“今清命已迄，神州多虞，秘籍复章，宁非天意！”而《校记跋》则称校讫“诚不胜其痛愤也！”
继续文载道的讨论的冯超人，就并没有纠正文氏的错判，为馆臣平冤，而是继续了黄侃的态度，撰文这样表述道：
顾先生《日知录》之成，当鼎革之秋，遭后人之窜改，乾隆之抽毁。学人志士读其书，疑怪结轖，莫不为之愤异者！徒以干于文网，默不申辩。幸清命已迄，秘籍复彰。《日知录》今本所刊落者，而有雍正时写本复显其真迹。使知顾先生千秋之志，得以无恨，宁非天意。（冯超人《读日知录校记》，原刊《古今》1944年5月第47期）
有学者称：“炎武晚年，正值清之盛世，而斯时学风亦渐转变，因此炎武殁后，其经世思想遂少有诵习者。”按此是由政治上言之，故不及钱大昕、赵翼之因袭直承。又称：“直至有清道光二十三年，何绍基、张穆创建顾亭林祠于北京广宁门内之慈仁寺，岁举祀事，炎武经世之绝学，乃渐为世所重，学风士习因之一变，而形成晚清的经世学派，成为中国近百年世运的关键所在。”又举吴相湘之说，称“曾国藩尝读书于炎武祠侧，对于炎武极尽向往之诚”。（黄秀政《顾炎武与清初经世学风》，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按此仍然是由政治上言之。至同治四年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均与政治时局互动。
至50年代初，徐文珊在台湾点校出版《原抄本日知录》，仍然强调其为“民族瓌宝”，认为在“民族生存斗争之际，本书有砥砺民族志节，促进民族精神之功”，而屡屡笼统指责窜改者为“清人”。（《原抄本日知录叙例》）
（七）
当日目验抄本《日知录》者，章太炎判断为“雍正时写本”、“信其为顾君真本”，又称其书“丹黄杂施，不可摄影以示学者”。黄侃称：“其题签云‘何义门批校精钞本’，书前有光熙、李慎、仌翠堂、殷树柏诸家印迹，书中有朱笔蓝笔评校，书法颇拙，改字又多不当，评语时伤庸陋，必非何焯所为。”判断说：“钞者避清讳至‘胤’字而止，盖雍正时人也。”徐文珊称，原抄本“缮写颇工”。
抄本《日知录》为张继（1882－1947）于“民国二十二年在北平书肆偶得”（崔震华《重印跋》）。张继谢世后，由夫人崔震华（1886－1971）带到台湾。此前，张继还获见山东省立图书馆收藏的另外一部《日知录》抄本，张继称之为“鲁抄本”，于1941年写有校记（未完成）。崔震华在台湾先将抄本交由张邦选誊写，后由徐文珊据抄本核校誊写本，并参校黄汝成《集释》本，必要时核查典籍原书，标点断句，写出《叙例》，于1958年由明伦出版社铅印出版，题为《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书内题徐文珊点校，书末附黄侃《校记》、张继《校记序》、崔震华1954年所作《重印〈日知录校记〉跋》（此前曾先在台湾印出有张继补校的《日知录校记》单行本），及徐文珊《校记补》。
至1974年，该书重印，初版中的若干误排经核对原抄本挖补修改，然后影印出版。收录有徐文珊1970年所作《再版赘言》，末附徐文珊《原抄本顾炎武日知录评介》一文（原刊东海大学《图书馆学报》1959年1月创刊号）。重印本今见有平平出版社（1974）、文史哲出版社（1979）、明伦出版社（明伦书局）（1979）等多种版本，均为影印制版，内容完全相同。
抄本与刻本的区别，除了删改文字以外，各条编次、分卷多有不同，然此无关宏旨。
关于“鲁抄本”，张继称与自己所藏抄本“全相同，其目次及字句皆自原本移写，空格处亦多相同，信为亭林先生之真本”（《校记序》），崔震华称“偶有小异”（《重印跋》）。
至于抄本上所作眉批，黄侃既斥之在前，徐文珊因之曰：“亦不能断为谁氏。”故于内封“何义门批校精抄本”前特加“旧题”二字。不过细翻眉批，虽然类多松散，但也并非全不可取。如“对襟衣”条眉批：“此制廿年前多有服之者，今则少矣。其名为‘齐肩褂’，又名‘膺榜褂’。汉装妇女犹多服之，谓之‘背心’。”亦合考据体例。又“短陌”条眉批存校文一条云：“‘五’，刻本作‘三’。”似此人曾与刻本对读。又“自邑告命”条“洛”字下小字注“讳阙”，眉批：“凡注‘讳阙’二字，皆明诸帝讳也。兹皆补入，则此二字当删去之。然不欲擅改前人原书，且存之，足以见前人敬谨处。以□围之可也。后仿此。”现抄本中所存已补讳名而不删小字“讳阙”且加框之处极多（北大抄本同，而不加框，但此条漏抄），似誊抄亦出此人安排。
徐文珊（1900－1998），燕京大学毕业，受教于顾颉刚、胡适等人，后任职于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兼东海大学教授。曾与顾颉刚共同点校《史记》白文本，1936年由北平研究院出版。（《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出版之次年，内地恰有顾颉刚领衔标点的《史记》新版由中华书局推出。）
虽然徐氏的点校“考证对勘，精校再四”（《再版赘言》），“历一载有半，始得卒业”（《评介》），其铅排间有错误，标点断句太过粗疏。盖除去标点断句以外，其书的最大价值在于使学者得见抄本内容（迄今公开出版的抄本的唯一版本），而铅印排出的文字亦基本可信。
（八）
