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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内学术界围绕着“人的本质”问题曾展开多次讨论，出现诸如“社会本质说”“双重本质说”“三重本质说”等多种观点。如果说《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关于“人的本质”的阐释是一种“思维抽象”，在《资本论》及其手稿里，马克思开始从“思维具体”的层面详细阐释“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内涵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
[关键词] 人的本质；思维抽象；思维具体
[作者简介] 张明明，法学博士，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一、 “人的本质”： 问题的提出
关于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曾在不同文本里给出不同的概括与论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围绕着“人的本质”问题，展开了多次讨论。经过这些讨论，一方面，“人的本质”问题得到多层次、多角度地整理、研究与诠释，可以说，“人的本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另一方面，关于“人的本质”的界定，各个学者根据不同的文本依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执不下，莫衷一是。到目前为止，出现的观点有：
“社会本质说”（教科书）：“社会本质说”的直接依据来源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社会实践性本质说”（陈志尚、王善超）：根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里对劳动和人的本质关系的论述，提出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实践活动。[2]
“双重本质说”（张文喜、岳勇）：提出人的本质包括“类本质”与“个体本质”，其中，类本质是“劳动”，“个体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3][4]
“三重本质说”（赵家祥）：根据《手稿》《提纲》的两个命题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里“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提出 “劳动”“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分别是人的“类本质”“群体本质”“个体本质”。[5]
笔者认为关于“人的本质”的多种界定，丰富了学界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研究成果，其切入点与研究方向值得肯定，不同
的界定也体现出马克思在不同层面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与探索。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不同文本里对“人的本质”的论述与阐释，恰恰证明了马克思的思想不断走向成熟，唯物史观从萌芽到最终确立。
马克思在写作中，对任何概念都不是用定义式的描述，“人的本质”也不例外。我们要理解并掌握“人的本质”，就需要把不同文本中出现的分散的关于“人的本质”的阐释与论述有机整合。要理解“人的本质”，除了《手稿》《提纲》《形态》所提供的文本依据，我们还需要深入到《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层面。
上述出现的学界关于“人的本质”的界定，尽管内容各异，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点和局限性，即都是在“思维抽象”层面谈“人的本质”。关于“思维抽象”，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提到：“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6]41所谓“思维抽象”也就是在“混沌的表象”即感性具体中，通过人的分析，达到的一种简单的规定，“是分析的结果，是在将事物分解开来进行剖析后获得的思维成果”[7] 。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开始深入到资本的层面，从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生产过剩入手谈“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内涵从抽象层次上升到具体。
二、 “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
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提到了人的劳动。到了《手稿》里，马克思开始把劳动作为一个经济学哲学范畴。在《手稿》里，马克思对劳动的论述建立在批判威廉·配第、黑格尔劳动观的基础上。
威廉·配第作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马克思曾表扬这是国民经济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进步。然而，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威廉·配第那里，劳动仅仅是谋取功利的手段，与财富的增长密切相关。以威廉·配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只关心作为劳动结果的产品，忽略掉劳动主体的人。马克思批评这些经济学家只是把工人当劳动的动物，在他们眼里，人微不足道，财产代表了一切。
关于黑格尔的劳动观，马克思在《手稿》里指出，黑格尔的劳动只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外化，是一种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劳动的主体也并非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人。马克思的“劳动是人的本质”正是建立在对黑格尔扬弃的基础上。在马克思那里，勞动的主体是现实的人，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对象化活动中，动物无法区分自己与自身的生命活动，而人则可以。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自己意识的对象，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活动的能力作用于自然界，使得自然界适合人的需要。动物在自然界的规律面前是纯粹的、被动的，而人却是能动的。马克思在《手稿》里总结道：“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8]劳动使人在同自然界的对象化关系中成为人。马克思是以劳动的对象化特征揭示了人的“类特性”，也就是人的一般本性。《手稿》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还是深受黑格尔的影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有着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影子。在《形态》里，马克思清算了之前的哲学观念，“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被“生产劳动”所取代，当人们开始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时，人本身就把自己和动物区分开来。
