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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本性不断改变的历史，是人类不断认识自己的历史。作为以人为本的文学，正是以形象来反映记载人类不断改变与不断认识的历史，在文学史的记载中蕴涵着人性思想的发展变化。与中国20世纪文学从最初的开放到走向封闭、到回归开放的轨迹相似，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对于人性的呼唤与认识也几乎呈现出一种“Ｕ”形轨迹。回溯人性思想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历程，探讨文学对于人性的观照与书写，对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五四”是以极端反传统的姿态批判封建传统对于人的束缚与压制，在向西方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的过程中，在清醒的批判意识和自我反省意识中，在新思潮与旧文化、东方与西方、青年与老年等绝端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呈现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兽性因素的揭露与批判，对于西方近代文明中人性精神的倡导与弘扬。
“五四”时期对于人性的倡导大多站在批判封建传统文化中的兽性对立面，在“立人”的目的中立足于启蒙民众。“五四”之前，鲁迅就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认为欧美之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①。“五四”时期，鲁迅的小说创作立足于启蒙主义，注重为人生改良人生，“意思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②。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他将兽性与人性结合起来称为人性，称为人性有灵肉二元，提倡利己利他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提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他甚至提出，有了四千余年历史的中国，“现在却还要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③。31916年1月，胡适在日记中写道：“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胡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④胡适将救国之道归于树人，将树人之计归于教育。胡适在谈到易卜生时认为：“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他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它自由发展”，他强调“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⑤。陈独秀在谈到人生真义时指出：“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社会解散，个人死后便没有联续的记忆和知觉；所以社会的组织和秩序，是应该尊重的。执行意志，满足欲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誉，都是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终不变的（此处可以说‘天不变，道亦不变’）。”⑥在谈到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指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作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⑦
从总体上看，“五四”时期的人性思想更多受到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周作人在谈到欧洲的人性思想时认为：“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现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⑧人们往往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比照。在民主与科学大旗下，批判封建的伦理道德，倡导人性人道成为“五四”时期的文化主流。
二
20年代末30年代初，左翼作家曾经与梁实秋有过一场关于人性论的论争，这场论争集中在文学的阶级性与人性的问题上。
在左翼作家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过程中，1928年梁实秋发表了《文学与革命》一文，在讨论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时，他认为“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的天才的创造”，他提出：“在文学上讲，‘革命的文学’这个名词根本就不能成立。在文学上，只有‘革命时期中的文学’，并无所谓‘革命的文学’。”他认为“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文学家所代表的是普遍的人性”。梁实秋举例说：“你描写在帝国主义者‘铁蹄’下之一个整个的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这样的作品是伟大了，因为这是全民族的精神的反映；但是你若深刻的描写失恋的痛苦，春花秋月的感慨，这样的作品也是伟大了，因为这是全人类的公同的人性的反映。文学所要求的只是忠实，忠于人性”，“创作的材料是个人特殊的经验抑是一般人的共同生活，没有关系，只要你写得深刻，写得是人性，便是文学”⑨。梁实秋将人性视为衡量文学的标准，认为文学家是民众的先知先觉。
梁实秋关于人性论的见解遭到了左翼作家的批评。冯乃超在《冷静的头脑——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中认为，梁实秋把中国过去易朝的历史“强加以革命的名称”，将“‘平庸’而‘恶劣’的人性的所有主”看作“假领袖”，“这些内乱的反复的根底没有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变革”，“却满足于肤浅的现象，那就不能不把革命的原因归根于‘人性’了”。他批评说：“人性，它很微妙地响亮着。听来，它好像是高超在云霄的一个全然的主宰，一切现实的事像是它翻弄的一把鬼戏。易朝又易朝，内乱再内乱地连续的中国历史，说是人性的创造，那么，我们可以说‘人之初，性本恶’，这儿才有唯心论的秘密所在”，“‘全人类的公同的人性，这是伟大的艺术家要表现的东西’，可怜的，这架担子太重了。晓得‘不能强制没有革命经验的人写革命的文学’，却不明白没有生活全人类的生活的人绝对不会写全人类的人性。为什么呢？因为梁教授犯了在抽象的过程中空想‘人性’的过失。人间依然生活着阶级的社会生活的时候，他的生活感觉，美意识，又是人性的倾向，都受阶级的制约”⑩。冯乃超反对抽象的共同人性说，强调文学的阶级性。