除了“原抄本”、“鲁抄本”以外，还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一种旧抄本。此抄本三十二卷首尾完整，另有目录一册。均以“遗白轩”白纸抄写，手工装订。上有“阮元私印”、“颐性老人”、“钱坫之印”、“香天常住”、“马氏玲珑山馆所藏书画”、“赵氏铸铣过目”等印章。楷书，抄写工整，但字迹不一，且卷十七重复有两册，字迹明显不同，可知由抄胥所为。
其卷十七两册均盖北京大学藏书章，一在卷首，一在卷尾。字迹明显不同，但各页各行完全相同，当由按要求准原书格式过录，故可推测其母本格式亦当如此。
此本于民国间入藏北大，无批注，但推测当与“原抄本”有同一来源。各卷各条编次与台湾“原抄本”全同。凡刻本删改处，两种抄本完全相同。避讳处亦同。惟北大抄本抄写错讹之字较多，但也偶有原抄本有误而北大抄本不误者。故二抄本颇可互相印证。
（九）
在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以后，学者陆续撰写的考订著作，有清李遇孙《日知录续补正》三卷、清丁晏《日知录校正》一卷、清俞樾《日知录小笺》一卷，及民国潘承弼《日知录补校》一卷。至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其汇总影印，编成《日知录集释（外七种）》，极便学者。
此外的整理工作，当推栾保群、吕宗力校点的《日知录集释（全校本）》，陈垣校注的《日知录校注》，及台湾徐文珊点校的《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三种，最为重要。
《日知录集释（全校本）》200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书以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的道光十四年西谿草庐本的剜补重印本为底本，又择要吸收了李遇孙《续补正》、丁晏《校正》、俞樾《小笺》。书中原文经过核校，引文注明出处，书后并附《谲觚十事》和《日知录之余》二种，是一部比较重要的现代版本，其集释、校记迄至目前最全。（当然“全校”二字只当是相对而言，如谓一条不可添加、将来亦无可补则未必。）
（十）
《日知录校注》2007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书实为陈垣先生遗著。按民国间陈垣先生倡导史源学，杨树达先生倡导语源学，都颇具活力。但《日知录校注》亦非没有不足。
史源之义，当不只在引文断句，不只在分别前书后书，更在知经史子集之别，学术之源，政教之本。我国学术自来讲求本原，至清章学诚有“考竟源流”之说，而四库馆臣所作的工作，其大者莫过于承接经史子集四部的系统，以经史统领子学和集部，以国家学术统领全局。这既是三代王官学的精神，也是汉唐经学的精神，到了清代，可谓重新振起。近代以来引进的学科分类与职业化观念，降经为史，降史为史料，迄今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层层骈列，泛无所归，天下莫知祈向，难言其为学术的进步。反观《日知录》之博极群书，看似琐碎，其实所寄寓却是一种整体的观念。书中所述，不只传记所以辅经，诸子及集部之书所以辅经，即小学文字皆以辅经，故顾氏自称其为“经史之学”，而非所谓“杂考证”。如果说史源学当有一会归境界，正当使现代自由独立的诸多学科重新整合，注入活力，以应对时变。故昔日讲求“辨章考竟”，今日讲求“史源语源”，乃皆为读书治学第一步所要做的工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
（责任编辑 王倩）
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平平出版社1974年初版
日知录校释，顾炎武著，张京华校释，
岳麓书社，2011
（一）
《日知录》全书32卷，共计1020条，前后积聚30余年，荟萃了顾氏一生著作的精华，其体裁虽为随笔札记，其宗旨实为一部建国大纲，而内容则寓四部之学。顾炎武一生著述极富，和顾氏的其他著作处境相似，《日知录》的刊刻流传历经坎坷，确是事实，但如果以今日眼光来看，《日知录》以及顾炎武的大部分著作最终毕竟都保存下来了，虽然刊行多不圆满，但总体上说已属相当不错。
（二）
顾炎武于上章阉茂之岁（康熙九年，1670），刊刻了《日知录》八卷。六七年后，又有重印。最初的刻本顾炎武在目录下写有四行小引，重印时更增加了十二行《初刻自序》，说到当时该书已续写到二十余卷，但因未能定稿，故而仍然“以先旧本质之同志”。重印本书后所附《谲觚十事》提到“《日知录》有辩淄川非薛一事”，即“史记菑川国薛县之误”一条，《日知录》初刻本无，三十二卷本有，也说明初刻本重印时，该书已有二三十卷并有传抄。
这个八卷本学者称之为符山堂初刻本，传世较罕，抗战间，藏书家兼版本目录家潘景郑（潘承弼）获得一部，有顾氏《初刻自序》，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予以影印，在《日知录集释（外七种）》中，前有潘景郑跋，后有傅增湘跋。
此外，国家图书馆也收藏有康熙九年八卷本，有傅增湘跋语，不知是否为潘氏旧藏。傅增湘则早从缪荃孙遗书中购得初刻本，著录文字见于傅氏1930刊印的《双鉴楼藏书续记》。而陈祖武先生又从国家图书馆中翻检到一种“无序跋且目录亦略有残缺的八卷刻本”，事见陈氏《〈日知录〉八卷本未佚》一文。
