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朝，各有一位开国大将的死，相似颇多，值得玩味。
　　前一位，便是隋朝开国大将——越国公杨素。杨素出身两汉名门弘农杨氏，是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著名的关陇士族集团代表人物。从北周灭北齐，到隋朝建立完成统一，杨素东征西讨，战功赫赫。不仅如此，他还野心勃勃，选中了晋王杨广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和政治靠山，上下其手，多方运作，终于帮助杨广挤掉了太子杨勇，成功登上皇帝宝座，自己也成了整个朝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大赢家。
　　但在猜忌多疑不下乃父的隋炀帝眼中，功高震主、无爵可赏的杨素已经成了新皇帝巩固政权的威胁和绊脚石。杨素也生怕触怒暴君，如履薄冰，日夜忧惧，以致身患重病。杨广依然不放心这位功臣，“外示殊礼，内情甚薄。”（《隋书·杨素传》）明里派御医前去诊治以示关怀，暗里则打听杨素什么时候死。杨素得知后心灰意冷，拒绝服药。他还向弟弟杨约慨叹：“我难道还能再活着么？”最终凄凉死去。
　　第二位，就是唐太宗麾下大将李勋。李勣原名徐世勣，隋炀帝大业末年，他于河南追随瓦岗军首领翟让起事，后又奉李密为主，帮助李密成为天下反隋联盟首领。李密投降唐朝后，徐世勣被賜姓李氏。他随秦王李世民击败宋金刚、擒斩窦建德、平定王世充、大破刘黑闼、徐圆朗等割据势力，为唐朝统一天下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宗即位后，李勣治理并州前后十六年，政绩卓著，颇有能名，还粉碎了薛延陀、突厥等部的叛乱，保证了唐朝北疆安宁。太宗末年高宗初年，李勣宝刀未老，多次出征辽东，灭亡高句丽，“进位太子太师”（《新唐书·李勋传》），达到了军事生涯的顶点。
　　然而，功高震主的魔咒再次降临。

　　一代雄主唐太宗李世民走上了隋炀帝的老路。一方面对李勋委以重任，大加笼络，甚至在李勣生病时，用自己的胡须入药，为李勣诊治;另一方面却对李勤心怀忌惮，临死前借故将他贬为叠州都督，私下授意太子李治登基后重新加以重用。对这一节，《资治通鉴》的描述更为露骨。李世民亲口对儿子李治说，我今天贬斥李勋，如果他马上动身，等我死后，你就可以赦免提拔他;如果他“徘徊顾望，当杀之耳。”（《资治通鉴·唐纪十五》）
　　顾盼之间，杀机四伏。帝王心术，深不可测。
　　作为股肱之臣，李勣自然清楚主子的想法。接到被贬为叠州都督的诏令后，他连家都没回，就直接上任去了。高宗即位后，以李勋为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尚书左仆射，继续参掌机密，李勋也深恐失去新皇帝的信任，对太宗死后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采取不参与、不站队、不表态的模棱态度，终于得以善终。

惊变：叛乱迭起，动摇根本

　　隋唐两朝开国，君明臣贤、将帅用命，一同开创了三百年未有之一统大业，但亲密无间的表象之下，裂痕已经清晰可见。巧合的是，假以时日，这两道裂痕最终都演变成两场足以动摇王朝根本却最终失败的武装叛乱。
　　隋炀帝大业九年，好大喜功的杨广不顾第一次东征高丽的失败和民怨沸腾的国内形势，悍然发动了对高丽的第二次战争。不堪重负的民众纷纷铤而走险、树起义旗，反隋烽火遍及各地。隋礼部尚书，前文所书杨素之子杨玄感也蠢蠢欲动，有所图谋。
　　此时，父亲受皇帝猜忌，郁郁而终的画面又浮现在他面前。杨素死后不久，隋炀帝就曾恶狠狠地对近臣说，“使素不死，终当夷族。”（《资治通鉴·隋纪六》）这更让杨玄感倒抽一口凉气。
　　与其引颈就戮，不如先下手为强。抱定鱼死网破的决心，杨玄感先假意逢迎，取得了隋炀帝信任，“由是宠遇日隆，颇预朝政”。隋炀帝二征高丽时，令杨玄感赴重镇黎阳督运粮草。杨玄感趁机率领八千船民起事，四方响应、天下震动。此时，杨玄感密友、同为关陇集团成员的李密投奔杨玄感，极力主张“长驱入蓟”，断隋炀帝归路，或者进军关中，徐图天下。
　　无奈杨玄感害怕跟自己造反的民众不愿背井离乡、劳师远征，因而选择了就地进攻东都洛阳。结果，隋朝老将、民部尚书樊子盖凭借洛阳坚固城防拼死抵抗，起义军迟迟不能得手，浪费了宝贵时间。终于，隋炀帝从辽东前线回撤，调集屈突通、卫文升、来护儿等隋军主力对杨玄感全力剿杀，使起义军陷入了师老坚城、进退维谷的境地，最终杨玄感兵败被杀。

