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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过去了，我们仍努力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ppm以下并逐步减少排放，但收效甚微。那么，我们应坚持当前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路线图，还是寻找其他控制温室气体的途径？
现有模式的有效性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遵循的是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确定的模式。在联合国的支持下，113个国家、政府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为面临环境挑战的各国政府制定了行动纲领。控制温室气体需要各国政府和机构采取切实的行动，而不仅仅是承诺。支持气候谈判的人士认为，如此艰难地达成了全球协议之后，各国就应遵守并取得实质成果。那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落实情况到底如何？
结论是错综复杂的。甚至，应以何种方式提出有关实质成果的问题都很难解决。各方是否在本国出台必要法律，各方是否将意图转化成了行动？即使评估协议各方的意图也不简单。如果起草方达成的协定在关键问题上含糊其词，那么《框架公约》如何才能视为成功？
制定公约的拥护方提到了《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其在减少氯氟烃使用上是卓有成效的。许多人赞同《保护臭氧层》（Protecting the Ozone Layer）一书作者爱德华· A· 帕森（Edward A. Parson）的观点，即“它在形成机制、谈判策略和技术评估方面的具体教训”将适用于“具有完全相似状况的其他问题”。怀疑人士则以上世纪90年代的两个深度研究（检查了国际环保合作的“功能或有效性”）为例得出结论称，多边环保协定没有兑现其承诺。
谈判方过多而无法达成共识
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的有195个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权力、利益和目标通常截然不同。给每个参与者同等的投票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公平，但其决策规则是否阻碍了谈判取得的实质性成果？谈判各方在取得“共识”的框架下展开激辩。那些担心被较大且更有权势的国家边缘化或裹挟的国家非常重视“共识”。
取得共识是长期谈判过程的终点，但也可视为通过一小部分人的努力击败整体的能力。共识的意义在重大决策时会受到考验，有些决策虽然有人表示反对，但还是被强行通过。比较著名的是，1995年在京都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期间，针对沙特人的反对，时任联合国气候委员会环境部长、会议主席安格拉· 默克尔（Angela Merkel）没有理会。在坎昆，玻利维亚的抗议也被忽略了。
强行敲定协议或许对间接承认缩小谈判参与者范围有价值，但应将范围限定在可尽最大努力解决分歧的人当中。正如大会主席国墨西哥所言：“我们不可能不管其他193个谈判者的立场和愿望，因此必须适时做出决定。”如果反对方是对解决当前任务至关重要的谈判方怎么办？掩盖基本分歧可能会对未来的谈判和实施阶段产生不利影响。
分开决策还是单独决策
摆在UNFCCC面前的每个问题，本身就是对人类解决问题能力的特殊考验。这些问题包括：减少全球排放和制定减排责任；向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进行开发并提供金融以及其他支持；确保各方公平分担气候变化的负担和收益；为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投资和可持续增长提供技术支持。
它们都有价值，但也不应回避以下问题：即把这些事项放在一起，会否影响到在合理时间范围内解决任何单一问题？事实上，UNFCCC的官僚机构要对引入新问题的方式和时机进行监管。虽然每年举行的缔约方会议保证了过程的持续性，但也阻碍了解决问题的灵活性。这些问题环环相扣，每个都需获得本国选民的同意，但其目标都是为了制订一个高度整合的正式方案。复杂的结构使人们更难做出随机应变式的回应，或者寻求一些意料之外的模式解决问题。因此，就产生了以下疑问。UNFCCC是处理和解决所有这些复杂问题的合适平台吗？如果是，它可否随机应变地决定该优先解决哪些问题吗？
过于关注协定的正式通过
如果UNFCCC不可能让温室气体浓度得到控制，谈判就几乎没有意义。那么，有必要为这一结果出台“具有约束力的责任”吗？