关于八卷的符山堂初刻本与后来三十二卷刻本的异同，陈垣《日知录校注》有详尽的比对。
八卷本还有抄本流传。顾炎武《初刻自序》已曾说到“友人多欲抄写，患不能给”，《与友人论门人书》又说到“惟多写数本以贻之同好”。后潘承弼在坊肆获得一部，“封面有光绪癸卯舜水仲虎腾氏跋语，称是先生手笔，然细审字迹，实不类。惟全书涂乙校改处甚多，意必当时稿本而非先生手录者”。因条目较刻本增多，有140条而非116条，故潘氏以为“或成于初刻之后而续有增改者”，见潘氏《日知录版本考略》。同时，邓之诚也曾得见一种“八卷稿本”，邓氏判断实为抄本。“此本称为‘亭林原稿’，唯书‘商’作‘’，‘達’作‘’，‘徐巿’作‘徐市’，简写‘權’作‘权’，似不出亭林之手。目录后有字一行云：‘一卷二卷颇有增改，即《与寅旭（王锡阐）书》所谓今已增改多者是也。’亦不似亭林口气，疑估人故意作伪以实其为稿本耳。”见邓氏《桑园读书记》。近年，又见有学者公布出《日知录》稿本首页照片，上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印鉴，见2008年6月人民网文化频道。
在《日知录》初刻刊行以后，顾炎武本人曾经表示：
向者《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多刊改。（《与杨雪臣书》）
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与人书十》）
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向时所传刻本，乃其绪余耳。（《与人书二十五》）
《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与潘次耕书》）
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初刻自序》）
这一方面表明了顾氏学无止境故著书亦无止境的理念，一方面也暗示了《日知录》生前不刻定本的计划。
（三）
康熙九年，顾炎武五十八岁。十三年后，康熙二十一年，顾氏谢世，享年七十。又过了十三年，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顾氏的弟子潘耒（字次耕）刻印出《日知录》三十二卷，学者称之为遂初堂刻本。
潘耒为顾炎武高足。“生而奇慧，读书十行并下，自经史、音韵、算数及宗乘之学，无不通贯。”（《清史稿•文苑传》）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顾氏卒后，潘耒“从其家求得手稿，较勘再三，缮写成帙”、“携至闽中”，“鸠工刻之以行世”。（《日知录•潘序》）
除了《日知录》，潘耒还刊刻了顾炎武的诗文集，成《亭林遗书》二十七卷，并且“犹以未及刊《肇域志》为憾”。（佚名著《清代学人列传》）故此称潘耒为《日知录》的功臣、顾氏的传灯之人，亦不甚过。
当明末清初，王学末流盛行，正学未显之际，潘耒将顾炎武的学问阐释为“通儒之学”，认为：
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
这一评定是比较确当的，较之四库馆臣评价为“必详其始末”、“故引据浩繁”，而编次《日知录》入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尚高出一畴。晚周杂家之杂解为“通”。孙德谦曰：“古之杂家，兼儒墨，合名法。《隋书•经籍志》所谓‘通众家之意’者也。故杂家者，不名一家，而实未尝不自成一家。后儒每以类书牵合之，亦见其陋矣。” 见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卷二，又参张尔田《史微•原杂》。《四库总目提要》之杂已非此义。
潘刻本使得《日知录》很快流行起来，清初学者手中多有。实际上四库开馆时，所采用的“内府藏本”《日知录》三十二卷也是潘耒的遂初堂刻本。
但是潘刻本也有问题，至民国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原抄本”出来，人们才知道，所谓“今本所刊落，有全章，有全节，有数行，自余删句换字，不可遽数”（《黄侃校记序》），其实都是潘耒所为。
（四）
《日知录》三十二卷本也有抄本流行，但因发现最晚，下面再述。
在潘刻本之后出现的《日知录》版本，当属《四库全书》的抄本。《四库全书》纂修在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二年间。《日知录》校毕，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民国后，学者对《四库全书》开馆编纂，始终批评备至。如在1937年，以“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打击”知名的顾颉刚就曾说《四库全书》是“学术其名，芟刈其实，去取之际，率狃主观，以故网罗虽富，而珍闻秘籍之横遭屏弃者，乃难悉数。惟其寓禁于徵，故痼蔽摧残靡所不至，其沦为灰烬者又不知几千万卷也”。（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顾序》）实际上，《四库全书》的纂修确有不少问题，但其以国家统领学术（或称之为国家学术）的传统，渊源久远，至清则愈加发扬盛大；其以经学统领四部的宗旨，颇存三代明王之遗意，最能体现汉民族文化的精髓；其编纂规模、体例与《总目提要》的撰写，迄今学者仍难企及。所以由今日的学术现状平心而论，对于清朝官修《四库全书》一事似未可以轻易贬毁。
