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约是2000年，我写了一组印学研究的文章，贸然寄到《书法导报》社，蒙杜大伟先生抬爱，竟在他负责的版面专辟了一栏连载我的文字，还写了编者按语。那时我知道，先生不仅是书法家，还是画家，但我没有见过他的作品。
有一年夏天我到郑州，偶然进仰韶画馆，在门口看到几幅花鸟画，那种特立独行的风格、酣畅直率的笔墨、大朴不雕的气度，把我一下吸引住了。最后看落款，竟是“大伟”两字，于是很急切地打了他的电话。这一次在他的画室，大至盈丈通屏，小到尺幅扇头，我一路欣赏，一路赞叹，整整盘桓了半日。
乍看先生的花鸟画，真可谓“天惊地怪”。但见张扬的线条横亘于画面，构图随意，东倒西歪，丛杂扭结的枝干交织于画面，分枝布叶完全漠视传统规范。画中的禽鸟，若非喙细身肥，便是脯圆目愣，傻傻地停在枝头，很不顺眼。他的人物画，是兽体蛙肢，妖形鬼面，脏腑毕露，喜怒纷呈，即便不视之为怪胎，也要怀疑是《山海经》中“大荒西经”的插图了。对看惯了雅逸恬淡、雍容华丽的审美眼光来说，大伟先生的画是一种严重的离经叛道，即使斥之为异类、魔道，我觉得也不必去争辩。
然而我所为之震动的，正是由于他作品中充沛的情感流露和丝毫没有做作的坦率作风。大伟先生的画之所以容易理解而且十分传统，正是他作品的基本出发点牢牢抓住了中国画的灵魂——笔墨，以至于决绝专注，忘乎所以，义无反顾。中国绘画从独立成熟发展到至今，有它的基本外延和独特内涵。现在的画家，往往想到的是创造和新异，却忘却了某些基本的定义和要素，因此有些探索的价值是要打折扣的。就中国画来说，离开了相对的规则和界限，就将没有“中国画”的存在，那样的创新其实不是创新，而是重启炉灶的全盘倒退。而中国画发展的这根命脉，就是情感借笔墨而发，气韵由笔墨而生，物象为笔墨而立。抓住了“笔墨”这一出发点来看大伟先生的画，他所坚守的底线是十分明显的。他的画行不离笔，动不离墨，在这一点上，是传统到不能再传统了。
大伟先生是书法家，尤其擅长隶书，这与他画中的笔墨个性是相通的。他笔下的线条，汲取了碑学的营养，因此钝而拙、迟而涩;他兼有北人之质和南人之文，因此墨法凝而润、清而厚、纯而浓;他的用笔大胆而勇于变通，因此气度宽畅、执正能化。他作品中严谨的探索态度、纯正的笔墨技巧、明确的审美取向，一目了然。他的笔墨没有完全脱离了形象而走向抽象的极端，因此虽然略显怪异，却仍然是具象的。他作画时一如作字，每将画纸铺于案头，坐在案前，发自一角，随笔而出，且画且动，顺势而下，而不是东补西添，前描后染，与其说是作画，不如说是作字。本于此，读他的画当如读字读文，看他的画不必全盘看，却要顺着他的笔慢慢走，才能品出其中的深意，赏到内在的韵致，被他所营造的那种醇厚、清甘的笔墨意境所感动。
正是由于过分专注于笔墨，使得造型屈于次位，因此大伟先生的作品才呈现了某些形象怪异、扭曲、夸张的现象。中国书法中有笔法生结构之说，他的画则是笔墨生章法。形象的构成往往不是造型的需要，而是笔墨的必然之势。当其笔墨酣畅时，枝叶纠结;当其意态消闲时，花石舒朗。线忌于平，笔忌于板，线条的游走带动了造型的扭曲，行于不得不行，止于不得不止。非刻意于夸张，乃不得不变形。他的每一幅作品，就像一部严谨的记录电影，一篇忠实的报告文学，笔墨清晰地记录他作画时的情感律动。