1929年9月，梁实秋又发表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他从创作题材、作者、读者的角度谈论无产阶级文学，指出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错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错误在把文学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他既肯定阶级的区别，又强调不同阶级具有超阶级的共通人性。他反对将文学简单化地当作宣传品，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
冯乃超在《阶级社会的艺术》中驳斥说：“梁实秋不明白无产阶级所以要打倒的资产阶级之社会的根据在那里，这是他对历史的盲目。却以为‘攻击资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就是破坏文明，恰巧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对革命成功过后的苏俄所做的谣言一样，布尔雪维克破坏了文明。”{11}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批驳梁实秋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然不能免掉所谓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12}鲁迅并不完全否定人性，但是他更强调文学的阶级性。
左翼作家与梁实秋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的论争，代表了左翼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冲突，梁实秋强调文学的人性，反对强调文学的阶级性，注重文学超阶级的人性。左翼作家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反对超阶级的人性。在这场论争中，显然带有一定的宗派门户色彩，在论争中将人性与阶级性对立起来，将原本包容在人性中的阶级性极端突出，并几乎将阶级性取代了人性，甚至取消了人性。从某种角度说，这场论争可视作是国际普罗文艺思潮与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冲突。
三
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此后，文坛关于人性的声音几乎销声匿迹了。
1957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对于人性问题的讨论又被提出，引起了关于人性问题新的论争。巴人（王任叔）发表了《论人情》一文，批评建国后戏剧中政治味太浓、人情味太少的状况，他认为“‘人情’、‘情理’，看来是文艺作品‘引人入胜’的主要东西”，他认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其实，无产阶级主张阶级斗争也是为解放全人类。所以阶级斗争也就是人性解放的斗争。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他从人类共同的人情人性说起，强调阶级斗争是人性解放的斗争，强调伟大的作品是最具有人道主义的。巴人将阶级性看作是人类本性的异化，将回复到人类本性看作是人类发展的理想。
1957年7月，王淑明发表了《论人情与人性》，支持巴人的观点，提出政治味和人情味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认为把人性和阶级性对立起来，把作品的政治性和人情味割裂开来，以为人性既带有阶级性就不应有相对的普遍性，作品要政治性就可以不要人情味，这是庸俗社会学的论调，在客观上助长了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发展{13}。后来王淑明又发表了《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14}，对于前文关于人性的观点作了补充。
钱谷融在1957年《文艺月报》第5期发表了《文学是人学》的长文，他不满于“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之说，他强调说：“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会现实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反过来，你假如把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生活本质，作为你创作的目标，那么你不但写不出真正的人来，所反映的现实也将是零碎的，不完整的；而所谓的生活本质，也很难揭示出来了。”他突出了创作必须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的观点，反对从反映整体的现实的抽象空洞的原则出发。钱谷融将人道主义精神视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最低标准。他说：“人民可能并不懂得什么叫人民性，什么叫现实主义，但是他们却都有一定的欣赏和鉴别文学作品的能力。他们的唯一的标准（往往也是最可靠的标准），就是看作品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的？是不是尊重人、同情人，是不是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人的？一句话，是不是合于人道主义的原则的？虽然他们也不一定懂得什么叫人道主义。”他将人道主义看作构成人民性和现实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认为伟大的文学家必然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论“文学是人学”》指出，“文学的任务是在于影响人、教育人；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就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的一个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就是区分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15}。钱谷融从文学创作的实际出发，联系文学理论界在泛政治化倾向中对于文学本体偏离的理论，从人道主义的视角观照与研究文学创作中的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将长期以来被忽略、否定甚至打倒的人性、人道主义等重要的问题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高度，促进了文学界对于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深入思考。
