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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王阿里去世整整一整年了。出生于1942年1月17日，去世于2016年6月4日，阿里走过了74年的人生。
对于常年从事职业拳击比赛者，特别是重量级拳击选手来说，74岁，并不是一个特别短的寿命。现实残酷！事实上，1981年，他在39岁的年龄，就离开了职业拳坛。之后，他甚至在后半生与帕金森症相伴。
1979年，穆罕默德·阿里访问北京，受到了邓小平的亲切接见。而其又一次来到中国，则是1985年暮春。那一次，他亦曾在上海游览五天。这五天，他曾经到圆明园路《新民晚报》社参观，亦曾与上海体育学院师生交流，更曾到精武体育馆指导小拳击手。
有评论认为，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主流媒体和教育体系一起推崇的正面榜样，成为家喻户晓的偶像完全合乎情理。这也是阿里的上海行如此令人难忘的原因。
记者做导游带他来报社
我不知道拳王阿里当年来上海，是否在行前有过计划，更不知道那计划里是否有过访问《新民晚报》社的项目。
虽然自1982年元旦《新民晚报》复刊后的一段日子里，报纸一纸难求，每天都脱销。可这大热，毕竟是城中大热，是上海人的大热。并不曾在中文文化圈中浸淫过，更不可能了解当时的上海市民文化，拳王阿里在来华前，估计并不知道上海还有一份《新民晚报》。
将拳王阿里引入《新民晚报》的，是当时晚报的记者葛爱平。当时，听说阿里來到中国，并又一次受到邓小平接见，葛爱平单枪匹马从上海飞到西安，在陕西体育宾馆觅到阿里行踪，不仅采访了阿里，还当起了导游，将阿里引入《新民晚报》社。
回顾那次采访，当时葛爱平问阿里：“在中国访问五天，你有什么感受？”
阿里回答：“中国很干净，非常热爱和平，社会秩序非常安宁，有纪律。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伟大的传统，普遍尊敬老人，社会道德很好。在美国，所有人都认识我。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早把我访华的消息报出去了，因此人人都等待我回去告诉他们我看见了什么。我将大声地说：我看见一个美丽、幸福、和平和充满希望的中国！”
由此，这篇报道最终见报的标题为——《拳王阿里专访：我看到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
在采访中，阿里还特为提及了他对中国拳击的一些感受。他当时感到，中国拳击运动水平比他想象的要高。因为在北京，他看过一些表演，感到中国拳手速度快，身体灵巧，水平很高。而这，也给他到上海后与中国拳手直接过招，埋下了伏笔。
回顾这篇采访稿，葛爱平之后并未与阿里深聊拳击技术，而是话起了家常。
那时候，阿里的夫人，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贝罗尼卡·波石。从采访稿中看，阿里是这么向葛爱平介绍波石的：“ 她拍电影，做广告，当模特儿，因为她长得很漂亮。”
葛爱平还问了阿里孩子的情况。阿里介绍称，自己有八个孩子。还说：“我只有一个男孩，剩下七个‘错误’。所以我要让一个男孩去看住七个女孩。这对小阿里来说是个很艰巨的任务。”
尽管这篇专访篇幅不长，也没有特别深度的内容，却仍有独特的价值。当时的葛爱平还只是《新民晚报》的一个年轻记者，而刚刚复刊的《新民晚报》尽管有许多“文革”前就在此工作的老报人，但总体上看是一份年轻的报纸。
1985年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进入城市不久，老百姓的精神生活并不丰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阿里访华无疑是一次“大事件”。作为一家复刊不久的地方媒体，新民晚报专门派一位年轻记者，出差进行贴身采访，算是开了一条先河。
