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4月参加的一场活动中，我们见到了黄英。采访那天，她比约定的时间稍微晚到了一会儿。作为一个享誉国际的女高音歌唱家，我原本以为她自然会带着一些骄傲和不可亲近的感觉，却没想到一落座，她就温柔诚恳地和我们说抱歉，并直言希望采访可以像聊天一般，不用太过严肃。如此爽朗直率的个性一下子就打破了原本气氛中凝固的拘謹，也让我们瞬间对她倍增亲切感。
　　她近期正在忙碌地筹备着即将在上海公演的两部歌剧：莫扎特的《唐璜》和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即便已经有了足够丰富的演出经验，黄英对待排练依旧十分认真，背歌词，练发音，与演员配合试音，以期在演出当天发挥出最佳水准。而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她对于歌剧的热爱，那种抑制不住的兴奋情绪不言而喻。
　　不断遇见伯乐的天生歌唱家
　　出生在上海的黄英，骨子里有一种特有的洒脱和纯真。尽管并没有出生在音乐世家，但她从小就爱唱爱跳，小小年纪就已经是弄堂里远近闻名的小明星。小学二年级时，黄英试着报考了上海市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一直热爱唱歌舞蹈的她却在此时突然发现自己的声音变得不好听了，唱起歌时嗓子也很紧张，不再那么放得开。这种状态自然导致了失败的考试结果，对彼时年幼的她来说也算是不小的打击，但这却并没有磨灭她对歌唱的热爱。五年级时，黄英重拾信心，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再次踏上“战场”，这一次她那完美的音色成功地征服了评委老师，他们纷纷认为这个孩子的声音具备意大利美声唱法中“通”的潜质。


　　于是，黄英顺利考入了艺术团，并在这里遇到了自己的声乐启蒙老师——原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学校校长吴国钧，吴老师不仅给她“开小灶”系统地学习歌唱，还让她担任了艺术团的领唱，演唱《茉莉花》，用慧眼和多年的教学经验挖掘出了黄英的潜质，鼓励她说：“你以后要当歌唱家呀！”就是这么一句话让小小年纪的黄英兴奋了好多年，并将此作为未来的目标，更加努力地学习歌唱。
　　高三的某一天，少年宫的老师通知黄英参加在音乐学院附小的合唱课，称当天会有音乐学院的教授来听课。课间休息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卞敬祖老师听到黄英在教室外面练声，惊讶于这个女孩的嗓音和乐感，便走过来和她进行交谈。一直因为自己个子不高、声音不大而不敢报考音乐学院的黄英鼓起勇气问卞老师：“您觉得我可以报考音乐学院吗？”卞老师高兴地说道：“可以啊，你的乐感很好！”于是她便大胆地提出想要跟着卞老师上课的请求，在学习了两个月之后，黄英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考进了梦想的学府——上海音乐学院。