随着思维抽象向思维具体的转变，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研究不断地被还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必要劳动是工人再生产劳动力商品及其价值的劳动，是工人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剩余劳动是工人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
首先，在生产中看劳动，无论是必要劳动还是剩余劳动，作为劳动，它们都是自由的活动。马克思曾经批判亚当·斯密把劳动理解为诅咒，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痛苦的，是一种来自于上帝耶和华对亚当的诅咒：你必须汗流满面地劳动！不劳动才是安逸的自由，不劳动是与“自由”和“幸福”等同的东西。约翰·密尔认为不劳动对于其他人来说是负担与危害，集体会干涉你目前的自由状况，为了确保一个自由的社会继续运转，不劳动的情况应该被消灭。针对亚当·斯密的劳动是诅咒与痛苦，马克思指出人在正常、健康的条件与状态下，都有从事劳动与停止安逸的需要，然而这种需要在亚当·斯密那里是无法被理解的。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9]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无论是必要劳动还是剩余劳动，在劳动是人的自我实现层面，劳动依旧在对象化活动中体现了人的主体性，是一种自由的活动。 其次，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看劳动，工人的劳动却是不自由不自覺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却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同劳动相对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否定了人，成为“异化劳动”，与人相疏远，劳动者生产的越多，他失去的也就越多，劳动越有力量，而劳动者越无力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减少，剩余劳动时间不断增加，劳动者在劳动中得到的不是自由与发展，而是劳动的异化与劳动者自身的赤贫。工人在工作中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少得可怜，为资本劳动的时间却越来越长，对于工人而言，资本的权力支配着他们，资本的权力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按一定比例迅速地增长了。
雇佣劳动从表面上看是“死劳动”与“活劳动”的交换，这种交换看似是平等交换，但究其实质，是“死劳动”对“活劳动” 的支配，即资本家手中的资本对工人劳动力商品的支配，是一种建立在权力关系上的剥削关系。“活劳动”的存在是为了使“死劳动”发生增殖。工人的劳动创造了普遍的财富，却给自己留下活劳动的贫穷。劳动者在交换领域获得表面自由的同时却最彻底地取消了个人的自由。
三、 “社会关系的总和”： 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
动物的本性在动物自身，但人的本质并不在人自身，而在于他所依存的社会。在《提纲》里，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作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劳动作为人的一般本性，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而“社会关系的总和”将不同历史时代的、同一历史时代的不同的人的本质区别开来。“劳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前提与依据，离开劳动，社会关系无从产生、更新与确立。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是从劳动的对象化特征来揭示人的本质，“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并不等于“人的本质”，只能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表现。劳动使人区分于动物，但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人性有一般的人性，也有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生变化的人性。因此，在《提纲》里，马克思在“社会关系的总和”前要加限定语“在其现实性上”。
“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界定，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人的本质不是由单个个体决定，而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第二，人的本质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获得的；第三，人的本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变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分化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资本家作为人的本质的思维抽象，即通过占有生产资料雇佣他人劳动、无偿占有和剥削他人剩余劳动的一群人。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是一种“社会人”。资本家身上有他作为资本“人格化”的社会人属性，也拥有一个普通的“自然人”属性。在现实社会里，资本家也兼具“父亲”“丈夫”“邻居”等自然人角色。作为一个自然人，他也有可能要去完成一部分劳动，此时，他只是一名劳动者而非资本家。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只是在生产关系的层面。 “如果资本家的劳动被看作是同工人的劳动并列并且是在工人的劳动以外的特殊劳动、如监督劳动等等，那么他也会像工人一样得到一定的工资，于是他也就属于工人的范畴了。”[6]277在生产力的不发展阶段，资本家也要下工厂劳动，资本家身上也有着作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存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家把监督、管理等劳动委托给他人，资本家从事的劳动越来越少。资本家的劳动和他的资本量成反比，和他成为资本家的程度成反比。小资本家因为资本量不足，很可能需要亲自参与到劳动中，而大资本家是不需要亲自参与劳动的。
