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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我虚八岁，这一年，国民党军和人民解放军曾先后驻在我们常州西滩村的老家，这段经历至今难忘。
记忆中的国民党一士兵
我们村子坐落于长江以南二十里，北距著名的塘东禅院（现已圮废）一里。解放前夕，全村约三十余户，分住在前巷、后巷两排矮平房里。1949年3月的一天，国民党军为阻止解放军渡江，派五十一军突然开到我们老家，驻在附近十几个村子里，作为纵深防御力量。我们村驻了一个营部，营长和老婆住在西隔壁陈怀德家的卧室，他们家三开间客堂，卧室在第二进，住得舒畅些。原来国民党军进村时原则是尽量占村民的卧室或上房，假如卧室里有人躺着，他们也不硬占，母亲怕我们家后房卧室被占，就先带我和弟弟躺在床上假睡，那些士兵见了嘟囔着“这么早就睡了”，也没来抢卧室，便占下前屋小客堂，让营部书记官和两名随从住着，家里的八仙桌成了他们办公桌。
五十一军被老百姓称为“中央军”，纪律尚可，住在村里一个多月，没发生骚扰或欺凌百姓的事，有一次还破天荒派了十多个士兵帮西隔壁主人家收过麦子。但国民党的官兵平时从不与老百姓交流，不大理睬人。住我家的书记官操北方口音，留一撇小胡子，让我望而生畏，从不敢去和他攀谈。不过，父亲偶尔为我向他讨张写字纸，他总是慷慨地给的。他那个随从很年轻，叫周竹轩（谐音），待人很殷勤也很亲切，教我与我堂姑母识字，他和刚成年的堂姑母在一起时，总有说不完的话，见我在旁边也从不回避。后来我听母亲说：周竹轩想追求堂姑母，所以爱屋及乌也就特别喜欢我，时常与我嬉玩，抱我到场地上翻单杠（是五十一军来了竖的），每次上安家舍镇回来，也会带点糖果及小玩意送给我，常逗我玩。有天上午，村东头突然跑来两匹军马，我忙奔回家告诉周竹轩，他拉着我走到一匹马身边，抱起我飞身上马，向西狂奔了二里地至王家塘村，再转回村里，这是我第一次骑马的经历，那在马上害怕的情景至今还记得。
五十一军的兵曾在村东头土墩上挖了连片工事，有交通壕、掩体等，但从没见他们在工事里驻防或演习，倒成为村里孩子们“打仗”游戏的场所。这支部队防务很松散，反在村子后巷的西南角场地边上（靠水沟，营长住宿的人家门口）设了一个岗哨，东面村口很空旷，没有岗哨。当时他们计算换哨时间很特别，用点香而不是钟表来计时，那些当兵的来后向农民借了一只平底锅（俗称鏊锅，专门用来制作“豆斋饼”，这是常州特产食品），锅底铺一层灶膛草灰，然后点上香，记得好像是燃完两支香就换一个哨兵。我见过国民党的士兵在场地上出操、跑步，邻村王家塘、张家塘的士兵也来了，但操练也是松松垮垮的，没有荷枪实弹，都是跑步、立正、稍息之类。那些士兵平时穿衣很散漫，由于没事干，于是有空就偷着赌钱，但若被上面发现便挨一顿毒打。我亲眼看见一士兵被军人用扁担打得哇哇直叫，几天后，路上碰到他时，告诉祖母他也是住在村里的“老总”。那士兵很高兴，喊了声“小把戏”，还从口袋中摸出几颗糖塞给我。国民党士兵对国旗很尊重，我就读的塘东小学每天要举行升、降旗仪式，当国歌乐声一响，操场上打球、操练甚至旁边行走的军人，都会自觉在原地停步立正，对国旗行注目礼，神情很庄重，直到仪式结束才恢复活动。
