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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20世纪的中国,全能主义政治的兴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同时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效果。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全面贯彻落实,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必将走向终结。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当今学术界的一大范式,全能主义政治是指此一关系上所体现的政治形态,而非一种政权机构形态。造成20世纪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兴起主要有社会革命、苏共政治模式、计划经济模式、意识形态、政权组织结构、政纲失误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全能主义政治;全能主义;中国政治;公民社会;政治权力
中图分类号:D69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9-0028-03
一、全能主义政治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一书中反复强调,全能主义政治是20世纪中国政治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①。那么,什么是“全能主义政治”呢?邹谠认为,全能主义是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以这个指导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社会”②。他还进一步分析指出,“全能主义政治一方面和我所谓的‘权威主义政治’如中国传统君主专制政治,可以划分得很清楚,另一方面和德意志和意大利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的集权主义和个人独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不相同”,“因而政治全能主义并不必然与个人崇拜主义同步”③。
显然,邹谠先生主要是从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全能主义政治产生、发展及其基本特征的。据此,世界上产生集权主义政治的国家很多,但是产生全能主义政治的国家却很少,即使是在政治专制的中国古代,皇权也不可能轻易进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欧洲由于皇权和教权的分离,政治机构从根本上就不可能无限制地控制社会生活。三四十年代德国、意大利煽动个人崇拜,实行种族歧视和军事统治,但也做不到完全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市民社会和公共生活空间也没有完全失落。因而,全能主义政治从历史上看只是在极少数国家内曾经建立④。
中国的全能主义政治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经由孙中山提出并身体力行,此后又经蒋介石的大力推动,中国全能主义政治的模式得以确立⑤。但由于这一时期实际从未实现真正的国家统一,国民政府的统治受到来自国内外的诸多牵制和挑战,因而其作为建国目标的全能主义政治并未能够完全建立起来。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种种原因,全能主义政治不仅未能铲除,反而一步步地被强化,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推向高峰。其后果是,由于政治权力的过渡扩张导致社会失序,市民社会被逐渐削弱以致近乎消亡。
全能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党和国家的一体性和政治中心的一元性、政治权力的无限性和政治执行的高效性、政治动员的广泛性和政治参与的空泛性、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和国家对外的封闭性⑥。在20世纪中,中国先是国家处于危亡时期,救亡图存是首要任务;新中国建立后,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也要求我们必须迅速发展强大起来。在此背景之下,全能主义政治的兴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对推动国家的统一、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经济建设的全面铺开和迅速发展,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效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政治权力对社会生活的侵入和控制开始变得越来越小,虽然全能主义政治的影响仍然存在,但国家已没有也不可能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对社会生活无限干预了。可以预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全面贯彻落实,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必将走向终结。
二、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兴起的因缘
作为政治权力、政治结构、政治过程和政治意识有机统一的政治形态,政治权力是其决定因素⑦。因此,分析全能主义政治的形成,指出为什么这种政治形态下政治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制侵入和控制其他社会阶层和领域最为关键。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当今学术界的一大范式,按照邹谠先生的分析,全能主义政治是指此一关系上所体现的政治形态,而非一种政权机构形态⑧。概而论之,造成20世纪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兴起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社会革命的影响。毋庸置疑,中国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陷入一场危机之中,其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政治权威的丧失、农业经济的崩溃、传统文化的受创。清王朝成为洋人的朝廷,内乱频仍、军阀混战,中国迫切需要一个高效的政治权威。外国列强用坚船利炮向中国输送了大批廉价商品,严重打击了脆弱的农业经济,以致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发展、振兴民族经济的任务十分艰巨。而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民族灵魂的底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标志着儒家统治秩序的瘫痪。中国人需要一种文化意识来安身立命。这三重任务一齐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中国出现了一个特殊时期——五四运动。这是一个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时代,但最终救亡压倒了启蒙,“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性的政治,成为焦点所在”⑨。用暴力来改造社会,在那时最鼓舞人心。是故,英美政治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失败了,而欧陆政治思潮则获得了成功⑩。从各个方面都要变革来看,这个社会革命为全能主义政治的实行埋下了因由。
其二,苏共政治模式的影响。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斯大林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后,苏联逐步形成了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为特征的全能主义政治。正如斯大林所说:“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原则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该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11}党的权力的无限强化使政治权力无限制地侵入整个社会生活,导致党的意志甚至领袖的意志完全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共的帮助下、以苏共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建立之后在很长时期内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接受其领导。建国后,又因受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只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同时也缺乏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政权组织形式和权力运行模式上主要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在此情况下,新中国没有也不可能跳出在社会主义阵营较普遍存在的全能主义政治模式。