同理，“雇佣工人”也是生产关系的人格化，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被资本家雇佣，创造利润，实现资本价值增殖的一群人。如果劳动者没有通过劳动来获得货币，而是通过坑蒙拐骗的手段来获取货币，他此时也不是雇佣工人。“如果工人同时又是资本家，那么，他们事实上就不是作为劳动的工人，而是作为劳动的资本家——也就是不以雇佣工人的形式——来和不劳动的资本发生关系。”[6]262
四、 “需要”： 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
在《形态》里，马克思是这样论述需要是人的本质的：“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10]514在人与自然发生的对象性活动中，人的需要首先表现在肉体的需要，即吃、穿、住等的需要，满足需要的方式就是把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感性的活动”——生产。“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0]31动物也有需要，但动物的需要受到自然和生理的限制，人的需要也会受到限制，但人却可以超越这种限制。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0]32“新的需要的产生”之所以是“第一个历史活动”，正是因为新的需要的产生使人与动物彻底分开。动物的需要是受生理限制的、单调的、片面的需要，而人的需要则是立体的、多样的、超越生理限制的。动物只生产自己或者幼仔直接需要的东西，相对于这种片面的生产，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历史的第二个原初关系是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在这里，马克思又用了一个“第一个历史活动”，强调历史“本体性”的动态过程之意。
除了上述的两种需要，还有人的另外一种需要。“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10]32动物也繁殖，但动物的繁殖服从于自然生活，而人的生育活动却是能动的。人可以把两性关系作为自己意识与实践可以改变的对象。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个“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必然要同自然界发生对象性关系，个人按照自己的需要把自己的意识加诸自然界，使得自然界的对象按照人的需要发生改变。在《形态》里，“人的需要”同“生产”“生产力”范畴联系起来，“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0]24。有生命的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不仅要和自然发生对象性关系，也要同其他有生命的个人发生对象性关系，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关系”。人类满足自己需要的方式，怎样生产的方式就是《形态》里交换、分工、国家等范畴。人的需要的丰富、更新与发展，正是生产、生产力、交往关系等不断丰富与发展的过程。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一方面创造出大量的社会财富与“需求”，但工人的“需要”也无法得到满足。“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6]388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要追求利润，必然要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前提就是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不断从某一生产领域内游离出来，重新投入到其他的生产领域内，这样一来，新的生产部门不断被创造出来，使用价值也不断丰富起来，并不断刺激人的消费，人的需要不断丰富，不断被满足。我们看到，并没有一个“先验”的、“形而上学”的“需要”，然后在这个“需要”下去生产产品；恰恰相反，人们在生产中创造出了需要。不是从需要出发解释生产，而是从生产出发解释需要。需要不是一个历史前提，而是一个历史结果。
资本的文明面的一个表现就在于它推动了人的需要的多样化。随着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界开始全面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创造出剩余劳动，也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与一个普遍交换的体系。资本的出现为人的需要的多样化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但是“需要”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生产力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家攫取的剩余价值越多其利润就越大，必然意味着工人的消费能力越弱，可以说工人的需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明确表示资本获得了独立性与个性，而人却没有个性。在资本家的眼中，没有“人”，只有“劳动者”，“劳动者”
的“需要”的满足仅仅得到维持其生命再生产的有限额度的生活资料。
此外，如果说“需要”在市场经济下发生了一次折变，那么在资本条件下，“需要”又发生了再次折变。某一商品必须先有使用价值，才能满足人们的某一需要。尽管人们需要它，但手中必须有货币才能购买。市场经济下的需要折变为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需要”再次发生了折变，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需要不仅是有支付能力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也必须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逻辑。有需要也有货币，但如果资本在此过程中无法获得利润，资本家根本不会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偏远地区的劳动者有需要也有经济能力，但因路费太多成本太高，资本家也不愿意在那里开辟市场。人的本质“需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必须要满足资本追逐利润的前提。
马克思后半生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领域，但他对于“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并没有减少，相反，在思维具体的角度，他的理论批判使得“人的本质”更具有生机。
五、 结语： 不断走向历史深处的人的本质
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生产关系、家庭、国家、意识等构成了一个范畴体系，而“人的本质”就是现实的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在对象性活动中的自我实现的一种思维抽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因为资本的作用，人的本质有了具体的生动的体现。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无论从“劳动”“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任一角度谈“人的本质”，人的本质都不是被动的、被决定的。每个个体都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着活动，社会是现实的个人的一种存在形式，历史是现实的个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现实的个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剧作者。
