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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爷爷专门说我的错字。记得那时候爷爷看我的信，每次都会从他桌子的台历上撕下已经翻过去的那张，在背面把我信中写的错字挑出来写在上面，还要写明这个字错在哪里，正确的应该怎么写，在回信的时候把这张台历纸寄给我。我常常写错别字，被爷爷捉到是常有的事，却从来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认真地想过一定要改正。爷爷可不然，他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认为是有没有“群众观点”的大问题。还说，你是当教师的，教师教学生总不该教错字。事情到这儿并没有结束，在我给爷爷的回信里，一句轻描淡写满不在乎的话把爷爷彻底激怒了，他非常生气地写道：
1970年4月11日
小沫：
…………
你这封信的末了，写了一句“错字还少不了吧”。我看了这句话很不满意，和你分析分析。
（1）我上次信中说起写错字也不宜看作细事，当教师的更要注意。现在我从你这句话中体会到，你还是把它看作细事，所以只是带点儿风趣说“错字还少不了吧” 。为什么写错字也不是细事呢？第一，这也是作风问题，事无大小，总要按规矩做，写字老错，就是作风马虎。第二，“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中间的“有文化”三个字，方面很广，其中也包括写字照正确的写。（2）你写“目的”硬要写“目地”，可见你已经错成了习惯，经我指出了，仍旧没有自己提起警觉，注意改掉这个坏习惯。你写信写到末了，说一句“错字还少不了吧”，可见你没有这份耐性，把写好的信从头到底看一遍，看有没有说得不妥的话，有没有写错了的字。推广开来看，这就是事情做出就算，不再复核检查，不想把它搞得完美。这是多么要不得啊！（3）注意不要写错字，这也是“改”，虽然是不很有关（但是也并非绝对无关）思想、作风、工作的事，可也要付出相当的努力才真的能“改”。如果连这一点“改”也做不到，岂不要叫人怀疑，准备“改”这个“改”那个，乃至根本“改”世界观都只是空话吗？我这个话似乎太严重，再想想，实情的确如此。
为了写错字，我写了上面一大段，我认为决非小题大做。你这句“错字还少不了吧”只有七个字，但是表现你的活思想很丰富，所以不厌烦跟你详细说说。我指出错字的小纸片，连这回的共三张，你要保存着。放在一起，有空看看，写什么的时候多留意。
在这封信里，爷爷认真地分析了我经常写错别字的原因，强调为什么应该改掉写错别字的坏习惯。和上封信一样，也是三条，重点却落在了我对这件事的态度上，爷爷说“我认为决非小题大做”。看起来这两封信写的是有关写错别字的事儿，说的可都是做人做事的大道理，是爷爷对待大事小事的一贯态度。惭愧的是，马马虎虎的习惯跟了我一辈子，爷爷这样地苦口婆心，也没能让我改过来。一个坏习惯养成了，真的是改也难啊。我在三十岁的时候做了编辑，一干就是三十年，天天和文字打交道，依然没能杜绝错别字。现在回想起那些写满了爷爷的字的台历纸，竟忍不住掉下眼泪。
1970年4月23日
小沫：
我买了一张我国的地图，想寄给你，担心在邮程中弄得很皱，一直不曾寄。现在有同学回去，就托他带去。你那班上如果还没有地图，望你把它钉在教室的墙上。如果教室里已经有了，望你把它钉在宿舍的墙上。为什么要寄你一张全国地图呢？让我说一说。
小本子的地图里，开头有一张全国地图，太小了。我买的一张大，看得清楚。我猜想，你和你的学生对于全国地理，只怕未必有个明确的概念。譬如，黑龙江和福建，中间隔着哪些省？黑龙江到贵州，该怎么走法？黄河和长江各经过哪些省？南北的纵贯铁路有几条？东西的横贯铁路有几条？各经过哪些地方？《农业发展纲要》定下的粮食生产的指标是四、五、八（百斤），那“四、五、八”是按什么分的？对于这些问题，谁都应该心中有数，确切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常看全国地图，使全国地图深印脑中，是个好办法。望你自己，并望你劝导你的学生，通过看地图而熟悉全国地理。于是看报，听广播，闻知各地情况，将会更感到亲切。