即顾炎武《日知录》内，便有“《宋史》”一条，说道：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忧”之类，改曰“北兵”、“北主”。昴为胡星，改为“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门”，则不能改也，仍其文。书中凡“虏”字皆改为“敌”。至以“金虏”为“金敌”。
说明“史讳”的做法并非清人的发明，而今人亦并非全无避讳。迄今图书馆旧藏国民学术书很多撕去了版权页，可见建国初人们忌讳“民国”二字，正同此理。其后的避讳毋宁更多，即顾颉刚本人的日记和读书笔记也是先到海外出版的。大抵而言，在清末民初，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叠加在一起，推翻清朝统治而以反对满族为号召，反对满族又反过来加重了政治革命的必要性，结果大约便像叶德辉所说，“方今时事虽棘，苟能上下同心，力图振作，尚可勉筹补救之方”，而“深懔危亡等语”、“造此诡辞”，“则中国真将有危亡之势”。（叶德辉《觉迷要录》光绪乙巳刊本）
很难想象，如果清朝的统治者不是满族，民国革命将拿什么作为理由？
政治的重负牵带着学术成了它的牺牲品，满族统治推翻了，政治体制也推翻了，整个学术也遭到了彻底的毁坏。这在当时或许是应有之义，无可回避，但事过境迁，反满而至于推翻政体与道统，推翻政体与道统而招致了更严重的夷夏问题。辛亥革命至今已历三世，今天的学者已可跳出局外，以清醒的眼光重新加以判断。
《四库全书》抽毁《日知录》，确有实据。上世纪50年代，河南省图书馆由民间采购到《日知录》的部分抽毁散页，计42页，2000年由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题为《〈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余稿》，此项材料遂公之于众。
周新凤在《影印前言》中批评《四库全书》“对顾炎武所主张的‘复古用夏’、‘用夏变夷’等经世主张进行了否定，认为‘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
《四库提要》中“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一语，其实专有所指，即顾氏《音学五书》自序中提出的“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因而质疑：“是岂可行之事乎？”以五方语音之杂，而欲划一，而欲恢复上古语音，世人无不知其难。馆臣指摘过激数语，聊以自脱，本不必过于在意。实际上，馆臣盛称《日知录》“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阎若璩作《潜邱劄记》，尝补正此书五十余条……然所驳或当或否，亦互见短长，要不足为炎武病也”，（《〈日知录〉提要》），又称“《日知录》原原本本，一事务穷其始末，一字务核其异同”，（《〈蒿菴闲话〉提要》）其评价可谓相当尊重。
今检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收入正编或列为存目的顾炎武著作，有《音论》三卷、《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即所谓《音学五书》）、《左传杜解补正》三卷、《九经误字》一卷、《韵补正》一卷、《顾氏谱系考》一卷、《历代帝王宅京记》二十卷、《营平二州地名记》一卷、《昌平山水记》二卷、《山东考古录》一卷、《京东考古录》一卷、《谲觚》一卷、《求古录》一卷、《金石文字记》六卷、《石经考》一卷、《菰中随笔》三卷、《救文格论》一卷及《杂录》一卷、《经世篇》十二卷、《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加《日知录》不下二十余种，大多给予较高评价。而四库馆臣评价他人著作，也往往引据顾氏之说，仅引据《日知录》一书，已有经部15次，史部10次，子部6次，集部5次，不下四五十次之多。
笔者曾经注意到，《日知录》“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中顾炎武引用宋代陈亮的话：“黄初以来，陵夷四百余载，夷狄异类迭起，以主中国，而民生常觊一日之安宁于非所当事之人。”出自《龙川集》卷三《问答》。文渊阁《四库全书》的《龙川集》，“夷狄异类”改为了“刘石诸姓”，“中国”改为了“神器”。可知四库馆臣的抽毁办法并不专门针对顾炎武等明朝遗臣。
在《〈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余稿》中，标有“删”、“涂处全删”者约十余，另有墨圈多处，其他则标为“抽”、“换”、“换写”、“接写”、“照写”、“另行写”、“提另下行”、“提起另行写”等，最多的是标出某行某行。因《四库全书》抄本每页均为八行，每行均为二十一字，要想更改文字而又使篇卷各页紧密衔接，非常麻烦，占据了馆臣很大的工作量。