　　在大学期间，黄英跟随葛朝祉老师继续学习，葛老师在艺术歌曲方面的造诣给予了黄英很大的影响，并帮助她打好基础。从1990年开始，黄英在第四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国际声乐比赛中国选拔赛、美国“太平洋之声”国际声乐选拔赛中均名列前茅，优秀的歌唱潜质逐渐引起中国音乐界的注意……回头看这些往事，黄英十分感谢人生中遇到的这些伯乐们。“当年的老师们真的是非常无私，他们会倾尽所有来培养有潜质的学生，我在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很多，老师们的教诲也时刻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参演《蝴蝶夫人》 拿到国际声乐舞台“入场券”
　　1992 年，黄英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扎实的基础和超乎常人的天赋让她刚毕业就被文化部选送参加法国巴黎国际声乐比赛，并荣获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也开启了她对于国际舞台更多的渴望和追求。
　　1993年，法国导演密特朗决定将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改编成电影，剧组向全球公开招募女主角“巧巧桑”的扮演者，却在先后面试了200多位候选人之后，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此时，恰巧看过那年法国巴黎国际声乐比赛录像的导演想起了黄英，并通过北京文化部一路寻找到当时在上海工作的她，希望她能够参加《蝴蝶夫人》的面试。“我觉得这是命运的安排。”回忆起当年的经历，黄英感慨地说道，作为最后一个参加面试的歌唱家，她被顺利选中参演歌剧电影《蝴蝶夫人》。
　　1994年1月，黄英踏上了前往法国巴黎的旅途。因为要与导演沟通，加上和男主角平克尔顿配合试音，她在那里被“扣留”了三个月。第一次独自在异乡生活让年轻的黄英感受到了寂寞——没有朋友，语言不通，她坦言自己也曾为此哭过很多次。“每天5点起床，化妆3小时，8点正式开工，由于女主角的戏份很重，所以每天都是在紧张的拍摄状态中，我有时候也会怀疑自己，害怕导演第二天和我说‘对不起，我们决定换人。’”黄英这样说道。那段时间，她的身心始终承载着高负荷的工作压力，在拍摄过程刚过半时她的身体就出现了状况，有了低血压……


　　不过虽然历经艰辛，但这段经历和机会对于任何一个年轻人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歌剧演员不一定会有参演电影的机会，在国内的时候我并没有完整演唱过一部歌剧，连表演也没学过。”黄英这样说道，“但通过这部歌剧电影我学到了很多，也挖掘出了自己的表演潜质。”
　　15岁的少女手举小花伞，穿着和服，踩着小碎步缓缓走来——这就是《蝴蝶夫人》中巧巧桑首次出场时的情景，黄英将那种少女所特有的神情和姿态表达得淋漓尽致。我在网上看到在某个访谈中提到这一段时，她俏皮地说道：“我那时也还是个少女呀，哈哈。”接着，她认真地说道：“日本和中国文化其实有着某种相通之处，这个角色让西方女性来演绎的话可能会有些困难，但作为传统的亚洲女性，我觉得那种气质就是很自然地表现出来了。”


　　1995年11月，电影《蝴蝶夫人》在法国巴黎举行了首映式，黄英坦言在看完整部电影之后，对自己的表演还是挺满意的，而富有张力的表现也感染了现场的观众，很多人都忍不住泪目了。随后，她参加了剧组为进军戛纳和威尼斯电影节在欧洲各国举办的宣传活动，黄英的精彩出演为《蝴蝶夫人》赢得了声誉，英国 BBC、美国 PBS、法国艺术电视台争相播映，电影和 CD 在全世界发行放映。一时间，西方的主流报纸和杂志上都出现了黄英的照片以及“来自中国的蝴蝶”的标题。自那之后，黄英开始被世界所认识。
　　明明很努力但始终觉得自己是幸运
　　在采访中，黄英一直称自己很幸运，为自己能够在从业初期就有机会参演那么高水准的电影感激不尽。“因为这让我有机会和那么多著名的优秀艺术家合作，无论是当时的导演，还是音乐指挥在拍摄结束后都成为了我很好的导师，并在后来很多年中对我的艺术生涯起到了很大的帮助。”黄英感慨地说道，“我想，这对于当初年轻的我来说是非常幸运的。”
　　电影在上映之后获得了一致的好评，也让黄英受到了世界的认可。在那之后，美国最大最资深的古典音乐经纪人公司——哥伦比亚艺术家经纪公司，以及索尼音乐古典部纽约总部纷纷找到黄英，表达了与她签约的意愿。在索尼唱片公司的帮助下，黄英与名指挥家詹姆斯·克隆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录制了她的第一张独唱唱片。在后来的几年中，索尼公司又陆续为黄英录制了美国作曲家理查德·丹尼普的《奥菲欧十四行诗》《哀歌集》，中国作曲家谭盾的《牡丹亭》当中的杜丽娘的唱段《苦爱》等十余张唱片。此外，黄英还是美国哥伦比亚经纪公司的签约演员，至今仍由该公司代理其全球的演出事务。