一天早晨，我起床后发现家里住的兵都走了，父亲也不在家。当时心里很惆怅，奇怪周竹轩与我这么好，怎么没打一声招呼就走了？父亲是那天起黑早被营部叫去当挑夫的，据说他们的东西太多，这一去直送到三十里外的孟河镇才被放回，晚上才到家，告诉我们说：“中央军”没为难他，还很客气地“招待”他吃了顿中饭。那天五十一军撤离时并无战斗，却很狼狈，士兵们在村东边简易公路上丢下许多子弹，更离谱的是还把一箱炮弹遗留在幼年玩伴陈志良家的堂屋，事后我还去他家拎过炮弹玩（解放后交给了政府）。捱至这年6月，父亲才收到周竹轩他们的一封信，告知说已在上海向解放军投降了，我曾盼着能再见到周竹轩一次，但此后他却再未与我们联系，几十年来一点音讯也没有。
我家与解放军战士陈旗标的情谊
1949年11月初，村里突然开来一队解放军，约四十来人，他们先在村道上休息，过了一会便派人四处号房子，据说原计划进驻离济农乡乡政府（驻塘东禅院内）更近的刘家巷，以便保护囤积的公粮，因见我们村子齐整，地形不复杂，进出方便，便决定驻下。我们家灶厨比较敞亮，部队就安排炊事班住我家堂屋（印象中为五六个人），家里“三眼灶”腾出两个锅台给驻军用，自己留用一只。
解放军明显比国民党军阳光，战士们都住在村民家堂屋，没人占住卧房；安顿好不久便开始打扫村道，各家各户门前都扫得干干净净，还与老百姓拉家常。进驻后不几天，部队在后巷连片的场地上举行了一次扭秧歌表演，闻讯的村民们都来围观，战士们见看的人多了，也越扭越起劲，几个战士还顺手操起场上的木齿耙、大扫帚、连枷等农具手舞足蹈，怪模怪样的面部表情更引得村里男女老小开怀大笑。
平时战士们也帮助村民干点农活，如收割稻子、收拾农具等，与老百姓关系融洽。我家自从来了炊事班，水缸里的水永远是满的，父亲挑水的负担免去了。炊事班战士常逗我，虽然他们都操着我听不懂的北方口音，但感觉很亲切。炊事员在祖母眼中个个“心灵手巧”，因为他们会擀面，会蒸馒头、花卷、糕点，而这些技艺我们村里的男人都不会。炊事班来我家后第一次蒸了花卷、馒头，还送了几个给我们品尝，祖母参加佛会时特地带在身边到别的老太跟前去显摆。部队上伙食吃得比我家好，给养是到济农乡乡政府去领的，蒸馒头是“家常便饭”，对于只在过年时才能吃上馒头的孩子而言，诱惑力是很大的，所以每当他们热气腾腾的馒头出笼，我和大弟弟就趴在灶头上看，这时，炊事员陈旗标就会抓出两个滚烫的馒头塞到我们手里。有一次，战士们向农民借了鱼罩到济农河去捕了很多鱼，都活蹦鲜跳的，回来后烧了满满一锅，先盛了一大碗端到住在前巷陈国庆家的排长处，末后也盛上一小碗让我和弟弟解解馋。陈旗标是苏北涟水县人，他与我父亲经常在一起聊天，曾流露出年纪大想退伍的想法，父亲则劝他在队伍上安心干下去。陈旗标与我家交谊很深，部队调走后，他也几次给父亲写信来，父亲也写回信，我因曾为父亲代笔写过信，信封上写的是“陈旗标同志收”，所以“陈旗标”这个名字，我几十年来一直记在心里。上世纪90年代，早就退伍的陈旗标从苏北还写信到我老家寻找、问候我父亲，可惜当时父亲已作古，家乡的小弟不了解这段历史，没回信，也没将此事告诉我，直到数年后我才得知此事，曾叫大弟弟再找那封信，想去联系或看望陈旗标老人，不料信却被弄遗失了，从此便断了联系，至今想起来深感遗憾。