其三,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三大改造”完成后,计划经济体制迅速被建立起来,国家开始完全控制经济生活。这对于当时全国一盘棋式的管理和建设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公有制的实行,使得当时的各种政策方针的执行十分顺利。各种经济社会资源在集权结构下都被统一配置。应当说,计划经济在一段时期内为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其种种弊端也逐渐显露。由于这种计划经济是建立在“一大二公”基础之上的,导致所有的资源都成为国家或集体的,社会不再拥有自己的资源,因而也就没有了制约国家的力量。相反,社会必须屈服于国家。“经济的国家化就是走向这种政治控制整个生活的决定性的一步”{12}。
其四,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任何外来的文化与意识,中国人都不会原原本本地接受。佛教本是一种外来文化,却被中华儒家整合,发展出了理学。中国人也不是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而是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来加以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阶段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应该说,它的大部分内容是精当的,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理论方向。但随着对中国政治历史的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个思想中也有某些不当之处。例如,毛泽东思想在哲学层面上对基本的认识判断——存在与意识关系——作了一个发展,“它修正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发展运动规律的揭示,即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物质生产力固然是历史发展的能动力量,但人的正确思想即正确认识或反映生产力或客观事物的知识或理论更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13}这个正确思想理论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问题在于,思想什么时候是正确的?判断正确与否的标准在哪里?究其根源,毛泽东的主要不足在于对人的认识能力过于自信{14}。这实际上是犯了理性至上的错误。毛泽东对思想的过于自信,同时还强调“斗争哲学”,不仅导致了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推行,也导致了意识决定一切的错误认识。于是人们需要从思想意识上去反思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个人隐私。而且这一切都被冠以革命、改造的美名。经济上的受控制,迫使人们服从这种命运。他们相信这样做是对的。无论被迫还是下意识这样做,最终的结果是不言而明的,那就是民众的意识、社会的意识被控制了,由他们意识支配的所有生活领域也就被控制了。他们的意识就是国家的意识,换句话说,国家权力通过其意识可以触及所有的阶层。
其五,政权组织结构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种集权式的政权结构。建国以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大的改变。党通过在全国的各个组织中的存在,通过党政的一体化,通过掌控资源,牢牢地控制了政权。党组织的无处不在确保了它能对每一个公民施加自己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独具特色的单位体制。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一个单位中,包括行政村、机关、学校、社团和各种企事业单位。单位分担政府职能是全能主义政治的最典型表现,其具体操作过程就是,借助革命的权威和执政党的权威扩大政府的权威,然后将社会分工的各个部门、各类单位全部纳入党政活动的轨道,使它们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和政治过程的一个环节{15}。如此,通过单位分担政府职能,把社会紧紧地捆附在政府身上,导致社会国家化,社会自身机制就不能正常运行。多年来,单位组织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组织的依赖并没有伴随体制改革的进程而发生根本变化{16}。
其六,政纲失误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推翻了“三座大山”以后,按理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不复存在了。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敌我矛盾。可惜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后来的很长一个时期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大失误大大促进了全能主义政治的深化。人们的言论、经济状况、社会组织关系、生活习性甚至私生活等众多领域都成为阶级划分的依据。政治权力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引下,轻轻松松地渗透到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此外,中国全能主义政治的形成还可以从其他一些方面进行分析,如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素来有一种依赖心理,对政府持善的理念,相信政府会为民作主,会照顾好这个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善于对权威无条件服从,认为权威应该是绝对的、严厉的甚至是无情的。这对全能主义政治的形成也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文化心理基础。再如,在革命战争年代集中控制一切的做法被习惯性带到和平建设年代,也对全能主义政治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主要着力于20世纪中国政治的特质来对全能主义政治这一特定政治形态加以初步分析,以图抛砖引玉。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有待于将来。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成因之间肯定是相互关联的,正是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全能主义政治才一步步演化生成。当然,回顾和研究它,有助于我们的政治发展在未来会更加健康。值得庆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中国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翻开了健康而有活力的新的一页,已经展现出了十分光明的前景。
注释:
①②③⑧[美]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5、25、20页。
④⑥ 席晓勤、郭坚刚:《全能主义政治与后全能主义社会的国家构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4期。
⑤ 史云贵:《中国政党“全能主义”治国模式及其政治现代化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2期。
⑦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⑨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43页。
⑩ 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
{11}《斯大林选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6页。