你收到之后一定把它钉在墙上。一定要常看，有意识地看（也就是带着问题看）。还有同时出版的一张世界地图，卖完了。将来如果买到，也设法带给你。
这一回专说地图。
圣 四月廿三日下午五点写完
爷爷买了一张全国地图，一直想寄给我，又怕在邮寄的过程中被弄皱，这次有同学回北大荒，就托他带给我，还特别说明他为什么要把地图带给我。他说：“我猜想，你和你的学生对于全国地理，只怕未必有个明确的概念……你收到之后一定把它钉在墙上。一定要常看，有意识地看（也就是带着问题看）。”看得出来，自从我当了教师，爷爷就把这所远在北大荒的小学挂在了心间，他常常会想起这些孩子，考虑他们需要些什么。爷爷托同学带来的这张地图，给孩子们带来了不小的惊喜。我照爷爷说的，把它钉在了教室前面那雪白的墙上。孩子们围着地图让我给他们指这儿指那儿，最想知道的就是北京在哪儿，还想知道我们依兰农场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们，依兰县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小黑点儿，我们所在的四队在地图上根本就看不到的时候，他们一脸惊讶和失望表情，至今还留在我的脑子里。我曾经遗憾地想，就是这样，他们还是无法想象我们的祖国有多么辽阔广大，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甚至没有到过县城。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我读书的时候，地图只是一个关乎地名和位置的教具。现在爷爷给我们的这张地图却不只是教具了。“黑龙江和福建，中间隔着哪些省？黑龙江到贵州，该怎么走法？黄河和长江各经过哪些省？南北的纵贯铁路有几条？东西的横贯铁路有几条？各经过哪些地方？”……循着爷爷的“指引”，孩子们从黑龙江望到福建，边望边问，一路下来，不断地打开一扇又一扇通向外界的神奇的窗。同样是地图，在别的教室里，抑或只是死记硬背的辅助工具；在我们的教室里，当孩子们的眼睛和地图相遇的时候，在那些小小的心里，每天都在上演着“爱丽丝梦游仙境”。
1970年6月8日
小沫：
你与高年级同学五日下地，今天是八日，这时候想你正在劳动。你说参加劳动十天，想这封信送到的时候你劳动也干完了。你信里说，“到斗争中去改造，去锻炼吧”。十天的生产斗争，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来信可以说说。 你要语法书，我从书架上检一本《现代汉语》寄给你。你只要看其中的“第四章语法”的部分就可以了，共一百十多页。你说课本中有语法，我想一定比这本书说得简单得多。教师明白得透彻些，才能把简单的东西教好学生。我要特别提醒你，无论教师或学生，学习语法切不可脱离语言实际。什么叫语言实际？就是看书，看报，听话，谈话，这些都是要运用语言的，这些就是语言实际。文句为什么要那样写？话为什么要那样说？写法说法跟意思、情感的关系怎么样？一句话的各个部分的关系怎么样？一段话的各句的关系怎么样？这些问题都是实际生活中必须搞清楚的问题，所以要学语法。假如不顾到这些问题，光是死啃语法书上的条条，那是毫无用处的。
“文革”中我和弟弟下乡，爸爸去了干校，只有爷爷和妈妈留在了北京。我们三个在生活和工作中需要什么书，什么东西，就会写信向爷爷求助，爷爷也总是有求必应。他会帮我们找，帮我们买，然后打好包裹寄给我们。寄书寄杂志是经常的事情，还给弟弟寄过赤脚医生要用的简易的医疗器具，给我寄过半导体收音机……现在想想，那时候爷爷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让他去做这些事情未免有些勉为其难，可是爷爷从来都乐此不疲，总是做得又细致又周到。
从爷爷给我的这封信里可以看得出来，我在教语文的时候碰到了一些语法上的问题。当时教书只有课本，教师没有任何可以参看的材料，碰到没法儿解决的疑难，我只好向爷爷求教。爷爷很快就给我寄来了《现代汉语》，还写信告诉我，要看书中的哪一章。他赞成我找书来读，以补充自己的不足，说教师要明白得透彻一些，才能把简单的东西教好。还特别提醒我，“学习语法切不可脱离语言实际”，认真地给我解释什么叫“语言实际”和具体该怎么去做。这些看上去简单的道理，是爷爷关于语文教学的一贯思想。