而葛爱平算是一专多能了——不仅完成了这篇采访，还将阿里引入自己的工作单位——《新民晚报》社。“直到那一天，总编辑束纫秋与阿里热情握手之际，我才长长地松了口气。”葛爱平如是说。
原来，当时报社以束纫秋为首的领导班子，给了葛爱平一个任务——请阿里到《新民晚报》社做客。
葛爱平当时通过多方打探，才知道阿里在西安。至于他住什么地方，行程怎么安排，一概不知。“我只能前往西安当时的8家涉外宾馆一家家登门去查，终于在第八家体育宾馆得到了确认的消息。”葛爱平说。
凭借几天下来和组织者以及阿里本人有了良好的关系，加上阿里也略知了新民晚报的影响力，葛爱平终于将事情搞定。1985年5月19日，拳王阿里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他就出现在了《新民晚报》位于九江路的报社内，报社门口，闻讯赶来的市民早已把门口围得水泄不通。回顾这件往事，葛爱平向媒体表述：“永生难忘。”
当时的《新民晚报》社，可没有四十几层的办公大楼。那时候，晚报刚刚复刊，九江路的办公楼，是一幢老楼。据后来进入《新民晚报》工作的朱大建先生回忆，当时，束纫秋和赵超构、张林岚，这三位报社领导，竟然是挤在一间屋子里办公的。阿里能够造访《新民晚报》，成为了这家老牌媒体的一段佳话。
与中国南北拳王切磋
在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拳王阿里算是找到了专业对口的朋友。这也让他的上海游更添一些情趣。他来到上海体育学院，受到了全院师生的夹道欢迎。
尽管已经宣布退出职业拳坛，但从流传至今的上海电视台的一段视频来看，阿里的一招一式，还是非常强劲——与中国拳手过招，他只是比划了几下子，并没有真打。
譬如与阿里最先过招的周士彬教授，有着“南拳王”之称。但毕竟阿里是重量级拳手，而周士彬这位祖籍江苏宜兴的中国人，身形并不高大，按照拳击量级来看，最多算是中轻量级选手。周士彬教授与阿里对练了若干个回合，总体看，只是拳术的切磋，谈不上对抗。 当然，和出生于1923年的周士彬一样，张立德也是一个“20后”——他出生于1925年，按照年龄算，两位都可以做阿里的叔叔了。
作为霍元甲的老乡，张立德在1953年于天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民族体育运动大会上，战胜了周士彬，尽管只是以点数获胜，但冠军毕竟属于张立德。这是这二位中国南北拳王唯一一次正式交手。
比起周士彬来，张立德的身形与阿里颇有点儿接近。电视解说如此评价：“那时候的张立德已经年过半百，但仍然身手不凡。他们的精彩表演，博得了全场师生的一致掌声。阿里甚至幽默地倒在了地上。”
比起现在的中国运动员来，周士彬与张立德都是兼修多项的学者型选手。张立德不仅主攻拳击，还攻篮球、足球、击剑、体操。而周士彬于1966年在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担任运动会技术顾问和国际式摔跤比赛教练员、裁判员。 1996年、1998年和2002年分别赴法国巴黎、西班牙巴塞罗那和意大利米兰讲授“中国式摔跤”。所谓教授，名副其实——他1960年成为副教授，1980年评为教授。
与阿里在上海体院过招的，除了两位专业拳击手出身的拳击老师、南北拳王以外，还有侯晓非。作为中国男排的前主攻手，帅哥一枚。后来，他娶了女排国手周晓兰。而那一次，在上海体院，他也跃跃欲试地与阿里过招并表示：“能够和世界拳王对打几下而感到荣幸备至。”
总体来看，阿里在上海体院与三位中国朋友的过招，确实是朋友式的。
原本，阿里从事拳击运动的初衷，和许多小孩一样——打坏人。在1960年获得罗马奥运会轻量级拳击冠军后，阿里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因为想打倒偷走我自行车的小偷，我就和身为拳击手的堂哥学习拳击，没想到最后堂哥不练了，我却成了奥运会冠军。”
