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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即邻避运动，是指部分地方兴建的基础设施或产业项目由于可能会对周边居民产生环境污染、人身伤害等一系列负外部性影响，因此遭到公众通过自发组织形成的反对联盟的抗议，在社区或区域形势的裹挟下爆发的社会冲突。
目前，我国正处于环境敏感期，邻避运动在近几年呈易发多发之势，梳理我国近十年重大邻避事件，发现沿海地区邻避事件的次数明显多于内陆地区，说明邻避冲突更容易在社会经济较发达地区爆发，这与当前我国的快速城市化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
福建省漳州市古雷PX项目（即对二甲苯化工项目）一度被舆论称为中国“最敏感”的PX项目。2007年该项目原定落地厦门，但引发厦门市民集体“散步”反对此项目，PX亦由此成为公众敏感词，随后项目隐姓埋名迁址漳州。但是该项目分别于2013年和2015年发生两次爆炸事故，再次激起了公众对于PX项目的恐慌心理。虽然政府部门、企业自身、行业专家三方的观点基本一致，将事故原因归于安全监管，并尽量厘清事故与PX本身的关系。但公众的观点则相反，爆炸事故强化了公众反对和质疑的心理，“PX”成为了公众谈之色变的负面词汇，对以后PX项目的建设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PX”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担忧与反对。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设
诸多学者认为利益补偿因素是邻避事件最核心的影响因子，学术界对于利益补偿因素的关注主要是基于“经济人”假设和相关利益者理论，即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因此，本研究将利益视为公众博弈的内在动力之一，假设在邻避事件中的公众所获利益补偿越高，规避邻避事件的可能性就越大。
公众对于邻避设施的抵触程度受到其对邻避设施潜在风险的认知程度的影响，就风险本身而言，存在技术风险与感知风险之分。感知风险主要是一种心理认知，是公众风险认知的核心内容。何艳玲教授按照认知程度与行动力强弱的差异将邻避运动参与人划分为四类：“无知者、隐忍者、从众者、抗争者”，“抗争者”是高认知度与强行动力的人群。本研究将知识视为民众博弈的另一内在动力，假设在邻避事件中的公众感知风险相对应的认知程度越高，公众反对邻避设施的态度越弱。
根据以上理论研究，笔者做出以下三个假设：
1.公众对PX项目的补偿满意度与对PX项目的态度有关系，对PX项目补偿越不满意，越容易产生反对PX项目建设的意愿。
2.居住地与PX项目之间的距离与民众对PX项目的态度有关系，居民居住地距离PX项目越近，居民越容易产生反对PX项目的意愿。
3. 公众对PX项目的认识程度与其参与抗争行为的意愿有关系，一般而言，公众对PX项目的认识程度越高，越支持PX项目的建设，对PX项目的认识程度越低，越反对PX项目的建设。
为验证假设，本研究选择古雷半岛和东山县、漳州市区进行分析对比。其中，漳州市区是距离PX项目所在的地级市最大城区，距离PX项目50公里以上，是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市民所受直接影响小，但居民知识水平高，对项目颇为关注。古雷半岛是承载PX项目的工业园区，由于石化园区的开工建设，当地渔民搬迁至距离园区13公里的古雷新港城，渔民得到物质补偿和房屋安置，但生活、健康、工作受PX项目直接影响巨大。东山县是位于PX项目下风向的一个地级县，距离30公里左右。东山县是一个以旅游业和水产业为支撑的旅游岛，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产业发展受到巨大影响，却缺乏相应的补偿。三地有所差别，但皆为PX项目直接相关地，具有巨大的对比价值。
（二）问卷与访谈
本研究设计科学问卷和知识量表，在漳州市区、古雷新港城和下游东山岛进行街头发放。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本研究重点分析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职业类型及居住情况的分布，力求抽样的良好代表性。第二部分有关PX的知识测试，参考胡象明（2012）的研究结论，本研究将公众对PX 的认知程度主要操作化为三个维度：PX 的安全性、PX的用途与供需情况、PX的建设与危害性。第三部分有关公众的态度测试，首先，本研究针对公众反对PX项目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将公众对PX项目建设的反对状况划分为三个方面进行说明：公众认为PX项目对生活的影响、公众对PX项目建设的反对态度以及对PX 项目的反对行为意向三部分。