我的教师生涯只有短短的一年。在1970年的6月下旬，冰封的松花江开江没多久，我们去场部开大会，场部就在松花江边上。中午太阳高照，看到一江清水我兴奋不已，一时兴起，和另一个女同学穿着衣服，跳进了看上去宽阔平缓的江水里，畅快淋漓地游到了江的对岸。记得学过的古文中说：“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北大荒可是地道的北方，很少有人会游泳，江边来了好多看热闹的人。有个好心的船工把船划了过来，对我们俩说，这江水看上去平静，水下可有暗流，每年都有被江水吞没的人，还是跟他的船回对岸吧，我们俩听他的劝上了船。船在江上走，江风吹干了一身的衣服，湿气和寒气不知不觉侵入了我的身体。回到生产队的第三天，我发起了高烧，腿疼痛得没法上下床，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不得不住院治疗。秋季开学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如期教课，就从教师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对这次不顾及后果的勇敢冒险行为，我没敢写信告诉爷爷，生病住院的事情却不得不说。我和爷爷的通信还在继续，只是信中不再说起当教师的事了。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爷爷的这些信把我带回了遥远的北大荒，带回了那所红砖红瓦的生产队小学，带回了孩子们中间……如今我把这些信摘出来发表，往大里说，是因为爷爷给我的每一封信，都包含着他一贯提倡的教育思想，可以让大家再一次感受到他的人格和风范；往小里说，爷爷信里对我无微不至的爱护和指导，可以让人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他是怎么教孙辈做人和做事的。对我而言，重温爷爷给我的这些信，引起的可不都是美好的回忆，更多的是沉重和自省。爷爷信上指出的那些错误，我改正了几条？爷爷信上提出的那些要求，我做到了哪些？
2014年4月25日 深圳
作者简介：《中国少年报》原编辑部主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杨志芳）
1970年4月11日
小沫：
…………
你这封信的末了，写了一句“错字还少不了吧”。我看了这句话很不满意，和你分析分析。
（1）我上次信中说起写错字也不宜看作细事，当教师的更要注意。现在我从你这句话中体会到，你还是把它看作细事，所以只是带点儿风趣说“错字还少不了吧” 。为什么写错字也不是细事呢？第一，这也是作风问题，事无大小，总要按规矩做，写字老错，就是作风马虎。第二，“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中间的“有文化”三个字，方面很广，其中也包括写字照正确的写。（2）你写“目的”硬要写“目地”，可见你已经错成了习惯，经我指出了，仍旧没有自己提起警觉，注意改掉这个坏习惯。你写信写到末了，说一句“错字还少不了吧”，可见你没有这份耐性，把写好的信从头到底看一遍，看有没有说得不妥的话，有没有写错了的字。推广开来看，这就是事情做出就算，不再复核检查，不想把它搞得完美。这是多么要不得啊！（3）注意不要写错字，这也是“改”，虽然是不很有关（但是也并非绝对无关）思想、作风、工作的事，可也要付出相当的努力才真的能“改”。如果连这一点“改”也做不到，岂不要叫人怀疑，准备“改”这个“改”那个，乃至根本“改”世界观都只是空话吗？我这个话似乎太严重，再想想，实情的确如此。
为了写错字，我写了上面一大段，我认为决非小题大做。你这句“错字还少不了吧”只有七个字，但是表现你的活思想很丰富，所以不厌烦跟你详细说说。我指出错字的小纸片，连这回的共三张，你要保存着。放在一起，有空看看，写什么的时候多留意。
