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古罗马时代，中西之间就有贸易往来了。东西方恰好在同一时段，出现了两个巨大的帝国，一边是罗马，一边是汉朝。彼此也不是不想交往，但两个帝国山川海洋阻隔，一直都没碰着面。从那时起，中西之间的贸易，一直由中间人来操办。先是安息人，后来是阿拉伯人，每当中国人或者西方人想要亲自来往的时候，中间人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将之吓退。所以，无论丝绸之路上一骆驼一骆驼的丝绸，还是海路上一船一船的瓷器，居中主导的，都是中亚商人，这些人，也有定居或者半定居中国的，在汉唐，被称为胡商，在元朝，被称为色目人，跟统治民族蒙古人关系好得不得了，社会等级很高。
　　中西之间的贸易，总的来说，西方的积极性要高些。所以，各种面目的胡商来的就多，隋唐和宋朝的都市里，熙来攘往的，尽是些高鼻深目而且虬髯的家伙，害得唐三彩里也尽是这样的形象。中国的传奇小说，也一直都在传诵他们的神奇，如何慧眼识货，如何出手阔绰，还外带守信用。
　　这种现象，反映在贸易上，就是西方要中国的货多，而中国要西方的东西少。在前工业化时代，国际贸易交易基本是以货易货，但东方的出产，西方要的多，而西方的出产，东方要的少，是会影响交易热情的。更关键的是，西方的产品，中国人拿到之后，很快就会消化，自己生产，而东方的出产，西方却长期造不出来。丝绸和瓷器，西方人喜欢得不得了，但就是弄不出来。好容易打听到丝绸是蚕吐的丝做出来的，但即使把蚕种弄了回去，如何养蚕，植桑，缫丝，纺织，也个个都像巨大的拦路虎，怎么过也过不去。瓷器就更玄，欧洲直到18世纪初，才有一个叫伯特夏的人发明了一种玻璃不像玻璃、瓷器不像瓷器的东西，勉强可以充数算作瓷器。
　　这样一来，在国际贸易中，中国商人就变得很矜持起来了。偶尔走出去做生意的中国商人，在西方商人眼里，很不职业。只是把货物摊开，定好价格，等人上门，不推销，也不还价，一副爱买不买的架势。中国商人只收金银，从来不买别人的东西，货卖光了，拿钱就走人，真真气煞人也。当年来到中国交易的胡商，除了带金银之外，能被中国人接受的物品，就只有象牙和犀角这类稀罕物。14世纪的一位佛罗伦萨人，写了一本经商手册，谈到契丹（指中国）时，总是告诫人们要带够金银，从不张罗带什么西方的特色货物。
　　后来，16世纪西方地理大发现，使得中亚人的贸易中间人地位瓦解。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人，而后是荷兰人，再往后是英国人。他们的贸易困惑就更大，一方面，由于殖民地的掠夺，欧洲的手工业革命，刺激了欧洲的消费，尤其刺激了贵族和富人对于东方物品的强烈爱好。但日益强大富庶的西方，依旧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以跟中国交换的。由于中国货需要量超大，此前的象牙犀角什么的，根本不足以应付，只能付硬通货。好在被发现的美洲，秘鲁的波托西有富银矿。而欧洲人发明了用水银提炼白银的方法，使得白银的生产大规模增加。于是，西方的商船，就从秘鲁运了白银来中国买商品。
　　17、18世纪的中国人，跟以往一样，不需要西方的产品。倒未必是中国人都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产销不对路。一些顶尖的产品，比如《红楼梦》里提到的贾宝玉穿了、被晴雯补好的金孔雀毛的大氅，也只有北方的少数贵族才有需求。大量富人集聚的南方，这样的东西，一点销路都没有。西方来的钟表，倒是抢手。可惜这样的物品，在当时的西方，也是手工制作，出产量不大。作为皇家和少数富贵之家的摆设，有点也就行了。这样少量的进口，根本抵消不了大量茶叶和丝绸的出口。明朝末年，由于满人的压力，朝廷一度发展起购买西洋火炮的热情。但随着明朝的覆灭，兴起的清王朝，面对的敌人都是武器层次低的游牧人，这样的热情也消退了。
　　进入19世纪之后，英国人在印度发现了罂粟制成的鸦片，在尝试着把这种毒品输入中国之后，意外地发现，中国人非常喜欢。其实，中国人知道这种东西，宋代方勺写的《泊宅篇》，就记载了国人用罂粟治疗腹泻的事。但是，中国人一直不知道这种植物，还可以割出浆来制成鸦片。于是成瘾的毒品鸦片，逐渐取代了美洲的白银，成为交换中国茶叶丝绸的对等货物，直到中国人出不抵入，只能用自己的白银来换鸦片了。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商人的矜持，也就逐渐没了。再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政府要禁烟，英国人打了一场鸦片战争。战后鸦片进口量猛增，从此中国变成了鸦片的乐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