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地区新冠疫情高峰之时，一篇报道特别引人注目。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Aramco）因应疫情，找了一位南亚劳工装扮成消毒装置，在公司园区游走发放消毒液。照片在社交媒体上被疯狂转载，引发大量争议，网络舆论跨国群起挞伐。
　　在世界各国，因产业人力空缺而引进跨国劳动力行之有年，各种歧视和劳动权益上的不平等早非新闻。然而，谈到外籍劳工（又称“移工”）的生活环境与权益，阿拉伯世界诸国可谓“恶名昭彰”，尤以波斯湾区的沙特、科威特、阿曼、卡塔尔、巴林等国为甚。
　　学者形容阿拉伯世界的移工是“现代奴隶制”的一大部分。移工在母国想象的富有产油国，其实是一座“大牢”：一纸“卖身契”带他们远渡重洋后成为“罪状”，“保证人制度”（Kafala）是手銬，经济重担是脚镣，日常生活的种种歧视则是他们的囚服。
　　然而，就像阿拉伯地区偶然发生的沙暴一般，这些关于移工权益的争议和批判，总是一阵一阵如黄沙飞扬铺天盖地，又瞬间风平浪静。人们早已习惯，因而总觉得不值一哂，在下一次风云变色时才又突然想起。

水烟咖啡馆的吆喝

　　我在科威特就学的一年间，和当地人交流的次数远远不及和移工的日常交汇频率。从机场职员、宿舍清洁工、校园警卫到餐厅服务员，在这些岗位上若看到本地人的身影才值得惊奇。
　　科威特受到沙特宗教政治思潮影响，奉行保守的瓦哈比主义（Wahhabism）。因严禁酒精饮料，科威特本地人最热衷的社交娱乐，是在街边咖啡馆吞云吐雾。隐身在自由贸易区的水烟馆，每到假日总是高朋满座。
　　除了身穿白色大袍的本地人、三三两两的外国白领和留学生以外，负责点餐和制作餐食饮品的是埃及人，提着烧得通红的木炭块在座位区挥汗奔走的则是来自南亚的劳工。水烟店的消费族群和员工投射的，是科威特移工国族结构的微型缩影。
　　我和黎巴嫩裔的马塔天南地北地聊，提着木炭篮的印度籍服务员，时不时前来探询需不需要服务。这时一位本地人大声吆喝：“穆罕默德呀！过来！”只见在我们桌边挂着微笑的年轻人立刻快步奔向另一桌，在烟雾中挥汗更换“水烟草”上的木炭。
　　后来，我和马塔在这位年轻人前来服务的片刻与他闲聊。我问起他的名字是否是“穆罕默德”？只见他腼腆一笑，说“不是”，没有继续此话题的意愿。我和马塔心照不宣，没有追问。

　　水烟店的消费族群和员工投射的，是科威特移工国族结构的微型缩影。

　　马塔的母亲在科威特担任工程师，他便在当地大学就读。已经在科威特生活4年的他，对这些文化冲击早已见怪不怪。但我的思绪还在那声“穆罕默德”中环绕，马塔微笑着问我：“还没习惯吗？”
　　后来，马塔无声息地递上一张1第纳尔的纸钞，“穆罕默德”拿了小费，关照得更殷勤了。如何能习惯呢？我无法想象如今谁还能对推着行动不便老人的菲律宾看护脱口叫出“玛丽亚”，或者把来自越南、印尼的家务工统称为“菲佣”，遑论耳边那一声响亮的“穆罕默德”。

飘洋过海入“牢笼”

　　背景、姓名无人在乎，化作一声“穆罕默德”，仿若沙漠中一记响亮的召唤哨音。他们是没有名字的人。相似的是，自不同国家、飘洋过海来到黎巴嫩的家务移工，也被化约成简单的称谓—“斯里兰卡人”。
　　“斯里兰卡人”大部分来自斯里兰卡、菲律宾和埃塞俄比亚。来自天主教国家菲律宾的“斯里兰卡人”，在宗教多元的黎巴嫩每月可赚进260美金（约合人民币1800元），而来自印度的“穆罕默德”在科威特可赚进100科威特第纳尔（约合人民币2280元）。无论黎巴嫩还是科威特，物价其实不比国内一线城市低多少，因此“穆罕默德”和“斯里兰卡人”多半只能拮据度日，将微薄的收入尽数寄回母国支撑家庭。
　　在科威特，埃及劳工有着重要的地位。主因是他们已经熟谙阿拉伯语，就连科威特方言都能朗朗上口—这是他们的机会。
　　即便移工做事比当地人利索，劳动条件也总是更差、工时总是更长，而薪资呢？不用多想，一定是最低的。