　　无独有偶，唐朝开国功臣李勋的孙子李敬业也是少“有勇名”，承袭了李勋“英国公”爵位。但此时掌权的，是身为太皇太后的武则天，她已经相继废黜了自己的长子李宏和次子李贤，李贤还因为个性独立，被权欲极强的母亲逼令自杀。三子李显熬过了两个哥哥，终于登上了皇位，却只坐了55天就被母亲拉了下来。四儿子李旦顶着皇帝的名头，却被母亲迁居于别殿，明令对朝政“不得有所干预”（《资治通鉴·唐纪十九》），成了武则天的“提线木偶”。
　　李唐宗室人人自危，朝野上下众心愤懑。为消除异己势力，武则天将功臣后代们纷纷贬谪外地。李敬业自然首当其冲，从眉州刺史的位置上被贬为柳州司马。此外，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簿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等功臣之后和朝中名士也纷纷被贬。失望之余，他们也对武则天的进一步清算心怀恐惧——毕竟，为了巍巍皇权，连自己的亲儿子都能置于死地，何况外人？于是，失意的犯官们相聚于扬州，商定以帮助已被贬为庐陵王的李显复位为借口，举兵造反。 　　蛇无头不行。选谁为主？开国大将李勣的后人李敬业当仁不让，随即控制扬州全城，驱使囚徒工匠为兵，正式举事。不久，就扩军十多万人。而由大才子骆宾王捉刀的著名檄文——《代李敬业讨武曌檄》也流布天下，成为千古雄文。
　　实力壮大之后，李敬业和杨玄感一样，两条不同的道路摆在他面前：谋主魏思温主张大军“鼓行而进”，直指东都洛阳。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向天下英雄表明自己匡扶李唐皇室的宗旨，进而获取支持。而另一名谋臣薛仲璋却不以为然，主张向南直取金陵，凭借长江天险与武则天相抗衡，然后“北向以图中原”。经过一番思索，李敬业和杨玄感一样，选择了保守的下策，率大军攻陷润州，舍王朝腹心东都洛阳，直扑金陵而去。
　　武则天大喜，以李唐宗室成员、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率军三十万，征讨李敬业。面对李孝逸的踟蹰不进，殿中侍御史魏元忠事实上发挥了主帅的指挥作用，逼迫李孝逸继续进兵，与李敬业决战。由于李敬业指挥失误，最终和杨玄感一样，兵败于江都润州一带。
　　从谋划起事到失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声势浩大的叛乱就被彻底平定。

溯源：血腥整肃，两败俱伤

　　隋唐两朝开国，杨玄感之乱和李敬业之乱有颇多相似之处：都是功臣之后，都因猜忌而起，都是策划良久，又都兵败身死。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所有这些，还要从隋唐两朝开国后的权力斗争和格局演变说起。