巴人、王淑明、钱谷融关于人性论的观点，当时遭到了围剿式上纲上线的批判，姚文元发表了《批判巴人的“人性论”》的万字长文，指责巴人“仇恨无产阶级的立场、仇恨无产阶级的人性、仇恨阶级斗争”，其“主要目的正是要文艺去为资产阶级的‘生存’发展‘服务’”，“其目的就是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战斗的旗帜，用抽象的人性来掩盖形形色色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的阶级性，保护资本主义的利益，叛离无产阶级立场、叛变社会主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让资本主义自由泛滥，肯定一切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合法性”，将巴人视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代言人，将巴人置于无产阶级的对立面{16}。1958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收录了包括李希凡、吴调公等人写的7篇大批判文章。另外，批判文章还有张学新的《“人情论”还是人性论》（《新港》1957年3月号）、洁泯《论“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批判巴人的〈论人情〉及其他》（《文学评论》1960年第1期）、张国民、黄炳《批判王淑明同志的人性论》（《文学评论》1960年第2期）、于海洋、李传龙、柳鸣九、杨旱池《人性与文学》（《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蔡仪《人性论批判》（《文学评论》1960年第4期）、王燎荧《人性论的一个新“标本”》（《文学评论》1960年第4期）、柳鸣九《批判人性论者的共鸣说》（《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解驭珍、克地《评〈论“文学是人学”〉》（《解放军文艺》1957年11月号），等等。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在对于人性论的围剿批判中，批判者往往简单化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展开批判，在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下，将文学简单化地看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将阶级论取代或取消了人性论，将一场有关文学的人性问题的讨论，以政治化行政性的手段，纳入到了反右斗争的运动中，以至于将提出文学人性论的人们先后打入右派分子的行列，使文艺界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助长了庸俗社会学的发展。
四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非人道的岁月，改革开放后，在控诉文革的罪恶反思左倾思潮的背景中，文学的人性问题又被重新提出。
1979年6 月，朱光潜发表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的问题》，从人性、人情、人道的角度探讨了共同美的问题，他提出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指出了人性与阶级性之间的关系：“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是共性与特殊性或全体与部分的关系。部分并不能代表或取消全体，肯定阶级性并不是否定人性。” 他指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整部书的论述，都是从人性论出发”，“马克思正是从人性论出发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论证要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就必须消除私有制”{17}。朱光潜的观点是对长期以来将人性与阶级性对立起来见解的挑战，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1980年，王淑明在《人性·文学及其他》中指出：“在文艺作品中只要写人，就应该表现出完整的人性。如果只承认人的阶级性，不承认非阶级性，在文艺创作中就必然造成公式化、概念化。”{18}他强调文学应该表现人性，文学创作应该承认非阶级性。
朱光潜的观点受到了人们的质疑，陆荣椿的《也谈文艺与人性论、人道主义问题——兼与朱光潜同志商榷》、计永佑的《两种对立的人性观——与朱光潜同志商榷》都从学理的层面提出了不同的见解。陆荣椿强调人的社会属性，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人的社会属性只能是阶级性，人性只能是人的阶级性，或者是阶级的人的人性。{19}计永佑赞同“共同的人性与阶级的人性统一”的人性观，反对把人性说成是“人类自然本性”，认为“历来的‘人性论’无不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人性论与阶级的集团利益密切相关。{20}
汝信发表了《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对长期以来人道主义被打成修正主义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用一句话简单地说，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就在于他自身”，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人道主义的原则，如果缺少人道主义，它就可能变成一种统治人的“新的异化形式”{21}。陆梅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坚持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观点，认为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是与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不相容的，他对于人性、人道主义理论持批判的态度，认为人性、人道主义“实则正是一种以人（个人）为主体的利己主义”，认为“‘人性论’、‘人道主义’已使某些同志在文艺创作上走向歧途”{22}。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有诸多学者参加了关于人性论的讨论，在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达300多篇。如王元化《人性札记》（《上海文学》1980年第3期）、顾骧《人性与阶级性》（《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白烨《人性论争三十年》（《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张炯《关于人性、人情及其他》（《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刘锡诚《谈新时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文学评论》1982年第1期）、胡余《略谈人性描写中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82年第1期）、丁学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文艺研究》1982年第2期）、刘建军《文学表现人性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82年第11期）、钱中文《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问题》（《文学评论》1982年第6期）等。
