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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意境是我国古典文论独创的一个概念。作为审美范畴，它是中国古代哲学意识与中国古代诗歌比喻象征传统手法相结合的产物。意境“虚实结合”的基本创作手法，“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美学特征，“言”、“象”、“意”的包蕴性和层次性以及意境中的艺术形象的特质与功能等，都深受中国古代老庄哲学思想和《周易》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在它们那里找到这种渊源关系，这对以后意境理论的发展和完备提供了一种文化背景和思维视野，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意境；文化渊源；老庄哲学；《周易》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5-0170-03
意境理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审美理想的体现。“境”，《说文解字》释为“疆也”…，指一定的范围。意境是在“空间”这种涵义范围上使用的。它既是一种审美空间，也是一种由实景、实象(对审美对象的具体描绘)所导致、所引发并产生于实景、实象之外的又包括实景实象的广泛深邃的艺术空间。因此，所谓意境——就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能诱发和开拓丰富的审美想象空间的整体意象。即是说，它是使客观景物作为主观情思的寄托，造成一种情景交融、和谐统一的艺术境界。作为审美范畴，它是中国古代哲学意识与中国古代诗歌比喻象征传统手法相结合的产物，主要渊源于老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及《周易》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述。
一、老庄思想与意境
老庄思想对意境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审美意蕴及艺术创作上。老庄以抽象虚无的“道”代表世上的全体、物的总规律。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庄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是事物的本体，同时，也是宇宙运行的总规律。作为本源，道生万物；作为总规律，道法自然。老庄认为道是最全的，而个别事物只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总是有“偏”的，“道”和“物”的关系，即是无(形)和有(形)的关系。“无”是包括一切的，“有”则是某一具体事物。从这个哲学观念出发，他们在艺术上追求“全”之美，以“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为艺术最高境界；同时，老庄又认为具体的事物都是有无相生的，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认为“无”比“有”更重要，“有”从“无”生。老庄这种高度重视“无”和追求“全”之美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在艺术上特别注重追求“虚”的境界，因此在创造意境时形成一种“虚实结合”的基本方法，即寓虚于实、以实显虚和化虚为实、以实写虚的表现手法，从而使意境具有情景交融、情为主导，虚实结合、境生象外，含蓄蕴藉、意味无穷的审美特征和意蕴，使中国文人在表现意境时努力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进而达到“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妙境。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虚实结合”创造意境的基本手法，还是“含蓄蕴藉，意味无穷”的美学意蕴特征，都深受中国古代老庄哲学家思想的影响。
其次，老庄思想对意境的影响还表现在“言”、“象”、“意”的层次上。中国古代诗学的层次论发端于老庄，老庄从认识论的高度提出了一个具有雏形的层次问题。《老子》第一章即开宗明义，立道与名，以道为宗，以名显道。并认为“道”是事物的本体，是心灵的旨归。而语言符号则是表达本体意义的器具，“有名”的评议和“无名”的道之间是一种名与实、方法与本体、有限与无限的关系。老子在《道德经》中悠然深远地谈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天地之始；有，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作为“天地之始”来说，“道”是“无”，无名、无极、无形，也就是无规定性、无限性，不能直接为感官所感受；作为“万物之母”来说，“道”转化为“有”，也就是有规定性、有差别、有界限。一方面，“名”是表达我们理性所能理解的所有事物的符号；另一方面，那世界的本质精神却是不可能通过符号来求得的。因此，老子便从认识论的高度提出了一个层次问题：文本具有表面言语层和背后意义层之分，两者是不对应的，甚至是无法对应的。老子认为把握“道”的“无”的一方，是为了观照“道”的妙的属性(“妙”体现了“道”的无规定性、无限性)；把握“道”的“有”的一方，是为了观照“道”的“徼”的属性(“微”体现“道”的规定性、差别、界限，徼：含有界限之意，许慎《说文》：“徼，循也”。段玉裁注：“引申为边徼”。)但老子的认识论还不是完整的层次论，只是一个雏形，还不具备结构学意义。因为这还仅仅是一种名与实、形式与内容、方法与本体、无限与有限的两立关系。庄子也是如此，《庄子·天道》篇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他一方面强调了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轻视言语的倾向。