　　1996年，黄英受邀参加了维也纳圣诞音乐会。据悉，这场音乐会每年都会邀请三位歌唱家献唱，彼时已经举办了若干年，但在此之前从未邀请过亚洲艺术家。凭借着《蝴蝶夫人》的出色表演，主办方破例邀请了黄英登台，并与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戈，流行歌星迈克尔·波顿合作演出。“当时我们一共要演唱二十几首圣诞歌曲，需要用到六国语言：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丹麦语、瑞典语，我当时比较空闲，所以在前期就已经找了纽约的Coach（声乐教练），把所有曲目都准备充分。而多明戈因为非常繁忙，所以在排练的前一天才抵达，因此他还会就某些语言的发音来请教我。”这给了她很大的感触，“我没想到像他这样的大师居然还会如此谦逊，而他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也让我敬佩不已。”与多明戈的融洽合作令黄英受益匪浅，也逐渐奠定了她在国际上的地位。
　　1998-1999年，谭盾为黄英量身定制了汤显祖名著《牡丹亭》的英文版，她首创演出杜丽娘，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东方文化与西方艺术的结合之美震撼了维也纳音乐节，也震撼了巡演的所到之处：伦敦、巴黎、加利福尼亚——从此，世界记住了一个新的艺术形象杜丽娘，也为黄英带来了更多的喜爱和关注。
　　有数据指出，黄英几乎已经成为了在国际上发行古典音乐唱片最多的中国女高音。国际音乐权威人士称黄英的演唱极富内涵，音色柔和甜美，花腔技巧灵活，演唱充满激情，堪称中国音乐界最杰出歌唱家之一；《纽约时报》则认为：黄英柔和优美的音色是最适合演唱莫扎特音乐风格的歌唱家；《华尔街日报》评论说：黄英丝绸般的音色对杜丽娘角色的诠释是歌剧《牡丹亭》最吸引人的一部分……类似的这些评价无疑都彰显了黄英在国际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2006年，黄英登上了世界最大的歌剧圣坛——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有幸参演英文版莫扎特“高清歌剧”《魔笛》。所谓“高清歌剧”则是指，用最先进的视觉和声音技术，最大程度上保留在剧场观看歌剧的原汁原味的效果，让全球更多的人能观看到大都会歌剧院的歌剧演出。黄英坦言她在演出之前的压力很大，因为不仅要面对现场4000名观众，还要面临另外的数以万计的不在场观众的评判。
　　但多年的演出经验和扎实的基本功令黄英扮演的女主角“帕米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后来回忆道，演出结束的时候，剧院总监盖尔伯对她说：“10年前看《蝴蝶夫人》的时候，我就希望你有机会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今天的演出是我看到的你最好的一次。”这句话给了黄英很大的认可。而为了站在这个舞台上，黄英也的确等待了10年。
　　任何行业里“专业”都是最重要的
　　黄英之所以能获得如今的成功，除了天赋之外，更重要的是源于她的勤奋。在凭借《蝴蝶夫人》获得巨大成功之后，黄英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清醒地明白在竞争激烈的西方，作为亚洲人要想在歌剧舞台上获得别人的尊重，就需要比别人唱得更好，并具备自己的特色，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
　　刚到美國发展时，寻找一位合适的老师成为了黄英的心头大事。在摸索了一段时间后，她才顺利找到了合适的人选——凯瑟琳·巴特尔的老师丹尼尔·费罗。“找到合适的老师很重要却也很难，很费时，因为一般都要跟着学习三个月，半年之后才会发现适不适合自己。”黄英告诉我们，所以她觉得能够很快就在美国找对老师无疑是一件幸事。她跟随当时已经九十多岁的老先生学习了一年就获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一学就是十年。据悉，费罗老师秉承的是意大利old school的教学方法，耐心精准地给学生讲解每部作品。很多时候，费罗老师会亲切地称呼她为“Kathy”（凯瑟琳的昵称）。黄英说，老先生之所以会这样叫她，是因为觉得她的声线与她最得意、最有名的学生凯瑟琳·巴特尔相似，而且是能够体现他的声乐教学理念的学生。