在从事拳击之后，无论是在业余拳坛包括奥运赛场，还是在职业赛场，阿里的出拳都是稳准狠的。可见，他同情弱者。
与中国的交往，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同情弱者的一种体现。
穆罕默德·阿里原名是凯瑟斯·马塞勒斯·克莱。作为一名非洲裔美国人，他从小受到种族歧视。这也使得他后来改名穆罕默德。
在他获得奥运冠军的年份，在他的出生地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种族隔离形势仍旧严峻，奥运冠军身份加身的阿里到餐馆就餐仍被歧视，招待他的白人服务员对他亮出的奥运冠军身份不屑一顾：“那又怎么样？”气得这名耿直男孩把金牌丢到了俄亥俄河里：“我为什么还要为这样的国家效力。”
阿里与中国结缘，有许多缘故。1970年代末，阿里应国际管理集团亚洲分部的邀请来到香港，他计划中的行程中，有借道广州飞往北京的行程，但由于突遇大雪航班被取消，阿里便考虑放弃北京之行。
第二天，国际管理集团的一位官员突然接到了国家体委一位老友的‘神秘’电话：“我们诚恳地建议你们能够来北京，有一位重要人物想见你们。”这位“重要人物”就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当时牵线的后来回忆说：“事后多年，我才明白了中国领导人的高明用意。原來邓小平先生是通过拳王阿里向美国政府传达一个重要信息：中国希望同美国建立良好关系，中美关系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有色人种、自强不息、反战、和平主义精神……阿里身上的这些标签，加上机缘巧合，让他成为打开中美关系瓶颈一名绝佳的人选。
在精武体育会指导小拳手
1985年的中国体育界，正在精心准备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尽管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新中国一炮打响，但后来的1988年奥运会，中国兵团并不成功，史称“兵败汉城”。但拳王阿里对奥运精神的领会，可能确实有独到之处。
看起来憨厚亲民的阿里，在位于虹口的精武体育会参观。这家当时又名虹口体育馆的所在，当年是津门大侠霍元甲在上海的拳馆——精武体育会。
1980年代中期，正值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热劲还没过。在霍元甲奋斗过的地方，中国小拳手们刻苦练拳。而拳王阿里在看完运动员的训练以后，脱下西装，逐个对运动员的姿势和步伐做了具体的指点。他说：“中国的拳击运动员有很好的基础，只要训练得当，取得世界冠军是没有问题的。我愿意尽我所能，帮助中国的运动员朋友们提高技巧，争取在1988年的奥运会上夺得拳击世界冠军。”
尽管1988年的奥运会，中国拳击手并没有特别好的发挥，但回看阿里的中国行，这位拳王并未食言。实则，今日里活跃在拳坛的中国拳手，许多都曾经得到过阿里的帮助。阿里在中国办过很多拳击培训班、裁判培训班，给中国拳击事业的发展提供过很多援助。按照如今著名拳手邹市明的话说：“我们这批中国拳手能成长起来，多少借了阿里的光。”
目前中国职业拳手代表人物之一杨连慧则说，自己能走到这一步，与阿里对中国拳击的贡献有很大关系。他认为大部分中国拳手都对阿里有特殊的感情，因为能与阿里达成某种若有似无的关系，也成为中国拳手们的信念。一位湖南的民间拳王为自己90后的女儿骄傲，因为他女儿不仅是位女拳手，而且名字叫蝴蝶，与拳王阿里的女儿莱拉的外号恰好相似——莱拉秉承父亲拳王阿里的比赛风格，“躲闪如蝴蝶，攻击如蜜蜂”，坚强自信，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蝴蝶夫人”。
当听说阿里去世时，邹市明在微博哀悼——“我的心愿是能拿到金腰带后能竭尽全力拜访到我的偶像向他致敬，这一刻，在此我只能向上天祈祷，愿天堂美好。没有纷争，没有病痛！ ”
