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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蜀学作为地域性文化，在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深受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理学思潮的影响。宋代巴蜀思想家及流寓巴蜀的理学家会同蜀、洛，促进了儒学和巴蜀文化的持续发展；贯通经学与哲学，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二者之互动，丰富了宋代理学的内涵，促进了理学的大发展。
[关键词]宋代蜀学；宋代理学；地域文化；时代思潮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5-0141-06
宋代理学思潮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很大。宋代蜀学作为地域性文化，在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深受理学思潮的影响。从思潮、地域性文化的关系看，时代思潮体现在地域性文化之中，通过各地域文化的本质特征表现出来；地域性文化的发展演变不能脱离时代思潮的影响，并以其鲜明的个性最终融入时代思潮之中。二者的相同相异之处存在着相互体现、相互影响和渗透、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宋代蜀学是宋代思想文化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促进宋代理学和巴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理学发展史和巴蜀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旨在探讨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的相互关系，从一个侧面把握地域性文化与时代思潮的互动及其意义。
一、会同蜀、洛，促进了巴蜀文化的持续发展
在巴蜀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宋代蜀学是巴蜀文化发展到宋代的理论高峰，在巴蜀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全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趋势相对应，居中国文化发展主导地位的儒学文化在隋唐时期发展停滞。巴蜀地域文化也是如此，其时佛教盛行，宗教冲击人文，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旧儒学陷于繁琐注疏考释，未有进一步发展；唐五代以来，伦常扫地，社会生活失范；同时，儒佛道三教融合，为理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至宋代，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看，重义理轻训诂的宋学兴起，逐步取代重训诂轻义理的汉学。与之相应，巴蜀文化也由此发展到一个新的高潮。作为宋学阵营的重要一派，以北宋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在全国享有较高声誉，成为当时与同属宋学的王安石新学、二程洛学相对应的重要学术流派。与此同时，濂、洛之学入蜀，使理学在蜀地得以兴起和发展，并在与三苏蜀学的相同相异、相互辩难之中，促进着巴蜀文化的发展。
所谓宋代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宋代蜀学指北宋以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广义的宋代蜀学指两宋时期包括三苏、周程及其在蜀后学、张栻、度正、魏了翁等著名人物融合蜀洛、贯通三教而以宋代新儒学为主的四川地区的学术。所以，从广义的蜀学眼光看，应把周敦颐、程颐等理学家在巴蜀的学术活动和著述也包括到宋代蜀学里来。宋代蜀学发展到南宋，崛起了张栻、魏了翁两位著名人物及其所代表的南轩学派和鹤山学派，其影响所及，超出了巴蜀地域，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思想家和学派。
不可否认，尽管三苏蜀学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并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但其哲学思辨性尚有待于提高。而洛学及受其影响而形成的宋代四川理学则长于哲学思辨，在哲学思辨性上优于三苏蜀学，从而以思辨哲学发展了巴蜀文化。理学是一个极为丰富复杂的文化系统，在它发展的进程中，它的内在结构由多元构成，并具有自己的特点和自身转化更新的功能。正如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必须在认同自身的同时，适应新的时代和环境才能发展，否则必然没落一样，儒学在宋代重新崛起，形成理学，并逐步占据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是因为二程理学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创造性地扬弃传统儒学，使儒学在自我批判中，改造过时的旧思想，吸取其他文化派别的长处，从而推陈出新，使自身得到发展。一般说，理学重哲学思维，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相结合，发展了中国传统儒学。与洛学相比较，三苏蜀学则长于形象思维，易于在民间流传，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大众化的文学层面的熏陶和习染，以及政治方面的影响上，容易被一般民众所接受，发挥较广泛的社会影响。理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深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指导上，经过长期积淀，深入人心，往往百姓日用而不知，潜意识地发挥作用。正因为理学长于哲学思维，重思想意识形态的指导和道德教化的作用，有三苏蜀学所不及之处，所以在其所长的领域，发展了巴蜀文化。
受二程理学的影响，四川著名学者范祖禹(1041-1098，成都华阳、人，今属四川)认同于道学。他对道学的认同，客观上起到了扩大二程学说在四川影响的作用。范祖禹对道学的认同，主要体现在把帝王之学与道统之道相联系、以义理为指导重视经学和对二程理学的称赏认同上。范祖禹作为蜀籍学者，他认同道学，赞成二程的学问和道统说，客观上为宋代四川理学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由于他同蜀、洛两学派均保持良好的交往关系，这对于扩大二程理学在四川的影响，较为有利，并具有会合蜀、洛之学的作用。