庄子还提出“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两个基本概念，要我们“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目的已达到，手段条件便失去价值。因此，庄子在思想观念上已阐发了语言与意义的层次问题，同时更强调“言”、“意”这两个层面的“意”的一面。但老庄都明确地感到“言不尽意”，语言符号是不能穷尽其意义的。老子在朦胧中发现，要使“言”更有效地过渡到意，似乎可以通过另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达到对事物整体图像的模糊而更确切的把握，从而认为：“视之不见，名目夷；听之不闻，名日希；抟之不得，名日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一者，其上不嗷，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惚恍”。老子感到模糊的“象”更接近事物的本质精神，他说：“道之为物，惟恍唯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他已朦胧地感到“言”、“意”之间似乎有某种“象”的存在。庄子也提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这说明老庄更进一层感觉到似乎有某种“物”的存在和它的尽意功能。这对意境的创造及意境中艺术形象的特质与功能，“言”、“象”、“意”的关系以及意境的层次性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找到这种文化渊源的关系。
二、《周易》与意境
我们还可以从《周易》中找到这种渊源和影响。
《易传》(《周易大传》)是对《易经》(《周易古经》)的解释和发挥，《易经》和《易传》合起来就是通常所说的《周易》。《易传》(主要是《系辞传》)对古代文学理论来说极为重要，它突出了“象”这个范畴，并且提出“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这两个命题，对中国古代诗学及意境产生了重 要影响。《周易·系辞上》在谈到“卦”这种符号起源时便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说明符号“卦”起源于物象而表达了物象，从而传“德”通“情”。《易传·系辞上》又言：“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唐经学家孔颖达《周易正义》解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者。赜谓幽深难见。圣人有其神妙，以能见天下深赜之至理也，而拟诸其形容者，以此深赜之理拟度诸物，形容也。……是故谓之象者，以是之故谓之象也，谓六十四卦是也”。由此说明“卦”的来源和“象”的产生及其特性，并阐明“象”是主客观因素的统一，具有包蕴性和层次性，即《系辞传》所言“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传》又说：“日新之为盛德，生生之为易”，说明宇宙万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充分体现了“象”的包蕴性生生不尽。《系辞传》用“象”这个范畴来概括整部《易经》，由此把“象”这个范畴提到了十分突出的地位。《系辞传》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进一步解释说：“《易》卦者，写万物之形象者……法像万物，犹若乾卦之象法像于天也”；孔颖达还说：“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诗》之比喻也。或取天地阴阳之象以明义者，……或取万物杂象以明义者，……如此之类，《易》中多矣”。由此说明整个《易经》都是“象”，都是以形象来表明义理，八卦和六十四卦，法像万物，写万物之形象，所以是“象”；卦辞和爻辞，或取于天地阴阳之象，或取于万物杂象，所以也是“象”。《周易》把“象”摆在这样突出的地位，主要来突现“象”的作用。中国诗学“赋、比、兴”这组范畴，正是对《易传》的“象”这个范畴的进一步规定。但同时，意境的生成又与“比兴说”有密切的关系；并且“象”的包蕴性、层次性与意境的包容性、层次性是一致的。由此可以看出《易传》对意境有着深远影响。
《周易》还提出“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这两个命题。《系辞传》：“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言不尽意”说明语言在表达思想感情方面的局限性，是不可能充分表现(穷尽)特殊与个别事物的，有些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但“立象”可以尽意，即是说可以借助形象表达圣人的意念。当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语言不能充分表现，或表达不清楚的时候，可以通过形象来表现，使其更充分、更明白、更清楚。可以说老庄朦胧感到“象”的存在及其尽意的功能与《周易》提出的“象”及“立象以尽意”的命题如出一辙。中国古代哲人们提出的这些命题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中国诗学。王弼直接受到《周易》的启发，使他最终将“象”的概念明确置于“言”、“意”之间来充分阐释“言”、“象”、“意”的关系。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签也。”由此而来，文本层次论主要由《易》象和卦爻辞这种特殊的形式负载以及老庄认识论上名与实关系(雏形)引发，再通过王弼对它的总结，使中国文本层次论找到了理论根据，并促使文本层次思想最终确立，为后代诗学家所采用。王弼的思想后来为玄学诗学家进一步发挥成“意境说”。因此，我们不仅可以从“言”、“象”、“意”关系上找到意境与《周易》的承继关系，而且从“象”的特质功能上，也可以找到二者文化渊源上的密切联系。