研究显示，正式协定获得通过并不一定能保证实施的有效性。同样的谈判和公约签署，对不同国家含义不同，造成的影响也不同。我们甚至不能保证各签约国遵守协定，正如加拿大最终选择退出《京都议定书》。政治会改变。
另一方面，迹象显示，当各国有意愿时，非正式协定也能取得进展，没有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定就证明了这一点。
气候问题仅是环境问题吗？
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吗？或者它是一个包含多层次的能源、金融和安全利益、文化准则以及国家预期在内的复杂问题？
由于被定义为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在世界外交政策的优先名单上处于次要位置，因为它不是威胁到全球稳定前景的事项。如果按照实际情况将气候变化重新定义成必须从多方面考虑的威胁，或许可吸引那些认为环境问题对政治角力无关紧要的政府的注意力。
然而，即使承认外交政策存在优先次序，以及承认主要是那些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群体在捍卫当前的谈判过程，就有可能把气候变化问题重新界定为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吗？就有可能为谈判过程注入新的想法吗？
那么，如果将气候变化问题的重点放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上，并强调这一与人类生存紧密相关的问题可能会带来的巨大潜在风险，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关注吗？曾经有一段时间，控制核武器问题也同样含糊不清，这主要是由那些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造成的。
盲信市场的浪漫
《京都议定书》直接出自经济学家们的策划。他们相信，如果允许在公开市场交易温室气体，污染企业将会基于自身利益出台环境控制举措。
但是，有一份独立的文献质疑上述观点。该文献认为《京都议定书》是在美国控制的酸雨项目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局限于美国的小型项目是否适用于全球呢？另一份文件则评估了协定出台的错误激励机制，以及其中可能被利用的漏洞。 事实上，任何交易系统都不可能独立于主流框架外运作。京都项目虽然耗费了大量的规划时间和其他资源，其结果却值得商榷。当前，该体系的运转已几近停顿。把我们所有的鸡蛋全放在市场的篮子里，会使我们丧失宝贵的时间吗？
另一份研究报告则显示，运用经济学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也可能是一种糟糕的押注行为。那些基于经济收益预测的市场手段可能会扭曲人们行动的动机，削弱人们在解决问题方面的合作本性。正如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所指出，金钱激励机制可能会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人们对金钱利益的考虑可能会超过利他动机。换言之，这可能削弱或消除了那种非常重要的、在危机时期能够保持团结甚至愿意做出牺牲的品质。
竭尽全力寻觅四海皆准的办法
尽管参与谈判的国家在联合国地位平等，但他们在整体排放贡献度、管理重大气候变化的能力、法律体系以及政府文化方面存在天壤之别。承认这个现实可能改变我们对谈判以及缔结单一协定重要性的看法。
首先，签订一系列更为具体的协定可能会调动起部分关键国家的积极性。将这些协定缩减到双边领域可能更为灵活，并可尝试找出适合谈判各方需求的机制。
其次，灵活、随机应变式的机制可能让人们获得新的灵感，也可能降低那些不愿参与谈判，甚至利用权势阻碍谈判的国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国家之间可进行群体合作，分享经验并发展出更适用于本国独特环境的实践方式和执行工具。温室气体交易可能适用于一些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则可采用其他更适合本国治理传统的政策工具或激励措施。更小的国家群体可以在UNFCCC内部或外部的平台上解决问题。按亲疏关系或其他标准衡量，它们可以是区域性集团。正如武器领域的经验所表明，将有争议的问题或技术性问题外包给专业机构或不同平台，往往可以带来突破性进展；而在一个单一且集中化的过程中解决问题则较难实现这种突破。
目前已出现一种更为分散、自下而上的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设想。类似炭黑污染物这种短期驱动因素已被单列出来，在30国集团和非政府合作者之间加以讨论，希望就此形成决议。环保组织——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努力说服企业和个人自愿采取措施，包括采取较为传统的方式来推动变革性的变化。2015年巴黎UNFCCC大会的规划者们正在评估，2014年前由各国自愿提出的、但仍对国家具有约束力的目标是否有助于加快其各自国内行动。