在这场讨论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不同观点者的思想资源，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中表达对于人性不同的见解。在讨论中，有些学者延续了30年代以来左倾的惯性，将阶级性与人性对立起来，过于强调人的阶级性而忽视人性。改革开放后的宽松的氛围，使这场讨论在总体上处于学理性的探讨，在对于历史教训的反观中，文学创作应该注重对于人性的描写，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五
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大门上有一句神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处于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中，人们对于人性的认识也是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最初人们更多关注人的自然本性，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篇》）告子提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孟子·告子》）。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则强调人性本恶。古希腊伊壁鸠鲁认为人的最高目的在于寻求现实的感官快乐和幸福，注重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后来人们开始注重人的社会性，亚里斯多德强调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注重人的社会性。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将自由平等作为人的本性，黑格尔将神圣的理性看作人的本性，费尔巴哈将意志和爱看作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将人性看作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将社会属性看作是人性的决定性因素，人的社会属性是以生产关系为基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回眸20世纪中国文坛关于人性观的论争，我们看到对于人性关注的“Ｕ”形轨迹，从“五四”时期的关注人性，到30年代后忽视人性、注重阶级性，再到80年代后回归人性，在中国文坛对于人性问题的论争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忽视否定人性强调阶级性导致人性的缺失，导致文学创作在总体上缺少经典性作品的状况。
梳理20世纪中国文坛的人性的论争，我们看到了其中一些不合理之处。左倾思潮是左右文坛强调阶级形态忽视人性的原委。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出现了左倾思潮，以极左的观念分析阶级社会，以偏激的姿态对待不同的见解，在30年代、50年代的论争中，都缺乏理性的深入的理论探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是构成文坛人性论争的基本思路。自“五四”以来，我们形成了一种绝对对立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在新与旧、进步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等对立的两极观照中，将阶级性与人性论对立起来，甚至将人性论简单化地视为资产阶级的理论。强权政治的干预是形成人性论争简单化的状态。在30年代，虽然有着国民党政权的文化专制与围剿，但是左翼作家以其在文坛的势力和影响，以强势的围攻开展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50年代的讨论，成为强权政治干预论争的典型，行政手段的实施使文学论争变异为政治运动政治斗争，使论争的一方始终处于被压制被驱逐的对象，导致20世纪中国文坛的人性论争常常处于畸形境地。
注释：
① 鲁迅：《文化偏至论》，《河南》月刊第7号，1908年8月。
②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③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
④ 胡适：《再论造因·寄许怡荪书》，《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页。
⑤ 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
⑥ 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第4卷第2号。
⑦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
⑧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
⑨ 梁实秋：《文学与革命》，《新月》第1卷第4期，1928年6月10日。
⑩ 冯乃超：《冷静的头脑——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10日。
{11} 冯乃超：《阶级社会的艺术》，《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10日。
{12}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
{13} 王淑明：《论人情与人性》，《新港》1957年7月号。
{14} 王淑明：《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文学评论》1960 年第 3 期。
{15}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16} 姚文元：《批判巴人的“人性论”》，《文艺报》1960 年第2期。
{17} 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的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
{18} 王淑明：《人性·文学及其他》，《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
{19} 陆荣椿：《也谈文艺与人性论、人道主义问题——兼与朱光潜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3期。
