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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上承春秋乱世，下启秦朝大统。是中国的思想、学术、科技、军事以及政治发展的黄金时期。彼时诸侯各国纷纷展开改革，变法图强，以求壮大。但这个时期最为富庶的宋国，却在兼并战争中被灭国，原因何在？
对于宋国，《史记》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公元前318年宋国“东伐齐，取五城。南败楚，拓地三百余里，西败魏，取二城，灭滕（山东滕州），有其地”。意思是说，宋国分别打败了齐国、楚国、魏国这三个大国，还灭了滕国，因此被后人称之为“五千乘之劲宋”。
但如此富庶且有实力的宋国，为何竟然成为最早被灭的诸侯国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和工商业的发展，人口大量增加，城市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大小城邑星散于各国。战国中后期，更是出现了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的稠密城邑格局。
是时，宋国的主要大都会城市有商丘（今河南商丘）、相城（今安徽淮北）、陶邑（今山东定陶）、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西）、吕邑（今河南夏邑）等，且有些城市已经发展成为区域商业中心。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邯郸、燕都、洛阳、陶邑、睢阳、彭城、番禺等地方都会，宋国就占据了三个：睢阳是宋国的都城，时称宋城；陶邑一直是宋国最为富裕的属地；彭城在春秋时期就是宋国城邑，战国时还曾为宋国都城。
考古发现，位于商丘的宋城面积就已经超过十平方公里，人口约在10万人以上。这里聚居着众多手工业工匠和各类商人，专门设有贸易市场，“百工居肆”，店铺林立，除糧坊、油坊、车市外，还有丝麻织品、木器、漆器、玉器、陶器、鞋帽等各种货物。政府专设“褚市”（一种官吏名称）管理市场。凭着独特的商贸优势，宋国在当时独领风骚。
春秋末年，诸侯争霸，周室衰微，昔日的政治都会洛邑（今洛阳）日渐凋敝。诸侯各国政治、经济都会迅速崛起，作为宋国的经济中心，陶邑便是宋国富裕的缩影。
我们且以陶邑为例，一窥宋国的繁荣景象。
西周时，陶邑是一个名叫曹国的诸侯国的都城陶丘。
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宋灭曹，其都城陶丘变为宋国的陶邑。
宋国对曹国的兼并，无疑为陶邑注入了新的商业文化。“诸侯四通，货物交易”，底子雄厚加上区位优势，陶邑很快发展成为诸侯国间商品集会的中心城市，人口集中，客商云集，商业辐辏天下。在当时新兴经济都会中，唯陶邑独享“天下之中”美誉。
陶邑能够崛起，得益于运河的开凿。运河开通后，陶邑北临济水，东北有菏水沟通泗水，又横亘于济汝淮泗构成的交通网上，正好成为水陆交通的枢纽，可谓名副其实的天下之“中”。
占尽了天时地利，于陶邑而言未必是好事，相反却成为诸侯各国争夺的目标。公元前286年，齐缗王发动合纵战争，齐、楚、魏灭宋，三分其地，陶邑归属齐国。公元前284年，燕、韩、赵、魏、秦五国连横攻齐，秦国首先攻取陶邑，并以此作为秦相魏冉的封邑。公元前254年，魏安厘王救赵败秦，又乘机攻占陶邑。
短短数十年间，陶邑三易其手。作为合纵连横必争的“午道”，陶邑在战国诸雄的你争我夺之中，命运一直操持在他人手中。
陶邑如此，宋国当然也不例外。
宋国（公元前1114年一公元前286年），原是周朝的一个诸侯国，国都商丘。周初被周天子封为公爵，国君子姓宋氏。
宋国的“国际地位”有点特殊，与周为客，被周天子尊为“三恪”之一。周准许宋使用天子礼乐，因之其在保留商朝礼仪文化方面较为完整，连宋国国君宋襄公都以“亡国之馀”自称——这或许成了一句谶语。公元前638年，宋襄公讨伐郑国，与救郑的楚兵展开泓水之战。宋襄公发现楚军还没有排好兵布好阵，以“仁义”之名拒绝攻打对方，结果贻误战机，最终兵败。此战留下一个千年笑柄，但其“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的道义精神，为后世称道。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其在战场上看似荒唐迂腐之举，正是天子礼乐滋生出“贵族气”使然。