　　隋朝前身，肇始于北魏末年不堪剥削愤然起义的六镇军人群体。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后，西魏权臣宇文泰以武川镇军事集团为班底，建立“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体系，成为从西魏到北周的统治核心。李渊的祖父李虎、李密曾祖父李弼、杨坚的岳父独孤信，都是其重要成员。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魏到北周，本质上就是以宇文氏为核心，各功臣家族为辅弼，合作分权，共掌天下的武装集团。
　　北周后期，年幼的周静帝即位，主少国疑、皇权旁落。权臣杨坚乘机以外戚身份篡位宇文氏建立隋朝，打破了北周君臣间原有的平衡关系，自然引起北周皇室和其他功臣集团的不满和反对。杨坚篡位前夕，宇文泰的外甥，担负帝国东部防务的相州总管尉迟迥率先举兵作乱。尉迟迥以北齐故地为基础，“驱驰蛇豕，连合纵横，地乃九州陷三，民则十分拥六。”（《隋书·李德林传》）与此同时，云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也举兵响应，北周国内局势一片焦灼。
　　危急时刻，杨坚令名将韦孝宽率军讨伐叛乱，但由于杨坚威望不足，以至于“诸将不一”，难以作战。无奈，杨坚谋臣李德林进言：“公与诸将，并是国家贵臣，未相伏驭。”明白指出杨坚本人就是功臣集团的一员，无法得到其他功臣家族的一致拥戴。因此，此时最好的办法，是派遣一名心腹大臣，“明于智略为诸将旧来所信服者”，前去韦孝宽军中担任监军，才能稳定士气，同心平叛。
　　杨坚无奈，找来扶持自己上位的两位重要同谋，刘昉和郑译，希望他们能够担当重任。但“昉自言未尝为将，译又以母老为请”（《隋书·刘昉传》），一个个都往后躲，最后，还是大臣中最为果敢勇毅的高颎自请前往监军，才解了杨坚的燃眉之急。虽然最终平定了叛乱，登上了皇位，但这件事在杨坚心头仍然留下了深深的刺痛。
　　一切都表明，杨坚在群臣和國内各势力中并没有建立起绝对权威，处境尴尬。为了防患未然，杨坚实施恐怖统治，彻底平毁了东部重镇邺城，同时对北周宗室大开杀戒，也对拥戴自己的功臣集团一并实施清洗。隋文帝当政时尤其是后期，先后诛杀了史万岁、王世积、虞庆则等将领。这些人不是从隋文帝在北周辅政时期就追随他，便是在征讨突厥、平定陈朝中建功立业，却都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就连帮助杨坚度过难关，荐拔贤才、名满天下的重臣高颍也差点因为猜忌被隋文帝诛杀，这无不让功臣集团心寒齿冷、人人自危。
　　再后来，为保住权位，杨素等功臣火中取栗，选择站队，帮助杨广以阴谋手段搞掉太子杨勇，成功登上帝位。但功臣集团在周隋易代过程中受到沉重打击、离心严重，已经无力对皇权进行制衡。好大喜功又阴鸷偏执的隋炀帝在皇位巩固后，对帮助过自己的功臣们恩将仇报，举起屠刀。几年间，名臣高颍、名将贺若弼、宇文弼、内史侍郎薛道衡、黄门侍郎张衡等重臣相继被杀。而对自己出力最大的杨素，也终于在杨广的猜忌中断了气，从此卸下了皇帝心头最大的一块石头。
　　至此，经过隋朝两代帝王的持续整肃，至少在隋炀帝看来，从西魏、北周一路而来的功臣集团已经元气大伤，人丁寥落，无法对皇位构成威胁了。再无掣肘的隋炀帝杨广大展拳脚，开始着手施行自己千古一帝的辉煌伟业。修运河、建东都、征高丽、巡边塞，表面上隋王朝花团锦簇、烈火烹油，但从朝臣到百姓，从中央到四夷，怒火正在聚集燃烧，终于掀起了倾覆王朝的冲天烈焰。而杨玄感之乱，就是这场烈焰的前奏。
　　杨玄感之乱虽然失败，但在功臣集团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史载韩擒虎之子韩世鄂、宗室观王杨雄之子杨恭道、虞世基之子虞柔、大将来护儿之子来渊、大臣裴蕴之子裴爽等四十余人皆降于玄感，“玄感悉以亲重要任委之”（《资治通鉴·隋纪七》）。但是，由于功臣集团已经被折腾的四分五裂、元气大伤，杨玄感本身又目光短浅，不能代表广大民众利益，因此，杨玄感的抗争最终还是在隋炀帝的绞杀下失败了。
　　然而，这暂时的胜利还是给了隋炀帝以虚幻的优越感，因此执迷不悟，继续一条道走到黑。他任用酷吏樊子盖、裴蕴“峻法治之，所杀三万余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将杨玄感开仓赈给的百姓“皆坑之于都城之南”，以致天下侧目，烽火日甚。李密、窦建德、刘武周、梁师都、薛举、李渊等原隋朝政府体制内精英纷纷起事，敲响了隋王朝的丧钟。 　　回顾隋王朝的短暂兴亡史，我们不难发现，功臣集团的团结合作，为北周和隋王朝结束长期分裂，完成统一大任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由于隋朝两代帝王都没有解决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巩固权力过程中对功臣集团偏执而血腥的整肃行动，在皇权日益独大的表象之下，挖空了自身统治基础。最终，皇权和功臣两败俱伤，开启了王朝毁灭的大门。

