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博览群书”?

来源 :博览群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sep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止庵:现在有个说法很流行,叫作“读书界”;我觉得由此就能看出中国人的读书状况。有“读书界”,那么一定还有“不读书界”了。其实读书之于人,原本跟吃饭、洗脸等是一样的,是人生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部分,那么怎么不说“吃饭界”、“洗脸界”呢?之所以要特别标举,原因就像刚才陈品高副主编说的,读书已经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了。这个活动要征集歌词,题目叫“抽点时间读读书”,其实也反映了这一点,为什么不说“抽点时间吃吃饭”或“抽点时间洗洗脸”呢?读书是人生的乐趣,不是做人的能力。读书成了人的一种能力,有人有,有人没有;有人干这事,有人不干这事,那可真是人类的悲哀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博览群书》举办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但我还是觉得“抽点时间读读书”,要求未免太低了。当然也许现在实际情形就是如此。大家都不读书了,后果一定会在将来陆续显现出来,而且很难设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
  关于读书,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第一,过去我们读书,并不分功利与非功利。俗话说“开卷有益”,“益”是泛泛而言,并无特别实际的意义。现在如果还讲这话,“益”就成了很具体,很直接的了。功利性读书现在并非没有,譬如要考研,得看什么书;要考律师,得看什么书;要炒股票,得看什么书,等等。但是我们说的“读书”,“抽点时间读读书”的“读书”,并非指的这个;是指非功利性读书。这才是现在所缺乏的。或许要问,干吗要非功利性地读书呢。《庄子》讲过一番道理:“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读书乃是为的求知。人能容足这块地方,好比是有直接用处的知识,为此读书就是功利性的;除此之外都是没有直接用处的知识,为此读书就是非功利性的。但是后者乃是前者的基础。问题就出在这儿。我们只考虑脚底下这块地方,其他地方都不要了;如果这样,今后可就走不了路了。我觉得这回的活动应该多强调一下这个关系。我们做杂志的,做报纸的,也应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第二,现在的人为什么不读书了呢?因为存在很多其他接受信息的方式,譬如上网、看电视、收短信等,相对而言,通过文字尤其是通过读书来接受信息,大家可能觉得比较慢,也比较费劲。实际上喜欢读书的人都知道,上网、看电视、收短信等并不能够替代读书。就中原因到底是什么,需要有人现身说法地讲明白。在我看来,《博览群书》这个活动主要还是针对那些不读书的人举办的,所以才希望他们“抽点时间读读书”;如果是已经在读书的人,爱读书的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他本身就有这个时间。那么就应该把以上两点给讲清楚,即:读书有上网等所没有的好处,读书不能仅仅是功利性的。这样才能对那些还没抽出时间读书的人有所帮助。
  《博览群书》这次推荐的书目我觉得很好,都是那一学科里很有价值的书。如果允许我提一点建议,就是还缺一本关于读书的书。因为如果读者根本不想读书,那么你推荐什么书他也没法接受;如果读书不得法,那么他即便读了也没有收获。所以中间还需要有这么一道台阶。现在关于读书的书出了很多,要想找一本特别合适的却也不易。有一本书可能比较理想,虽然稍嫌偏文学类了一点。这就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写的两册《普通读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吴尔夫说:普通读者“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正相当于前面所说的非功利性读书。
  其实《博览群书》本身就类似一本这样的书。这杂志有个好处,就是帮助人家怎么读书。《博览群书》评论过很多值得一读的书。假如所评论的书你没读过,可能觉得相关书评多少深了点儿;假如你读过,再来看书评文章,确实能够得到收益。最近一年来,经常有朋友告诉我《博览群书》挺好;我觉得奇怪,因为早知道这杂志好了。举一个例,郑也夫老师的文章就是我爱读的。每次收到杂志,若有他的文章,载总是先看,因为他总有自己的见地。
  在一个不读书的年代,或者说需要提倡“抽点时间读读书”的年代,还有这么一本办得很好的杂志,而且已经坚持了二十年;还有这样一群读书人,实实在在地介绍一己读书的心得,这本身就是一种功德。作为《博览群书》的读者,我觉得今天举办这个活动,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刘兵:首先对《博览群书》创刊二十周年表示祝贺,另外也很高兴有机会参加“和平杯”读书推荐活动。其实现在跟读书有关的话题说的很多,特别是《博览群书》这个杂志,这么多年一直在做推进促进读书活动的工作。但是就像刚才止庵先生谈的,我们这个社会环境在很多时候已经不是很有利于读书了。止庵先生把读书分成功利的和非功利的,我觉得,有些功利的读书,比方说为了计算机考级、学外语,那实际上不叫读书;我们说的读书,应该是指具有一种文化含义的活动。确实,一个社会做不到要所有的人都必须读书,有若干人不读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不读书的比例不能太高。而且,如果一些无论如何应该读书的人群也不读书了,这个社会可能就有问题了。比如说如果大学生这个群体都开始不读书了,我是说除了考研、计算机、外语这类的书,别的书都不读了,或者甚至于只读专业课本,别的以外的都不读了,这就一定出了问题。