很多中国人，确实也都没有亲眼见证过阿里的职业生涯，但他却曾来到过上海，留下足迹。
对于常年从事职业拳击比赛者，特别是重量级拳击选手来说，74岁，并不是一个特别短的寿命。现实残酷！事实上，1981年，他在39岁的年龄，就离开了职业拳坛。之后，他甚至在后半生与帕金森症相伴。
1979年，穆罕默德·阿里访问北京，受到了邓小平的亲切接见。而其又一次来到中国，则是1985年暮春。那一次，他亦曾在上海游览五天。这五天，他曾经到圆明园路《新民晚报》社参观，亦曾与上海体育学院师生交流，更曾到精武体育馆指导小拳击手。
有评论认为，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主流媒体和教育体系一起推崇的正面榜样，成为家喻户晓的偶像完全合乎情理。这也是阿里的上海行如此令人难忘的原因。
记者做导游带他来报社
我不知道拳王阿里当年来上海，是否在行前有过计划，更不知道那计划里是否有过访问《新民晚报》社的项目。
虽然自1982年元旦《新民晚报》复刊后的一段日子里，报纸一纸难求，每天都脱销。可这大热，毕竟是城中大热，是上海人的大热。并不曾在中文文化圈中浸淫过，更不可能了解当时的上海市民文化，拳王阿里在来华前，估计并不知道上海还有一份《新民晚报》。
将拳王阿里引入《新民晚报》的，是当时晚报的记者葛爱平。当时，听说阿里來到中国，并又一次受到邓小平接见，葛爱平单枪匹马从上海飞到西安，在陕西体育宾馆觅到阿里行踪，不仅采访了阿里，还当起了导游，将阿里引入《新民晚报》社。
回顾那次采访，当时葛爱平问阿里：“在中国访问五天，你有什么感受？”
阿里回答：“中国很干净，非常热爱和平，社会秩序非常安宁，有纪律。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伟大的传统，普遍尊敬老人，社会道德很好。在美国，所有人都认识我。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早把我访华的消息报出去了，因此人人都等待我回去告诉他们我看见了什么。我将大声地说：我看见一个美丽、幸福、和平和充满希望的中国！”
由此，这篇报道最终见报的标题为——《拳王阿里专访：我看到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
在采访中，阿里还特为提及了他对中国拳击的一些感受。他当时感到，中国拳击运动水平比他想象的要高。因为在北京，他看过一些表演，感到中国拳手速度快，身体灵巧，水平很高。而这，也给他到上海后与中国拳手直接过招，埋下了伏笔。
回顾这篇采访稿，葛爱平之后并未与阿里深聊拳击技术，而是话起了家常。
那时候，阿里的夫人，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贝罗尼卡·波石。从采访稿中看，阿里是这么向葛爱平介绍波石的：“ 她拍电影，做广告，当模特儿，因为她长得很漂亮。”
葛爱平还问了阿里孩子的情况。阿里介绍称，自己有八个孩子。还说：“我只有一个男孩，剩下七个‘错误’。所以我要让一个男孩去看住七个女孩。这对小阿里来说是个很艰巨的任务。”
尽管这篇专访篇幅不长，也没有特别深度的内容，却仍有独特的价值。当时的葛爱平还只是《新民晚报》的一个年轻记者，而刚刚复刊的《新民晚报》尽管有许多“文革”前就在此工作的老报人，但总体上看是一份年轻的报纸。
1985年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进入城市不久，老百姓的精神生活并不丰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阿里访华无疑是一次“大事件”。作为一家复刊不久的地方媒体，新民晚报专门派一位年轻记者，出差进行贴身采访，算是开了一条先河。
而葛爱平算是一专多能了——不仅完成了这篇采访，还将阿里引入自己的工作单位——《新民晚报》社。“直到那一天，总编辑束纫秋与阿里热情握手之际，我才长长地松了口气。”葛爱平如是说。