{12}[瑞士]布鲁纳:《论权力》,刘小枫:《当代政治神学文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13}{14} 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359页。
{15} 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页。
{16} 刘智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379页。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关键词:全能主义政治;全能主义;中国政治;公民社会;政治权力
中图分类号:D69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9-0028-03
一、全能主义政治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一书中反复强调,全能主义政治是20世纪中国政治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①。那么,什么是“全能主义政治”呢?邹谠认为,全能主义是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以这个指导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社会”②。他还进一步分析指出,“全能主义政治一方面和我所谓的‘权威主义政治’如中国传统君主专制政治,可以划分得很清楚,另一方面和德意志和意大利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的集权主义和个人独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不相同”,“因而政治全能主义并不必然与个人崇拜主义同步”③。
显然,邹谠先生主要是从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全能主义政治产生、发展及其基本特征的。据此,世界上产生集权主义政治的国家很多,但是产生全能主义政治的国家却很少,即使是在政治专制的中国古代,皇权也不可能轻易进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欧洲由于皇权和教权的分离,政治机构从根本上就不可能无限制地控制社会生活。三四十年代德国、意大利煽动个人崇拜,实行种族歧视和军事统治,但也做不到完全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市民社会和公共生活空间也没有完全失落。因而,全能主义政治从历史上看只是在极少数国家内曾经建立④。
中国的全能主义政治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经由孙中山提出并身体力行,此后又经蒋介石的大力推动,中国全能主义政治的模式得以确立⑤。但由于这一时期实际从未实现真正的国家统一,国民政府的统治受到来自国内外的诸多牵制和挑战,因而其作为建国目标的全能主义政治并未能够完全建立起来。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种种原因,全能主义政治不仅未能铲除,反而一步步地被强化,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推向高峰。其后果是,由于政治权力的过渡扩张导致社会失序,市民社会被逐渐削弱以致近乎消亡。
全能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党和国家的一体性和政治中心的一元性、政治权力的无限性和政治执行的高效性、政治动员的广泛性和政治参与的空泛性、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和国家对外的封闭性⑥。在20世纪中,中国先是国家处于危亡时期,救亡图存是首要任务;新中国建立后,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也要求我们必须迅速发展强大起来。在此背景之下,全能主义政治的兴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对推动国家的统一、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经济建设的全面铺开和迅速发展,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效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政治权力对社会生活的侵入和控制开始变得越来越小,虽然全能主义政治的影响仍然存在,但国家已没有也不可能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对社会生活无限干预了。可以预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全面贯彻落实,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必将走向终结。
二、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兴起的因缘
作为政治权力、政治结构、政治过程和政治意识有机统一的政治形态,政治权力是其决定因素⑦。因此,分析全能主义政治的形成,指出为什么这种政治形态下政治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制侵入和控制其他社会阶层和领域最为关键。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当今学术界的一大范式,按照邹谠先生的分析,全能主义政治是指此一关系上所体现的政治形态,而非一种政权机构形态⑧。概而论之,造成20世纪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兴起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社会革命的影响。毋庸置疑,中国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陷入一场危机之中,其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政治权威的丧失、农业经济的崩溃、传统文化的受创。清王朝成为洋人的朝廷,内乱频仍、军阀混战,中国迫切需要一个高效的政治权威。外国列强用坚船利炮向中国输送了大批廉价商品,严重打击了脆弱的农业经济,以致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发展、振兴民族经济的任务十分艰巨。而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民族灵魂的底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标志着儒家统治秩序的瘫痪。中国人需要一种文化意识来安身立命。这三重任务一齐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中国出现了一个特殊时期——五四运动。这是一个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时代,但最终救亡压倒了启蒙,“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性的政治,成为焦点所在”⑨。用暴力来改造社会,在那时最鼓舞人心。是故,英美政治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失败了,而欧陆政治思潮则获得了成功⑩。从各个方面都要变革来看,这个社会革命为全能主义政治的实行埋下了因由。
其二,苏共政治模式的影响。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斯大林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后,苏联逐步形成了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为特征的全能主义政治。正如斯大林所说:“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原则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该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11}党的权力的无限强化使政治权力无限制地侵入整个社会生活,导致党的意志甚至领袖的意志完全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共的帮助下、以苏共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建立之后在很长时期内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接受其领导。建国后,又因受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只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同时也缺乏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政权组织形式和权力运行模式上主要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在此情况下,新中国没有也不可能跳出在社会主义阵营较普遍存在的全能主义政治模式。