{20} 计永佑：《两种对立的人性观——与朱光潜同志商榷》， 《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
{21} 汝信：《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
{22} 陆梅林：《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
一
“五四”是以极端反传统的姿态批判封建传统对于人的束缚与压制，在向西方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的过程中，在清醒的批判意识和自我反省意识中，在新思潮与旧文化、东方与西方、青年与老年等绝端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呈现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兽性因素的揭露与批判，对于西方近代文明中人性精神的倡导与弘扬。
“五四”时期对于人性的倡导大多站在批判封建传统文化中的兽性对立面，在“立人”的目的中立足于启蒙民众。“五四”之前，鲁迅就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认为欧美之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①。“五四”时期，鲁迅的小说创作立足于启蒙主义，注重为人生改良人生，“意思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②。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他将兽性与人性结合起来称为人性，称为人性有灵肉二元，提倡利己利他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提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他甚至提出，有了四千余年历史的中国，“现在却还要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③。31916年1月，胡适在日记中写道：“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胡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④胡适将救国之道归于树人，将树人之计归于教育。胡适在谈到易卜生时认为：“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他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它自由发展”，他强调“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⑤。陈独秀在谈到人生真义时指出：“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社会解散，个人死后便没有联续的记忆和知觉；所以社会的组织和秩序，是应该尊重的。执行意志，满足欲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誉，都是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终不变的（此处可以说‘天不变，道亦不变’）。”⑥在谈到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指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作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⑦
从总体上看，“五四”时期的人性思想更多受到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周作人在谈到欧洲的人性思想时认为：“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现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⑧人们往往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比照。在民主与科学大旗下，批判封建的伦理道德，倡导人性人道成为“五四”时期的文化主流。
二
20年代末30年代初，左翼作家曾经与梁实秋有过一场关于人性论的论争，这场论争集中在文学的阶级性与人性的问题上。
在左翼作家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过程中，1928年梁实秋发表了《文学与革命》一文，在讨论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时，他认为“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的天才的创造”，他提出：“在文学上讲，‘革命的文学’这个名词根本就不能成立。在文学上，只有‘革命时期中的文学’，并无所谓‘革命的文学’。”他认为“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文学家所代表的是普遍的人性”。梁实秋举例说：“你描写在帝国主义者‘铁蹄’下之一个整个的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这样的作品是伟大了，因为这是全民族的精神的反映；但是你若深刻的描写失恋的痛苦，春花秋月的感慨，这样的作品也是伟大了，因为这是全人类的公同的人性的反映。文学所要求的只是忠实，忠于人性”，“创作的材料是个人特殊的经验抑是一般人的共同生活，没有关系，只要你写得深刻，写得是人性，便是文学”⑨。梁实秋将人性视为衡量文学的标准，认为文学家是民众的先知先觉。
梁实秋关于人性论的见解遭到了左翼作家的批评。冯乃超在《冷静的头脑——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中认为，梁实秋把中国过去易朝的历史“强加以革命的名称”，将“‘平庸’而‘恶劣’的人性的所有主”看作“假领袖”，“这些内乱的反复的根底没有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变革”，“却满足于肤浅的现象，那就不能不把革命的原因归根于‘人性’了”。他批评说：“人性，它很微妙地响亮着。听来，它好像是高超在云霄的一个全然的主宰，一切现实的事像是它翻弄的一把鬼戏。易朝又易朝，内乱再内乱地连续的中国历史，说是人性的创造，那么，我们可以说‘人之初，性本恶’，这儿才有唯心论的秘密所在”，“‘全人类的公同的人性，这是伟大的艺术家要表现的东西’，可怜的，这架担子太重了。晓得‘不能强制没有革命经验的人写革命的文学’，却不明白没有生活全人类的生活的人绝对不会写全人类的人性。为什么呢？因为梁教授犯了在抽象的过程中空想‘人性’的过失。人间依然生活着阶级的社会生活的时候，他的生活感觉，美意识，又是人性的倾向，都受阶级的制约”⑩。冯乃超反对抽象的共同人性说，强调文学的阶级性。