在这封信里，爷爷认真地分析了我经常写错别字的原因，强调为什么应该改掉写错别字的坏习惯。和上封信一样，也是三条，重点却落在了我对这件事的态度上，爷爷说“我认为决非小题大做”。看起来这两封信写的是有关写错别字的事儿，说的可都是做人做事的大道理，是爷爷对待大事小事的一贯态度。惭愧的是，马马虎虎的习惯跟了我一辈子，爷爷这样地苦口婆心，也没能让我改过来。一个坏习惯养成了，真的是改也难啊。我在三十岁的时候做了编辑，一干就是三十年，天天和文字打交道，依然没能杜绝错别字。现在回想起那些写满了爷爷的字的台历纸，竟忍不住掉下眼泪。
1970年4月23日
小沫：
我买了一张我国的地图，想寄给你，担心在邮程中弄得很皱，一直不曾寄。现在有同学回去，就托他带去。你那班上如果还没有地图，望你把它钉在教室的墙上。如果教室里已经有了，望你把它钉在宿舍的墙上。为什么要寄你一张全国地图呢？让我说一说。
小本子的地图里，开头有一张全国地图，太小了。我买的一张大，看得清楚。我猜想，你和你的学生对于全国地理，只怕未必有个明确的概念。譬如，黑龙江和福建，中间隔着哪些省？黑龙江到贵州，该怎么走法？黄河和长江各经过哪些省？南北的纵贯铁路有几条？东西的横贯铁路有几条？各经过哪些地方？《农业发展纲要》定下的粮食生产的指标是四、五、八（百斤），那“四、五、八”是按什么分的？对于这些问题，谁都应该心中有数，确切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常看全国地图，使全国地图深印脑中，是个好办法。望你自己，并望你劝导你的学生，通过看地图而熟悉全国地理。于是看报，听广播，闻知各地情况，将会更感到亲切。
你收到之后一定把它钉在墙上。一定要常看，有意识地看（也就是带着问题看）。还有同时出版的一张世界地图，卖完了。将来如果买到，也设法带给你。
这一回专说地图。
圣 四月廿三日下午五点写完
爷爷买了一张全国地图，一直想寄给我，又怕在邮寄的过程中被弄皱，这次有同学回北大荒，就托他带给我，还特别说明他为什么要把地图带给我。他说：“我猜想，你和你的学生对于全国地理，只怕未必有个明确的概念……你收到之后一定把它钉在墙上。一定要常看，有意识地看（也就是带着问题看）。”看得出来，自从我当了教师，爷爷就把这所远在北大荒的小学挂在了心间，他常常会想起这些孩子，考虑他们需要些什么。爷爷托同学带来的这张地图，给孩子们带来了不小的惊喜。我照爷爷说的，把它钉在了教室前面那雪白的墙上。孩子们围着地图让我给他们指这儿指那儿，最想知道的就是北京在哪儿，还想知道我们依兰农场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们，依兰县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小黑点儿，我们所在的四队在地图上根本就看不到的时候，他们一脸惊讶和失望表情，至今还留在我的脑子里。我曾经遗憾地想，就是这样，他们还是无法想象我们的祖国有多么辽阔广大，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甚至没有到过县城。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我读书的时候，地图只是一个关乎地名和位置的教具。现在爷爷给我们的这张地图却不只是教具了。“黑龙江和福建，中间隔着哪些省？黑龙江到贵州，该怎么走法？黄河和长江各经过哪些省？南北的纵贯铁路有几条？东西的横贯铁路有几条？各经过哪些地方？”……循着爷爷的“指引”，孩子们从黑龙江望到福建，边望边问，一路下来，不断地打开一扇又一扇通向外界的神奇的窗。同样是地图，在别的教室里，抑或只是死记硬背的辅助工具；在我们的教室里，当孩子们的眼睛和地图相遇的时候，在那些小小的心里，每天都在上演着“爱丽丝梦游仙境”。
1970年6月8日
小沫：
