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清代及民国时期，湖北地区诸多市县村镇的民间团体、商家或个人，曾发行过大量钱票，此类民间钱票，湖北地区通常称作“市票”，靠近江西、湖南局部地区，也称“花票”。但是，经历届政府的多次取缔与销毁，如今，湖北民间钱票仍流传于世者，与邻省相比，已颇为稀少，这也是诸多民间钱票图谱中，极少录载湖北民间钱票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常，民间发行的钱票，往往会遭到国家及地方政府的严加取缔。然而，作为一个小小县城商会的湖北宜昌县商会，其所属公济钱庄发行的一种钱票，却得到了北洋政府总理及财政部的批准，准其发行，流通于市面，甚至一发再发。这种国家及地方政府一致认可民间发行钱票的情况，在国内民间钱票发行史上，颇具传奇特色，也实属罕见。
这种钱票，就是民国八年（1919）湖北省宜昌县商会“公济钱庄”发行的“宜昌公济铜元壹串钱票”，俗称“公济票”。
宜昌“公济票”，尽管多次发行，且数量甚多，但是，经宜昌县商会及地方政府的多年回收与销毁，目前民间流传者，极其稀少，可谓难得一见。《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民国时期商业银行纸币》、《民国地方钱票图录》及《旧中国民间钱庄纸币》等专门介绍民间钱票的图录中，均未录载。
本文拟就湖北省宜昌县商会“公济钱庄”发行的“宜昌公济铜元壹串钱票”及其发行历史背景，作简要介绍。
一、宜昌公济钱庄铜元壹串钱票
宜昌公济钱庄发行的“宜昌公济铜元壹串钱票”，为横式石印钱票，长136、宽82mm（如下图）。钱票正面图案、文字、边框等为黑色。中心图案为一座两层楼房，顶楼之上，竖有一竿大旗，旗座部分标有文字：“宜昌□”；一楼门框之上，也有文字：“安集□”，也许是该楼的名称。中心图案两旁，有“铜元”、“壹串”四个醒目大字。中心图案之上印有“宜昌公济”四字，指出该钱票由宜昌公济钱庄发行，其旁分别印有编号：121623（红色）。
边框四角，分有四个大写“壹”字。边框左右内侧，分别是编号：“字第一贰一六贰三号”及发行时间：“民国八年”及“公济票”字样。民间俗称“公济票”即由此而来。“公济”二字为椭圆形红色印章所钤盖。底部边框之上，印有两排小字：“宜昌商帮全体组织”，说明该票由宜昌商帮全体组织担保。小字两旁分别钤盖两枚印章：“宜昌公济”（红色）。
钱票背面图案、文字、边框等为红色。中心图案为一幅椭圆形“云海图”。其上钤盖一枚方形印章：“宜昌公济之印”。中心图案之上，也有“宜昌公济”四字；其下，亦印一排小字：“宜昌商帮全体组织”；左右两侧，有“因烂换版”和“收旧用新”诸字。边框四角，分别有四个大型阿拉伯数字“1”。
整合票面，印制尚规范，文字、图案与色泽，搭配得体，显得古色古香，颇为耐看。
二、公济票发行背景
宜昌位于湖北省西部，地处险要，历年常驻大量军队。民国3年（1914）4月24日，袁世凯任命王占元帮办湖北军务时，特在宜昌设立“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部”，第一任司令是曹锟。到民国六年（1917）8月7日，改由北洋军长吴光新出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司令部、查办使署及二个混成旅，常驻宜昌。
民国8年（1919）9月，因北洋政府财政吃紧，发放军饷缺少现钞，宜昌驻军军饷，改发北洋政府当时发行的一种有利库券，然而该券规定，六个月后才能兑现，不能当即流通。士兵领到库券后，强行在市面行使，与宜昌当地商民发生冲突，造成严重影响。为此，驻军总司令吴光新，与宜昌县商会协商，由商会发行一种公济票，流通市面，收回有利库券，借名维护国家信用，以利于库券的推行。
民国8年（1919），宜昌县商会，以该县商业十三帮公款铜元30万串为资本，设立一家“公济钱庄”，经营钱业的汇兑、存放款业务。此时就安排公济钱庄发行“宜昌公济铜元壹串钱票”，即“公济票”，来收兑有利库券。公济钱庄地址在宜昌云集路，经理为王印川、刘代耕。抗日战争时期，公济钱庄停业，胜利后，公济钱庄改在天宫牌坊街山西商人“济宜典当铺”原址处复业，勉强经营到临近解放，1949年4、5月间歇业。解放后，该处改建为宜昌二轻幼儿园。天官牌坊街，后改名为“四维路”。解放后，又更名为民主路。