宋代蜀学的集大成者魏了翁(1178-1237，邛州蒲江人，今属四川)在继承濂、洛一派学说，吸取朱熹、陆九渊理学思想的同时，也接受了北宋三苏蜀学的某些思想。三苏蜀学虽与二程洛学相互区别，但它们同属宋学，也有一定的联系和相通之处。这表现在，三苏在构筑其思想体系时，对儒、佛、道三教的学说都有所吸取和借用，他们大量吸取了儒家仁义礼智、君臣父子的伦理思想，这与二程的洛学相似；但他们把儒家伦理作为“道之继”和“性之效”，认为仁义礼智是“道”和“性”的派生物，而不是“道”、“性”本身，这与二程把仁义礼智直接等同于“道”、“性”的思想有别。但就三苏蜀学认为必须通过遵循仁义礼智、君臣父子的原则才能得“道”而言，又与洛学相同。北宋时期，三苏蜀学与理学之濂、洛、关各派大致同时而起，同属当时讲义理轻训诂的宋学阵营，而与汉唐时期重训诂轻义理的汉学相互区别。受时代思潮和宋学学风的共同影响，三苏蜀学与理学之间存在着一些相近之处，共同体现了宋代学风转向和时代政治的特点，均为宋学和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就批汉学考据、重视义理而言，共同体现了宋学的特点。
正因为蜀学与洛学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相同之处，所以魏了翁能够既继承和发展二程洛学，又能够接受三苏蜀学，把三苏的思想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成为融合蜀、洛的人物。陈元晋在评论魏了翁学术思想时指出：“潜心大业，会同蜀、洛，上通洙泗之蚺二源。”会同蜀、洛的内在根据在于蜀、洛之学都与洙泗孔子之学有相通之处。陈元晋的这个评价是客观的。由此可见，宋代四川理学在会合蜀、洛之学的过程中，促进了巴蜀文化的持续发展。
二、贯通经学与哲学，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经学与哲学的联系十分密切。冯友兰先生当年作两卷本《中国哲 学史》，把整个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先秦，包括秦汉之际)和“经学时代”(汉到清末)两大部分，认为在经学时代，儒学定于一尊，儒家的典籍已成为“经”，一定程度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即使有新的见解，也往往用注经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巴蜀文化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历史上，巴蜀大地出现了不少经学家和学者，历代注经者不绝。至宋代，四川经学讲论之风盛行，学者遍注群经，涌现了大量经典注释之书。然至理学兴起之前，蜀地学者对经典的注解，还多停留在考文释义的阶段，尚未有更多的哲学论述，故哲学思辨性不强。
而由理学重哲学思辨的特点所决定，宋代蜀学学者受理学的影响，在诠释经书的过程中，把哲学与经学结合起来，提高了巴蜀文化的哲学思辨性，从而把巴蜀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宋代四川理学家及人蜀流寓的理学人物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学术活动大多以经学研究为主，围绕着对诸经本义的探求和以义理诠释儒家经典，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经学论著。如程颐的《伊川易传》，张栻的《南轩论语解》、《南轩孟子说》、《南轩易说》，魏了翁的《九经要义》等等。这些经学论著中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其哲学思想即是通过注释儒家经典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使得理学家的哲学思辨渗透到其经学思想之中，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和巴蜀文化的发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和研究蜀地理学家其经学与哲学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就很难全面了解和把握理学家的学术思想，也难以把握宋代理学对促进巴蜀文化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所以，探讨蜀地理学家是怎样把哲学与经学相结合，以此发展了中国思想文化和巴蜀哲学，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流寓巴蜀的程颐(1033-1107)在编管于四川涪州时著《伊川易传》(1099年成书)，通过对儒家经典——《周易》的注解阐发其理学思想，这是宋代理学最重要的理学及哲学著作之一。在书中，程颐以义理为本，以象数为末，在易学中贯穿着哲学本体论原则，这是以程颐为代表的宋易之义理学派的基本观点。程颐把易学与理学紧密结合，大大丰富了易学哲学的内涵。通过对《周易》的解说、诠释，以思辨性的哲学论证新儒家伦理，促使当时的学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宋代理学思潮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亦为宋代四川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宋代蜀学的理学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栻(1133－1180，汉州绵竹人，今属四川)作为蜀籍著名理学家，他的理学思想亦含有丰富的哲学思辨性，甚至对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理学及其哲学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启发。张栻通过注经来阐发哲理，其经学著作既是理学著作，亦是哲学著作。张栻的哲学与其理学紧密联系，其思想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阐释而表达。张栻的哲学体系，是由一系列哲学范畴及由范畴组成的命题所构成，离开了范畴便无法进行理论思维。而这些范畴、概念、命题的提出，大多是通过经学注解的方式。张栻在对儒家经典《周易》、《论语》、《孟子》等的诠释中，把哲学诠释与经学诠释结合起来，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加以理论创新，提出了系统、完整的以天理论为主体，贯通道本体、性本体和心本体的本体论诠释学，从而丰富并发展了巴蜀文化和中国哲学。
魏了翁作为宋代蜀学的集大成者，他把经学与哲学相结合的形式是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其训诂注疏是经学研究的方式，而义理的阐发则包含着哲理。他认为理学的发展离不开经学训诂注疏的形式，而求义理则是经学研究的目的。主张义理从考释中出，而不是妄发议论，学无根抵。魏了翁这种既重义理、重哲学思辨，又重注疏考释，并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思想为巴蜀以往注经者所不具有，尤其为宋以前的解经者所无，即使在理学家中也少有提出此思想者，故不仅是对汉学、宋学各自流弊的修正，亦是对巴蜀文化发展的有力推动。
由此可见，宋代蜀学及其代表人物会合蜀、洛之学，贯通经学与哲学，把经学诠释与哲学诠释结合起来，从而把中国思想文化和巴蜀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三、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二者互动之意义