虽然大伟先生没有告诉我，但我从他的画中看，他应该是有所师法的，其中比较多的是黄宾虹的影子，是师其心而不师其迹。中国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大伟先生的花鸟画，改变了传统观察花鸟方法中的折枝断写、捕捉动态、删繁就简、雕琢形象的方式，采用了一种整体观照、印象表现的全新角度，因此他的作品气格强劲，活力旺盛，极富胆略和现代性。他对自然的师法，更多的是体味，而不是观看。他所要表达的形象，启于自然，出于心灵，归于自然。那种摘花摘叶式的“师造化”“得粉本”，是等而下之的。大伟先生对物象的观察就是这种得“意”而忘“形”式的。他的观察很模糊，一掠而过，不刻意于细节，又疏忽于瞬间的情态、四时的变幻，他是透过大气看树木，透过生长看枝干，透过枝干看筋叶，透过筋叶看花果，忽前忽后，时内时外，深入其中，跳出其外。大自然的随意生发传达于画面，就是笔墨的自由交织，这种凌乱就是一种规范，是大自然不循于人所立的程式的规范，他所把握的，是自然整体的蓬勃生命力。他用笔墨的自然阐述了造化的自然，当一笔一墨生发流动臻于自然了，则一花一叶的穿插无不自然，这便是自然之“理”的自然，颇合乎老庄“道”的理论，达到“气韵生动”的要求。
大伟先生的画有不息不屈的生命力和震撼人心的创造性。他从笔墨出发，正好应了《圣经》的话，走入窄门，引向永生。他的作品，展现了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不像有的所谓名家很早就“结壳”了。这种发展，也许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尝试。
第一，笔墨的不断深造。先生的画出于笔墨，仍归于笔墨的理想。现在一些作品中，有时长线过于藏头护尾而略失于滞，短线则过于快利而略失于锐，转折过多停顿过久，也使一些作品减了几分清刚之气。笔墨的深造应该是艺术家终身追求、至死方休的事。
第二，个性的适度内敛和含蓄。纵观近现代大师们一生的探索历程，将程式的传承和约束为“收”，将个性的彰显和创造为“放”。我觉得大伟先生所走的似乎是由放到收的道路。他的作品中并不缺乏卓越的追求和特立的风骨，但可以适度地收蓄。
第三，题材的选择。就先生的笔墨个性而言，似乎宜于表现全景式、茂密型的花鸟画。他笔下的枇杷、石榴等作品气旺神强，既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又有淋漓精湛的笔墨表现，令人观之陡增精神;而松鼠、蒲鸡等形体稍大、毛羽蓬松的动物也十分适合他的丛沓纷披、乱中求理的笔致。吴昌硕曾说，画的题材不必多，集中几种反复锤炼好就行。这句话，尤其对有书家根底的画家来说，应该是有所启发的。
我自己也从事书画创作，对个中的甘苦得失、艰难困顿有所体会，因此对先生的成果倾心赞叹，对先生的精神由衷感佩。大伟先生将明确的心迹和探索过程毫不掩饰地倾于笔下，踏实地践行“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率真勿安排”的艺术准则，本着“欲正其心，先诚其意”信条投身于艺术的求索，在当今的时风中，尤其令人敬重。
艺术简历
杜大伟：男，1959年生于开封，祖籍安徽萧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美术家协会会员，开封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中原印社副社长，江苏国画院、河南画院特聘画家，现供职于《书法导报》社。
2000年、2002年，分别在山东菏泽、广东东莞举办杜大伟书画作品展览。2003年，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当代水墨画名家丛书》。2004年，出版《杜大伟扇面集》。2005年，《荣宝斋》杂志、2006年《十方艺术》杂志连载其绘画作品。2007年—2009年，多地举办其画展，多家报刊刊登其专题报道，出版其作品集。2013年，人民日报出版《杜大伟国画集》。2014年，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杜大伟国画作品集》《杜大伟篆刻集》等。
