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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逐渐突出。本文首先回顾了公共事务管理的经典理论，在对水资源管理相关文献评述的基础上探讨了政府主导下的水资源管理模式成为主流的内在机理，得出了幸福导向是水资源管理研究重要思路的结论，并展望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水资源；幸福；公共事务
一、水资源利用情况概述
1977年UNESCO将水资源定义为：“可利用或有可能被利用的水源，这个水源应具有足够的数量和可用的质量，并能在某一地点满足某种用途而可被利用。”这种灵活的定义说明想要对水资源界定一个清晰的边界是困难的。但总体而言，水资源是有限和稀缺的。人类能够利用的水资源占地球总水量的0.25%左右。水资源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加拿大人均水资源量超过8万立方米，而科威特绝大多数用水需要从造价高昂的海水淡化处理厂得到。伴随而来的是不同地区从对水的态度、用水习惯到水管理模式、水文化等等都存在巨大差异。
另一方面，如何来处理越来越多的污水正在成为当今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论题。我们通常不会将水称作不可再生资源，但是现在不仅仅是污水数量的增多，现代社会污染的加重正在将污水问题扩大化，这既体现在我们的污水越来越难以处理上，也反映在很多无法及时处理的污水对生态环境的二次污染上。地下水过度抽取、成分复杂的化学污染物、难以有效去除的重金属元素等等正在将自然水循环过程扰乱。净水器市场越来越火爆，时而发生的自来水事故让家庭每天生活在忧虑之中。居民对政府的失职表达着不满，农户抗议着不断上涨的水价，政府面对着水务部门不断增长的赤字左右为难，水务部门对水源的干涸和各种各样的污染束手无策。水资源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管理理论需要不断创新与发展。
二、传统水资源管理理论
人们对水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Francois Molle（2009）认为直至19世纪中期，流域逐渐成为生产主义者的一项“宗旨”，“水资源成为一种核心资源”。丘吉尔的名言“让河流光荣地奉献出全部，一点也不要流入大海”说明了20世纪初期人们对于水资源的认识依旧是直观的。这时传统的先占先得、依据河岸等惯例水权原则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
1933年成立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被认为是流域统一管理体制的代表。地下水过度开采导致的水位下降、地面沉降等问题使国家逐渐地下水也纳入到水资源的管理框架中。时至今日，水资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当作公共资源看待。政府仍被认为是对水资源管理起着决定性作用。水权的私有化、集体水权等可以看做是在公共水权下进行的二次分配。这种管理体制的自信一方面来源于对政府作为理性主体的客观无私及行政命令的富有效率；另一方面，哈丁（1968）的公地悲剧模型提醒人们如果对水资源放任使用，最终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集体行动中理性个体仅依靠自主行动难以达到全局最优。奥尔森（1965）论证了即便是在组织中，不考虑强制力的情况下，人们的“理性”甚至鼓励搭便车行动，除非能够设计出一套完美的利益—责任分担机制。
怀特（1957）提出了流域开发理念，其以多目标大坝、控制流域、公共投资区域发展为特征。“现代神殿”式的大坝受到各国政府的欢迎，但很快被证明无法承担起这一责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些工程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以及人类活动的严重后果（Acremanet，1999）。多目标规划方法受到了重视，水资源管理开始考虑生态治理、污染责任、可持续性、社会成本等多重因素。国际水文科学协会提出将流域内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统一协作的流域统一管理概念。其目的在于防止土地退化，保护淡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IAHS，2000）。全球水伙伴则将IWRM作为水资源管理的核心概念。综合水资源管理（IWRM）被定义为一种促进水、土地和其他相关资源的协调开发与管理，以期在不危害关键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前提下，用公平的方式使经济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水管理方法。（GWP，2000）而在另一方面，还有很多学者在进行着水资源管理思路和理念上的创新。传统水资源管理理论中，水资源通常仅仅被当成社会发展的约束条件而被考虑。实际上，辩证地看待水作为约束性要素和驱动性要素的关系是必要的，将水资源根据其自然属性或社会功能作一简单分类难以对水资源做出全面性考察，这种方法论已经难以满足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何从传统的还原论转向整体论的视角中去是探索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新的方向。
三、水资源管理的幸福导向