这种精神影响了整个宋国。历史上不少如雷贯耳的名人，莫不与宋国有关：老子，是宋戴公的直系后裔；墨子，其先祖是宋桓公的庶长子“公子目夷”；孔子，其先祖是宋前滑公（子共）的玄孙“正考父”。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孔子一直将宋国看成“祖先之国”、“梦回之地”，一生多次还乡。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在曹、鲁之间经商，“家累千金”，“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成为孔子弟子中最富有的人。
文化与经济往往一脉共生，相辅相成，这也成为宋国最先走向富裕的一个佐证。
战国时期，国家之间的交往频繁，跨国商人不断涌现，他们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公元前579年，宋国执政华元撮合晋、楚两国于宋都西门外相会，盟约中有一条款为交贽往来，道路无壅，就是规定两国以后要保证交通往来的畅通。公元前562年，各诸侯在宋国亳地会盟，共同约定各同盟国要保证彼此之间粮食和山林川泽产品相互流通。宋国所倡导的“国际公约”，在保护商人利益、保障列国间商贸活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宋国向商人征收关税在春秋诸侯国中应该是最早的。“司门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司门一职，在今天看来，等同于宋国的“海关”。
但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宋国最大的不幸缘于历代国君都埋头发展经济，军事国防上却是有国无防，使得宋国后来虽然成为战国时期的“膏腴之国”，最终也仅仅是列强口里垂涎的肥肉而已。
战国时期，诸侯国普遍发生卿大夫夺权，江山改姓或由旁支取代的现象，像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宋国也发生了戴氏取宋，宋桓公被宋剔成君（戴氏）推翻的变乱。公元前286年，宋国再次内乱，早已跃跃欲试的齐国便联合楚国、魏国攻打宋国，自此宋灭。
从第一位国君微子启至最后一位国君宋王偃，宋国历经35君，时跨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其版图约有一万平方公里，皆膏腴之地，都邑众多，经济发达。但是，不讲政治的经济，永远是表面欣欣向荣的虚假繁荣。“一手硬一手软”的结果，必然是走向灭亡。或许，这正是“宋国现象”留给后世的警示。
对于宋国，《史记》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公元前318年宋国“东伐齐，取五城。南败楚，拓地三百余里，西败魏，取二城，灭滕（山东滕州），有其地”。意思是说，宋国分别打败了齐国、楚国、魏国这三个大国，还灭了滕国，因此被后人称之为“五千乘之劲宋”。
但如此富庶且有实力的宋国，为何竟然成为最早被灭的诸侯国之一？
以陶邑为“窗口”，一窥宋国繁荣景象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和工商业的发展，人口大量增加，城市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大小城邑星散于各国。战国中后期，更是出现了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的稠密城邑格局。
是时，宋国的主要大都会城市有商丘（今河南商丘）、相城（今安徽淮北）、陶邑（今山东定陶）、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西）、吕邑（今河南夏邑）等，且有些城市已经发展成为区域商业中心。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邯郸、燕都、洛阳、陶邑、睢阳、彭城、番禺等地方都会，宋国就占据了三个：睢阳是宋国的都城，时称宋城；陶邑一直是宋国最为富裕的属地；彭城在春秋时期就是宋国城邑，战国时还曾为宋国都城。
考古发现，位于商丘的宋城面积就已经超过十平方公里，人口约在10万人以上。这里聚居着众多手工业工匠和各类商人，专门设有贸易市场，“百工居肆”，店铺林立，除糧坊、油坊、车市外，还有丝麻织品、木器、漆器、玉器、陶器、鞋帽等各种货物。政府专设“褚市”（一种官吏名称）管理市场。凭着独特的商贸优势，宋国在当时独领风骚。
春秋末年，诸侯争霸，周室衰微，昔日的政治都会洛邑（今洛阳）日渐凋敝。诸侯各国政治、经济都会迅速崛起，作为宋国的经济中心，陶邑便是宋国富裕的缩影。
我们且以陶邑为例，一窥宋国的繁荣景象。
西周时，陶邑是一个名叫曹国的诸侯国的都城陶丘。