原来，当时报社以束纫秋为首的领导班子，给了葛爱平一个任务——请阿里到《新民晚报》社做客。
葛爱平当时通过多方打探，才知道阿里在西安。至于他住什么地方，行程怎么安排，一概不知。“我只能前往西安当时的8家涉外宾馆一家家登门去查，终于在第八家体育宾馆得到了确认的消息。”葛爱平说。
凭借几天下来和组织者以及阿里本人有了良好的关系，加上阿里也略知了新民晚报的影响力，葛爱平终于将事情搞定。1985年5月19日，拳王阿里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他就出现在了《新民晚报》位于九江路的报社内，报社门口，闻讯赶来的市民早已把门口围得水泄不通。回顾这件往事，葛爱平向媒体表述：“永生难忘。”
当时的《新民晚报》社，可没有四十几层的办公大楼。那时候，晚报刚刚复刊，九江路的办公楼，是一幢老楼。据后来进入《新民晚报》工作的朱大建先生回忆，当时，束纫秋和赵超构、张林岚，这三位报社领导，竟然是挤在一间屋子里办公的。阿里能够造访《新民晚报》，成为了这家老牌媒体的一段佳话。
与中国南北拳王切磋
在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拳王阿里算是找到了专业对口的朋友。这也让他的上海游更添一些情趣。他来到上海体育学院，受到了全院师生的夹道欢迎。
尽管已经宣布退出职业拳坛，但从流传至今的上海电视台的一段视频来看，阿里的一招一式，还是非常强劲——与中国拳手过招，他只是比划了几下子，并没有真打。
譬如与阿里最先过招的周士彬教授，有着“南拳王”之称。但毕竟阿里是重量级拳手，而周士彬这位祖籍江苏宜兴的中国人，身形并不高大，按照拳击量级来看，最多算是中轻量级选手。周士彬教授与阿里对练了若干个回合，总体看，只是拳术的切磋，谈不上对抗。 当然，和出生于1923年的周士彬一样，张立德也是一个“20后”——他出生于1925年，按照年龄算，两位都可以做阿里的叔叔了。
作为霍元甲的老乡，张立德在1953年于天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民族体育运动大会上，战胜了周士彬，尽管只是以点数获胜，但冠军毕竟属于张立德。这是这二位中国南北拳王唯一一次正式交手。
比起周士彬来，张立德的身形与阿里颇有点儿接近。电视解说如此评价：“那时候的张立德已经年过半百，但仍然身手不凡。他们的精彩表演，博得了全场师生的一致掌声。阿里甚至幽默地倒在了地上。”
比起现在的中国运动员来，周士彬与张立德都是兼修多项的学者型选手。张立德不仅主攻拳击，还攻篮球、足球、击剑、体操。而周士彬于1966年在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担任运动会技术顾问和国际式摔跤比赛教练员、裁判员。 1996年、1998年和2002年分别赴法国巴黎、西班牙巴塞罗那和意大利米兰讲授“中国式摔跤”。所谓教授，名副其实——他1960年成为副教授，1980年评为教授。
与阿里在上海体院过招的，除了两位专业拳击手出身的拳击老师、南北拳王以外，还有侯晓非。作为中国男排的前主攻手，帅哥一枚。后来，他娶了女排国手周晓兰。而那一次，在上海体院，他也跃跃欲试地与阿里过招并表示：“能够和世界拳王对打几下而感到荣幸备至。”
总体来看，阿里在上海体院与三位中国朋友的过招，确实是朋友式的。
原本，阿里从事拳击运动的初衷，和许多小孩一样——打坏人。在1960年获得罗马奥运会轻量级拳击冠军后，阿里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因为想打倒偷走我自行车的小偷，我就和身为拳击手的堂哥学习拳击，没想到最后堂哥不练了，我却成了奥运会冠军。”
在从事拳击之后，无论是在业余拳坛包括奥运赛场，还是在职业赛场，阿里的出拳都是稳准狠的。可见，他同情弱者。
与中国的交往，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同情弱者的一种体现。