　　费罗老师的教学方式和指导给黄英开启了另一扇歌剧艺术的大门：了解自己的音色和特色，寻找更契合自己的歌唱风格和音乐之路。“在女高音领域内，我属于比较小号的抒情花腔女高音。我的‘号’并不大，声音也不大，要唱好高音，并不能只有‘PUSH’这一种方法，而是在唱到高音的高位置时‘拎’起来，高音要优雅，要不声音会掉到喉咙里。”外行人听起来可能觉得有些模糊，但费罗老师传递给她的这种传统唱法中坚持的理念让她豁然开朗。每次唱之前，老师都会建议她先念几遍，体会“娓娓道来”如同说话一般的感觉，然后再“娓娓唱来”。而这也是为什么她在演完《蝴蝶夫人》之后，再也没有唱过这部歌剧的原因。“巧巧桑的角色其实并不适合我，当然因为她，我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很感激，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在自己适合的范围内精益求精，不适合自己的东西，一辈子也不能唱。”黄英这样坚定地说道。 　　这么多年在国外，黄英始终坚持着一边演出一边学习的生活，每接一部歌剧，她都会提前半年甚至是一年把自己投入到准备工作中。由于歌剧总是以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英语等为主，为了过语言关，黄英会根据剧本一字一句地翻译了解。比如意大利语，她首先会翻译成英语，如果还理解不了就再翻译成中文，如此将每个字都吃透；随后再通过看书、查阅资料等了解每部歌剧的历史背景，作曲家，剧作家的生活环境等，以此更好地了解整部歌剧的内涵，从而塑造出更为饱满的人物形象。


　　2005年，2006年连续两年的暑假，黄英都抽出时间到意大利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每天上午语言课，下午参观博物馆，住宿就在意大利当地人家中，以便于更好地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2009年，为了出演亨德尔的歌剧《塞魅丽》，她还特意飞到伦敦，找到这部歌剧相关的专业coach（声乐教练）上课，从发音到每个和弦所表达的韵味，一遍遍地“磨”，熟悉作品，等进入排练场之前，再与演出当地的coach进行调整和磨合。每个小时将近100美元的花费，令黄英笑称自己的演出收入中的一大部分都投入到了学习中，但这种付出所收获的成效却是可喜的，确保了在走进排练场的自己是专业的。黄英认为，这对于任何一个歌剧演員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就是凭借着这股韧劲和坚持，黄英在国际舞台上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她的名字和照片如今还被挂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走廊的墙上，与历代大家在一起——在该剧院迄今125年灿如星河的历史中精选出来的800位展示的音乐家中，中国人仅有两名（另一位是为该剧院创作歌剧《秦始皇》并亲自指挥的谭盾）。
　　属于黄英的标签和荣誉不胜枚举。也有人曾问她是否觉得自己是成功女性？她坦言自己其实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无疑相信自己是幸运的，当然这种幸运在我看来，和她的努力上进不无关系。而即便蜚声中外，在她的身上依旧保持着一种平淡如水的性格，不骄傲不张扬。
　　她将“歌剧”称为挚爱，并打趣说自己“嫁”给了歌剧艺术。“艺术家是人，却又不是常人。”黄英这样说道，“我们需要很多的独处时间来创作艺术作品。作为表演者，在舞台上就是一种当众的孤独，你知道观众的存在，却又要忘记他们，进入另一种精神状态。”曲终人散时，尽管难免会感到些许孤独，但对于歌剧的喜爱却始终支撑着她不断前行。因为在她看来，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自我表现的满足，更是与世界，与观众之间的情感交流，是一种灵魂上的真实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