因为《周易》‘，立象以尽意”中的“象”与意境中可以传达情意的“形象”(或氛围)有着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因此，这个命题非常重要，并对意象的选择、使用，以及由意象组合构成的意境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系辞传》不仅提出“立象以尽意”的命题，还把“立象尽意”的特点提了出来。“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文曲而中，其事肆而隐”，韩康伯解释说：“托象以明义，因小以喻大”，对“其事肆而隐”，韩康伯进一步解释说：“事显而理微”。孔颖达说：“其《易》之所载之事，其辞放肆显露而所论义理深而幽隐也”。由此可以看出“立象尽意”是以具体的、实在的、切近的、显露的“象”表现深远的、幽隐的“意”，具有以小喻大、以少总多、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的特点，而这与艺术形象以个别表现一般，以单纯表现丰富，以有限表现无限是相通的，同时，也与意境以实显虚、化实写虚、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相通。
《易传》同时还提出了“观物取象”的命题，给予“象”以重要的规定。首先，“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说明了“象”的来源：“天下之赜”、“万物之情”，说明《易》象是在对外界物象模拟的基础上对宇宙万物内在特性和深奥的道理的一种表现，带有一种概括性；其次，“观物取象”说明了“观物”的方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为我们提供了既“仰观”又“俯察”、既观远又观近、既观大又观小的多种观物方式，以及不断转变角度的“观物法”。美学家宗白华指出：“俯仰往还，远近取与，是中国哲人的观照法，也是诗人的观照法。而这观照法表现在我们的诗中画中，构成我们的诗画中空间意识的特质”。再次，“观物取象”还说明了《易》象的产生是在采用多种方式通过对客观外界观察感受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创造出来的“象”。这“象”的产生过程，既是一个模拟的过程，又是一个认识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创造过程。由于《易》象与审美形象有相通之处，《易传》“观物取象”的命题已接触到了“象”的本质、“意象”的创造以及审美观照的特点等问题，这对中国诗学尤其是意境理论的生成及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意境“虚实结合”的基本创作手法，“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美学特征，“言”、“象”、“意”的包蕴性和层次性以及意境中的艺术形象的特质与功能等，都深受中国古代老庄哲学思想和《周易》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在它们那里找到这种渊源关系，这对以后意境理论的发展和完备提供了一种文化背景和思维视野，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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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 科)
[关键词] 意境；文化渊源；老庄哲学；《周易》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5-0170-03
意境理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审美理想的体现。“境”，《说文解字》释为“疆也”…，指一定的范围。意境是在“空间”这种涵义范围上使用的。它既是一种审美空间，也是一种由实景、实象(对审美对象的具体描绘)所导致、所引发并产生于实景、实象之外的又包括实景实象的广泛深邃的艺术空间。因此，所谓意境——就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能诱发和开拓丰富的审美想象空间的整体意象。即是说，它是使客观景物作为主观情思的寄托，造成一种情景交融、和谐统一的艺术境界。作为审美范畴，它是中国古代哲学意识与中国古代诗歌比喻象征传统手法相结合的产物，主要渊源于老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及《周易》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述。
一、老庄思想与意境
老庄思想对意境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审美意蕴及艺术创作上。老庄以抽象虚无的“道”代表世上的全体、物的总规律。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庄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是事物的本体，同时，也是宇宙运行的总规律。作为本源，道生万物；作为总规律，道法自然。老庄认为道是最全的，而个别事物只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总是有“偏”的，“道”和“物”的关系，即是无(形)和有(形)的关系。“无”是包括一切的，“有”则是某一具体事物。从这个哲学观念出发，他们在艺术上追求“全”之美，以“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为艺术最高境界；同时，老庄又认为具体的事物都是有无相生的，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认为“无”比“有”更重要，“有”从“无”生。老庄这种高度重视“无”和追求“全”之美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在艺术上特别注重追求“虚”的境界，因此在创造意境时形成一种“虚实结合”的基本方法，即寓虚于实、以实显虚和化虚为实、以实写虚的表现手法，从而使意境具有情景交融、情为主导，虚实结合、境生象外，含蓄蕴藉、意味无穷的审美特征和意蕴，使中国文人在表现意境时努力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进而达到“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妙境。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虚实结合”创造意境的基本手法，还是“含蓄蕴藉，意味无穷”的美学意蕴特征，都深受中国古代老庄哲学家思想的影响。