此外，宜昌县商会，又以60万串公济票为基金，开设“济生典”，以利贫民为名，发放高利贷。济生典地址在宜昌天官牌坊街。几年后，盈余达十几万元，①这就是宜昌县商会一直坚持发行公济票的重要原因之一。民国24年（1935），该典当铺歇业停办。
发行公济票之事，却遭到了邻县秭归知事廖溥的反对，特报请湖北省省长，勒令宜昌商会收毁公济票，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王松儒，给予了支持。
此事惹恼了宜昌驻军总司令吴光新，民国9年（1920）1月，为了使公济票的发行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达到合法发行的目的，吴光新亲自出马，电呈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靳云鹏，请允宜昌商会发行公济票，电文称：
“政府前以财政不裕，发行有利库券，搭放兵饷，就地行使，曾奉通令在案。当时行使，军民颇感不便，惟荆（州）、宜（昌）一带为本军血战数月收复之地，商民激于爱戴之诚，佥愿分任巨资，筹存商会，收购库券，另出花票（公济票）以利推行。数月以来，军民称便，其所以维持国家威信者不为不至。……查发行库券，本为中央权宜救济财政之计，商民维持通行已属分外，况兑现之期转瞬已到，若听地方官吏徇情破坏，国家威信一失，将来更无补救善后之策。除由光新飞电何（佩ND579）省长严令维持力行，并令驻在将领保护现状外，谨将原电抄请鉴核，并交财政部速予筹备，以保威信。”②
因为此事关系到北洋政府财政部有利库券能否顺利发行，与财政部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加之，财政部财政困难，又无现金支付军饷，于是，财政部总长李思浩，在接到电文后，于民国9年（1920）1月29日，致电湖北省省长何佩ND579，特准予发行公济票，电文称：
“宜昌商会既确有准备金可以照换，此项公济票为国库券之代价，与架空牟利者情形有别，准由部咨明币制局通融特许，以利库券发行。”③
不久，2月9日，财政部币制局下达“请特许通融宜昌公济票流通”公函，函中给予秭归县知事廖溥以“托词挑阻”之批评，对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王松儒，严加申饬（王松儒因此事而丢掉官职），并令新任厅长魏联芳遵照省令妥核。
2月10日，币制局总裁周自齐，也致函湖北省省长何佩ND579，称，“宜昌商会既出花票为维持库券，是有特别情形，且与小票性质特殊，自不得不从权照办”但又强调，“所出票价数目是否与库券定额相符，能否如期收回，不致借端滥发，扰乱金融，尚析分饬随时查核办理。”④
此后，宜昌公济票发行无阻。实际上，后来公济票的发行，已成为宜昌驻军主要的筹款办法，从而借此多次发行，其数量已无法控制。
三、公济票的多次发行
民国8年（1919），宜昌商会公济钱庄，首次印发公济票共20万串，此次发行，成为以后多次发行公济票的开始。
嗣后陆续加印，截止民国17年（1928）止，共发公济票70万串。是年商会改组，又加发公济票110万串。⑤
民国15年（1926）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12月16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王天培，率部驻宜昌。后因薪饷不济，向宜昌商会挪借，商会续发公济票61万5500串。
民国16年（1927）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因湖北官钱局倒塌，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发行汉钞，又遭失败，宜昌商会增发公济票109万串，参加市面流通。
民国18年（1929），第四集团军独立第五师刘和鼎部，以提取反日会存款为名，又印公济壹圆银元券8.1万元。
注释：
①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政府财政类卷》4449号。