1929年9月，梁实秋又发表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他从创作题材、作者、读者的角度谈论无产阶级文学，指出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错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错误在把文学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他既肯定阶级的区别，又强调不同阶级具有超阶级的共通人性。他反对将文学简单化地当作宣传品，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
冯乃超在《阶级社会的艺术》中驳斥说：“梁实秋不明白无产阶级所以要打倒的资产阶级之社会的根据在那里，这是他对历史的盲目。却以为‘攻击资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就是破坏文明，恰巧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对革命成功过后的苏俄所做的谣言一样，布尔雪维克破坏了文明。”{11}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批驳梁实秋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然不能免掉所谓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12}鲁迅并不完全否定人性，但是他更强调文学的阶级性。
左翼作家与梁实秋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的论争，代表了左翼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冲突，梁实秋强调文学的人性，反对强调文学的阶级性，注重文学超阶级的人性。左翼作家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反对超阶级的人性。在这场论争中，显然带有一定的宗派门户色彩，在论争中将人性与阶级性对立起来，将原本包容在人性中的阶级性极端突出，并几乎将阶级性取代了人性，甚至取消了人性。从某种角度说，这场论争可视作是国际普罗文艺思潮与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冲突。
三
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此后，文坛关于人性的声音几乎销声匿迹了。
1957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对于人性问题的讨论又被提出，引起了关于人性问题新的论争。巴人（王任叔）发表了《论人情》一文，批评建国后戏剧中政治味太浓、人情味太少的状况，他认为“‘人情’、‘情理’，看来是文艺作品‘引人入胜’的主要东西”，他认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其实，无产阶级主张阶级斗争也是为解放全人类。所以阶级斗争也就是人性解放的斗争。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他从人类共同的人情人性说起，强调阶级斗争是人性解放的斗争，强调伟大的作品是最具有人道主义的。巴人将阶级性看作是人类本性的异化，将回复到人类本性看作是人类发展的理想。
1957年7月，王淑明发表了《论人情与人性》，支持巴人的观点，提出政治味和人情味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认为把人性和阶级性对立起来，把作品的政治性和人情味割裂开来，以为人性既带有阶级性就不应有相对的普遍性，作品要政治性就可以不要人情味，这是庸俗社会学的论调，在客观上助长了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发展{13}。后来王淑明又发表了《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14}，对于前文关于人性的观点作了补充。
钱谷融在1957年《文艺月报》第5期发表了《文学是人学》的长文，他不满于“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之说，他强调说：“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会现实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反过来，你假如把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生活本质，作为你创作的目标，那么你不但写不出真正的人来，所反映的现实也将是零碎的，不完整的；而所谓的生活本质，也很难揭示出来了。”他突出了创作必须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的观点，反对从反映整体的现实的抽象空洞的原则出发。钱谷融将人道主义精神视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最低标准。他说：“人民可能并不懂得什么叫人民性，什么叫现实主义，但是他们却都有一定的欣赏和鉴别文学作品的能力。他们的唯一的标准（往往也是最可靠的标准），就是看作品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的？是不是尊重人、同情人，是不是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人的？一句话，是不是合于人道主义的原则的？虽然他们也不一定懂得什么叫人道主义。”他将人道主义看作构成人民性和现实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认为伟大的文学家必然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论“文学是人学”》指出，“文学的任务是在于影响人、教育人；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就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的一个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就是区分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15}。钱谷融从文学创作的实际出发，联系文学理论界在泛政治化倾向中对于文学本体偏离的理论，从人道主义的视角观照与研究文学创作中的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将长期以来被忽略、否定甚至打倒的人性、人道主义等重要的问题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高度，促进了文学界对于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深入思考。