（作者为作家、剧作家）
责任编辑 殷之俊
记忆中的国民党一士兵
我们村子坐落于长江以南二十里，北距著名的塘东禅院（现已圮废）一里。解放前夕，全村约三十余户，分住在前巷、后巷两排矮平房里。1949年3月的一天，国民党军为阻止解放军渡江，派五十一军突然开到我们老家，驻在附近十几个村子里，作为纵深防御力量。我们村驻了一个营部，营长和老婆住在西隔壁陈怀德家的卧室，他们家三开间客堂，卧室在第二进，住得舒畅些。原来国民党军进村时原则是尽量占村民的卧室或上房，假如卧室里有人躺着，他们也不硬占，母亲怕我们家后房卧室被占，就先带我和弟弟躺在床上假睡，那些士兵见了嘟囔着“这么早就睡了”，也没来抢卧室，便占下前屋小客堂，让营部书记官和两名随从住着，家里的八仙桌成了他们办公桌。
五十一军被老百姓称为“中央军”，纪律尚可，住在村里一个多月，没发生骚扰或欺凌百姓的事，有一次还破天荒派了十多个士兵帮西隔壁主人家收过麦子。但国民党的官兵平时从不与老百姓交流，不大理睬人。住我家的书记官操北方口音，留一撇小胡子，让我望而生畏，从不敢去和他攀谈。不过，父亲偶尔为我向他讨张写字纸，他总是慷慨地给的。他那个随从很年轻，叫周竹轩（谐音），待人很殷勤也很亲切，教我与我堂姑母识字，他和刚成年的堂姑母在一起时，总有说不完的话，见我在旁边也从不回避。后来我听母亲说：周竹轩想追求堂姑母，所以爱屋及乌也就特别喜欢我，时常与我嬉玩，抱我到场地上翻单杠（是五十一军来了竖的），每次上安家舍镇回来，也会带点糖果及小玩意送给我，常逗我玩。有天上午，村东头突然跑来两匹军马，我忙奔回家告诉周竹轩，他拉着我走到一匹马身边，抱起我飞身上马，向西狂奔了二里地至王家塘村，再转回村里，这是我第一次骑马的经历，那在马上害怕的情景至今还记得。
五十一军的兵曾在村东头土墩上挖了连片工事，有交通壕、掩体等，但从没见他们在工事里驻防或演习，倒成为村里孩子们“打仗”游戏的场所。这支部队防务很松散，反在村子后巷的西南角场地边上（靠水沟，营长住宿的人家门口）设了一个岗哨，东面村口很空旷，没有岗哨。当时他们计算换哨时间很特别，用点香而不是钟表来计时，那些当兵的来后向农民借了一只平底锅（俗称鏊锅，专门用来制作“豆斋饼”，这是常州特产食品），锅底铺一层灶膛草灰，然后点上香，记得好像是燃完两支香就换一个哨兵。我见过国民党的士兵在场地上出操、跑步，邻村王家塘、张家塘的士兵也来了，但操练也是松松垮垮的，没有荷枪实弹，都是跑步、立正、稍息之类。那些士兵平时穿衣很散漫，由于没事干，于是有空就偷着赌钱，但若被上面发现便挨一顿毒打。我亲眼看见一士兵被军人用扁担打得哇哇直叫，几天后，路上碰到他时，告诉祖母他也是住在村里的“老总”。那士兵很高兴，喊了声“小把戏”，还从口袋中摸出几颗糖塞给我。国民党士兵对国旗很尊重，我就读的塘东小学每天要举行升、降旗仪式，当国歌乐声一响，操场上打球、操练甚至旁边行走的军人，都会自觉在原地停步立正，对国旗行注目礼，神情很庄重，直到仪式结束才恢复活动。