②③④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863—865页。
⑤《湖北财政月刊》第3卷第2期。
（责任编辑 于放）
通常，民间发行的钱票，往往会遭到国家及地方政府的严加取缔。然而，作为一个小小县城商会的湖北宜昌县商会，其所属公济钱庄发行的一种钱票，却得到了北洋政府总理及财政部的批准，准其发行，流通于市面，甚至一发再发。这种国家及地方政府一致认可民间发行钱票的情况，在国内民间钱票发行史上，颇具传奇特色，也实属罕见。
这种钱票，就是民国八年（1919）湖北省宜昌县商会“公济钱庄”发行的“宜昌公济铜元壹串钱票”，俗称“公济票”。
宜昌“公济票”，尽管多次发行，且数量甚多，但是，经宜昌县商会及地方政府的多年回收与销毁，目前民间流传者，极其稀少，可谓难得一见。《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民国时期商业银行纸币》、《民国地方钱票图录》及《旧中国民间钱庄纸币》等专门介绍民间钱票的图录中，均未录载。
本文拟就湖北省宜昌县商会“公济钱庄”发行的“宜昌公济铜元壹串钱票”及其发行历史背景，作简要介绍。
一、宜昌公济钱庄铜元壹串钱票
宜昌公济钱庄发行的“宜昌公济铜元壹串钱票”，为横式石印钱票，长136、宽82mm（如下图）。钱票正面图案、文字、边框等为黑色。中心图案为一座两层楼房，顶楼之上，竖有一竿大旗，旗座部分标有文字：“宜昌□”；一楼门框之上，也有文字：“安集□”，也许是该楼的名称。中心图案两旁，有“铜元”、“壹串”四个醒目大字。中心图案之上印有“宜昌公济”四字，指出该钱票由宜昌公济钱庄发行，其旁分别印有编号：121623（红色）。
边框四角，分有四个大写“壹”字。边框左右内侧，分别是编号：“字第一贰一六贰三号”及发行时间：“民国八年”及“公济票”字样。民间俗称“公济票”即由此而来。“公济”二字为椭圆形红色印章所钤盖。底部边框之上，印有两排小字：“宜昌商帮全体组织”，说明该票由宜昌商帮全体组织担保。小字两旁分别钤盖两枚印章：“宜昌公济”（红色）。
钱票背面图案、文字、边框等为红色。中心图案为一幅椭圆形“云海图”。其上钤盖一枚方形印章：“宜昌公济之印”。中心图案之上，也有“宜昌公济”四字；其下，亦印一排小字：“宜昌商帮全体组织”；左右两侧，有“因烂换版”和“收旧用新”诸字。边框四角，分别有四个大型阿拉伯数字“1”。
整合票面，印制尚规范，文字、图案与色泽，搭配得体，显得古色古香，颇为耐看。
二、公济票发行背景
宜昌位于湖北省西部，地处险要，历年常驻大量军队。民国3年（1914）4月24日，袁世凯任命王占元帮办湖北军务时，特在宜昌设立“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部”，第一任司令是曹锟。到民国六年（1917）8月7日，改由北洋军长吴光新出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司令部、查办使署及二个混成旅，常驻宜昌。
民国8年（1919）9月，因北洋政府财政吃紧，发放军饷缺少现钞，宜昌驻军军饷，改发北洋政府当时发行的一种有利库券，然而该券规定，六个月后才能兑现，不能当即流通。士兵领到库券后，强行在市面行使，与宜昌当地商民发生冲突，造成严重影响。为此，驻军总司令吴光新，与宜昌县商会协商，由商会发行一种公济票，流通市面，收回有利库券，借名维护国家信用，以利于库券的推行。
民国8年（1919），宜昌县商会，以该县商业十三帮公款铜元30万串为资本，设立一家“公济钱庄”，经营钱业的汇兑、存放款业务。此时就安排公济钱庄发行“宜昌公济铜元壹串钱票”，即“公济票”，来收兑有利库券。公济钱庄地址在宜昌云集路，经理为王印川、刘代耕。抗日战争时期，公济钱庄停业，胜利后，公济钱庄改在天宫牌坊街山西商人“济宜典当铺”原址处复业，勉强经营到临近解放，1949年4、5月间歇业。解放后，该处改建为宜昌二轻幼儿园。天官牌坊街，后改名为“四维路”。解放后，又更名为民主路。
此外，宜昌县商会，又以60万串公济票为基金，开设“济生典”，以利贫民为名，发放高利贷。济生典地址在宜昌天官牌坊街。几年后，盈余达十几万元，①这就是宜昌县商会一直坚持发行公济票的重要原因之一。民国24年（1935），该典当铺歇业停办。