巴人、王淑明、钱谷融关于人性论的观点，当时遭到了围剿式上纲上线的批判，姚文元发表了《批判巴人的“人性论”》的万字长文，指责巴人“仇恨无产阶级的立场、仇恨无产阶级的人性、仇恨阶级斗争”，其“主要目的正是要文艺去为资产阶级的‘生存’发展‘服务’”，“其目的就是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战斗的旗帜，用抽象的人性来掩盖形形色色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的阶级性，保护资本主义的利益，叛离无产阶级立场、叛变社会主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让资本主义自由泛滥，肯定一切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合法性”，将巴人视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代言人，将巴人置于无产阶级的对立面{16}。1958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收录了包括李希凡、吴调公等人写的7篇大批判文章。另外，批判文章还有张学新的《“人情论”还是人性论》（《新港》1957年3月号）、洁泯《论“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批判巴人的〈论人情〉及其他》（《文学评论》1960年第1期）、张国民、黄炳《批判王淑明同志的人性论》（《文学评论》1960年第2期）、于海洋、李传龙、柳鸣九、杨旱池《人性与文学》（《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蔡仪《人性论批判》（《文学评论》1960年第4期）、王燎荧《人性论的一个新“标本”》（《文学评论》1960年第4期）、柳鸣九《批判人性论者的共鸣说》（《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解驭珍、克地《评〈论“文学是人学”〉》（《解放军文艺》1957年11月号），等等。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在对于人性论的围剿批判中，批判者往往简单化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展开批判，在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下，将文学简单化地看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将阶级论取代或取消了人性论，将一场有关文学的人性问题的讨论，以政治化行政性的手段，纳入到了反右斗争的运动中，以至于将提出文学人性论的人们先后打入右派分子的行列，使文艺界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助长了庸俗社会学的发展。
四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非人道的岁月，改革开放后，在控诉文革的罪恶反思左倾思潮的背景中，文学的人性问题又被重新提出。
1979年6 月，朱光潜发表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的问题》，从人性、人情、人道的角度探讨了共同美的问题，他提出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指出了人性与阶级性之间的关系：“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是共性与特殊性或全体与部分的关系。部分并不能代表或取消全体，肯定阶级性并不是否定人性。” 他指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整部书的论述，都是从人性论出发”，“马克思正是从人性论出发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论证要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就必须消除私有制”{17}。朱光潜的观点是对长期以来将人性与阶级性对立起来见解的挑战，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1980年，王淑明在《人性·文学及其他》中指出：“在文艺作品中只要写人，就应该表现出完整的人性。如果只承认人的阶级性，不承认非阶级性，在文艺创作中就必然造成公式化、概念化。”{18}他强调文学应该表现人性，文学创作应该承认非阶级性。
朱光潜的观点受到了人们的质疑，陆荣椿的《也谈文艺与人性论、人道主义问题——兼与朱光潜同志商榷》、计永佑的《两种对立的人性观——与朱光潜同志商榷》都从学理的层面提出了不同的见解。陆荣椿强调人的社会属性，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人的社会属性只能是阶级性，人性只能是人的阶级性，或者是阶级的人的人性。{19}计永佑赞同“共同的人性与阶级的人性统一”的人性观，反对把人性说成是“人类自然本性”，认为“历来的‘人性论’无不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人性论与阶级的集团利益密切相关。{20}
汝信发表了《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对长期以来人道主义被打成修正主义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用一句话简单地说，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就在于他自身”，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人道主义的原则，如果缺少人道主义，它就可能变成一种统治人的“新的异化形式”{21}。陆梅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坚持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观点，认为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是与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不相容的，他对于人性、人道主义理论持批判的态度，认为人性、人道主义“实则正是一种以人（个人）为主体的利己主义”，认为“‘人性论’、‘人道主义’已使某些同志在文艺创作上走向歧途”{22}。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有诸多学者参加了关于人性论的讨论，在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达300多篇。如王元化《人性札记》（《上海文学》1980年第3期）、顾骧《人性与阶级性》（《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白烨《人性论争三十年》（《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张炯《关于人性、人情及其他》（《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刘锡诚《谈新时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文学评论》1982年第1期）、胡余《略谈人性描写中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82年第1期）、丁学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文艺研究》1982年第2期）、刘建军《文学表现人性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82年第11期）、钱中文《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问题》（《文学评论》1982年第6期）等。