其三,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三大改造”完成后,计划经济体制迅速被建立起来,国家开始完全控制经济生活。这对于当时全国一盘棋式的管理和建设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公有制的实行,使得当时的各种政策方针的执行十分顺利。各种经济社会资源在集权结构下都被统一配置。应当说,计划经济在一段时期内为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其种种弊端也逐渐显露。由于这种计划经济是建立在“一大二公”基础之上的,导致所有的资源都成为国家或集体的,社会不再拥有自己的资源,因而也就没有了制约国家的力量。相反,社会必须屈服于国家。“经济的国家化就是走向这种政治控制整个生活的决定性的一步”{12}。
其四,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任何外来的文化与意识,中国人都不会原原本本地接受。佛教本是一种外来文化,却被中华儒家整合,发展出了理学。中国人也不是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而是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来加以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阶段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应该说,它的大部分内容是精当的,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理论方向。但随着对中国政治历史的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个思想中也有某些不当之处。例如,毛泽东思想在哲学层面上对基本的认识判断——存在与意识关系——作了一个发展,“它修正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发展运动规律的揭示,即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物质生产力固然是历史发展的能动力量,但人的正确思想即正确认识或反映生产力或客观事物的知识或理论更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13}这个正确思想理论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问题在于,思想什么时候是正确的?判断正确与否的标准在哪里?究其根源,毛泽东的主要不足在于对人的认识能力过于自信{14}。这实际上是犯了理性至上的错误。毛泽东对思想的过于自信,同时还强调“斗争哲学”,不仅导致了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推行,也导致了意识决定一切的错误认识。于是人们需要从思想意识上去反思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个人隐私。而且这一切都被冠以革命、改造的美名。经济上的受控制,迫使人们服从这种命运。他们相信这样做是对的。无论被迫还是下意识这样做,最终的结果是不言而明的,那就是民众的意识、社会的意识被控制了,由他们意识支配的所有生活领域也就被控制了。他们的意识就是国家的意识,换句话说,国家权力通过其意识可以触及所有的阶层。
其五,政权组织结构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种集权式的政权结构。建国以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大的改变。党通过在全国的各个组织中的存在,通过党政的一体化,通过掌控资源,牢牢地控制了政权。党组织的无处不在确保了它能对每一个公民施加自己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独具特色的单位体制。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一个单位中,包括行政村、机关、学校、社团和各种企事业单位。单位分担政府职能是全能主义政治的最典型表现,其具体操作过程就是,借助革命的权威和执政党的权威扩大政府的权威,然后将社会分工的各个部门、各类单位全部纳入党政活动的轨道,使它们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和政治过程的一个环节{15}。如此,通过单位分担政府职能,把社会紧紧地捆附在政府身上,导致社会国家化,社会自身机制就不能正常运行。多年来,单位组织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组织的依赖并没有伴随体制改革的进程而发生根本变化{16}。
其六,政纲失误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推翻了“三座大山”以后,按理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不复存在了。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敌我矛盾。可惜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后来的很长一个时期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大失误大大促进了全能主义政治的深化。人们的言论、经济状况、社会组织关系、生活习性甚至私生活等众多领域都成为阶级划分的依据。政治权力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引下,轻轻松松地渗透到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此外,中国全能主义政治的形成还可以从其他一些方面进行分析,如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素来有一种依赖心理,对政府持善的理念,相信政府会为民作主,会照顾好这个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善于对权威无条件服从,认为权威应该是绝对的、严厉的甚至是无情的。这对全能主义政治的形成也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文化心理基础。再如,在革命战争年代集中控制一切的做法被习惯性带到和平建设年代,也对全能主义政治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主要着力于20世纪中国政治的特质来对全能主义政治这一特定政治形态加以初步分析,以图抛砖引玉。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有待于将来。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成因之间肯定是相互关联的,正是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全能主义政治才一步步演化生成。当然,回顾和研究它,有助于我们的政治发展在未来会更加健康。值得庆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中国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翻开了健康而有活力的新的一页,已经展现出了十分光明的前景。
注释:
①②③⑧[美]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5、25、20页。
④⑥ 席晓勤、郭坚刚:《全能主义政治与后全能主义社会的国家构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4期。
⑤ 史云贵:《中国政党“全能主义”治国模式及其政治现代化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2期。
⑦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⑨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43页。
⑩ 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
{11}《斯大林选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6页。
{12}[瑞士]布鲁纳:《论权力》,刘小枫:《当代政治神学文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13}{14} 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359页。
{15} 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页。
{16} 刘智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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