你与高年级同学五日下地，今天是八日，这时候想你正在劳动。你说参加劳动十天，想这封信送到的时候你劳动也干完了。你信里说，“到斗争中去改造，去锻炼吧”。十天的生产斗争，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来信可以说说。 你要语法书，我从书架上检一本《现代汉语》寄给你。你只要看其中的“第四章语法”的部分就可以了，共一百十多页。你说课本中有语法，我想一定比这本书说得简单得多。教师明白得透彻些，才能把简单的东西教好学生。我要特别提醒你，无论教师或学生，学习语法切不可脱离语言实际。什么叫语言实际？就是看书，看报，听话，谈话，这些都是要运用语言的，这些就是语言实际。文句为什么要那样写？话为什么要那样说？写法说法跟意思、情感的关系怎么样？一句话的各个部分的关系怎么样？一段话的各句的关系怎么样？这些问题都是实际生活中必须搞清楚的问题，所以要学语法。假如不顾到这些问题，光是死啃语法书上的条条，那是毫无用处的。
“文革”中我和弟弟下乡，爸爸去了干校，只有爷爷和妈妈留在了北京。我们三个在生活和工作中需要什么书，什么东西，就会写信向爷爷求助，爷爷也总是有求必应。他会帮我们找，帮我们买，然后打好包裹寄给我们。寄书寄杂志是经常的事情，还给弟弟寄过赤脚医生要用的简易的医疗器具，给我寄过半导体收音机……现在想想，那时候爷爷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让他去做这些事情未免有些勉为其难，可是爷爷从来都乐此不疲，总是做得又细致又周到。
从爷爷给我的这封信里可以看得出来，我在教语文的时候碰到了一些语法上的问题。当时教书只有课本，教师没有任何可以参看的材料，碰到没法儿解决的疑难，我只好向爷爷求教。爷爷很快就给我寄来了《现代汉语》，还写信告诉我，要看书中的哪一章。他赞成我找书来读，以补充自己的不足，说教师要明白得透彻一些，才能把简单的东西教好。还特别提醒我，“学习语法切不可脱离语言实际”，认真地给我解释什么叫“语言实际”和具体该怎么去做。这些看上去简单的道理，是爷爷关于语文教学的一贯思想。
我的教师生涯只有短短的一年。在1970年的6月下旬，冰封的松花江开江没多久，我们去场部开大会，场部就在松花江边上。中午太阳高照，看到一江清水我兴奋不已，一时兴起，和另一个女同学穿着衣服，跳进了看上去宽阔平缓的江水里，畅快淋漓地游到了江的对岸。记得学过的古文中说：“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北大荒可是地道的北方，很少有人会游泳，江边来了好多看热闹的人。有个好心的船工把船划了过来，对我们俩说，这江水看上去平静，水下可有暗流，每年都有被江水吞没的人，还是跟他的船回对岸吧，我们俩听他的劝上了船。船在江上走，江风吹干了一身的衣服，湿气和寒气不知不觉侵入了我的身体。回到生产队的第三天，我发起了高烧，腿疼痛得没法上下床，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不得不住院治疗。秋季开学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如期教课，就从教师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对这次不顾及后果的勇敢冒险行为，我没敢写信告诉爷爷，生病住院的事情却不得不说。我和爷爷的通信还在继续，只是信中不再说起当教师的事了。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爷爷的这些信把我带回了遥远的北大荒，带回了那所红砖红瓦的生产队小学，带回了孩子们中间……如今我把这些信摘出来发表，往大里说，是因为爷爷给我的每一封信，都包含着他一贯提倡的教育思想，可以让大家再一次感受到他的人格和风范；往小里说，爷爷信里对我无微不至的爱护和指导，可以让人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他是怎么教孙辈做人和做事的。对我而言，重温爷爷给我的这些信，引起的可不都是美好的回忆，更多的是沉重和自省。爷爷信上指出的那些错误，我改正了几条？爷爷信上提出的那些要求，我做到了哪些？
2014年4月25日 深圳
作者简介：《中国少年报》原编辑部主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杨志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