《抽毁余稿》共42页所涉及的条目，有“都令史”、“吏胥”、“宗室”、“辅郡”、“大臣子弟”、“画”、“张公素”、“二字姓改一字”、“北方门族”、“阁下”、“相”、“杜子美诗注”、“行幐”、“赌博”、“骑”、“驿”、“驴驘”、“国语”、“诈称太子”等，大部分都非《日知录》的敏感条目。其中有的条目《抽毁余稿》标明删改的，《四库全书》实际并未照办。如“大臣子弟”条，《抽毁余稿》加墨圈，标明“删”，实际未删，抽毁散页与文渊阁本各行首尾完全相同。“相”条《抽毁余稿》加墨圈，文渊阁本实际未改。“国语”条《抽毁余稿》加墨圈全删，文渊阁本实际未全删。
《抽毁余稿》中所见比较典型的删改，是“骑”条和“二字姓改一字”条。如将“胡服”改为“变服”，“鞑靼人”改为“来降人”，“华人”改为“土著”等，是《四库全书》编纂中最为常见的。
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比对，《抽毁余稿》对《日知录》删改最严重的是完全删除了“左衽”、“徙戎”、“三韩”、“胡咙”、“胡”五条。“徙戎”条，《抽毁余稿》墨圈八页，文渊阁《四库全书》遂不见。“三韩”条，《抽毁余稿》墨圈五页，文渊阁《四库全书》遂不见。但二条文渊阁《四库全书》都保存了目录。“胡咙”、“胡”二条相连，《抽毁余稿》墨圈共六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及目录均不见。但是“左衽”条，《抽毁余稿》仅见墨圈半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及目录也不见了。可见各条情况也并不一律。
与潘耒刻本比对，潘本完全删除的有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和卷二十九“胡服”二条，另将“夷狄”一条改题为“外国风俗”。“素夷狄行乎夷狄”和“胡服”二条，潘本尚保留了目录，后来黄汝成《集释》本保留了“素夷狄行乎夷狄”目录，而删除了“胡服”的目录。四库本不见正文，遂将目录完全删去。至于“夷狄”一条，既已改名，四库本因之，也以“外国风俗”题名。
潘耒之所以删改《日知录》，肯定与他先曾参预纂修《明史》的经验有关，在当时依例办事，纯属一种可行的方案。然则对潘耒作过多的批评，并无太大意义。而四库馆臣的继续删改，其实亦仍是继续依例办事而已。（史上最早的忌讳论题实为汉初的“汤武受命”，后被景帝“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一语了之。）
注意读《日知录》可知，顾炎武坚持夷夏之分的立场（这也是孔子、朱子等大儒的一贯立场），但是《日知录》书中的做法并不是一味攻击夷狄戎蛮，恰恰相反，顾炎武对北魏、辽、金、元各朝的善政，多有发明，认为“人心风俗犹有三代直道之遗”（《日知录》“阿鲁图进宋史表”条）。清赵翼认为：“顾宁人言，中国风俗多有不如外蕃者。”（《廿二史劄记》“魏孝文迁洛”条）亦指此而言。
蒙元时期，胡族的汉化一向被认为是最差的。而《日知录》“四书五经大全”条言，明永乐间敕胡广等修《五经大全》，为一代盛事，自唐《五经正义》后八百余年始见，而其书剿袭学者之作，如陈栎《四书发明》、胡炳文《四书通》、倪士毅《四书辑释》、汪克宽《胡传纂疏》、刘瑾《诗传通释》、陈澔《礼记集说》，皆元时著作。又“书传会选”条云：“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材，于斯为盛。”按宋末而明初，则蒙元为多。清龚炜《巢林笔谈》亦载：“顾亭林先生尝言：‘五经有大全，而经学衰矣。宜广集宋、元说经诸书，无论当否，悉贮之。’”而钱穆《顾亭林学述》引“配享”条亦云：“此所谓‘中国之统亡，而先王之道存’者，犹即其辨亡国之与亡天下，是亭林认为元儒尚能守中国道统。”引“夫子言性与天道”条又云：“亭林宁取元儒，深恶晚明。”
细看《日知录》前后被删的九条、改题的一条，“素夷狄行乎夷狄”在第六卷，注解《礼记•中庸》本文，并非出于顾氏发明。“李贽”、“钟惺”二条为批评学者文人。“胡咙”、“胡”二条在第三十二卷，居全书之末（《四库提要》谓之“杂考证”）。“胡服”、“左衽”、“三韩”、“徙戎”四条及被改换题名的“夷狄”条在第二十九卷中（《四库提要》谓之“兵及外国事”）。“夷狄”条开头就说：“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夷狄者有之矣。”列举契丹、女直、回纥、匈奴各族旧日风俗，叹其淳朴简易。引据经史，自祭公谋父、由余、中行说皆备，最后提出“弃二国之所长，而并用其所短”的主张。可见顾氏持论，确实是准于后王求治取法，于夷夏之短长实取实事求是态度。民国以后学者将四库馆臣删改《日知录》一事阐释为清廷的一大罪状，而借以推翻满族的统治，言辞夸大，多非平心之论。而偏离理性的结果，也必然是影响了对于夷夏之分的真义的理解，反而导致了更加严重的民族、文化问题的产生。