其次，老庄思想对意境的影响还表现在“言”、“象”、“意”的层次上。中国古代诗学的层次论发端于老庄，老庄从认识论的高度提出了一个具有雏形的层次问题。《老子》第一章即开宗明义，立道与名，以道为宗，以名显道。并认为“道”是事物的本体，是心灵的旨归。而语言符号则是表达本体意义的器具，“有名”的评议和“无名”的道之间是一种名与实、方法与本体、有限与无限的关系。老子在《道德经》中悠然深远地谈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天地之始；有，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作为“天地之始”来说，“道”是“无”，无名、无极、无形，也就是无规定性、无限性，不能直接为感官所感受；作为“万物之母”来说，“道”转化为“有”，也就是有规定性、有差别、有界限。一方面，“名”是表达我们理性所能理解的所有事物的符号；另一方面，那世界的本质精神却是不可能通过符号来求得的。因此，老子便从认识论的高度提出了一个层次问题：文本具有表面言语层和背后意义层之分，两者是不对应的，甚至是无法对应的。老子认为把握“道”的“无”的一方，是为了观照“道”的妙的属性(“妙”体现了“道”的无规定性、无限性)；把握“道”的“有”的一方，是为了观照“道”的“徼”的属性(“微”体现“道”的规定性、差别、界限，徼：含有界限之意，许慎《说文》：“徼，循也”。段玉裁注：“引申为边徼”。)但老子的认识论还不是完整的层次论，只是一个雏形，还不具备结构学意义。因为这还仅仅是一种名与实、形式与内容、方法与本体、无限与有限的两立关系。庄子也是如此，《庄子·天道》篇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他一方面强调了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轻视言语的倾向。庄子还提出“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两个基本概念，要我们“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目的已达到，手段条件便失去价值。因此，庄子在思想观念上已阐发了语言与意义的层次问题，同时更强调“言”、“意”这两个层面的“意”的一面。但老庄都明确地感到“言不尽意”，语言符号是不能穷尽其意义的。老子在朦胧中发现，要使“言”更有效地过渡到意，似乎可以通过另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达到对事物整体图像的模糊而更确切的把握，从而认为：“视之不见，名目夷；听之不闻，名日希；抟之不得，名日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一者，其上不嗷，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惚恍”。老子感到模糊的“象”更接近事物的本质精神，他说：“道之为物，惟恍唯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他已朦胧地感到“言”、“意”之间似乎有某种“象”的存在。庄子也提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这说明老庄更进一层感觉到似乎有某种“物”的存在和它的尽意功能。这对意境的创造及意境中艺术形象的特质与功能，“言”、“象”、“意”的关系以及意境的层次性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找到这种文化渊源的关系。
二、《周易》与意境
我们还可以从《周易》中找到这种渊源和影响。
《易传》(《周易大传》)是对《易经》(《周易古经》)的解释和发挥，《易经》和《易传》合起来就是通常所说的《周易》。《易传》(主要是《系辞传》)对古代文学理论来说极为重要，它突出了“象”这个范畴，并且提出“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这两个命题，对中国古代诗学及意境产生了重 要影响。《周易·系辞上》在谈到“卦”这种符号起源时便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说明符号“卦”起源于物象而表达了物象，从而传“德”通“情”。《易传·系辞上》又言：“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唐经学家孔颖达《周易正义》解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者。赜谓幽深难见。圣人有其神妙，以能见天下深赜之至理也，而拟诸其形容者，以此深赜之理拟度诸物，形容也。……是故谓之象者，以是之故谓之象也，谓六十四卦是也”。由此说明“卦”的来源和“象”的产生及其特性，并阐明“象”是主客观因素的统一，具有包蕴性和层次性，即《系辞传》所言“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传》又说：“日新之为盛德，生生之为易”，说明宇宙万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充分体现了“象”的包蕴性生生不尽。《系辞传》用“象”这个范畴来概括整部《易经》，由此把“象”这个范畴提到了十分突出的地位。