马克思从来不喜欢谈论那些空洞的、玄之又玄的问题，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人的本质”问题一出现就与“人的解放”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在《手稿》中谈“劳动”范畴时就与“异化劳动”牵连着，也有了人的本质的异化与复归。随着马克思思想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他逐渐放弃“异化劳动”，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的高度去阐释“人的本质”与“人的解放”。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资产阶级所谓的“人的解放”只不过建立在抽象人性论与自然法权的基础上，只是形式上的、政治的解放。现实世界里，因为雇佣劳动的存在，人们在经济上根本无法平等。只有消灭雇佣劳动，终结资本，才能使工人的劳动成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人才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本质“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8] 。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的本质”也不断走向历史的深处。海德格尔曾说过：“仿佛我们更可能把握的是其所不是，而不是其所是及其如何是。”[9]马克思也说，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身，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人的本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绝对运动之中不断变化着。“人的本质”是一个敞开的概念，具有不断超越性，人与动物最早是在一个点上，随着人之为人，人的社会因素不断扩大，自然因素逐渐较少。人类越发展，人的本质就越丰富，人的本质越来越不拘泥于是什么，而“是其所非是”。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2] 王善超，陈志尚.人的本质的异化与扬弃[J].岭南学刊，2008（3）：3135.
[3] 张文喜.对人及其全面发展问题思考的二重路向[J].浙江社会科学，1998（3）：109113.
[4] 岳勇.人的本质概念的两层涵义与马克思的两个命题[J].山东社会科学，1999（5）：6061.
[5] 赵家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三個界定[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7）：2026.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
[7] 牛变秀，王峰明.价值存在和运动的辩证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6687.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12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86.
[12] 马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
（编辑：蔡万焕）
[关键词] 人的本质；思维抽象；思维具体
[作者简介] 张明明，法学博士，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一、 “人的本质”： 问题的提出
关于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曾在不同文本里给出不同的概括与论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围绕着“人的本质”问题，展开了多次讨论。经过这些讨论，一方面，“人的本质”问题得到多层次、多角度地整理、研究与诠释，可以说，“人的本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另一方面，关于“人的本质”的界定，各个学者根据不同的文本依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执不下，莫衷一是。到目前为止，出现的观点有：
“社会本质说”（教科书）：“社会本质说”的直接依据来源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社会实践性本质说”（陈志尚、王善超）：根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里对劳动和人的本质关系的论述，提出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实践活动。[2]
“双重本质说”（张文喜、岳勇）：提出人的本质包括“类本质”与“个体本质”，其中，类本质是“劳动”，“个体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3][4]
“三重本质说”（赵家祥）：根据《手稿》《提纲》的两个命题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里“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提出 “劳动”“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分别是人的“类本质”“群体本质”“个体本质”。[5]
笔者认为关于“人的本质”的多种界定，丰富了学界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研究成果，其切入点与研究方向值得肯定，不同
的界定也体现出马克思在不同层面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与探索。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不同文本里对“人的本质”的论述与阐释，恰恰证明了马克思的思想不断走向成熟，唯物史观从萌芽到最终确立。
马克思在写作中，对任何概念都不是用定义式的描述，“人的本质”也不例外。我们要理解并掌握“人的本质”，就需要把不同文本中出现的分散的关于“人的本质”的阐释与论述有机整合。要理解“人的本质”，除了《手稿》《提纲》《形态》所提供的文本依据，我们还需要深入到《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层面。