或许一条新的路线已经准备就绪。
现有模式的有效性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遵循的是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确定的模式。在联合国的支持下，113个国家、政府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为面临环境挑战的各国政府制定了行动纲领。控制温室气体需要各国政府和机构采取切实的行动，而不仅仅是承诺。支持气候谈判的人士认为，如此艰难地达成了全球协议之后，各国就应遵守并取得实质成果。那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落实情况到底如何？
结论是错综复杂的。甚至，应以何种方式提出有关实质成果的问题都很难解决。各方是否在本国出台必要法律，各方是否将意图转化成了行动？即使评估协议各方的意图也不简单。如果起草方达成的协定在关键问题上含糊其词，那么《框架公约》如何才能视为成功？
制定公约的拥护方提到了《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其在减少氯氟烃使用上是卓有成效的。许多人赞同《保护臭氧层》（Protecting the Ozone Layer）一书作者爱德华· A· 帕森（Edward A. Parson）的观点，即“它在形成机制、谈判策略和技术评估方面的具体教训”将适用于“具有完全相似状况的其他问题”。怀疑人士则以上世纪90年代的两个深度研究（检查了国际环保合作的“功能或有效性”）为例得出结论称，多边环保协定没有兑现其承诺。
谈判方过多而无法达成共识
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的有195个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权力、利益和目标通常截然不同。给每个参与者同等的投票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公平，但其决策规则是否阻碍了谈判取得的实质性成果？谈判各方在取得“共识”的框架下展开激辩。那些担心被较大且更有权势的国家边缘化或裹挟的国家非常重视“共识”。
取得共识是长期谈判过程的终点，但也可视为通过一小部分人的努力击败整体的能力。共识的意义在重大决策时会受到考验，有些决策虽然有人表示反对，但还是被强行通过。比较著名的是，1995年在京都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期间，针对沙特人的反对，时任联合国气候委员会环境部长、会议主席安格拉· 默克尔（Angela Merkel）没有理会。在坎昆，玻利维亚的抗议也被忽略了。
强行敲定协议或许对间接承认缩小谈判参与者范围有价值，但应将范围限定在可尽最大努力解决分歧的人当中。正如大会主席国墨西哥所言：“我们不可能不管其他193个谈判者的立场和愿望，因此必须适时做出决定。”如果反对方是对解决当前任务至关重要的谈判方怎么办？掩盖基本分歧可能会对未来的谈判和实施阶段产生不利影响。
分开决策还是单独决策
摆在UNFCCC面前的每个问题，本身就是对人类解决问题能力的特殊考验。这些问题包括：减少全球排放和制定减排责任；向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进行开发并提供金融以及其他支持；确保各方公平分担气候变化的负担和收益；为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投资和可持续增长提供技术支持。
它们都有价值，但也不应回避以下问题：即把这些事项放在一起，会否影响到在合理时间范围内解决任何单一问题？事实上，UNFCCC的官僚机构要对引入新问题的方式和时机进行监管。虽然每年举行的缔约方会议保证了过程的持续性，但也阻碍了解决问题的灵活性。这些问题环环相扣，每个都需获得本国选民的同意，但其目标都是为了制订一个高度整合的正式方案。复杂的结构使人们更难做出随机应变式的回应，或者寻求一些意料之外的模式解决问题。因此，就产生了以下疑问。UNFCCC是处理和解决所有这些复杂问题的合适平台吗？如果是，它可否随机应变地决定该优先解决哪些问题吗？
过于关注协定的正式通过
如果UNFCCC不可能让温室气体浓度得到控制，谈判就几乎没有意义。那么，有必要为这一结果出台“具有约束力的责任”吗？
研究显示，正式协定获得通过并不一定能保证实施的有效性。同样的谈判和公约签署，对不同国家含义不同，造成的影响也不同。我们甚至不能保证各签约国遵守协定，正如加拿大最终选择退出《京都议定书》。政治会改变。
另一方面，迹象显示，当各国有意愿时，非正式协定也能取得进展，没有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定就证明了这一点。