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宋灭曹，其都城陶丘变为宋国的陶邑。
宋国对曹国的兼并，无疑为陶邑注入了新的商业文化。“诸侯四通，货物交易”，底子雄厚加上区位优势，陶邑很快发展成为诸侯国间商品集会的中心城市，人口集中，客商云集，商业辐辏天下。在当时新兴经济都会中，唯陶邑独享“天下之中”美誉。
陶邑能够崛起，得益于运河的开凿。运河开通后，陶邑北临济水，东北有菏水沟通泗水，又横亘于济汝淮泗构成的交通网上，正好成为水陆交通的枢纽，可谓名副其实的天下之“中”。
占尽了天时地利，于陶邑而言未必是好事，相反却成为诸侯各国争夺的目标。公元前286年，齐缗王发动合纵战争，齐、楚、魏灭宋，三分其地，陶邑归属齐国。公元前284年，燕、韩、赵、魏、秦五国连横攻齐，秦国首先攻取陶邑，并以此作为秦相魏冉的封邑。公元前254年，魏安厘王救赵败秦，又乘机攻占陶邑。
短短数十年间，陶邑三易其手。作为合纵连横必争的“午道”，陶邑在战国诸雄的你争我夺之中，命运一直操持在他人手中。
陶邑如此，宋国当然也不例外。
“宋国现象”的偶然与必然
宋国（公元前1114年一公元前286年），原是周朝的一个诸侯国，国都商丘。周初被周天子封为公爵，国君子姓宋氏。
宋国的“国际地位”有点特殊，与周为客，被周天子尊为“三恪”之一。周准许宋使用天子礼乐，因之其在保留商朝礼仪文化方面较为完整，连宋国国君宋襄公都以“亡国之馀”自称——这或许成了一句谶语。公元前638年，宋襄公讨伐郑国，与救郑的楚兵展开泓水之战。宋襄公发现楚军还没有排好兵布好阵，以“仁义”之名拒绝攻打对方，结果贻误战机，最终兵败。此战留下一个千年笑柄，但其“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的道义精神，为后世称道。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其在战场上看似荒唐迂腐之举，正是天子礼乐滋生出“贵族气”使然。
这种精神影响了整个宋国。历史上不少如雷贯耳的名人，莫不与宋国有关：老子，是宋戴公的直系后裔；墨子，其先祖是宋桓公的庶长子“公子目夷”；孔子，其先祖是宋前滑公（子共）的玄孙“正考父”。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孔子一直将宋国看成“祖先之国”、“梦回之地”，一生多次还乡。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在曹、鲁之间经商，“家累千金”，“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成为孔子弟子中最富有的人。
文化与经济往往一脉共生，相辅相成，这也成为宋国最先走向富裕的一个佐证。
战国时期，国家之间的交往频繁，跨国商人不断涌现，他们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公元前579年，宋国执政华元撮合晋、楚两国于宋都西门外相会，盟约中有一条款为交贽往来，道路无壅，就是规定两国以后要保证交通往来的畅通。公元前562年，各诸侯在宋国亳地会盟，共同约定各同盟国要保证彼此之间粮食和山林川泽产品相互流通。宋国所倡导的“国际公约”，在保护商人利益、保障列国间商贸活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宋国向商人征收关税在春秋诸侯国中应该是最早的。“司门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司门一职，在今天看来，等同于宋国的“海关”。
但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宋国最大的不幸缘于历代国君都埋头发展经济，军事国防上却是有国无防，使得宋国后来虽然成为战国时期的“膏腴之国”，最终也仅仅是列强口里垂涎的肥肉而已。
战国时期，诸侯国普遍发生卿大夫夺权，江山改姓或由旁支取代的现象，像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宋国也发生了戴氏取宋，宋桓公被宋剔成君（戴氏）推翻的变乱。公元前286年，宋国再次内乱，早已跃跃欲试的齐国便联合楚国、魏国攻打宋国，自此宋灭。
从第一位国君微子启至最后一位国君宋王偃，宋国历经35君，时跨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其版图约有一万平方公里，皆膏腴之地，都邑众多，经济发达。但是，不讲政治的经济，永远是表面欣欣向荣的虚假繁荣。“一手硬一手软”的结果，必然是走向灭亡。或许，这正是“宋国现象”留给后世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