其次，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PX 项目的批准和建设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公众反对PX 项目建设的事件中充当着协调者的角色，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是影响PX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高低的关键因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以下简称政府受信程度）在研究中主要操作化为四个维度：政府及其代表专家受信程度、地方政府决策价值取向的受信程度、政府政策严格性的受信程度以及地方政府执行力和言论的受信程度。
另外，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设计针对漳州不同部门政府人员，联系到漳州市发改委、漳州市规划局、漳州市环保局和古雷管委会，进行了深度访谈，掌握了漳州市大型项目立项审批、选址規划、环境评估、搬迁安置、邻避处理等情况，也了解了当地居民的真实感受和态度。
三、结论与建议
（一）数据分析结论
总体而言，分析结论与本项研究预期研究假设有所差别。从知识的角度，用OLS和Ordered probit模型对PX项目的认知和反对程度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回归系数显著，且为负值，说明对PX的了解越多，越不反对PX项目的建设，验证了假设1。居民在拥有较为完整的PX认知度的情况下，对于项目建设的益处和风险能客观认识，而非谈虎色变，因此不容易采取冲动行为，形成邻避运动。
从利益的角度看，首先检验结果不能成功验证假设2，对补偿的满意程度的计算结果却与预期结果相反，OLS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对补偿越不满意越会倾向于不反对项目的建设。笔者认为该模型存在反向因果的问题，如果进一步进行调查，可以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因为现实中对项目建设在居住地附近持反对态度的居民更容易得到经济上更多的补偿，因此反而更加对补偿额度感到满意。其次，假设3中的距离因素没有得到很好的验证，系数不显著，且并非居住临近的居民与相对较远的居民相比拥有更强烈的反抗意愿，背后影响因素很多，但客观情况是古雷东山在距离上相差甚微，都是PX项目的直接影响区内的紧邻地，居民其他利益相关度类似，距离因素影响小。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即邻避运动，是指部分地方兴建的基础设施或产业项目由于可能会对周边居民产生环境污染、人身伤害等一系列负外部性影响，因此遭到公众通过自发组织形成的反对联盟的抗议，在社区或区域形势的裹挟下爆发的社会冲突。
目前，我国正处于环境敏感期，邻避运动在近几年呈易发多发之势，梳理我国近十年重大邻避事件，发现沿海地区邻避事件的次数明显多于内陆地区，说明邻避冲突更容易在社会经济较发达地区爆发，这与当前我国的快速城市化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
福建省漳州市古雷PX项目（即对二甲苯化工项目）一度被舆论称为中国“最敏感”的PX项目。2007年该项目原定落地厦门，但引发厦门市民集体“散步”反对此项目，PX亦由此成为公众敏感词，随后项目隐姓埋名迁址漳州。但是该项目分别于2013年和2015年发生两次爆炸事故，再次激起了公众对于PX项目的恐慌心理。虽然政府部门、企业自身、行业专家三方的观点基本一致，将事故原因归于安全监管，并尽量厘清事故与PX本身的关系。但公众的观点则相反，爆炸事故强化了公众反对和质疑的心理，“PX”成为了公众谈之色变的负面词汇，对以后PX项目的建设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PX”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担忧与反对。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设
诸多学者认为利益补偿因素是邻避事件最核心的影响因子，学术界对于利益补偿因素的关注主要是基于“经济人”假设和相关利益者理论，即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因此，本研究将利益视为公众博弈的内在动力之一，假设在邻避事件中的公众所获利益补偿越高，规避邻避事件的可能性就越大。
公众对于邻避设施的抵触程度受到其对邻避设施潜在风险的认知程度的影响，就风险本身而言，存在技术风险与感知风险之分。感知风险主要是一种心理认知，是公众风险认知的核心内容。何艳玲教授按照认知程度与行动力强弱的差异将邻避运动参与人划分为四类：“无知者、隐忍者、从众者、抗争者”，“抗争者”是高认知度与强行动力的人群。本研究将知识视为民众博弈的另一内在动力，假设在邻避事件中的公众感知风险相对应的认知程度越高，公众反对邻避设施的态度越弱。
根据以上理论研究，笔者做出以下三个假设：