自“原抄本”发现以后，人们了解到《日知录》的删改问题，但是对于真正出于四库馆臣所为的《四库全书》本，民国学者并未留意，迄今阅读、比对《四库全书》本《日知录》的人，依然极少。这可能与民国学者不大容易见到《四库全书》的缘故。抗战前的1934－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始受教育部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委托，影印故宫博物院所藏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成《珍本初集》，仅200余种，已经异常艰难，而《日知录》尚不在其中。潘承弼《日知录版本考略》就曾错误判断说：“库本当据潘刻迻录，其内容当无所增损耳。”可知其未见原书。
换言之，也可以说《四库全书》对于《日知录》的删改，并未对学者造成多大实际影响，也并没有干扰到《日知录》在世间的刊行与阅读。
今人如严文儒、陈智超均认为，《日知录》的刻本有三个系统：一为顾炎武自刻八卷本，一为潘耒遂初堂本，一为黄汝成《集释》本。迄未将《四库》本排列在内。（见严文儒《关于顾炎武〈日知录〉的撰修时间及版本》，及《日知录校注》陈智超《前言》。）
（五）
道光十四年（1834），上距潘耒遂初堂刻本140年，黄汝成刻成了《日知录集释》，稍后刊刻的还有《刊误》二卷、《续刊误》二卷。
据《集释》所附的徵引姓氏，自潘耒、阎若璩以下共计96家，其广博宏富，为学者所盛道，黄汝成亦被称为潘耒以后《日知录》的第二功臣。
《日知录》三十二卷潘耒刻本的流传，有经义斋刻本（年月不详），有辽宁所藏乾隆五十八年刻本，另据潘氏《日知录版本考略》有乾隆六十年重刊本。大约同时，还有便于携带的巾箱本。到道光间，尚有九年刻成的《皇清经解》本和十二年的鄂山刻本。可知即在《四库全书》本《日知录》校毕之后16年，潘本已开始在地方官衙重刊翻刻。推测90余位学者所用都应当是潘刻本或以潘本为底本的重印本。（国家图书馆所藏康熙三十四年潘耒遂初堂刻本有佚名所录阎若璩批注，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有钱泰吉跋文并录，苏州市图书馆所藏经义斋刻本有陈澧批校，可略见一斑。）
而到同治、光绪及民国，潘刻本便很少重印，大量刊行的都是黄汝成的《集释》本。如同治七年汉阳朝宗书室活字本、同治八年广州述古堂重刻本、同治十一年湖北崇文书局重刻本、光绪三年重刻本、光绪十二年上海点石斋印书局石印本、光绪十三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民国元年武汉湖北官书处刻本、光绪及民国间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本、1928年及1945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1928年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石印本，等等皆是。
《集释》本的流行更加说明，学者已完全绕过了《四库全书》本的影响了。
虽然黄汝成《集释》一开始也是力抵学者以“鸿通瓌异之资”，“隳败于词章训诂襞绩破碎之中”（《黄叙》），而其引文则确有不厌其烦之蔽。盖因《日知录》一书本极淹博，初学受读，如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至于河水浅深，浩瀚难明。顾氏往往放论经史百家，而又往往戛然而止，虽然倡导考据，以期实事求是，其书却不遑纠缠史文考证，颇有意在言外之旨。故《集释》虽详，客观上则引导读者追寻细节，如“海运”、“海运”等条，《集释》连篇而下，徵引各近万字，反使顾氏著述本旨愈益不明，是其蔽短。
古人论世，有所谓盛世、叔世、季世、末世、乱世诸说，时世不同则出处进退亦各有异。嘉庆、道光之际，时势大变，与鼎革、创业时期的学者相比，境界视野都趋于细腻琐碎，亦属必然之理。
黄汝成亦曾见过《日知录》抄本，《集释•叙》中有“又得潘检讨删饰元本” 等语，《刊误•序》中有“又得原写本以校潘刻本”等语。故黄侃责之曰：“黄汝成作《集释》，屡言以元本校，今本此诸条汝成即见之，而亦讳言之。”（《校记跋》）潘承弼叹曰：“惜黄氏于禁违处又略而未及，又未快人意耳。”（《日知录版本考略》）实际上，黄汝成应当是据原写本补回了“李贽”、“钟惺”二条。此二条潘刻本全删，《四库全书》本亦删。《集释》二条无所徵引，可见诸家类多未见。但是黄汝成又有削改，对比抄本可知，“李贽”条“昔晋虞预”以下一百五十字为黄汝成《集释》所删，抄本有。“钟惺”条则改“钱尚书谦益文集”为“钱氏”，改“今”字为“当时”，抄本未改。
（六）
抄本《日知录》三十二卷，1933年由张继购得，章太炎得见，交弟子黄侃写出《校记》，刊1933年11月《归纳》第2期，又有1933年国立中央大学出版社刊本。1936年复由黄氏弟子龙榆生（龙沐勋）以“量守庐”名义刊行，“原抄本”一事遂公之于众。
章太炎自述其早年读书，曾怀疑《日知录》遭清官方抽毁。《日知录校记•章序》中说道：
昔时读《日知录》，怪顾君仕明至部郎，而篇中称“明”与前代无异，疑为后人改窜。又“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有录无书，亦以为乾隆抽毁也。……去岁闻友人张继得亡清雍正时写本，其缺不书者故在，又多出“胡服”一条，纚纚千余言，其书“明”则“本朝”，涉明讳者则用之字，信其为顾君真本，曩之所疑于是砉然冻解也。……颇怪次耕为顾君与徐昭法门下高材，造膝受命，宜与恒众异，乃反剟定师书，令面目不可尽睹，何负其师之剧耶？