宋代四川理学是宋代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宋代蜀学同宋代理学的互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既与整个宋代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演变分不开，同时在蜀地内外学者的相互交流中，也直接促进了宋代理学的发展，并以其独特的理论，丰富了宋代理学的内涵。由此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的互动在宋代理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促进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宋明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丰富了宋代理学的内涵
宋代理学思潮造就了一批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分布在各个地域活动，又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辩难，由此推动了哲学和时代思潮的发展。理学思潮中涌现出在追求义理相同、而在其他一些方面的见解、思想不完全相同的各个流派，他们在相互论争中又互相影响，从而促进了学术繁荣和思想的发展。各个流派、各个思想家围绕着当时共同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从而形成了宋代理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各地、各个学术流派中又有一两个或数个杰出的思想家为其代表。思潮造就了哲学家、思想家，孕育了学术流派，而流派和思想家又影响了思潮，体现为思潮。包括宋代四川理学在内的广义的宋代蜀学及其代表人物就是宋代理学思潮中的重要地域学术派别和杰出人物。他们创造性的学术活动，丰富了宋代理学的思想内涵，为宋代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程颐在四川涪陵撰作《伊川易传》，这是宋易之义理学派的代表著作，也使程颐成为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不仅在中国易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程颐通过注《易》!所阐发的义理和哲理也丰富了宋代理学的理论体系，促进了宋代理学发展。与象数派的观点有别，程颐在治《易》的过程中，以义理解《易》，直接从《易》书中发挥义理，认为《易》是载道之书，天理、天道便包含在《易》之中。如程颐在对乾卦的注解中，把乾解为天，认为“乾，天也”，并称：“夫天，专言之则道也。”从中阐发乾即是天，天即是道的观点。又如程颐解乾卦初九“潜龙勿用”，就直接讲“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阐述了理无形的道理。再如程颐在解《无妄》卦的卦名时称：“无妄者，至诚也，至诚者，天之道也。……苟不合正理，则妄也，乃邪心也。”并指出：“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将何之矣?乃人于妄也。往则悖于天理。”直接阐发天理，明确把无妄解释为理之正、天之道，以天理的至诚无妄来说明天理的自然无为、无人为邪心的性质。这是其以义理解《易》的具体体现。程颐从各个方面对天理做了诸如此类的阐述，从而丰富了宋代理学的天理论思想体系。
著名理学家张栻提出“心主性情”的理论， 在北宋张载“心统性情”命题的基础上，突出心对于性和情的主宰，这不仅丰富了宋代理学理论体系核心之一的心性论的内涵，而且对朱熹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朱熹理学心性论的理论支柱——“心统性情”论，就是受到了张栻“心主性情”思想的深刻影响。张栻又提出“道托于器而后行”的思想，认为“形而上之道托于器而后行，形而下之器得其道而无弊。”明确表示器在道之先，道在器后行，即有形的事物在先，抽象的规律在后。这一认识非常深刻，丰富了宋代理学的道器关系说。张栻器先道后的思想与他倡导的重践履的务实学风相一致，均是对理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知行观上，张栻哲学具有重躬行践履的突出特点，张栻反对知而不行、忽视行的学风，提出：“若如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耳。”认为离开了躬行践履的知，仅是一种臆度之见，不是真知，而是不完全的认识。张栻及其岳麓弟子在治理国家和抵御侵略的活动中，均有突出的事功修为和政绩，这是他们重躬行践履学风的表现。这种重躬行践履的学风与“仁义之行，固无不利”和“留心经济之学”的思想相联系，又带有事功思想的色彩。
与此相关，魏了翁亦借鉴吸取了功利学的思想，在义理与事功的关系问题上，魏了翁反对忽视功利的观点，认为本之于义理的事功和客观利害关系，是必须要计较的。他说：“众寡强弱何可不计?然本诸义理之是非，则事功之利害从之。”对于在义理指导下的功利，他是充分肯定的。明确提倡“趋事赴功”，可见其对事功的重视。魏了翁弟子高斯得也受到叶适功利学派的影响，把“兴起事功”作为治天下的要务之一。他说：“人君之治天下，建立法度，兴起事功，安定国家，捍御灾患。”明确把事功视为治理天下不可缺少的重要事务，这也体现了宋代四川理学的特点。张栻、魏了翁、高斯得对事功的重视，是在宋代理学内部对理学理论体系内涵的丰富，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理学流弊的修正。
在天理与人欲关系问题上，魏了翁提出“欲有善、不善”的伦理观，肯定人欲有善的一面，从而给人欲留下一定的位置，指出饮食男女等人欲是人心不可避免的欲望，它是自然而然、不可抹煞的。他说：“欲善者，心之大端也者，”端谓头绪。饮食男女，是人心所欲之大端绪也；死亡贫苦，是人心所恶之大端绪也。”既肯定人欲有善的一面，主张满足人们的饮食男女的正当欲望；又提出以心来节制那些超出限度、过分的人欲。他说：“物欲强时心节制。”魏了翁肯定人欲并加以节制的思想，既与禁欲、忽视人的物质利益和物质欲望的满足的主张不同，又与放纵人欲、不加节制的倾向有别。他认为，仁义道德不能脱离人们的物质利益和物质欲望而孤立存在，道就存在于欲中，圣人也是“使人即欲以求道”。可见道不离欲，在对人欲的适当满足并加以节制的过程中，就体现了道，说明道与人欲是不能分离的。魏了翁“即欲以求道”的思想，在理学家中，也是比较突出的，从而丰富了理学伦理观的内涵。
在政治思想方面，宋代四川理学的代表人物提出限制君权的思想，要求统治者存理去欲，清心寡欲，以国事为重，明确把理学的自律原则首先指向皇帝和当权者，这也是对理学内涵的丰富。认同道学的著名学者范祖禹从“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的思想出发，提出正君心的思想，要求哲宗皇帝进德爱身，抑情制欲，批评哲宗“好色伐性”。对封建帝王的私欲加以制约，要求帝王以道德仁义文治天下，学做尧舜等圣人。以道为指导，对包括皇帝在内的封建统治者加以制约，使之符合“道”、“理”的规范。这反映了宋代义理之学兴起之时的价值取向，是理性主义时代精神的体现，亦是对前代统治阶级道德沦丧、人无廉耻、由于皇室宗亲的失德乱政行为而带来不良社会影响和恶果的深刻反思。
魏了翁从义理思想出发，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强调重民；反对尊君卑臣，对君权和大臣专权加以一定的限制。他提出“治国之本，始于正君”的政治主张，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限制封建君权的思想。魏了翁明确反对秦汉以后出现的君尊臣卑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和帝王一人高高在上的观念，主张复先王君臣共守天下的旧制。在生活方面，魏了翁把理学对一般人“远色”、“清心寡欲”的要求指向皇帝，这是对皇权的一种约束。魏了翁提出的对君权及封建统治阶级特权作某种限制的思想，从一个侧面说明理学这种社会思潮之中包含了劝告并约束统治者不要过度奢侈、要体恤民意等合理因素。魏了翁对皇帝“无奸声乱色”，“无淫乐慝礼”的要求，正是理学约束君权精神的集中体现。只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执其一端，背弃了理学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的这一面。魏了翁的这一思想亦是对理学思想内涵的丰富。