上述出现的学界关于“人的本质”的界定，尽管内容各异，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点和局限性，即都是在“思维抽象”层面谈“人的本质”。关于“思维抽象”，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提到：“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6]41所谓“思维抽象”也就是在“混沌的表象”即感性具体中，通过人的分析，达到的一种简单的规定，“是分析的结果，是在将事物分解开来进行剖析后获得的思维成果”[7] 。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开始深入到资本的层面，从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生产过剩入手谈“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内涵从抽象层次上升到具体。
二、 “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
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提到了人的劳动。到了《手稿》里，马克思开始把劳动作为一个经济学哲学范畴。在《手稿》里，马克思对劳动的论述建立在批判威廉·配第、黑格尔劳动观的基础上。
威廉·配第作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马克思曾表扬这是国民经济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进步。然而，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威廉·配第那里，劳动仅仅是谋取功利的手段，与财富的增长密切相关。以威廉·配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只关心作为劳动结果的产品，忽略掉劳动主体的人。马克思批评这些经济学家只是把工人当劳动的动物，在他们眼里，人微不足道，财产代表了一切。
关于黑格尔的劳动观，马克思在《手稿》里指出，黑格尔的劳动只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外化，是一种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劳动的主体也并非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人。马克思的“劳动是人的本质”正是建立在对黑格尔扬弃的基础上。在马克思那里，勞动的主体是现实的人，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对象化活动中，动物无法区分自己与自身的生命活动，而人则可以。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自己意识的对象，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活动的能力作用于自然界，使得自然界适合人的需要。动物在自然界的规律面前是纯粹的、被动的，而人却是能动的。马克思在《手稿》里总结道：“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8]劳动使人在同自然界的对象化关系中成为人。马克思是以劳动的对象化特征揭示了人的“类特性”，也就是人的一般本性。《手稿》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还是深受黑格尔的影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有着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影子。在《形态》里，马克思清算了之前的哲学观念，“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被“生产劳动”所取代，当人们开始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时，人本身就把自己和动物区分开来。
随着思维抽象向思维具体的转变，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研究不断地被还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必要劳动是工人再生产劳动力商品及其价值的劳动，是工人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剩余劳动是工人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
首先，在生产中看劳动，无论是必要劳动还是剩余劳动，作为劳动，它们都是自由的活动。马克思曾经批判亚当·斯密把劳动理解为诅咒，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痛苦的，是一种来自于上帝耶和华对亚当的诅咒：你必须汗流满面地劳动！不劳动才是安逸的自由，不劳动是与“自由”和“幸福”等同的东西。约翰·密尔认为不劳动对于其他人来说是负担与危害，集体会干涉你目前的自由状况，为了确保一个自由的社会继续运转，不劳动的情况应该被消灭。针对亚当·斯密的劳动是诅咒与痛苦，马克思指出人在正常、健康的条件与状态下，都有从事劳动与停止安逸的需要，然而这种需要在亚当·斯密那里是无法被理解的。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9]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无论是必要劳动还是剩余劳动，在劳动是人的自我实现层面，劳动依旧在对象化活动中体现了人的主体性，是一种自由的活动。 其次，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看劳动，工人的劳动却是不自由不自覺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却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同劳动相对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否定了人，成为“异化劳动”，与人相疏远，劳动者生产的越多，他失去的也就越多，劳动越有力量，而劳动者越无力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减少，剩余劳动时间不断增加，劳动者在劳动中得到的不是自由与发展，而是劳动的异化与劳动者自身的赤贫。工人在工作中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少得可怜，为资本劳动的时间却越来越长，对于工人而言，资本的权力支配着他们，资本的权力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按一定比例迅速地增长了。
雇佣劳动从表面上看是“死劳动”与“活劳动”的交换，这种交换看似是平等交换，但究其实质，是“死劳动”对“活劳动” 的支配，即资本家手中的资本对工人劳动力商品的支配，是一种建立在权力关系上的剥削关系。“活劳动”的存在是为了使“死劳动”发生增殖。工人的劳动创造了普遍的财富，却给自己留下活劳动的贫穷。劳动者在交换领域获得表面自由的同时却最彻底地取消了个人的自由。
三、 “社会关系的总和”： 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