在这场讨论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不同观点者的思想资源，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中表达对于人性不同的见解。在讨论中，有些学者延续了30年代以来左倾的惯性，将阶级性与人性对立起来，过于强调人的阶级性而忽视人性。改革开放后的宽松的氛围，使这场讨论在总体上处于学理性的探讨，在对于历史教训的反观中，文学创作应该注重对于人性的描写，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五
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大门上有一句神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处于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中，人们对于人性的认识也是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最初人们更多关注人的自然本性，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篇》）告子提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孟子·告子》）。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则强调人性本恶。古希腊伊壁鸠鲁认为人的最高目的在于寻求现实的感官快乐和幸福，注重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后来人们开始注重人的社会性，亚里斯多德强调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注重人的社会性。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将自由平等作为人的本性，黑格尔将神圣的理性看作人的本性，费尔巴哈将意志和爱看作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将人性看作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将社会属性看作是人性的决定性因素，人的社会属性是以生产关系为基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回眸20世纪中国文坛关于人性观的论争，我们看到对于人性关注的“Ｕ”形轨迹，从“五四”时期的关注人性，到30年代后忽视人性、注重阶级性，再到80年代后回归人性，在中国文坛对于人性问题的论争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忽视否定人性强调阶级性导致人性的缺失，导致文学创作在总体上缺少经典性作品的状况。
梳理20世纪中国文坛的人性的论争，我们看到了其中一些不合理之处。左倾思潮是左右文坛强调阶级形态忽视人性的原委。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出现了左倾思潮，以极左的观念分析阶级社会，以偏激的姿态对待不同的见解，在30年代、50年代的论争中，都缺乏理性的深入的理论探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是构成文坛人性论争的基本思路。自“五四”以来，我们形成了一种绝对对立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在新与旧、进步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等对立的两极观照中，将阶级性与人性论对立起来，甚至将人性论简单化地视为资产阶级的理论。强权政治的干预是形成人性论争简单化的状态。在30年代，虽然有着国民党政权的文化专制与围剿，但是左翼作家以其在文坛的势力和影响，以强势的围攻开展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50年代的讨论，成为强权政治干预论争的典型，行政手段的实施使文学论争变异为政治运动政治斗争，使论争的一方始终处于被压制被驱逐的对象，导致20世纪中国文坛的人性论争常常处于畸形境地。
注释：
① 鲁迅：《文化偏至论》，《河南》月刊第7号，1908年8月。
②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③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
④ 胡适：《再论造因·寄许怡荪书》，《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页。
⑤ 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
⑥ 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第4卷第2号。
⑦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
⑧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
⑨ 梁实秋：《文学与革命》，《新月》第1卷第4期，1928年6月10日。
⑩ 冯乃超：《冷静的头脑——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10日。
{11} 冯乃超：《阶级社会的艺术》，《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10日。
{12}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
{13} 王淑明：《论人情与人性》，《新港》1957年7月号。
{14} 王淑明：《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文学评论》1960 年第 3 期。
{15}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16} 姚文元：《批判巴人的“人性论”》，《文艺报》1960 年第2期。
{17} 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的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
{18} 王淑明：《人性·文学及其他》，《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
{19} 陆荣椿：《也谈文艺与人性论、人道主义问题——兼与朱光潜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3期。
{20} 计永佑：《两种对立的人性观——与朱光潜同志商榷》， 《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
{21} 汝信：《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
{22} 陆梅林：《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