以上在天理论、心性论、道器关系说、重躬行践履、重视事功、“留心经济之学”、肯定人欲有善的一面、“即欲以求道”、限制君权、主张君臣共守天下、要求统治者约束私欲等方面，宋代四川理学家所提出的种种思想，大大丰富了宋代理学的内涵，在整个理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体现出其在宋代理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融会各家各派，促进了理学的大发展
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的互动促进了宋代理学的发展，使其在发展的过程中，融合各家各派，以其开阔的胸怀，兼收并蓄，去短集长，对濂、洛、闽、陆氏心学等理学各派，以及功利之学，训诂注疏之学，易学中的象数、义理两派均有吸取，并加以有机结合和创新，从而促进了理学思潮的大发展。
宋代四川理学对各家思想的吸取，不是简单地把各家思想学说混杂糅合在一起，而是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学术发展内在的逻辑和要求，取各家之长并深化提炼之，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学术及思想发展的趋势。
周敦颐濂学对宋代四川理学影响较大。他人蜀做官讲学，传授理学，使理学得以在蜀地流行，对宋代四川理学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周敦颐在北宋时，其社会影响尚不大。经过张栻等人的努力宣扬，肯定他开创理学之功及他在道统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周敦颐在全国和四川的影响渐渐大起来。魏了翁更是为周敦颐请定谥号，表彰其在理学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最终确立了理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正是周敦颐的理学思想为宋代四川理学家所吸取，并将其作为自身重要的组成部分，使理学在四川得以广泛流传，并在此基础上得到深入的发展。
程颐理学既是整个宋代理学的开山和重要内容，又是宋代四川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流寓四川，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使巴蜀士人受到理学思想的熏陶而影响了好几代学者。程颐蜀中弟子谯定、谢浞在蜀传播师说，程颐另一著名弟子尹焞也入蜀活动、讲学，传播程颐的理学思想，扩大了其在四川的影响。此外，程颐的蜀中后学如张浚、李石等也继承了程颐的学说，使理学在蜀地进一步流传，为南宋四川理学的大发展起到了铺垫和过渡的作用。张栻、魏了翁即是继承并 发展二程洛学的著名蜀籍理学家。他们在吸取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又加以发展创新，在天理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理欲观、儒家经学等方面发展了二程洛学，又对洛学的流弊加以修正。这表现在张栻提出“心主性情”的思想，重视躬行践履，留心经济之学，在道器关系上提出“道托于器而后行”的思想，在与朱熹的“交须而共济”中发展了二程学说。魏了翁则修正程颐过分去人欲思想的流弊，提出“欲有善”的一面，给人欲留下一定的位置，同情因饥寒而再嫁的妇女，并提出“即欲以求道”的思想；在经学上，魏了翁把义理与训诂结合起来，修正洛学重视义理而忽视训诂的局限；又对程颐易学重义理轻象数的治学倾向加以修正，主张把义理与象数二者结合起来，提出“易学则义理、象数俱当留意，合程、邵而贯之，乃为尽善”的主张，贯通程颐义理易学与邵雍象数易学，以象数求义理，从而发展了程颐的思想。
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既对宋代四川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宋代四川理学之著名人物张栻也启发、影响了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与成熟；在朱熹之后，魏了翁又在吸取朱熹理学的基础上，超越朱熹，直求“圣经”；超越理学，转向心学，预示着学术发展方向的转变。张栻在与朱熹的学术交往中，吸取和借鉴了朱熹的思想；同时也启发、影响了朱熹，在心性论、仁说、“四书”学、经学等方面，通过与朱熹交流，去短集长，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了宋代理学在南宋乾道、淳熙时期的大发展。对此，朱熹本人对张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魏了翁则既吸取朱学，又超越朱学，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朱熹、陆九渊之后不久，便和会朱陆，超越朱学，而倾向于心学，预示着理学及整个学术发展的趋向；二是采取不盲从朱学的态度，直接从儒家“圣经”那里发明“活精神”，而不欲“只须祖述朱文公”的著作，他把朱学比作卖花担上的桃李，而把儒学经典比作树头枝底的桃李，强调自己“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得活精神”，并以此批判宋学流行后出现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脱离实际、空谈道德性命的不良学风，从宋学内部对宋学加以反省和扬弃。这具有超越宋学义理、直求古经的趋向。魏了翁提出“要一字一义不放过”的重训诂考释的思想，主张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开明清重考据学、文字音韵学和校勘学之风气，也预示着学术发展的趋向，这也是对理学的发展。
以上可见，宋代四川理学对各家各派的思想均加以吸取，在吸取中融会贯通并综合创新，由此促进了宋代理学的大发展，为中国思想文化在宋代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质言之，广义之宋代蜀学及其代表人物作为宋学、宋代理学思潮中的重要地域学术派别和杰出人物，他们所从事的创造性学术活动，丰富了宋学及宋代理学的思想内涵；宋代四川理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与同时代的学者相互交流，融会各家各派，广泛吸取各家学术文化之长，并结合时代的发展加以综合创新，为宋代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体现了宋代蜀学、宋代四川理学在宋代理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讲理学不能只讲濂、洛、关、闽、陆氏心学，而应客观地看到宋代蜀学对发展理学及宋代学术、宋代文化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其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值得今天的人们认真总结研究，这也是从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宽宋学、宋代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一环。