穆罕默德·阿里原名是凯瑟斯·马塞勒斯·克莱。作为一名非洲裔美国人，他从小受到种族歧视。这也使得他后来改名穆罕默德。
在他获得奥运冠军的年份，在他的出生地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种族隔离形势仍旧严峻，奥运冠军身份加身的阿里到餐馆就餐仍被歧视，招待他的白人服务员对他亮出的奥运冠军身份不屑一顾：“那又怎么样？”气得这名耿直男孩把金牌丢到了俄亥俄河里：“我为什么还要为这样的国家效力。”
阿里与中国结缘，有许多缘故。1970年代末，阿里应国际管理集团亚洲分部的邀请来到香港，他计划中的行程中，有借道广州飞往北京的行程，但由于突遇大雪航班被取消，阿里便考虑放弃北京之行。
第二天，国际管理集团的一位官员突然接到了国家体委一位老友的‘神秘’电话：“我们诚恳地建议你们能够来北京，有一位重要人物想见你们。”这位“重要人物”就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当时牵线的后来回忆说：“事后多年，我才明白了中国领导人的高明用意。原來邓小平先生是通过拳王阿里向美国政府传达一个重要信息：中国希望同美国建立良好关系，中美关系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有色人种、自强不息、反战、和平主义精神……阿里身上的这些标签，加上机缘巧合，让他成为打开中美关系瓶颈一名绝佳的人选。
在精武体育会指导小拳手
1985年的中国体育界，正在精心准备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尽管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新中国一炮打响，但后来的1988年奥运会，中国兵团并不成功，史称“兵败汉城”。但拳王阿里对奥运精神的领会，可能确实有独到之处。
看起来憨厚亲民的阿里，在位于虹口的精武体育会参观。这家当时又名虹口体育馆的所在，当年是津门大侠霍元甲在上海的拳馆——精武体育会。
1980年代中期，正值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热劲还没过。在霍元甲奋斗过的地方，中国小拳手们刻苦练拳。而拳王阿里在看完运动员的训练以后，脱下西装，逐个对运动员的姿势和步伐做了具体的指点。他说：“中国的拳击运动员有很好的基础，只要训练得当，取得世界冠军是没有问题的。我愿意尽我所能，帮助中国的运动员朋友们提高技巧，争取在1988年的奥运会上夺得拳击世界冠军。”
尽管1988年的奥运会，中国拳击手并没有特别好的发挥，但回看阿里的中国行，这位拳王并未食言。实则，今日里活跃在拳坛的中国拳手，许多都曾经得到过阿里的帮助。阿里在中国办过很多拳击培训班、裁判培训班，给中国拳击事业的发展提供过很多援助。按照如今著名拳手邹市明的话说：“我们这批中国拳手能成长起来，多少借了阿里的光。”
目前中国职业拳手代表人物之一杨连慧则说，自己能走到这一步，与阿里对中国拳击的贡献有很大关系。他认为大部分中国拳手都对阿里有特殊的感情，因为能与阿里达成某种若有似无的关系，也成为中国拳手们的信念。一位湖南的民间拳王为自己90后的女儿骄傲，因为他女儿不仅是位女拳手，而且名字叫蝴蝶，与拳王阿里的女儿莱拉的外号恰好相似——莱拉秉承父亲拳王阿里的比赛风格，“躲闪如蝴蝶，攻击如蜜蜂”，坚强自信，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蝴蝶夫人”。
当听说阿里去世时，邹市明在微博哀悼——“我的心愿是能拿到金腰带后能竭尽全力拜访到我的偶像向他致敬，这一刻，在此我只能向上天祈祷，愿天堂美好。没有纷争，没有病痛！ ”
很多中国人，确实也都没有亲眼见证过阿里的职业生涯，但他却曾来到过上海，留下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