动物的本性在动物自身，但人的本质并不在人自身，而在于他所依存的社会。在《提纲》里，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作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劳动作为人的一般本性，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而“社会关系的总和”将不同历史时代的、同一历史时代的不同的人的本质区别开来。“劳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前提与依据，离开劳动，社会关系无从产生、更新与确立。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是从劳动的对象化特征来揭示人的本质，“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并不等于“人的本质”，只能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表现。劳动使人区分于动物，但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人性有一般的人性，也有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生变化的人性。因此，在《提纲》里，马克思在“社会关系的总和”前要加限定语“在其现实性上”。
“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界定，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人的本质不是由单个个体决定，而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第二，人的本质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获得的；第三，人的本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变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分化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资本家作为人的本质的思维抽象，即通过占有生产资料雇佣他人劳动、无偿占有和剥削他人剩余劳动的一群人。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是一种“社会人”。资本家身上有他作为资本“人格化”的社会人属性，也拥有一个普通的“自然人”属性。在现实社会里，资本家也兼具“父亲”“丈夫”“邻居”等自然人角色。作为一个自然人，他也有可能要去完成一部分劳动，此时，他只是一名劳动者而非资本家。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只是在生产关系的层面。 “如果资本家的劳动被看作是同工人的劳动并列并且是在工人的劳动以外的特殊劳动、如监督劳动等等，那么他也会像工人一样得到一定的工资，于是他也就属于工人的范畴了。”[6]277在生产力的不发展阶段，资本家也要下工厂劳动，资本家身上也有着作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存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家把监督、管理等劳动委托给他人，资本家从事的劳动越来越少。资本家的劳动和他的资本量成反比，和他成为资本家的程度成反比。小资本家因为资本量不足，很可能需要亲自参与到劳动中，而大资本家是不需要亲自参与劳动的。
同理，“雇佣工人”也是生产关系的人格化，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被资本家雇佣，创造利润，实现资本价值增殖的一群人。如果劳动者没有通过劳动来获得货币，而是通过坑蒙拐骗的手段来获取货币，他此时也不是雇佣工人。“如果工人同时又是资本家，那么，他们事实上就不是作为劳动的工人，而是作为劳动的资本家——也就是不以雇佣工人的形式——来和不劳动的资本发生关系。”[6]262
四、 “需要”： 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
在《形态》里，马克思是这样论述需要是人的本质的：“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10]514在人与自然发生的对象性活动中，人的需要首先表现在肉体的需要，即吃、穿、住等的需要，满足需要的方式就是把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感性的活动”——生产。“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0]31动物也有需要，但动物的需要受到自然和生理的限制，人的需要也会受到限制，但人却可以超越这种限制。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0]32“新的需要的产生”之所以是“第一个历史活动”，正是因为新的需要的产生使人与动物彻底分开。动物的需要是受生理限制的、单调的、片面的需要，而人的需要则是立体的、多样的、超越生理限制的。动物只生产自己或者幼仔直接需要的东西，相对于这种片面的生产，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历史的第二个原初关系是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在这里，马克思又用了一个“第一个历史活动”，强调历史“本体性”的动态过程之意。
除了上述的两种需要，还有人的另外一种需要。“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10]32动物也繁殖，但动物的繁殖服从于自然生活，而人的生育活动却是能动的。人可以把两性关系作为自己意识与实践可以改变的对象。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个“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必然要同自然界发生对象性关系，个人按照自己的需要把自己的意识加诸自然界，使得自然界的对象按照人的需要发生改变。在《形态》里，“人的需要”同“生产”“生产力”范畴联系起来，“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0]24。有生命的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不仅要和自然发生对象性关系，也要同其他有生命的个人发生对象性关系，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关系”。人类满足自己需要的方式，怎样生产的方式就是《形态》里交换、分工、国家等范畴。人的需要的丰富、更新与发展，正是生产、生产力、交往关系等不断丰富与发展的过程。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一方面创造出大量的社会财富与“需求”，但工人的“需要”也无法得到满足。“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6]388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要追求利润，必然要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前提就是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不断从某一生产领域内游离出来，重新投入到其他的生产领域内，这样一来，新的生产部门不断被创造出来，使用价值也不断丰富起来，并不断刺激人的消费，人的需要不断丰富，不断被满足。我们看到，并没有一个“先验”的、“形而上学”的“需要”，然后在这个“需要”下去生产产品；恰恰相反，人们在生产中创造出了需要。不是从需要出发解释生产，而是从生产出发解释需要。需要不是一个历史前提，而是一个历史结果。