一天早晨，我起床后发现家里住的兵都走了，父亲也不在家。当时心里很惆怅，奇怪周竹轩与我这么好，怎么没打一声招呼就走了？父亲是那天起黑早被营部叫去当挑夫的，据说他们的东西太多，这一去直送到三十里外的孟河镇才被放回，晚上才到家，告诉我们说：“中央军”没为难他，还很客气地“招待”他吃了顿中饭。那天五十一军撤离时并无战斗，却很狼狈，士兵们在村东边简易公路上丢下许多子弹，更离谱的是还把一箱炮弹遗留在幼年玩伴陈志良家的堂屋，事后我还去他家拎过炮弹玩（解放后交给了政府）。捱至这年6月，父亲才收到周竹轩他们的一封信，告知说已在上海向解放军投降了，我曾盼着能再见到周竹轩一次，但此后他却再未与我们联系，几十年来一点音讯也没有。
我家与解放军战士陈旗标的情谊
1949年11月初，村里突然开来一队解放军，约四十来人，他们先在村道上休息，过了一会便派人四处号房子，据说原计划进驻离济农乡乡政府（驻塘东禅院内）更近的刘家巷，以便保护囤积的公粮，因见我们村子齐整，地形不复杂，进出方便，便决定驻下。我们家灶厨比较敞亮，部队就安排炊事班住我家堂屋（印象中为五六个人），家里“三眼灶”腾出两个锅台给驻军用，自己留用一只。
解放军明显比国民党军阳光，战士们都住在村民家堂屋，没人占住卧房；安顿好不久便开始打扫村道，各家各户门前都扫得干干净净，还与老百姓拉家常。进驻后不几天，部队在后巷连片的场地上举行了一次扭秧歌表演，闻讯的村民们都来围观，战士们见看的人多了，也越扭越起劲，几个战士还顺手操起场上的木齿耙、大扫帚、连枷等农具手舞足蹈，怪模怪样的面部表情更引得村里男女老小开怀大笑。
平时战士们也帮助村民干点农活，如收割稻子、收拾农具等，与老百姓关系融洽。我家自从来了炊事班，水缸里的水永远是满的，父亲挑水的负担免去了。炊事班战士常逗我，虽然他们都操着我听不懂的北方口音，但感觉很亲切。炊事员在祖母眼中个个“心灵手巧”，因为他们会擀面，会蒸馒头、花卷、糕点，而这些技艺我们村里的男人都不会。炊事班来我家后第一次蒸了花卷、馒头，还送了几个给我们品尝，祖母参加佛会时特地带在身边到别的老太跟前去显摆。部队上伙食吃得比我家好，给养是到济农乡乡政府去领的，蒸馒头是“家常便饭”，对于只在过年时才能吃上馒头的孩子而言，诱惑力是很大的，所以每当他们热气腾腾的馒头出笼，我和大弟弟就趴在灶头上看，这时，炊事员陈旗标就会抓出两个滚烫的馒头塞到我们手里。有一次，战士们向农民借了鱼罩到济农河去捕了很多鱼，都活蹦鲜跳的，回来后烧了满满一锅，先盛了一大碗端到住在前巷陈国庆家的排长处，末后也盛上一小碗让我和弟弟解解馋。陈旗标是苏北涟水县人，他与我父亲经常在一起聊天，曾流露出年纪大想退伍的想法，父亲则劝他在队伍上安心干下去。陈旗标与我家交谊很深，部队调走后，他也几次给父亲写信来，父亲也写回信，我因曾为父亲代笔写过信，信封上写的是“陈旗标同志收”，所以“陈旗标”这个名字，我几十年来一直记在心里。上世纪90年代，早就退伍的陈旗标从苏北还写信到我老家寻找、问候我父亲，可惜当时父亲已作古，家乡的小弟不了解这段历史，没回信，也没将此事告诉我，直到数年后我才得知此事，曾叫大弟弟再找那封信，想去联系或看望陈旗标老人，不料信却被弄遗失了，从此便断了联系，至今想起来深感遗憾。
（作者为作家、剧作家）
责任编辑 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