  我自己是做科学史专业研究的,这门学科有一个奠基人叫萨顿,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萨顿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写的一篇文章里,有一段回忆他的前辈,一个差不多是一世纪前的人,其中提到有一次这位前辈的老师抱怨他的另一名学生不用功读书,指标是什么呢,是这个学生在一个学期里居然只读了57本拉丁文的著作。后来这个学生就道歉了。萨顿是很感慨,说我们现在可曾接受过学生这样的一种道歉?我现在想,今天的学生不要说读57本外文的书,能够读57本中文书的学生,现在可能都没有。至少我在大学里教书带学生,很难设想现在的学生有这样的阅读力度。
  今天我们总是说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学术有多少多少的问题,我觉得虽然这里有很多原因,但跟人们的读书量,跟读不读书,是关系甚大的。现在的大学生娱乐项目很多,比如说上网、看电影、听流行歌曲,这些不是文化性读书。从发展上来说,如果今天的大学生就不怎么读书了,未来是非常令人忧虑的;将来他们对于后代的教育,更令人忧虑。我碰到过一些学生,包括我曾经考试过的学生,读书太少,让人叹息。比如说环境哲学、生态哲学是科技哲学的分支,是很有研究意义的方向,一个学环境的大学生想要到我们研究所免试读研究生。我们跟他聊天面试的时候,就发现他除了专业学习的那些环境科学课本以外,没有读过一本有关环境的文化书,包括像《寂静的春天》这样最基本的读物。其实,即使不是搞环境科学研究的,就是作为一个有文化的普通人,这本书的内容也应该属于常识性的知识。一个搞环境科学的人,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一本环境文化伦理哲学的书,那么将来他去做环保工作,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这种情况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比如社会上很多争得热火朝天的问题,其实有些就是不应该争论的问题。对于参与争论的一些大人物,我总怀疑他们读不读书,因为我觉得,要真是读书的话,有些话他不可能那么说。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读书的话,读什么书?现在,一方面读书的人少,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每年20万种出版物,各种书都有,毕竟选择还是很多的。因此,读什么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般来说,应该各种书都读,对各种观点都有所了解。不过在有限的时间里,特别是面对学习阶段的青年人来说,有一种好的开端建议,先读哪些书,可能对这个人以后的发展概念的形成更为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认真地做荐书活动,包括推荐确有心得和相当学术水准的书评文章,就像《博览群书》常年以来做的一些事,就显示出它的意义来了。
  郑也夫:《博览群书》大概是我发稿最多的媒体,缘分很深了,所以我就不说客套话了。
  我个人认为杂志办得很好,不然我不往这儿送稿子,我愿意在我比较满意的地方发表文章。但是这个办得很不错的杂志,印数好像没有达到它应有的数量。有一个好的基础,产品质量挺高的,推销应该相对说比较容易了。但是推销也有绝招,也需要专门人才。我觉得对于如何扩大杂志的发行,应该认真研究、策划。
  刚才刘兵讲,能够博览群书很好,但有的人不博览群书,人家一样在社会上建功立业,一样给社会做贡献。这是因为信息摄取的途径不同,有些人不用博览群书,头脑精神仍然发育得很好,而有些人则是以“博览群书”的方式生活的。但是,一个社会中如果绝大多数人都不博览群书了,这就很糟糕,很可忧虑。我觉得应该策划一个比如说“博览群书之乐趣”这样题目的征文。让沿着博览群书这样的生活轨迹走过来的人,谈谈自己对广泛阅读——博览群书的感受,谈谈对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肯定和期望。这样的征文可以将刊物含蓄地挂出来,也可以再争取其他媒体的配合。
其他文献
大学时代我就很喜欢读吉川幸次郎(1904~1980)的《中国诗史》(《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2年;复且大学出版社2001年)。我总觉得能够以若干著名诗人为纲,明晰地阐释中国诗学之特质,应该是陈石遗、章太炎那样的国学巨擘所为。而吉川氏作为一位汉学家,却丝毫不逊色。他曾在自己的《全集》第一卷自跋中有云:  我立志于中国事务的研究,特别是文学的研究,以至于一生都献给了它,是因为开始
期刊
自清末至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传统的县制经历了一个不断改革的过程,各种模式相继得到实验,其得失利弊,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地方行政体制建设提供借鉴。在此,笔者就这一时期的县制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与同志者切磋。    中国传统县制的主要弊端    前现代的中国县制存在两大弊端,其一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际,其二出在国家体制自身之中。兹分述如下:    一、地方官府与社会之间缺乏良性的权力制衡机制  明清时期