轮回：亡隋梦魇，重现李唐

　　经过苦战，李唐王朝成为最终的胜利者。然而初唐的统治者们依然无法逃脱王朝兴亡的魔咒。
　　趁着李密率领瓦岗军与隋军主力在洛阳一带杀得难解难分、尸横遍野，李渊渔翁得利，迅速起兵占领关中，进而夺取天下。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隋文帝隋炀帝父子两代没能解决的权力交接和功臣问题又出现在了李渊集团中。尤其是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个儿子，在战争中各自立有功劳，在唐王朝统一前后，围绕储君之位，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争夺。
　　隋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杨坚不愿大权旁落，便立长子杨勇为太子坐镇关中，又以次子杨广为晋王，统帅大军南下平陈。杨广因此也立下大功，有了问鼎储位的资本。唐王朝起家也是如此，李渊将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带在身边，进军关中、定鼎天下，又以三子李元吉留守晋阳，防备突厥入寇，可谓用心良苦。但后来，李世民平定薛举、薛仁皋父子，消灭刘武周、宋金刚，生擒窦建德、王世充，大破刘黑闼、徐圆朗，尽取山东之地。这也让他如杨广一般，滋生了取太子建成而代之的野心。
　　经略山东期间，李世民放手汲取人才，培植党羽，将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张公瑾、李劫、段志玄等猛将悉数纳入麾下，实力急剧膨胀。武德四年，李世民“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旧唐书·太宗纪》）哪里是讨论什么经义，实际上，这就是李世民为争夺储位而建立的智囊机构。而以上所述文臣武将，大部分成为日后参与玄武门之变的骨干成员。
　　对李世民的实力的扩张，皇帝李渊和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也相应采取对策。李世民亲信刘文静和李渊头号心腹裴寂发生对立，李渊毫不犹豫将刘文静处决，以此敲山震虎，警告李世民。李渊对李世民“恩礼渐薄”，“建成、元吉转蒙恩宠”。武德五年八月，突厥颉利可汗进犯雁门，李渊“遣皇太子及秦王讨击，大破之。”十月，“遣齐王元吉击刘黑闼于沼州”，十一月，“命皇太子率兵讨刘黑闼”，十二月，“皇太子破刘黑闼于魏州，斩之，山东平。”可见武德后期，李世民的统帅地位正逐渐被李建成和李元吉所取代。面对此消彼长的实力对比，李世民不惜冒分裂国家的危险，意欲以洛阳和关东地区为基地，“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旧唐书·张亮传》）李建成、李元吉则暗中贿赂拉拢李世民手下尉迟敬德、段志玄等将领，同时奏请高祖，将李世民辅弼之臣房玄龄、杜如晦斥逐。
　　在李渊的纵容和驱动下，秦王李世民、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已经各成羽翼、相互敌视，而曾经跟随李渊父子起事的一干文臣武将，也各抱大腿、拔刀相向，等待着最后的对决。刚刚建立的大唐王朝，将重蹈隋王朝宗室相残的历史。
　　接着，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爆发。“秦王以皇太子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同谋害己，率兵诛之。”