《系辞传》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进一步解释说：“《易》卦者，写万物之形象者……法像万物，犹若乾卦之象法像于天也”；孔颖达还说：“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诗》之比喻也。或取天地阴阳之象以明义者，……或取万物杂象以明义者，……如此之类，《易》中多矣”。由此说明整个《易经》都是“象”，都是以形象来表明义理，八卦和六十四卦，法像万物，写万物之形象，所以是“象”；卦辞和爻辞，或取于天地阴阳之象，或取于万物杂象，所以也是“象”。《周易》把“象”摆在这样突出的地位，主要来突现“象”的作用。中国诗学“赋、比、兴”这组范畴，正是对《易传》的“象”这个范畴的进一步规定。但同时，意境的生成又与“比兴说”有密切的关系；并且“象”的包蕴性、层次性与意境的包容性、层次性是一致的。由此可以看出《易传》对意境有着深远影响。
《周易》还提出“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这两个命题。《系辞传》：“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言不尽意”说明语言在表达思想感情方面的局限性，是不可能充分表现(穷尽)特殊与个别事物的，有些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但“立象”可以尽意，即是说可以借助形象表达圣人的意念。当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语言不能充分表现，或表达不清楚的时候，可以通过形象来表现，使其更充分、更明白、更清楚。可以说老庄朦胧感到“象”的存在及其尽意的功能与《周易》提出的“象”及“立象以尽意”的命题如出一辙。中国古代哲人们提出的这些命题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中国诗学。王弼直接受到《周易》的启发，使他最终将“象”的概念明确置于“言”、“意”之间来充分阐释“言”、“象”、“意”的关系。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签也。”由此而来，文本层次论主要由《易》象和卦爻辞这种特殊的形式负载以及老庄认识论上名与实关系(雏形)引发，再通过王弼对它的总结，使中国文本层次论找到了理论根据，并促使文本层次思想最终确立，为后代诗学家所采用。王弼的思想后来为玄学诗学家进一步发挥成“意境说”。因此，我们不仅可以从“言”、“象”、“意”关系上找到意境与《周易》的承继关系，而且从“象”的特质功能上，也可以找到二者文化渊源上的密切联系。因为《周易》‘，立象以尽意”中的“象”与意境中可以传达情意的“形象”(或氛围)有着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因此，这个命题非常重要，并对意象的选择、使用，以及由意象组合构成的意境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系辞传》不仅提出“立象以尽意”的命题，还把“立象尽意”的特点提了出来。“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文曲而中，其事肆而隐”，韩康伯解释说：“托象以明义，因小以喻大”，对“其事肆而隐”，韩康伯进一步解释说：“事显而理微”。孔颖达说：“其《易》之所载之事，其辞放肆显露而所论义理深而幽隐也”。由此可以看出“立象尽意”是以具体的、实在的、切近的、显露的“象”表现深远的、幽隐的“意”，具有以小喻大、以少总多、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的特点，而这与艺术形象以个别表现一般，以单纯表现丰富，以有限表现无限是相通的，同时，也与意境以实显虚、化实写虚、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相通。
《易传》同时还提出了“观物取象”的命题，给予“象”以重要的规定。首先，“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说明了“象”的来源：“天下之赜”、“万物之情”，说明《易》象是在对外界物象模拟的基础上对宇宙万物内在特性和深奥的道理的一种表现，带有一种概括性；其次，“观物取象”说明了“观物”的方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为我们提供了既“仰观”又“俯察”、既观远又观近、既观大又观小的多种观物方式，以及不断转变角度的“观物法”。美学家宗白华指出：“俯仰往还，远近取与，是中国哲人的观照法，也是诗人的观照法。而这观照法表现在我们的诗中画中，构成我们的诗画中空间意识的特质”。再次，“观物取象”还说明了《易》象的产生是在采用多种方式通过对客观外界观察感受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创造出来的“象”。这“象”的产生过程，既是一个模拟的过程，又是一个认识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创造过程。由于《易》象与审美形象有相通之处，《易传》“观物取象”的命题已接触到了“象”的本质、“意象”的创造以及审美观照的特点等问题，这对中国诗学尤其是意境理论的生成及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意境“虚实结合”的基本创作手法，“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美学特征，“言”、“象”、“意”的包蕴性和层次性以及意境中的艺术形象的特质与功能等，都深受中国古代老庄哲学思想和《周易》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在它们那里找到这种渊源关系，这对以后意境理论的发展和完备提供了一种文化背景和思维视野，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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