1.公众对PX项目的补偿满意度与对PX项目的态度有关系，对PX项目补偿越不满意，越容易产生反对PX项目建设的意愿。
2.居住地与PX项目之间的距离与民众对PX项目的态度有关系，居民居住地距离PX项目越近，居民越容易产生反对PX项目的意愿。
3. 公众对PX项目的认识程度与其参与抗争行为的意愿有关系，一般而言，公众对PX项目的认识程度越高，越支持PX项目的建设，对PX项目的认识程度越低，越反对PX项目的建设。
为验证假设，本研究选择古雷半岛和东山县、漳州市区进行分析对比。其中，漳州市区是距离PX项目所在的地级市最大城区，距离PX项目50公里以上，是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市民所受直接影响小，但居民知识水平高，对项目颇为关注。古雷半岛是承载PX项目的工业园区，由于石化园区的开工建设，当地渔民搬迁至距离园区13公里的古雷新港城，渔民得到物质补偿和房屋安置，但生活、健康、工作受PX项目直接影响巨大。东山县是位于PX项目下风向的一个地级县，距离30公里左右。东山县是一个以旅游业和水产业为支撑的旅游岛，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产业发展受到巨大影响，却缺乏相应的补偿。三地有所差别，但皆为PX项目直接相关地，具有巨大的对比价值。
（二）问卷与访谈
本研究设计科学问卷和知识量表，在漳州市区、古雷新港城和下游东山岛进行街头发放。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本研究重点分析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职业类型及居住情况的分布，力求抽样的良好代表性。第二部分有关PX的知识测试，参考胡象明（2012）的研究结论，本研究将公众对PX 的认知程度主要操作化为三个维度：PX 的安全性、PX的用途与供需情况、PX的建设与危害性。第三部分有关公众的态度测试，首先，本研究针对公众反对PX项目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将公众对PX项目建设的反对状况划分为三个方面进行说明：公众认为PX项目对生活的影响、公众对PX项目建设的反对态度以及对PX 项目的反对行为意向三部分。其次，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PX 项目的批准和建设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公众反对PX 项目建设的事件中充当着协调者的角色，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是影响PX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高低的关键因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以下简称政府受信程度）在研究中主要操作化为四个维度：政府及其代表专家受信程度、地方政府决策价值取向的受信程度、政府政策严格性的受信程度以及地方政府执行力和言论的受信程度。
另外，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设计针对漳州不同部门政府人员，联系到漳州市发改委、漳州市规划局、漳州市环保局和古雷管委会，进行了深度访谈，掌握了漳州市大型项目立项审批、选址規划、环境评估、搬迁安置、邻避处理等情况，也了解了当地居民的真实感受和态度。
三、结论与建议
（一）数据分析结论
总体而言，分析结论与本项研究预期研究假设有所差别。从知识的角度，用OLS和Ordered probit模型对PX项目的认知和反对程度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回归系数显著，且为负值，说明对PX的了解越多，越不反对PX项目的建设，验证了假设1。居民在拥有较为完整的PX认知度的情况下，对于项目建设的益处和风险能客观认识，而非谈虎色变，因此不容易采取冲动行为，形成邻避运动。
从利益的角度看，首先检验结果不能成功验证假设2，对补偿的满意程度的计算结果却与预期结果相反，OLS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对补偿越不满意越会倾向于不反对项目的建设。笔者认为该模型存在反向因果的问题，如果进一步进行调查，可以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因为现实中对项目建设在居住地附近持反对态度的居民更容易得到经济上更多的补偿，因此反而更加对补偿额度感到满意。其次，假设3中的距离因素没有得到很好的验证，系数不显著，且并非居住临近的居民与相对较远的居民相比拥有更强烈的反抗意愿，背后影响因素很多，但客观情况是古雷东山在距离上相差甚微，都是PX项目的直接影响区内的紧邻地，居民其他利益相关度类似，距离因素影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