　　如隋炀帝杨广以晉王谋夺太子之位一般，秦王李世民也成为这场惊天之变的最终胜利者。但是，李世民也和杨广一般，没能解决权力继承的合法性问题，因此既无法调和自己儿子们之间的矛盾，也无法为王朝权力传承建立稳定可靠的制度，功臣集团也因此不可避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卷入宗室权力斗争，充当打手和羽翼，并如隋朝功臣们一样，最终遭到胜利者的清洗。
　　李世民有十四个儿子，其中最有资格继承帝位的首推长孙皇后所生的三个，即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九子李治。李世民当皇帝后就立承乾为太子。而李承乾“性聪敏，太宗甚爱之”，但先天不足，患有足疾，行走不便。而魏王李泰颇类当年太宗皇帝自己，“有当时美誉”，深得李世民的喜爱。李承乾和李泰则“各树朋党，遂成衅隙。”（《旧唐书·太宗诸子传》）。
　　看到局势一如武德末年太子秦王之争，功臣们也重操就业，各分阵营，准备通过夺嫡进一步巩固权位。本是太宗皇帝自己的亲信，曾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侯君集投入太子门下，建议太子首先发难。而李泰一方则“招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二十余人，厚加赠遗，寄以腹心。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相继摄泰府事，二人俱为泰要结朝臣，津通赂遗。”这其中，韦挺是玄武门之变中李建成一方重要成员，杜楚客是杜如晦的兄弟，房遗爱是太宗心腹重臣房玄龄的儿子，柴令武则是李渊女儿平阳公主和大将柴绍的儿子。双方可谓旗鼓相当，又一场“玄武门之变”眼看又要上演。
　　最终，太子谋反的阴谋败露。面对朝中“文武之官，各有托付。亲戚之内，分为朋党”的复杂局面，李世民不得已，将侯君集处死，又将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双双废黜，把懦弱仁柔的李治推上了太子之位，依附前太子和魏王的两大功臣集团就此粉碎。为杜绝宗室为乱，唐太宗严防宗室与朝臣交接，同时将宗室子弟分派到各地州郡，限制权力，并禁止他们担任中枢要职。李唐宗室力量受到空前削弱，连玄宗时期的宰相李林甫也慨叹“贞观以来，相无宗子”（《全唐文·卷三三三》），可见这一制度规定之严，持续之久。
　　李世民病逝后，遗命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顾命大臣，辅佐高宗李治。长孙无忌乘机诛锄异己，利用房玄龄之子房遗爱与高阳公主谋反一案，将与自己有矛盾的吴王李恪牵连入内，把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功臣和宗室全数处决。李唐功臣和宗室集团在内讧中再次受到严重打击。 　　再往后，势单力孤的唐高宗李治重用许敬宗、李义府等新贵大臣。同时利用在后宫“废王立武”，来彰显权力、打击元老。而堪称政治动物的武则天敏感地发现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功臣集团在大权独揽的表象下，外强中干、不堪一击的虚弱本质，联合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策动事端、分化瓦解、罗织罪名、屡兴大狱，将看似高不可攀的元老重臣们一个个打翻在地、贬斥诛杀，将唐初以来的功臣集团进行彻底清洗。唐高宗显庆四年，许敬宗指使人诬告长孙无忌图谋造反。长孙无忌被贬黔州，又在贬所被逼上吊自尽。坚决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褚遂良也被赶出朝廷，死在爱州（今越南清化）。
　　也就是在此时，英国公李勋看到了房玄龄、杜如晦等功臣后代的可悲下场，担心自己后代被构陷诛杀，才和自己弟弟进行了文章开头那般痛彻心肺的交待。
　　事实上，被武则天逼到墙角的功臣后代们忍无可忍，最终在李勋孙子李敬业的带领下，对临朝称制的武后发起了决死反击。面对反叛，武则天深知，无论是李唐宗室还是功臣集团，经过自高祖以来三代人的内讧和倾轧，实力已经消耗殆尽。因此，既像示威，也像嘲讽，武则天派遣李唐宗室，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统兵三十万讨伐李敬业——你不是要匡复李唐么？我就派一名李唐宗室和你对战，看你如何处置。
　　而此时的李孝逸，作为堂堂高祖皇帝的侄子、唐朝开国元勋淮安王李神通的儿子，居然首鼠两端，犹豫不前。武则天眼睛都没眨，派遣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名为讨伐李敬业，实则行使“督战队”职能，对李孝逸进行监视。
　　面对朝廷从后腰顶上来的尖刀，武则天心腹、殿中侍御史魏元忠恐吓李孝逸：“太后肯定要剿灭叛军的，如果您久留不进，让朝廷失望，太后必然派人来代替将军前往进剿，到时候您这贪生怕死的罪责肯定会被追究！”李孝逸这才横下一条心，和李敬业决一死战，最终取得了胜利一一但如此卖力的表忠心这并没有取得武则天的任何谅解，随便找了个借口，李孝逸就被削除了宗室名籍，流放儋州，并死在那里。
　　至此，一个女主当政、空前绝后的新王朝已经呼之欲出。