(责任编辑 李刚)
[关键词]宋代蜀学；宋代理学；地域文化；时代思潮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5-0141-06
宋代理学思潮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很大。宋代蜀学作为地域性文化，在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深受理学思潮的影响。从思潮、地域性文化的关系看，时代思潮体现在地域性文化之中，通过各地域文化的本质特征表现出来；地域性文化的发展演变不能脱离时代思潮的影响，并以其鲜明的个性最终融入时代思潮之中。二者的相同相异之处存在着相互体现、相互影响和渗透、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宋代蜀学是宋代思想文化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促进宋代理学和巴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理学发展史和巴蜀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旨在探讨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的相互关系，从一个侧面把握地域性文化与时代思潮的互动及其意义。
一、会同蜀、洛，促进了巴蜀文化的持续发展
在巴蜀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宋代蜀学是巴蜀文化发展到宋代的理论高峰，在巴蜀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全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趋势相对应，居中国文化发展主导地位的儒学文化在隋唐时期发展停滞。巴蜀地域文化也是如此，其时佛教盛行，宗教冲击人文，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旧儒学陷于繁琐注疏考释，未有进一步发展；唐五代以来，伦常扫地，社会生活失范；同时，儒佛道三教融合，为理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至宋代，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看，重义理轻训诂的宋学兴起，逐步取代重训诂轻义理的汉学。与之相应，巴蜀文化也由此发展到一个新的高潮。作为宋学阵营的重要一派，以北宋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在全国享有较高声誉，成为当时与同属宋学的王安石新学、二程洛学相对应的重要学术流派。与此同时，濂、洛之学入蜀，使理学在蜀地得以兴起和发展，并在与三苏蜀学的相同相异、相互辩难之中，促进着巴蜀文化的发展。
所谓宋代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宋代蜀学指北宋以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广义的宋代蜀学指两宋时期包括三苏、周程及其在蜀后学、张栻、度正、魏了翁等著名人物融合蜀洛、贯通三教而以宋代新儒学为主的四川地区的学术。所以，从广义的蜀学眼光看，应把周敦颐、程颐等理学家在巴蜀的学术活动和著述也包括到宋代蜀学里来。宋代蜀学发展到南宋，崛起了张栻、魏了翁两位著名人物及其所代表的南轩学派和鹤山学派，其影响所及，超出了巴蜀地域，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思想家和学派。
不可否认，尽管三苏蜀学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并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但其哲学思辨性尚有待于提高。而洛学及受其影响而形成的宋代四川理学则长于哲学思辨，在哲学思辨性上优于三苏蜀学，从而以思辨哲学发展了巴蜀文化。理学是一个极为丰富复杂的文化系统，在它发展的进程中，它的内在结构由多元构成，并具有自己的特点和自身转化更新的功能。正如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必须在认同自身的同时，适应新的时代和环境才能发展，否则必然没落一样，儒学在宋代重新崛起，形成理学，并逐步占据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是因为二程理学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创造性地扬弃传统儒学，使儒学在自我批判中，改造过时的旧思想，吸取其他文化派别的长处，从而推陈出新，使自身得到发展。一般说，理学重哲学思维，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相结合，发展了中国传统儒学。与洛学相比较，三苏蜀学则长于形象思维，易于在民间流传，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大众化的文学层面的熏陶和习染，以及政治方面的影响上，容易被一般民众所接受，发挥较广泛的社会影响。理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深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指导上，经过长期积淀，深入人心，往往百姓日用而不知，潜意识地发挥作用。正因为理学长于哲学思维，重思想意识形态的指导和道德教化的作用，有三苏蜀学所不及之处，所以在其所长的领域，发展了巴蜀文化。
受二程理学的影响，四川著名学者范祖禹(1041-1098，成都华阳、人，今属四川)认同于道学。他对道学的认同，客观上起到了扩大二程学说在四川影响的作用。范祖禹对道学的认同，主要体现在把帝王之学与道统之道相联系、以义理为指导重视经学和对二程理学的称赏认同上。范祖禹作为蜀籍学者，他认同道学，赞成二程的学问和道统说，客观上为宋代四川理学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由于他同蜀、洛两学派均保持良好的交往关系，这对于扩大二程理学在四川的影响，较为有利，并具有会合蜀、洛之学的作用。
宋代蜀学的集大成者魏了翁(1178-1237，邛州蒲江人，今属四川)在继承濂、洛一派学说，吸取朱熹、陆九渊理学思想的同时，也接受了北宋三苏蜀学的某些思想。三苏蜀学虽与二程洛学相互区别，但它们同属宋学，也有一定的联系和相通之处。这表现在，三苏在构筑其思想体系时，对儒、佛、道三教的学说都有所吸取和借用，他们大量吸取了儒家仁义礼智、君臣父子的伦理思想，这与二程的洛学相似；但他们把儒家伦理作为“道之继”和“性之效”，认为仁义礼智是“道”和“性”的派生物，而不是“道”、“性”本身，这与二程把仁义礼智直接等同于“道”、“性”的思想有别。但就三苏蜀学认为必须通过遵循仁义礼智、君臣父子的原则才能得“道”而言，又与洛学相同。北宋时期，三苏蜀学与理学之濂、洛、关各派大致同时而起，同属当时讲义理轻训诂的宋学阵营，而与汉唐时期重训诂轻义理的汉学相互区别。受时代思潮和宋学学风的共同影响，三苏蜀学与理学之间存在着一些相近之处，共同体现了宋代学风转向和时代政治的特点，均为宋学和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就批汉学考据、重视义理而言，共同体现了宋学的特点。