章太炎的质疑是对的。到原抄本出现，章氏的疑问遂完全真相大白。照说，“原抄本”既然可以证明章氏的质疑，同时也可使“乾隆抽毁”的猜疑得以平息。但是章太炎话语一转，重新将笔锋对准了清朝，说道：“盖亦惩于史祸，有屈志而为之者也。”《章序》署款“于时戎祸纷拏，倭为溥仪蹂热河之岁”（1933年日本宣称热河省属于“满洲国”），更策应了这一倾向。
和章太炎类似，文载道也怀疑到了清朝。在一篇杂文中，文氏议论道：
专制时代的帝皇，何以全是那种小心眼儿，如目录卷六中明明有“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待我翻了正文之后，却大有踏破铁鞋之概。其他的想必还有，足见清初文网之森严，真也无微不至了。然如卷十三“正始”章第二节：“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若论“禁毁”，则这一节似乎大有资格——而且据说收入《四库》时，已遭清廷的“化装”了。（文载道《关于日知录》，原刊《古今》1943年11月第35期）
清朝的禁毁确实是存在的，但文氏并没有得到具体的证据，就在说“正始”一条文字“有资格”遭禁毁。实际上《四库全书》本的《日知录》“正始”条中，这段敏感的辨析全在，并未删改。当时原抄本已被发现，但文载道似乎也不知道。于是潘耒的责任便被改换为清朝的罪行了。
章太炎的立场变换影响了后面的全局。黄侃的《校记自序》跟着表示：“今清命已迄，神州多虞，秘籍复章，宁非天意！”而《校记跋》则称校讫“诚不胜其痛愤也！”
继续文载道的讨论的冯超人，就并没有纠正文氏的错判，为馆臣平冤，而是继续了黄侃的态度，撰文这样表述道：
顾先生《日知录》之成，当鼎革之秋，遭后人之窜改，乾隆之抽毁。学人志士读其书，疑怪结轖，莫不为之愤异者！徒以干于文网，默不申辩。幸清命已迄，秘籍复彰。《日知录》今本所刊落者，而有雍正时写本复显其真迹。使知顾先生千秋之志，得以无恨，宁非天意。（冯超人《读日知录校记》，原刊《古今》1944年5月第47期）
有学者称：“炎武晚年，正值清之盛世，而斯时学风亦渐转变，因此炎武殁后，其经世思想遂少有诵习者。”按此是由政治上言之，故不及钱大昕、赵翼之因袭直承。又称：“直至有清道光二十三年，何绍基、张穆创建顾亭林祠于北京广宁门内之慈仁寺，岁举祀事，炎武经世之绝学，乃渐为世所重，学风士习因之一变，而形成晚清的经世学派，成为中国近百年世运的关键所在。”又举吴相湘之说，称“曾国藩尝读书于炎武祠侧，对于炎武极尽向往之诚”。（黄秀政《顾炎武与清初经世学风》，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按此仍然是由政治上言之。至同治四年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均与政治时局互动。
至50年代初，徐文珊在台湾点校出版《原抄本日知录》，仍然强调其为“民族瓌宝”，认为在“民族生存斗争之际，本书有砥砺民族志节，促进民族精神之功”，而屡屡笼统指责窜改者为“清人”。（《原抄本日知录叙例》）
（七）
当日目验抄本《日知录》者，章太炎判断为“雍正时写本”、“信其为顾君真本”，又称其书“丹黄杂施，不可摄影以示学者”。黄侃称：“其题签云‘何义门批校精钞本’，书前有光熙、李慎、仌翠堂、殷树柏诸家印迹，书中有朱笔蓝笔评校，书法颇拙，改字又多不当，评语时伤庸陋，必非何焯所为。”判断说：“钞者避清讳至‘胤’字而止，盖雍正时人也。”徐文珊称，原抄本“缮写颇工”。
抄本《日知录》为张继（1882－1947）于“民国二十二年在北平书肆偶得”（崔震华《重印跋》）。张继谢世后，由夫人崔震华（1886－1971）带到台湾。此前，张继还获见山东省立图书馆收藏的另外一部《日知录》抄本，张继称之为“鲁抄本”，于1941年写有校记（未完成）。崔震华在台湾先将抄本交由张邦选誊写，后由徐文珊据抄本核校誊写本，并参校黄汝成《集释》本，必要时核查典籍原书，标点断句，写出《叙例》，于1958年由明伦出版社铅印出版，题为《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书内题徐文珊点校，书末附黄侃《校记》、张继《校记序》、崔震华1954年所作《重印〈日知录校记〉跋》（此前曾先在台湾印出有张继补校的《日知录校记》单行本），及徐文珊《校记补》。
至1974年，该书重印，初版中的若干误排经核对原抄本挖补修改，然后影印出版。收录有徐文珊1970年所作《再版赘言》，末附徐文珊《原抄本顾炎武日知录评介》一文（原刊东海大学《图书馆学报》1959年1月创刊号）。重印本今见有平平出版社（1974）、文史哲出版社（1979）、明伦出版社（明伦书局）（1979）等多种版本，均为影印制版，内容完全相同。
抄本与刻本的区别，除了删改文字以外，各条编次、分卷多有不同，然此无关宏旨。
关于“鲁抄本”，张继称与自己所藏抄本“全相同，其目次及字句皆自原本移写，空格处亦多相同，信为亭林先生之真本”（《校记序》），崔震华称“偶有小异”（《重印跋》）。