气候问题仅是环境问题吗？
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吗？或者它是一个包含多层次的能源、金融和安全利益、文化准则以及国家预期在内的复杂问题？
由于被定义为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在世界外交政策的优先名单上处于次要位置，因为它不是威胁到全球稳定前景的事项。如果按照实际情况将气候变化重新定义成必须从多方面考虑的威胁，或许可吸引那些认为环境问题对政治角力无关紧要的政府的注意力。
然而，即使承认外交政策存在优先次序，以及承认主要是那些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群体在捍卫当前的谈判过程，就有可能把气候变化问题重新界定为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吗？就有可能为谈判过程注入新的想法吗？
那么，如果将气候变化问题的重点放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上，并强调这一与人类生存紧密相关的问题可能会带来的巨大潜在风险，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关注吗？曾经有一段时间，控制核武器问题也同样含糊不清，这主要是由那些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造成的。
盲信市场的浪漫
《京都议定书》直接出自经济学家们的策划。他们相信，如果允许在公开市场交易温室气体，污染企业将会基于自身利益出台环境控制举措。
但是，有一份独立的文献质疑上述观点。该文献认为《京都议定书》是在美国控制的酸雨项目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局限于美国的小型项目是否适用于全球呢？另一份文件则评估了协定出台的错误激励机制，以及其中可能被利用的漏洞。 事实上，任何交易系统都不可能独立于主流框架外运作。京都项目虽然耗费了大量的规划时间和其他资源，其结果却值得商榷。当前，该体系的运转已几近停顿。把我们所有的鸡蛋全放在市场的篮子里，会使我们丧失宝贵的时间吗？
另一份研究报告则显示，运用经济学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也可能是一种糟糕的押注行为。那些基于经济收益预测的市场手段可能会扭曲人们行动的动机，削弱人们在解决问题方面的合作本性。正如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所指出，金钱激励机制可能会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人们对金钱利益的考虑可能会超过利他动机。换言之，这可能削弱或消除了那种非常重要的、在危机时期能够保持团结甚至愿意做出牺牲的品质。
竭尽全力寻觅四海皆准的办法
尽管参与谈判的国家在联合国地位平等，但他们在整体排放贡献度、管理重大气候变化的能力、法律体系以及政府文化方面存在天壤之别。承认这个现实可能改变我们对谈判以及缔结单一协定重要性的看法。
首先，签订一系列更为具体的协定可能会调动起部分关键国家的积极性。将这些协定缩减到双边领域可能更为灵活，并可尝试找出适合谈判各方需求的机制。
其次，灵活、随机应变式的机制可能让人们获得新的灵感，也可能降低那些不愿参与谈判，甚至利用权势阻碍谈判的国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国家之间可进行群体合作，分享经验并发展出更适用于本国独特环境的实践方式和执行工具。温室气体交易可能适用于一些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则可采用其他更适合本国治理传统的政策工具或激励措施。更小的国家群体可以在UNFCCC内部或外部的平台上解决问题。按亲疏关系或其他标准衡量，它们可以是区域性集团。正如武器领域的经验所表明，将有争议的问题或技术性问题外包给专业机构或不同平台，往往可以带来突破性进展；而在一个单一且集中化的过程中解决问题则较难实现这种突破。
目前已出现一种更为分散、自下而上的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设想。类似炭黑污染物这种短期驱动因素已被单列出来，在30国集团和非政府合作者之间加以讨论，希望就此形成决议。环保组织——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努力说服企业和个人自愿采取措施，包括采取较为传统的方式来推动变革性的变化。2015年巴黎UNFCCC大会的规划者们正在评估，2014年前由各国自愿提出的、但仍对国家具有约束力的目标是否有助于加快其各自国内行动。
或许一条新的路线已经准备就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