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涉及的内容很多，但概括起来，可以说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即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释放高校的办学活力，加快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培养一流人才。
　　北京大学林建华校长在讲话中提到，从国家层面看，厘清政府、社会公众和大学的基本利益诉求，是教育改革的关键。政府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要求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学术和人才支撑；社会公众要求教育公平，要求高质量的教育；大学是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场所，必须要有独立、兼容和自由的学术氛围，才能实现政府和公众的要求。因此，应当明确各方职责，释放大学潜力，实现教育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李总理在讲话中谈到，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其实回应了林建华校长的呼吁。
　　要释放大学潜力，关键就在于理顺政府和学校的关系，建立新型的政府管理学校模式，落实和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如果大学没有办学自主权，就不可能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开设适合本校的专业、课程，采取适合本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办出有特色的学校来，而特色是一所学校的生命力所在。虽然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推进教育放权，一些高校也在积极进行自主办学探索，比如北大在探索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发展之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在校内推行了‘外语 ’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开设了中东欧十六个语言，在横向上推行外语与专业的融合培养，要求学生既学习非通用语，又学习专业，造就高水平的复合型创新人才。但是，必须意识到，高校的自主办学空间还有限，必修课比重过大，选修课比重偏小，以及大学普遍存在重教学，轻人才培养，在教学中采取灌输而非启发、探究式教育的问题，这需要深入的改革来加以解决。
　　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中，存在两方面现实问题。一是政府的权力如何下放给高校；二是高校在获得自主权之后，怎样用好自主权。对于政府放权，我国于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早就提到要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过去五年间，政府部门也取消了一些行政审批、评估项目，诸如重点学科审批，设立研究生院审批。
　　与政府放权相对应，则是大学如何使用好自主权。这是政府部门的担忧，也是社会舆论的担忧。在落实和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改革呼声中，我们看到的另一幕是，一些下放给大学的自主权被收回，比如，去年我国调整了高校5%自主招生，在把自主招生调整到高考之后进行的同时，压缩自主招生规模；前不久，我国把EMBA招生的自主权收回，从2016年开始，将其纳入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对于这些调整，舆论一致叫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高校在使用自主权时，存在权力被滥用的问题。
　　怎样突破“一管就死，一放即乱”的教育放权改革僵局？这取决于两方面，一是政府坚定不移地推进放权，而不是想着再把权力收回去，二是在放权的同时，推进学校内部治理改革，其核心是实行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分离，对教师的管理、考核实行同行评价，以此重树教育尊严和学术尊严。
　　清华大学校长在发言中谈到学校正在启动的综合改革，并把最难的人事制度改革作为综合改革的突破口。这是学校改革的重要方向，对于我国高校来说，用好办学自主权，必须实行以教育和学术为本的管理，在高校内必须成立负责教育和学术事务管理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否则，就很难将总理提到的“健全教师评价制度，对教学、科研人员包括兼任行政职务的专家教授，实行符合智力劳动特点和规律的政策”落实到位。建立教师同行评价制度，是对教师进行考核、评价进行改革的关键所在。只有建立并完善教师同行评价制度，才能激发教师的教育和学术理想，从而带动整个学校的创新氛围建设和创新人才培养。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5年已经达到40%，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也就是说，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完成了数量与规模的发展与积累，接下来的重要任务是提升质量，这就需要以改革的精神，直面目前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通过狠抓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引导每所大学回归教育本位，在自身的定位上办出特色，这是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的共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