正因为蜀学与洛学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相同之处，所以魏了翁能够既继承和发展二程洛学，又能够接受三苏蜀学，把三苏的思想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成为融合蜀、洛的人物。陈元晋在评论魏了翁学术思想时指出：“潜心大业，会同蜀、洛，上通洙泗之蚺二源。”会同蜀、洛的内在根据在于蜀、洛之学都与洙泗孔子之学有相通之处。陈元晋的这个评价是客观的。由此可见，宋代四川理学在会合蜀、洛之学的过程中，促进了巴蜀文化的持续发展。
二、贯通经学与哲学，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经学与哲学的联系十分密切。冯友兰先生当年作两卷本《中国哲 学史》，把整个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先秦，包括秦汉之际)和“经学时代”(汉到清末)两大部分，认为在经学时代，儒学定于一尊，儒家的典籍已成为“经”，一定程度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即使有新的见解，也往往用注经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巴蜀文化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历史上，巴蜀大地出现了不少经学家和学者，历代注经者不绝。至宋代，四川经学讲论之风盛行，学者遍注群经，涌现了大量经典注释之书。然至理学兴起之前，蜀地学者对经典的注解，还多停留在考文释义的阶段，尚未有更多的哲学论述，故哲学思辨性不强。
而由理学重哲学思辨的特点所决定，宋代蜀学学者受理学的影响，在诠释经书的过程中，把哲学与经学结合起来，提高了巴蜀文化的哲学思辨性，从而把巴蜀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宋代四川理学家及人蜀流寓的理学人物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学术活动大多以经学研究为主，围绕着对诸经本义的探求和以义理诠释儒家经典，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经学论著。如程颐的《伊川易传》，张栻的《南轩论语解》、《南轩孟子说》、《南轩易说》，魏了翁的《九经要义》等等。这些经学论著中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其哲学思想即是通过注释儒家经典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使得理学家的哲学思辨渗透到其经学思想之中，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和巴蜀文化的发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和研究蜀地理学家其经学与哲学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就很难全面了解和把握理学家的学术思想，也难以把握宋代理学对促进巴蜀文化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所以，探讨蜀地理学家是怎样把哲学与经学相结合，以此发展了中国思想文化和巴蜀哲学，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流寓巴蜀的程颐(1033-1107)在编管于四川涪州时著《伊川易传》(1099年成书)，通过对儒家经典——《周易》的注解阐发其理学思想，这是宋代理学最重要的理学及哲学著作之一。在书中，程颐以义理为本，以象数为末，在易学中贯穿着哲学本体论原则，这是以程颐为代表的宋易之义理学派的基本观点。程颐把易学与理学紧密结合，大大丰富了易学哲学的内涵。通过对《周易》的解说、诠释，以思辨性的哲学论证新儒家伦理，促使当时的学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宋代理学思潮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亦为宋代四川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宋代蜀学的理学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栻(1133－1180，汉州绵竹人，今属四川)作为蜀籍著名理学家，他的理学思想亦含有丰富的哲学思辨性，甚至对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理学及其哲学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启发。张栻通过注经来阐发哲理，其经学著作既是理学著作，亦是哲学著作。张栻的哲学与其理学紧密联系，其思想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阐释而表达。张栻的哲学体系，是由一系列哲学范畴及由范畴组成的命题所构成，离开了范畴便无法进行理论思维。而这些范畴、概念、命题的提出，大多是通过经学注解的方式。张栻在对儒家经典《周易》、《论语》、《孟子》等的诠释中，把哲学诠释与经学诠释结合起来，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加以理论创新，提出了系统、完整的以天理论为主体，贯通道本体、性本体和心本体的本体论诠释学，从而丰富并发展了巴蜀文化和中国哲学。
魏了翁作为宋代蜀学的集大成者，他把经学与哲学相结合的形式是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其训诂注疏是经学研究的方式，而义理的阐发则包含着哲理。他认为理学的发展离不开经学训诂注疏的形式，而求义理则是经学研究的目的。主张义理从考释中出，而不是妄发议论，学无根抵。魏了翁这种既重义理、重哲学思辨，又重注疏考释，并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思想为巴蜀以往注经者所不具有，尤其为宋以前的解经者所无，即使在理学家中也少有提出此思想者，故不仅是对汉学、宋学各自流弊的修正，亦是对巴蜀文化发展的有力推动。
由此可见，宋代蜀学及其代表人物会合蜀、洛之学，贯通经学与哲学，把经学诠释与哲学诠释结合起来，从而把中国思想文化和巴蜀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三、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二者互动之意义
宋代四川理学是宋代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宋代蜀学同宋代理学的互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既与整个宋代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演变分不开，同时在蜀地内外学者的相互交流中，也直接促进了宋代理学的发展，并以其独特的理论，丰富了宋代理学的内涵。由此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的互动在宋代理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促进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宋明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丰富了宋代理学的内涵