感怀：历史大任，交与未來

　　《隋书·房彦谦传》中曾记载这样一件事。隋文帝刚刚平定了陈朝，人们都庆幸天下终于得以太平，名士房彦谦却对友人说：“皇帝猜忌刻薄，不听规劝，太子势力弱小，而诸王居功擅权，天下虽然暂时太平了，不过我忧虑危亡马上会来。”房彦谦之子，初唐名臣房玄龄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也私下对父亲说：“皇帝并没有什么功德，以诡诈的计谋取得政权，诸位皇子则骄奢淫逸，以后必然相互倾轧，现在虽然太平了，但国家危亡其实踮着脚就可以看到。”
　　房氏父子的判断相当精准，他们看到了隋朝从皇室到功臣集团离心离德的深刻裂痕，看到了表面强大统一的隋王朝背后，其统治基础正在逐渐瓦解，预测到了即将带来的危机。其实，这又何尝不能形容从开国到高宗、武后时期的唐朝历史呢？李敬业之乱被平定之时，翻检李唐王朝的统治核心，读者能否找到一支可以支撑危局、力挽狂澜的政治力量？
　　此时，以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为代表的功臣集团已经在高祖到太宗、太宗到高宗、高宗死后的一连串内讧中自相残杀、折损殆尽;以李敬业为代表的功臣后代们已经在反叛失败后被整肃干净;李唐宗室则在太宗临死前处心积虑的制度设计中潜身缩首、苟图衣食，早已没有了匡复社稷的雄心壮志。
　　李敬业兵败后，李唐宗室子弟要权无权，要兵无兵，连武则天自己的四个李姓儿子，也是两个被废身死，两个幽禁流放。真正敢于反抗的，只有担任豫州刺史的越王李贞和儿子李冲。他们带着拼凑的几千人马，飞蛾扑火般向武则天发动进攻。结果，却落得个传首东都、枭于阙下的结果。借李贞父子叛乱，武则天又任用酷吏、罗织罪名，将其余没有参与叛乱的李唐宗室子弟也一并处置，“杀南安王颖等宗室十二人……唐之宗室于是殆尽矣。”（《资治通鉴·唐纪八》）
　　一代英主唐太宗死后不到四十年，李唐皇室就衰弱到了此等境地，也难怪武则天此时能以女主之尊，篡位称帝、改唐为周了。
　　为什么会这样？笔者认为，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分裂，原有割据王朝的统治基础——宗室子弟、功臣集团、士族元老，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要重新建立，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从隋朝建立到武则天当政，隋唐两朝定鼎开基，皇帝与皇子之间、功臣集团之间，功臣与皇帝之间，无不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导致了极大的内耗。当真正的危机到来，无论是隋末民众起义，还是武则天代唐建周，王朝宗室和功臣集团都无法同舟共济，形成强大合力，应对外来威胁，只能坐以待毙，引颈就戮。
　　一句话，从隋朝到初唐，重新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还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政权基础和有效持久的权力传承机制，只能在皇权扩张的表象下，走向皇权的衰微。而巩固王朝基础，维系长期统一的任务，也只能交给后来的历史，逐步探索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