期刊
天地间的任何事物都始终处于变化中,医学也是这样。今日医学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它不是一般的渐变或微变,而是指当代医学发展中的新走向、新趋势,是指医学发展进程中的某种质的飞跃,即从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飞跃,向从现代医学向后现代医学的飞跃。今日的医学,它的目标和价值正在变得多元,它原来所鄙视的现在却与之结伴同行,它的一些方面甚至正在走向它的反面,从治病走向致病;它治病救人的传统面貌在一些方
期刊
1999年,世界上最重要的百科全书之一,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国际中文版”面世了。由徐惟诚先生担任总编辑的这部中文译本卷帙浩繁,共20卷,每卷约500页,共计约4350万字。作为一位曾经于北京大学获得中国传统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希腊语、拉丁语的奥地利人,我近年来从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的英文版和“国际
期刊
“文革”结束以后,1979到1989这思想解放的十年飞快地过去,这场“狂飚突进”式的运动给中国社会恢复和创造了许多活力因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物质享受极度饥渴的中国百姓一半是被放纵,一半是被驱使,进入到一个据说是大家都可以赚钱的社会。这个至今还在狂放奔涌却仍然去向未明的潮流,令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都猝不及防但又不容置疑。市场规律似乎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规律,仔细看看,它其实只是我们给社会贴上去的口号
期刊
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的《美国最高法院》中译本写序,实乃愉快之至。尽管为该书增加了两章和一个结语,以便能让它涵盖1960年本书初版以后的内容,但是,我仍然把它视为麦克洛斯基的著述。这样做的部分目的,是表达我对这样一位真正杰出人物的敬意,在1960年代,他恰好也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和博士论文的指导者。  罗伯特·麦克洛斯基生于1916年。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他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学习。所有的学者(还有法官)
期刊
《辞海》是我等读书人推崇备至的大型工具书,已经成了中国辞书的一面旗帜。但是笔者最近读到原版《辞海》的著作权人授权并组织编纂的大型工具书《大辞海·语言学卷》时,却有许多遗憾。从该书的宣传中得知,《大辞海》将以其规模大(计划收词条25万条、5000万字)、收词比《辞海》宽、条目比《中国大百科全书》多的特点而填补中国辞书的一个空白,而且由于先期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未出版已先声夺人。笔者于是慕名购
期刊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也有人译做“公民社会”)对于一般中国读者来说,还是一个相当生疏的概念。“美国市民社会”就更加深了其距离感。在中国人对美国的学术研究中,美国市民社会研究也是比较薄弱的。我本人的研究领域是国际政治和美国外交,似乎同美国市民社会不大相关。但是,从多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我深感研究美国市民社会对国际政治理论、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所以愿意从这一角度谈几点体会
期刊
说到唐代的典籍,人们会首先想到唐诗、散文、传奇和敦煌变文,其实大唐是中国历史上的灿烂时代,它的丰富有时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它的成就远比我们了解的还要辉煌。  单说佛教典籍的翻译,唐代也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时代。只要翻一翻《大正新修大藏经目录》或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就能看出,佛教典籍的引进和翻译,最早从东汉时期开始,接替是两个繁荣时期,一是魏晋南北朝,二是隋唐;或者可以说,从魏晋到隋唐,佛经翻译
期刊
一、中国哲学面临的问题    自从王国维提出“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静安文集序编·自序二》,《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61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的问题之后,中国哲学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遇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即“求真”还是“求好”的问题。王国维所谓“可信”是“求真”的问题,因为只有“真”的才是“可信”的;王国维所谓“可爱”,则是“求好”的问题,因为只有“好”的才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