　　中东地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移工政策相比，最大的“特色”在于绑手绑脚的“保证人制度”。在申请签证或相关文件时，保证人（通常为雇主）与被保人（受雇者）强制绑定，保证人因而对被保人有绝对的支配权。
　　这样的制度也影响外籍学生，在申请签证时，学生的保证人必须是就学的单位。身为留学生的我们，在就学期间若要出境科威特，是需要获得学校同意的。据曾留学沙特的朋友称，早年沙特的大学甚至会扣留学生的护照，等于是直接限制外籍学生的移动自由。
　　“保证人制度”首先在1950年代实施，赋予雇主控制受雇者行踪的绝对权力，雇主因而肩负“替国家监控外国劳动力动向”的责任。若未得到雇主的书面同意，受雇者不得任意出入境或转换雇主。目前仍实施保证人制度的国家，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联酋、约旦和黎巴嫩。 　　来自菲律宾、已在科威特工作多年的雷，在谈到保证人制度时表示：家务劳工肯定是这种结构性问题下的最大输家，和雇主日夜共处于一个屋檐下，有任何不满也只能忍气吞声，毕竟雇主握有谈判的最大筹码。
　　如此，黎巴嫩的“斯里兰卡人”在面对恶劣的劳动条件、雇主的暴力或性骚扰时，仍然不敢站出来为自己伸张正义，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机会与命运

　　在科威特大学念书期间，我每周都搭乘校车前往市中心的穆巴拉克市集（Souq al-Mubarakiya），对市区大大小小的商店了若指掌、如数家珍。来自菲律宾的护理师莱恩，介绍我到坐落在金融区的“大使超市”逛逛，因为说不定能找到家乡味。
　　我走下通往地下商场的楼梯，一股鱼腥味扑鼻而来。小小的超市里挤满了菲律宾人，互不相识的同乡攀谈的声音不绝于耳。我很快逛了一圈，只见菲律宾人把来自家乡的食材一把一把抓进提篮里。我看着各种咸鱼、零食、干货的标价，不禁想起在科威特的菲律宾家务劳工的月均收入，暗忖着他们如何能负担？
　　不，他们是负担不起的，他们也走不出家门，在超市里谈笑风生的人们已然是更幸运的一群菲律宾人。
　　莱恩是个不折不扣的幸运儿。曾在大学任教的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工作虽稳定却不足以供应弟妹的学费、支撑生活家计，到湾区国家担任护理师，成为他唯一的出路。当他和其他同样来自菲律宾的护理师们到达科威特时，同一批人中只有他持有硕士学位，因而被公司指定进入政府卫生单位工作，担任研究计划助理。
　　斋戒月到来前的某个周末，我和莱恩相约前往咖啡厅喝杯下午茶。斋戒期间，科威特严格规定餐厅食肆在每日日间不得开张营业，一切居民也不得在公共场所饮食。我也曾听闻工人不堪高温脱水，在街边昏倒、休克甚至死亡的事。
　　我问莱恩，前一年斋戒月上班时会不会饿得很辛苦？他笑着说，他的主管都会让他三分，甚至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在会议室里休息、用餐。主管是个年约40岁的科威特本地女子，靠着关系进入政府部门上班，平时呼风唤雨、颐指气使，下班后却总要打电话请教莱恩工作相关的事宜，因而莱恩在单位里也获得特殊关照。
　　莱恩将我载到宿舍门口，我和埃及警卫萨赫拉和赫马德打了招呼。萨赫拉和赫马德的家乡相隔不远，又在校园里的同一小区执勤，因此特别有话聊，闲暇时总是形影不离。
　　这里的埃及警卫每日值班12个小时，公司包食宿，每月薪水实领100科威特第纳尔（约合人民币2280元）。下班后，公司派车将警卫统一载回宿舍，我总是看到赫马德和萨赫拉两人拉着手、谈笑着离开校园。
　　某天到食堂用晚餐前，赫马德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说很开心认识我，他隔周便要离职回乡，因为3岁大的女儿需要父亲，妻子也难以独力扶持家庭。
　　没过多久，我接到赫马德来讯，本以为他在埃及享受天伦之乐，却是问我要不要到校区另一头的停车场小亭里和他喝杯茶。不敌现实的压力，他终究还是回到科威特，顶着夏日40度的高温，看着车来车往。

風雨前总是飞沙

　　在阿拉伯世界卖力如同卖身，劳动契约到期之前，一切行踪都受到保证人的限制，有苦难言。2018年，科威特一处空屋冰箱里的一具女尸掀起了舆论波澜—来自菲律宾的乔安娜在失踪一年多后终于被发现。乔安娜在菲律宾的家人，无法接受正值青春年华的她殒命异乡。虽然凶手已被缉捕到案，但她的最后时光是如何遭受折辱凌虐，真相恐怕也只能如飞沙消逝在风中。

　　“斯里兰卡人”大部分来自斯里兰卡、菲律宾和埃塞俄比亚。

　　在科威特，若突然刮起沙尘暴，你便能开始预期暴雨将至。在乔安娜事件发生前，科威特发生的多起菲籍移工命案，早让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耐心尽失。此事件曝光后，杜特尔特震怒，宣布禁止菲律宾劳工前往科威特。
　　虽然此次危机中，在科威特已有工作契约的菲籍劳工不受影响，但近年来石油带进的经济红利不再，科威特政府面临预算赤字，多方面影响下，劳动力结构势必会重组。
　　不止科威特，其他依赖移工劳动力的阿拉伯国家，纷纷呼吁聘雇当地劳工、减少移工比例，甚至强制公司提高聘雇本国人的比例。另一方面，许多劳工也不满阿拉伯国家差强人意的劳动和生活环境，甚至转而申请欧美国家的工作签证。
　　阿拉伯世界的劳动力生态正缓慢变化着，上千万移工正拿着机会的牌卡，等待命运的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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