有一年夏天我到郑州，偶然进仰韶画馆，在门口看到几幅花鸟画，那种特立独行的风格、酣畅直率的笔墨、大朴不雕的气度，把我一下吸引住了。最后看落款，竟是“大伟”两字，于是很急切地打了他的电话。这一次在他的画室，大至盈丈通屏，小到尺幅扇头，我一路欣赏，一路赞叹，整整盘桓了半日。
乍看先生的花鸟画，真可谓“天惊地怪”。但见张扬的线条横亘于画面，构图随意，东倒西歪，丛杂扭结的枝干交织于画面，分枝布叶完全漠视传统规范。画中的禽鸟，若非喙细身肥，便是脯圆目愣，傻傻地停在枝头，很不顺眼。他的人物画，是兽体蛙肢，妖形鬼面，脏腑毕露，喜怒纷呈，即便不视之为怪胎，也要怀疑是《山海经》中“大荒西经”的插图了。对看惯了雅逸恬淡、雍容华丽的审美眼光来说，大伟先生的画是一种严重的离经叛道，即使斥之为异类、魔道，我觉得也不必去争辩。
然而我所为之震动的，正是由于他作品中充沛的情感流露和丝毫没有做作的坦率作风。大伟先生的画之所以容易理解而且十分传统，正是他作品的基本出发点牢牢抓住了中国画的灵魂——笔墨，以至于决绝专注，忘乎所以，义无反顾。中国绘画从独立成熟发展到至今，有它的基本外延和独特内涵。现在的画家，往往想到的是创造和新异，却忘却了某些基本的定义和要素，因此有些探索的价值是要打折扣的。就中国画来说，离开了相对的规则和界限，就将没有“中国画”的存在，那样的创新其实不是创新，而是重启炉灶的全盘倒退。而中国画发展的这根命脉，就是情感借笔墨而发，气韵由笔墨而生，物象为笔墨而立。抓住了“笔墨”这一出发点来看大伟先生的画，他所坚守的底线是十分明显的。他的画行不离笔，动不离墨，在这一点上，是传统到不能再传统了。
大伟先生是书法家，尤其擅长隶书，这与他画中的笔墨个性是相通的。他笔下的线条，汲取了碑学的营养，因此钝而拙、迟而涩;他兼有北人之质和南人之文，因此墨法凝而润、清而厚、纯而浓;他的用笔大胆而勇于变通，因此气度宽畅、执正能化。他作品中严谨的探索态度、纯正的笔墨技巧、明确的审美取向，一目了然。他的笔墨没有完全脱离了形象而走向抽象的极端，因此虽然略显怪异，却仍然是具象的。他作画时一如作字，每将画纸铺于案头，坐在案前，发自一角，随笔而出，且画且动，顺势而下，而不是东补西添，前描后染，与其说是作画，不如说是作字。本于此，读他的画当如读字读文，看他的画不必全盘看，却要顺着他的笔慢慢走，才能品出其中的深意，赏到内在的韵致，被他所营造的那种醇厚、清甘的笔墨意境所感动。
正是由于过分专注于笔墨，使得造型屈于次位，因此大伟先生的作品才呈现了某些形象怪异、扭曲、夸张的现象。中国书法中有笔法生结构之说，他的画则是笔墨生章法。形象的构成往往不是造型的需要，而是笔墨的必然之势。当其笔墨酣畅时，枝叶纠结;当其意态消闲时，花石舒朗。线忌于平，笔忌于板，线条的游走带动了造型的扭曲，行于不得不行，止于不得不止。非刻意于夸张，乃不得不变形。他的每一幅作品，就像一部严谨的记录电影，一篇忠实的报告文学，笔墨清晰地记录他作画时的情感律动。
虽然大伟先生没有告诉我，但我从他的画中看，他应该是有所师法的，其中比较多的是黄宾虹的影子，是师其心而不师其迹。中国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大伟先生的花鸟画，改变了传统观察花鸟方法中的折枝断写、捕捉动态、删繁就简、雕琢形象的方式，采用了一种整体观照、印象表现的全新角度，因此他的作品气格强劲，活力旺盛，极富胆略和现代性。他对自然的师法，更多的是体味，而不是观看。他所要表达的形象，启于自然，出于心灵，归于自然。那种摘花摘叶式的“师造化”“得粉本”，是等而下之的。大伟先生对物象的观察就是这种得“意”而忘“形”式的。