近年来陈惠雄教授（2013）从幸福经济学出发，提出基于流域差异的幸福水管理思路。程国栋（2011）等针对张掖市提出了面向幸福的水资源管理战略规划。这代表了水资源管理一个崭新的视角——幸福导向。水资源作为人类社会一种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对其评估也应与其满足人的目的的程度相关。人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未定型的、通过选择不断地超越“此在”的存在物”（罗敏，2001）。幸福论者将目的与手段结合起来，认为人追求幸福具有自明性，人的目的是幸福，而同时超越“幸福”同样也是幸福。在这里，幸福的反义是不幸福，它与快乐或者痛苦等情感不同，也与欲望和需求等概念相异。幸福作为目的包含理性和感性两方面。幸福导向的水资源管理的内涵同样包含理性和感性两方面。实际上，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在诸如水量、水质、水文化水环境等方面，很难对其理性层次与感性层次进行区分，也没有区分的必要。幸福导向的水资源管理最终要将人用水的“幸福”反映出来。
具体到个人而言，令人注意的是微观上主观幸福与客观幸福的关系。近年来幸福指数的研究成为风潮。伊斯特林悖论说明了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多元性，收入水平、激励与创造、社会资本、意识形态甚至相对消费水平都会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这并不意味着主观幸福的衡量是任意的，因为个人的主观感受依存于客观现实之上；而在另一方面，在对幸福的测量中将主观幸福考虑进来并不意味着客观幸福的度量不再重要，后者依然是衡量幸福的重要标尺。
总之，幸福导向的水管理模式把幸福目标与水资源管理要素结合起来，将管理由单一的作为对象的水扩展到每一个人，综合考虑了水资源管理中涉及的经济、人文、社会、生态因素，完善了水资源管理分析的微观基础，其对水资源管理的决策支持系统和政策制定模式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对于提升社会的整体幸福同样有着积极的作用。（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治理之道[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2] [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等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 李玉文，陈惠雄，徐中民.集成水资源管理理论及定量评价应用研究——以黑河流域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10，（3）：139-148.
[4]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5] Daly·H·E and Farley·J.著，徐中民，张志强，钟方雷等 译.生态经济学——原理与应用[M].黄河水利出版社，2007.
[6] 程国栋，徐中民，徐进祥.建立中国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的构想[J].地理学报，2005，60（6）：883-893.
[7] 陈惠雄，刘国珍.快乐指数研究概述[J].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2005，03：29-36.
关键词：水资源；幸福；公共事务
一、水资源利用情况概述
1977年UNESCO将水资源定义为：“可利用或有可能被利用的水源，这个水源应具有足够的数量和可用的质量，并能在某一地点满足某种用途而可被利用。”这种灵活的定义说明想要对水资源界定一个清晰的边界是困难的。但总体而言，水资源是有限和稀缺的。人类能够利用的水资源占地球总水量的0.25%左右。水资源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加拿大人均水资源量超过8万立方米，而科威特绝大多数用水需要从造价高昂的海水淡化处理厂得到。伴随而来的是不同地区从对水的态度、用水习惯到水管理模式、水文化等等都存在巨大差异。
另一方面，如何来处理越来越多的污水正在成为当今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论题。我们通常不会将水称作不可再生资源，但是现在不仅仅是污水数量的增多，现代社会污染的加重正在将污水问题扩大化，这既体现在我们的污水越来越难以处理上，也反映在很多无法及时处理的污水对生态环境的二次污染上。地下水过度抽取、成分复杂的化学污染物、难以有效去除的重金属元素等等正在将自然水循环过程扰乱。净水器市场越来越火爆，时而发生的自来水事故让家庭每天生活在忧虑之中。居民对政府的失职表达着不满，农户抗议着不断上涨的水价，政府面对着水务部门不断增长的赤字左右为难，水务部门对水源的干涸和各种各样的污染束手无策。水资源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管理理论需要不断创新与发展。
二、传统水资源管理理论
人们对水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Francois Molle（2009）认为直至19世纪中期，流域逐渐成为生产主义者的一项“宗旨”，“水资源成为一种核心资源”。丘吉尔的名言“让河流光荣地奉献出全部，一点也不要流入大海”说明了20世纪初期人们对于水资源的认识依旧是直观的。这时传统的先占先得、依据河岸等惯例水权原则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
1933年成立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被认为是流域统一管理体制的代表。地下水过度开采导致的水位下降、地面沉降等问题使国家逐渐地下水也纳入到水资源的管理框架中。时至今日，水资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当作公共资源看待。政府仍被认为是对水资源管理起着决定性作用。水权的私有化、集体水权等可以看做是在公共水权下进行的二次分配。这种管理体制的自信一方面来源于对政府作为理性主体的客观无私及行政命令的富有效率；另一方面，哈丁（1968）的公地悲剧模型提醒人们如果对水资源放任使用，最终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集体行动中理性个体仅依靠自主行动难以达到全局最优。奥尔森（1965）论证了即便是在组织中，不考虑强制力的情况下，人们的“理性”甚至鼓励搭便车行动，除非能够设计出一套完美的利益—责任分担机制。