宋代理学思潮造就了一批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分布在各个地域活动，又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辩难，由此推动了哲学和时代思潮的发展。理学思潮中涌现出在追求义理相同、而在其他一些方面的见解、思想不完全相同的各个流派，他们在相互论争中又互相影响，从而促进了学术繁荣和思想的发展。各个流派、各个思想家围绕着当时共同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从而形成了宋代理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各地、各个学术流派中又有一两个或数个杰出的思想家为其代表。思潮造就了哲学家、思想家，孕育了学术流派，而流派和思想家又影响了思潮，体现为思潮。包括宋代四川理学在内的广义的宋代蜀学及其代表人物就是宋代理学思潮中的重要地域学术派别和杰出人物。他们创造性的学术活动，丰富了宋代理学的思想内涵，为宋代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程颐在四川涪陵撰作《伊川易传》，这是宋易之义理学派的代表著作，也使程颐成为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不仅在中国易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程颐通过注《易》!所阐发的义理和哲理也丰富了宋代理学的理论体系，促进了宋代理学发展。与象数派的观点有别，程颐在治《易》的过程中，以义理解《易》，直接从《易》书中发挥义理，认为《易》是载道之书，天理、天道便包含在《易》之中。如程颐在对乾卦的注解中，把乾解为天，认为“乾，天也”，并称：“夫天，专言之则道也。”从中阐发乾即是天，天即是道的观点。又如程颐解乾卦初九“潜龙勿用”，就直接讲“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阐述了理无形的道理。再如程颐在解《无妄》卦的卦名时称：“无妄者，至诚也，至诚者，天之道也。……苟不合正理，则妄也，乃邪心也。”并指出：“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将何之矣?乃人于妄也。往则悖于天理。”直接阐发天理，明确把无妄解释为理之正、天之道，以天理的至诚无妄来说明天理的自然无为、无人为邪心的性质。这是其以义理解《易》的具体体现。程颐从各个方面对天理做了诸如此类的阐述，从而丰富了宋代理学的天理论思想体系。
著名理学家张栻提出“心主性情”的理论， 在北宋张载“心统性情”命题的基础上，突出心对于性和情的主宰，这不仅丰富了宋代理学理论体系核心之一的心性论的内涵，而且对朱熹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朱熹理学心性论的理论支柱——“心统性情”论，就是受到了张栻“心主性情”思想的深刻影响。张栻又提出“道托于器而后行”的思想，认为“形而上之道托于器而后行，形而下之器得其道而无弊。”明确表示器在道之先，道在器后行，即有形的事物在先，抽象的规律在后。这一认识非常深刻，丰富了宋代理学的道器关系说。张栻器先道后的思想与他倡导的重践履的务实学风相一致，均是对理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知行观上，张栻哲学具有重躬行践履的突出特点，张栻反对知而不行、忽视行的学风，提出：“若如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耳。”认为离开了躬行践履的知，仅是一种臆度之见，不是真知，而是不完全的认识。张栻及其岳麓弟子在治理国家和抵御侵略的活动中，均有突出的事功修为和政绩，这是他们重躬行践履学风的表现。这种重躬行践履的学风与“仁义之行，固无不利”和“留心经济之学”的思想相联系，又带有事功思想的色彩。
与此相关，魏了翁亦借鉴吸取了功利学的思想，在义理与事功的关系问题上，魏了翁反对忽视功利的观点，认为本之于义理的事功和客观利害关系，是必须要计较的。他说：“众寡强弱何可不计?然本诸义理之是非，则事功之利害从之。”对于在义理指导下的功利，他是充分肯定的。明确提倡“趋事赴功”，可见其对事功的重视。魏了翁弟子高斯得也受到叶适功利学派的影响，把“兴起事功”作为治天下的要务之一。他说：“人君之治天下，建立法度，兴起事功，安定国家，捍御灾患。”明确把事功视为治理天下不可缺少的重要事务，这也体现了宋代四川理学的特点。张栻、魏了翁、高斯得对事功的重视，是在宋代理学内部对理学理论体系内涵的丰富，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理学流弊的修正。
在天理与人欲关系问题上，魏了翁提出“欲有善、不善”的伦理观，肯定人欲有善的一面，从而给人欲留下一定的位置，指出饮食男女等人欲是人心不可避免的欲望，它是自然而然、不可抹煞的。他说：“欲善者，心之大端也者，”端谓头绪。饮食男女，是人心所欲之大端绪也；死亡贫苦，是人心所恶之大端绪也。”既肯定人欲有善的一面，主张满足人们的饮食男女的正当欲望；又提出以心来节制那些超出限度、过分的人欲。他说：“物欲强时心节制。”魏了翁肯定人欲并加以节制的思想，既与禁欲、忽视人的物质利益和物质欲望的满足的主张不同，又与放纵人欲、不加节制的倾向有别。他认为，仁义道德不能脱离人们的物质利益和物质欲望而孤立存在，道就存在于欲中，圣人也是“使人即欲以求道”。可见道不离欲，在对人欲的适当满足并加以节制的过程中，就体现了道，说明道与人欲是不能分离的。魏了翁“即欲以求道”的思想，在理学家中，也是比较突出的，从而丰富了理学伦理观的内涵。
在政治思想方面，宋代四川理学的代表人物提出限制君权的思想，要求统治者存理去欲，清心寡欲，以国事为重，明确把理学的自律原则首先指向皇帝和当权者，这也是对理学内涵的丰富。认同道学的著名学者范祖禹从“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的思想出发，提出正君心的思想，要求哲宗皇帝进德爱身，抑情制欲，批评哲宗“好色伐性”。对封建帝王的私欲加以制约，要求帝王以道德仁义文治天下，学做尧舜等圣人。以道为指导，对包括皇帝在内的封建统治者加以制约，使之符合“道”、“理”的规范。这反映了宋代义理之学兴起之时的价值取向，是理性主义时代精神的体现，亦是对前代统治阶级道德沦丧、人无廉耻、由于皇室宗亲的失德乱政行为而带来不良社会影响和恶果的深刻反思。
魏了翁从义理思想出发，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强调重民；反对尊君卑臣，对君权和大臣专权加以一定的限制。他提出“治国之本，始于正君”的政治主张，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限制封建君权的思想。魏了翁明确反对秦汉以后出现的君尊臣卑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和帝王一人高高在上的观念，主张复先王君臣共守天下的旧制。在生活方面，魏了翁把理学对一般人“远色”、“清心寡欲”的要求指向皇帝，这是对皇权的一种约束。魏了翁提出的对君权及封建统治阶级特权作某种限制的思想，从一个侧面说明理学这种社会思潮之中包含了劝告并约束统治者不要过度奢侈、要体恤民意等合理因素。魏了翁对皇帝“无奸声乱色”，“无淫乐慝礼”的要求，正是理学约束君权精神的集中体现。只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执其一端，背弃了理学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的这一面。魏了翁的这一思想亦是对理学思想内涵的丰富。