发行公济票之事，却遭到了邻县秭归知事廖溥的反对，特报请湖北省省长，勒令宜昌商会收毁公济票，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王松儒，给予了支持。
此事惹恼了宜昌驻军总司令吴光新，民国9年（1920）1月，为了使公济票的发行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达到合法发行的目的，吴光新亲自出马，电呈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靳云鹏，请允宜昌商会发行公济票，电文称：
“政府前以财政不裕，发行有利库券，搭放兵饷，就地行使，曾奉通令在案。当时行使，军民颇感不便，惟荆（州）、宜（昌）一带为本军血战数月收复之地，商民激于爱戴之诚，佥愿分任巨资，筹存商会，收购库券，另出花票（公济票）以利推行。数月以来，军民称便，其所以维持国家威信者不为不至。……查发行库券，本为中央权宜救济财政之计，商民维持通行已属分外，况兑现之期转瞬已到，若听地方官吏徇情破坏，国家威信一失，将来更无补救善后之策。除由光新飞电何（佩ND579）省长严令维持力行，并令驻在将领保护现状外，谨将原电抄请鉴核，并交财政部速予筹备，以保威信。”②
因为此事关系到北洋政府财政部有利库券能否顺利发行，与财政部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加之，财政部财政困难，又无现金支付军饷，于是，财政部总长李思浩，在接到电文后，于民国9年（1920）1月29日，致电湖北省省长何佩ND579，特准予发行公济票，电文称：
“宜昌商会既确有准备金可以照换，此项公济票为国库券之代价，与架空牟利者情形有别，准由部咨明币制局通融特许，以利库券发行。”③
不久，2月9日，财政部币制局下达“请特许通融宜昌公济票流通”公函，函中给予秭归县知事廖溥以“托词挑阻”之批评，对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王松儒，严加申饬（王松儒因此事而丢掉官职），并令新任厅长魏联芳遵照省令妥核。
2月10日，币制局总裁周自齐，也致函湖北省省长何佩ND579，称，“宜昌商会既出花票为维持库券，是有特别情形，且与小票性质特殊，自不得不从权照办”但又强调，“所出票价数目是否与库券定额相符，能否如期收回，不致借端滥发，扰乱金融，尚析分饬随时查核办理。”④
此后，宜昌公济票发行无阻。实际上，后来公济票的发行，已成为宜昌驻军主要的筹款办法，从而借此多次发行，其数量已无法控制。
三、公济票的多次发行
民国8年（1919），宜昌商会公济钱庄，首次印发公济票共20万串，此次发行，成为以后多次发行公济票的开始。
嗣后陆续加印，截止民国17年（1928）止，共发公济票70万串。是年商会改组，又加发公济票110万串。⑤
民国15年（1926）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12月16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王天培，率部驻宜昌。后因薪饷不济，向宜昌商会挪借，商会续发公济票61万5500串。
民国16年（1927）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因湖北官钱局倒塌，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发行汉钞，又遭失败，宜昌商会增发公济票109万串，参加市面流通。
民国18年（1929），第四集团军独立第五师刘和鼎部，以提取反日会存款为名，又印公济壹圆银元券8.1万元。
注释：
①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政府财政类卷》4449号。
②③④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863—865页。
⑤《湖北财政月刊》第3卷第2期。
（责任编辑 于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