至于抄本上所作眉批，黄侃既斥之在前，徐文珊因之曰：“亦不能断为谁氏。”故于内封“何义门批校精抄本”前特加“旧题”二字。不过细翻眉批，虽然类多松散，但也并非全不可取。如“对襟衣”条眉批：“此制廿年前多有服之者，今则少矣。其名为‘齐肩褂’，又名‘膺榜褂’。汉装妇女犹多服之，谓之‘背心’。”亦合考据体例。又“短陌”条眉批存校文一条云：“‘五’，刻本作‘三’。”似此人曾与刻本对读。又“自邑告命”条“洛”字下小字注“讳阙”，眉批：“凡注‘讳阙’二字，皆明诸帝讳也。兹皆补入，则此二字当删去之。然不欲擅改前人原书，且存之，足以见前人敬谨处。以□围之可也。后仿此。”现抄本中所存已补讳名而不删小字“讳阙”且加框之处极多（北大抄本同，而不加框，但此条漏抄），似誊抄亦出此人安排。
徐文珊（1900－1998），燕京大学毕业，受教于顾颉刚、胡适等人，后任职于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兼东海大学教授。曾与顾颉刚共同点校《史记》白文本，1936年由北平研究院出版。（《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出版之次年，内地恰有顾颉刚领衔标点的《史记》新版由中华书局推出。）
虽然徐氏的点校“考证对勘，精校再四”（《再版赘言》），“历一载有半，始得卒业”（《评介》），其铅排间有错误，标点断句太过粗疏。盖除去标点断句以外，其书的最大价值在于使学者得见抄本内容（迄今公开出版的抄本的唯一版本），而铅印排出的文字亦基本可信。
（八）
除了“原抄本”、“鲁抄本”以外，还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一种旧抄本。此抄本三十二卷首尾完整，另有目录一册。均以“遗白轩”白纸抄写，手工装订。上有“阮元私印”、“颐性老人”、“钱坫之印”、“香天常住”、“马氏玲珑山馆所藏书画”、“赵氏铸铣过目”等印章。楷书，抄写工整，但字迹不一，且卷十七重复有两册，字迹明显不同，可知由抄胥所为。
其卷十七两册均盖北京大学藏书章，一在卷首，一在卷尾。字迹明显不同，但各页各行完全相同，当由按要求准原书格式过录，故可推测其母本格式亦当如此。
此本于民国间入藏北大，无批注，但推测当与“原抄本”有同一来源。各卷各条编次与台湾“原抄本”全同。凡刻本删改处，两种抄本完全相同。避讳处亦同。惟北大抄本抄写错讹之字较多，但也偶有原抄本有误而北大抄本不误者。故二抄本颇可互相印证。
（九）
在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以后，学者陆续撰写的考订著作，有清李遇孙《日知录续补正》三卷、清丁晏《日知录校正》一卷、清俞樾《日知录小笺》一卷，及民国潘承弼《日知录补校》一卷。至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其汇总影印，编成《日知录集释（外七种）》，极便学者。
此外的整理工作，当推栾保群、吕宗力校点的《日知录集释（全校本）》，陈垣校注的《日知录校注》，及台湾徐文珊点校的《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三种，最为重要。
《日知录集释（全校本）》200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书以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的道光十四年西谿草庐本的剜补重印本为底本，又择要吸收了李遇孙《续补正》、丁晏《校正》、俞樾《小笺》。书中原文经过核校，引文注明出处，书后并附《谲觚十事》和《日知录之余》二种，是一部比较重要的现代版本，其集释、校记迄至目前最全。（当然“全校”二字只当是相对而言，如谓一条不可添加、将来亦无可补则未必。）
（十）
《日知录校注》2007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书实为陈垣先生遗著。按民国间陈垣先生倡导史源学，杨树达先生倡导语源学，都颇具活力。但《日知录校注》亦非没有不足。
史源之义，当不只在引文断句，不只在分别前书后书，更在知经史子集之别，学术之源，政教之本。我国学术自来讲求本原，至清章学诚有“考竟源流”之说，而四库馆臣所作的工作，其大者莫过于承接经史子集四部的系统，以经史统领子学和集部，以国家学术统领全局。这既是三代王官学的精神，也是汉唐经学的精神，到了清代，可谓重新振起。近代以来引进的学科分类与职业化观念，降经为史，降史为史料，迄今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层层骈列，泛无所归，天下莫知祈向，难言其为学术的进步。反观《日知录》之博极群书，看似琐碎，其实所寄寓却是一种整体的观念。书中所述，不只传记所以辅经，诸子及集部之书所以辅经，即小学文字皆以辅经，故顾氏自称其为“经史之学”，而非所谓“杂考证”。如果说史源学当有一会归境界，正当使现代自由独立的诸多学科重新整合，注入活力，以应对时变。故昔日讲求“辨章考竟”，今日讲求“史源语源”，乃皆为读书治学第一步所要做的工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
（责任编辑 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