以上在天理论、心性论、道器关系说、重躬行践履、重视事功、“留心经济之学”、肯定人欲有善的一面、“即欲以求道”、限制君权、主张君臣共守天下、要求统治者约束私欲等方面，宋代四川理学家所提出的种种思想，大大丰富了宋代理学的内涵，在整个理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体现出其在宋代理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融会各家各派，促进了理学的大发展
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的互动促进了宋代理学的发展，使其在发展的过程中，融合各家各派，以其开阔的胸怀，兼收并蓄，去短集长，对濂、洛、闽、陆氏心学等理学各派，以及功利之学，训诂注疏之学，易学中的象数、义理两派均有吸取，并加以有机结合和创新，从而促进了理学思潮的大发展。
宋代四川理学对各家思想的吸取，不是简单地把各家思想学说混杂糅合在一起，而是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学术发展内在的逻辑和要求，取各家之长并深化提炼之，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学术及思想发展的趋势。
周敦颐濂学对宋代四川理学影响较大。他人蜀做官讲学，传授理学，使理学得以在蜀地流行，对宋代四川理学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周敦颐在北宋时，其社会影响尚不大。经过张栻等人的努力宣扬，肯定他开创理学之功及他在道统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周敦颐在全国和四川的影响渐渐大起来。魏了翁更是为周敦颐请定谥号，表彰其在理学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最终确立了理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正是周敦颐的理学思想为宋代四川理学家所吸取，并将其作为自身重要的组成部分，使理学在四川得以广泛流传，并在此基础上得到深入的发展。
程颐理学既是整个宋代理学的开山和重要内容，又是宋代四川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流寓四川，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使巴蜀士人受到理学思想的熏陶而影响了好几代学者。程颐蜀中弟子谯定、谢浞在蜀传播师说，程颐另一著名弟子尹焞也入蜀活动、讲学，传播程颐的理学思想，扩大了其在四川的影响。此外，程颐的蜀中后学如张浚、李石等也继承了程颐的学说，使理学在蜀地进一步流传，为南宋四川理学的大发展起到了铺垫和过渡的作用。张栻、魏了翁即是继承并 发展二程洛学的著名蜀籍理学家。他们在吸取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又加以发展创新，在天理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理欲观、儒家经学等方面发展了二程洛学，又对洛学的流弊加以修正。这表现在张栻提出“心主性情”的思想，重视躬行践履，留心经济之学，在道器关系上提出“道托于器而后行”的思想，在与朱熹的“交须而共济”中发展了二程学说。魏了翁则修正程颐过分去人欲思想的流弊，提出“欲有善”的一面，给人欲留下一定的位置，同情因饥寒而再嫁的妇女，并提出“即欲以求道”的思想；在经学上，魏了翁把义理与训诂结合起来，修正洛学重视义理而忽视训诂的局限；又对程颐易学重义理轻象数的治学倾向加以修正，主张把义理与象数二者结合起来，提出“易学则义理、象数俱当留意，合程、邵而贯之，乃为尽善”的主张，贯通程颐义理易学与邵雍象数易学，以象数求义理，从而发展了程颐的思想。
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既对宋代四川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宋代四川理学之著名人物张栻也启发、影响了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与成熟；在朱熹之后，魏了翁又在吸取朱熹理学的基础上，超越朱熹，直求“圣经”；超越理学，转向心学，预示着学术发展方向的转变。张栻在与朱熹的学术交往中，吸取和借鉴了朱熹的思想；同时也启发、影响了朱熹，在心性论、仁说、“四书”学、经学等方面，通过与朱熹交流，去短集长，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了宋代理学在南宋乾道、淳熙时期的大发展。对此，朱熹本人对张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魏了翁则既吸取朱学，又超越朱学，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朱熹、陆九渊之后不久，便和会朱陆，超越朱学，而倾向于心学，预示着理学及整个学术发展的趋向；二是采取不盲从朱学的态度，直接从儒家“圣经”那里发明“活精神”，而不欲“只须祖述朱文公”的著作，他把朱学比作卖花担上的桃李，而把儒学经典比作树头枝底的桃李，强调自己“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得活精神”，并以此批判宋学流行后出现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脱离实际、空谈道德性命的不良学风，从宋学内部对宋学加以反省和扬弃。这具有超越宋学义理、直求古经的趋向。魏了翁提出“要一字一义不放过”的重训诂考释的思想，主张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开明清重考据学、文字音韵学和校勘学之风气，也预示着学术发展的趋向，这也是对理学的发展。
以上可见，宋代四川理学对各家各派的思想均加以吸取，在吸取中融会贯通并综合创新，由此促进了宋代理学的大发展，为中国思想文化在宋代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质言之，广义之宋代蜀学及其代表人物作为宋学、宋代理学思潮中的重要地域学术派别和杰出人物，他们所从事的创造性学术活动，丰富了宋学及宋代理学的思想内涵；宋代四川理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与同时代的学者相互交流，融会各家各派，广泛吸取各家学术文化之长，并结合时代的发展加以综合创新，为宋代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体现了宋代蜀学、宋代四川理学在宋代理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讲理学不能只讲濂、洛、关、闽、陆氏心学，而应客观地看到宋代蜀学对发展理学及宋代学术、宋代文化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其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值得今天的人们认真总结研究，这也是从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宽宋学、宋代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一环。
(责任编辑 李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