资本的文明面的一个表现就在于它推动了人的需要的多样化。随着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界开始全面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创造出剩余劳动，也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与一个普遍交换的体系。资本的出现为人的需要的多样化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但是“需要”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生产力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家攫取的剩余价值越多其利润就越大，必然意味着工人的消费能力越弱，可以说工人的需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明确表示资本获得了独立性与个性，而人却没有个性。在资本家的眼中，没有“人”，只有“劳动者”，“劳动者”
的“需要”的满足仅仅得到维持其生命再生产的有限额度的生活资料。
此外，如果说“需要”在市场经济下发生了一次折变，那么在资本条件下，“需要”又发生了再次折变。某一商品必须先有使用价值，才能满足人们的某一需要。尽管人们需要它，但手中必须有货币才能购买。市场经济下的需要折变为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需要”再次发生了折变，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需要不仅是有支付能力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也必须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逻辑。有需要也有货币，但如果资本在此过程中无法获得利润，资本家根本不会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偏远地区的劳动者有需要也有经济能力，但因路费太多成本太高，资本家也不愿意在那里开辟市场。人的本质“需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必须要满足资本追逐利润的前提。
马克思后半生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领域，但他对于“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并没有减少，相反，在思维具体的角度，他的理论批判使得“人的本质”更具有生机。
五、 结语： 不断走向历史深处的人的本质
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生产关系、家庭、国家、意识等构成了一个范畴体系，而“人的本质”就是现实的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在对象性活动中的自我实现的一种思维抽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因为资本的作用，人的本质有了具体的生动的体现。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无论从“劳动”“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任一角度谈“人的本质”，人的本质都不是被动的、被决定的。每个个体都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着活动，社会是现实的个人的一种存在形式，历史是现实的个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现实的个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剧作者。
马克思从来不喜欢谈论那些空洞的、玄之又玄的问题，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人的本质”问题一出现就与“人的解放”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在《手稿》中谈“劳动”范畴时就与“异化劳动”牵连着，也有了人的本质的异化与复归。随着马克思思想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他逐渐放弃“异化劳动”，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的高度去阐释“人的本质”与“人的解放”。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资产阶级所谓的“人的解放”只不过建立在抽象人性论与自然法权的基础上，只是形式上的、政治的解放。现实世界里，因为雇佣劳动的存在，人们在经济上根本无法平等。只有消灭雇佣劳动，终结资本，才能使工人的劳动成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人才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本质“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8] 。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的本质”也不断走向历史的深处。海德格尔曾说过：“仿佛我们更可能把握的是其所不是，而不是其所是及其如何是。”[9]马克思也说，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身，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人的本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绝对运动之中不断变化着。“人的本质”是一个敞开的概念，具有不断超越性，人与动物最早是在一个点上，随着人之为人，人的社会因素不断扩大，自然因素逐渐较少。人类越发展，人的本质就越丰富，人的本质越来越不拘泥于是什么，而“是其所非是”。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2] 王善超，陈志尚.人的本质的异化与扬弃[J].岭南学刊，2008（3）：3135.
[3] 张文喜.对人及其全面发展问题思考的二重路向[J].浙江社会科学，1998（3）：109113.
[4] 岳勇.人的本质概念的两层涵义与马克思的两个命题[J].山东社会科学，1999（5）：6061.
[5] 赵家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三個界定[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7）：2026.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
[7] 牛变秀，王峰明.价值存在和运动的辩证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6687.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12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86.
[12] 马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
（编辑：蔡万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