他的观察很模糊，一掠而过，不刻意于细节，又疏忽于瞬间的情态、四时的变幻，他是透过大气看树木，透过生长看枝干，透过枝干看筋叶，透过筋叶看花果，忽前忽后，时内时外，深入其中，跳出其外。大自然的随意生发传达于画面，就是笔墨的自由交织，这种凌乱就是一种规范，是大自然不循于人所立的程式的规范，他所把握的，是自然整体的蓬勃生命力。他用笔墨的自然阐述了造化的自然，当一笔一墨生发流动臻于自然了，则一花一叶的穿插无不自然，这便是自然之“理”的自然，颇合乎老庄“道”的理论，达到“气韵生动”的要求。
大伟先生的画有不息不屈的生命力和震撼人心的创造性。他从笔墨出发，正好应了《圣经》的话，走入窄门，引向永生。他的作品，展现了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不像有的所谓名家很早就“结壳”了。这种发展，也许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尝试。
第一，笔墨的不断深造。先生的画出于笔墨，仍归于笔墨的理想。现在一些作品中，有时长线过于藏头护尾而略失于滞，短线则过于快利而略失于锐，转折过多停顿过久，也使一些作品减了几分清刚之气。笔墨的深造应该是艺术家终身追求、至死方休的事。
第二，个性的适度内敛和含蓄。纵观近现代大师们一生的探索历程，将程式的传承和约束为“收”，将个性的彰显和创造为“放”。我觉得大伟先生所走的似乎是由放到收的道路。他的作品中并不缺乏卓越的追求和特立的风骨，但可以适度地收蓄。
第三，题材的选择。就先生的笔墨个性而言，似乎宜于表现全景式、茂密型的花鸟画。他笔下的枇杷、石榴等作品气旺神强，既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又有淋漓精湛的笔墨表现，令人观之陡增精神;而松鼠、蒲鸡等形体稍大、毛羽蓬松的动物也十分适合他的丛沓纷披、乱中求理的笔致。吴昌硕曾说，画的题材不必多，集中几种反复锤炼好就行。这句话，尤其对有书家根底的画家来说，应该是有所启发的。
我自己也从事书画创作，对个中的甘苦得失、艰难困顿有所体会，因此对先生的成果倾心赞叹，对先生的精神由衷感佩。大伟先生将明确的心迹和探索过程毫不掩饰地倾于笔下，踏实地践行“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率真勿安排”的艺术准则，本着“欲正其心，先诚其意”信条投身于艺术的求索，在当今的时风中，尤其令人敬重。
艺术简历
杜大伟：男，1959年生于开封，祖籍安徽萧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美术家协会会员，开封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中原印社副社长，江苏国画院、河南画院特聘画家，现供职于《书法导报》社。
2000年、2002年，分别在山东菏泽、广东东莞举办杜大伟书画作品展览。2003年，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当代水墨画名家丛书》。2004年，出版《杜大伟扇面集》。2005年，《荣宝斋》杂志、2006年《十方艺术》杂志连载其绘画作品。2007年—2009年，多地举办其画展，多家报刊刊登其专题报道，出版其作品集。2013年，人民日报出版《杜大伟国画集》。2014年，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杜大伟国画作品集》《杜大伟篆刻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