怀特（1957）提出了流域开发理念，其以多目标大坝、控制流域、公共投资区域发展为特征。“现代神殿”式的大坝受到各国政府的欢迎，但很快被证明无法承担起这一责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些工程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以及人类活动的严重后果（Acremanet，1999）。多目标规划方法受到了重视，水资源管理开始考虑生态治理、污染责任、可持续性、社会成本等多重因素。国际水文科学协会提出将流域内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统一协作的流域统一管理概念。其目的在于防止土地退化，保护淡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IAHS，2000）。全球水伙伴则将IWRM作为水资源管理的核心概念。综合水资源管理（IWRM）被定义为一种促进水、土地和其他相关资源的协调开发与管理，以期在不危害关键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前提下，用公平的方式使经济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水管理方法。（GWP，2000）而在另一方面，还有很多学者在进行着水资源管理思路和理念上的创新。传统水资源管理理论中，水资源通常仅仅被当成社会发展的约束条件而被考虑。实际上，辩证地看待水作为约束性要素和驱动性要素的关系是必要的，将水资源根据其自然属性或社会功能作一简单分类难以对水资源做出全面性考察，这种方法论已经难以满足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何从传统的还原论转向整体论的视角中去是探索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新的方向。
三、水资源管理的幸福导向
近年来陈惠雄教授（2013）从幸福经济学出发，提出基于流域差异的幸福水管理思路。程国栋（2011）等针对张掖市提出了面向幸福的水资源管理战略规划。这代表了水资源管理一个崭新的视角——幸福导向。水资源作为人类社会一种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对其评估也应与其满足人的目的的程度相关。人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未定型的、通过选择不断地超越“此在”的存在物”（罗敏，2001）。幸福论者将目的与手段结合起来，认为人追求幸福具有自明性，人的目的是幸福，而同时超越“幸福”同样也是幸福。在这里，幸福的反义是不幸福，它与快乐或者痛苦等情感不同，也与欲望和需求等概念相异。幸福作为目的包含理性和感性两方面。幸福导向的水资源管理的内涵同样包含理性和感性两方面。实际上，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在诸如水量、水质、水文化水环境等方面，很难对其理性层次与感性层次进行区分，也没有区分的必要。幸福导向的水资源管理最终要将人用水的“幸福”反映出来。
具体到个人而言，令人注意的是微观上主观幸福与客观幸福的关系。近年来幸福指数的研究成为风潮。伊斯特林悖论说明了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多元性，收入水平、激励与创造、社会资本、意识形态甚至相对消费水平都会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这并不意味着主观幸福的衡量是任意的，因为个人的主观感受依存于客观现实之上；而在另一方面，在对幸福的测量中将主观幸福考虑进来并不意味着客观幸福的度量不再重要，后者依然是衡量幸福的重要标尺。
总之，幸福导向的水管理模式把幸福目标与水资源管理要素结合起来，将管理由单一的作为对象的水扩展到每一个人，综合考虑了水资源管理中涉及的经济、人文、社会、生态因素，完善了水资源管理分析的微观基础，其对水资源管理的决策支持系统和政策制定模式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对于提升社会的整体幸福同样有着积极的作用。（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治理之道[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2] [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等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 李玉文，陈惠雄，徐中民.集成水资源管理理论及定量评价应用研究——以黑河流域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10，（3）：139-148.
[4]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5] Daly·H·E and Farley·J.著，徐中民，张志强，钟方雷等 译.生态经济学——原理与应用[M].黄河水利出版社，2007.
[6] 程国栋，徐中民，徐进祥.建立中国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的构想[J].地理学报，2005，60（6）：883-893.
[7] 陈惠雄，刘国珍.快乐指数研究概述[J].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2005，03：2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