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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学者中，宗白华是为数不多的曾对技术问题进行过比较深入思考的人。技术有着与人类一样古老的历史，“技”字与手有关，篆文为手握杆子，《说文解字》释为“巧也”，意为手借助工具巧妙用力。而英文技术“technic”之希腊字义也有“手”的“巧妙”运用之意。而通过技术的发明与运用，人的手的功能也得到延伸和扩大，最终不仅改变了外在的自然，同时也改变了内在的自然，而这正是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对技术的探讨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对人的探讨，而对不同时代的技术的思考就是对不同时代的人的思考。
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宗白华借助于对斯宾格勒的技术思想的介绍和理解，就对“技术”（technics）尤其是近代以来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機器技术”（machinetechnics）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他对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都进行了探讨，其中有些思考至今仍不失其价值。不过，他对技术的思考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本身，而是把技术放在与哲学和艺术的相互关系中进行考察，从中来把握技术的实质。因为他认为技术与哲学一样，都是人类古已有之的东西；而且，最早运用古代技术的那些神巫或魔术师就是“哲学的前身”或“古代知识智慧的保藏者”，他们是“智慧与技术集于一身”的人物，而“近代科学研究的开始，仍系由中古时代的魔术师，炼金术士为前驱”。[1]也就是说，最早技术与哲学互为彼此，对技术的最初运用产生了哲学，之后的科学同样由此萌芽并贯穿了技术与哲学的精神。而宗白华认为，与技术和哲学同时出现的，还有艺术。“人类既知用智力控制宇宙，把握世界，知道用适当的方法，达到生活的目的，发明工具，创出人的技术。而思索宇宙全体的哲学思想与欣赏自然整个图画的艺术心灵也就同时产生。”[2]所以，宗白华在思考技术的同时，也一直在对与其伴生的哲学和艺术以及三者之间互动的关系进行着思考。而宗白华因为学术研究兴趣和路径的关系，最初对技术的思考是和艺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其后才由“艺术的技术”拓展到近代社会的机器技术乃至人类生命的技术的思考。而从他思考问题的焦点或者所凭借的手段来看，他主要还是受到康德和斯宾格勒等人思想的影响和启发。
一、艺术的技术
宗白华最初对技术的意识源自与艺术的接触，他早年的古典诗歌的写作使他意识到艺术中的技术因素，如字词的安排，格律与韵脚的选择等，而或许正是有此经验，之后他开始进行艺术学及美学的研究后，更是对艺术中的技术问题予以持续的关注，而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对艺术的“形式”问题的探讨。
（一）艺术家的技术：“将生命表现于形式之中”
因为深受康德的形式主义美学观的影响，宗白华对艺术“形式”问题的思考更多来自对其相关思想的发挥。如他认为，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就在于其具备一种“形式”的要素，不同的艺术都各自拥有其不同的“形式”，而艺术家创造某种艺术其实就是在创造某种“形式”以进行“心灵表现”。艺术有“形式”的结构，如数量的比例（建筑），色彩的和谐（绘画），音律的节奏（音乐），使平凡的现实超入美境。
但这“形式”里面也同时深深地启示了精神的意义、生命的境界、心灵的幽韵。艺术家往往倾向于以“形式”为艺术的基本，因为他们的使命是将生命表现于形式之中。而哲学家则往往静观领略艺术品里心灵的启示，以精神与生命的表现为艺术的价值。[3]而艺术家之所以是艺术家，就是因为他们有能力使物质“形式化”或者说拥有一种“形式化”的能力，所以，宗白华说，艺术家是个“小造物主”。艺术的创造就是“形式化”的过程，是一种“造型”。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必须拥有一定的“形式化”的“技术”。因为，艺术家要“将生命”表现在其中，同时，还要描写“自然景物”，离开技术将无法赋予材料以“形式”。这就是郑板桥所谓的变“眼中之竹”为“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最后成为“纸上之竹”的艺术创造过程，而其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技术的运用。这与只须通过“静观”来领略艺术品的哲学家是不同的。因此，宗白华指出，艺术家从最初起就是“手工艺者”或“职业的劳动者”，其实就是个靠“手”或“手艺”吃饭的工匠。而工匠就是有技术的人。如希腊艺术家所崇拜的火神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就是一个工匠，他不仅是建筑师，还是铁匠与武器师等。所以，宗白华之所以津津乐道于希腊的雕塑家米龙（Myron）雕刻的牛栩栩如生，宙克西斯（Zeuxis）画的葡萄引飞鸟来啄食，中国画家曹不兴为孙权所画屏风上之苍蝇引孙权拂拭等，实际上都是为了强调艺术家的技术涵养，“这种写幻如真的技术是当时艺术所推重。”[3]60因此，也可以说，如果那些艺术家没有“写幻如真”的“技术”，就不会有这些栩栩如生的艺术。正是因为持有这种观点，宗白华把技术放在艺术创造的最为重要的地位，甚至是首要的地位。
而艺术的创造首先就需具体的创造的技术。所以，如果要艺术则同时也需要研究与其有关的技术。无论是人体的雕塑，神庙与教堂的建筑，绘画的光影与明暗，文学的语言的运用，音乐的旋律，都需要艺术家掌握必要的技术才能创作出来。[4]只有“具体的创造的技术”方能给予未经雕琢的自然的东西以“形式”，使其带有人的“生命”的意味与情调，从而成为艺术，所以，没有技术就没有艺术，技术是艺术的基础。若无技术，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不可能变成一个人体，一堆杂乱的声音不可能变成一曲乐音。其余如建筑、绘画、文学等，也都是如此。
（二）从技术评艺术：“求目与手之准确精练”
因此，宗白华自己在探讨艺术时，就对艺术的“具体的创造的技术”很重视，他在研究艺术理论和批评艺术时，更是有意从技术的角度入手来思考问题。他很欣赏谢赫的绘画“六法”，也把“六法”作为评价中国绘画的最高的标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六法”中，除了第一法“气韵生动”外，从第二法到第六法，即“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基本上都是绘画的“技术”：此六法中之应物象形与随类赋彩，即是临摹自然，刻画造化中之真形态。经营位置，是布置万象于尺幅之中，使自然之境界成艺术之境界。骨法用笔，则是中国绘画工具之特点。笔与墨之运用，神妙无穷：可以写轮廓，可以供渲染，有干湿笔轻重虚实巧拙繁简之分，而宇宙间万种形象，山水云烟，人物花鸟，皆幻现于笔底。且笔之运用，存于一心，通于腕指，为人格个性直接表现之枢纽。[5] 而宗白华认为只有待此“五法”精熟，才能达到中国绘画之最高境界之“气韵生动”。由此可见，艺术与技术须臾不可离，几乎完全是建立在技术的基础上的。而西洋画同样如此。他在谈到中西画在透视上出现的根本差别时，也特地强调自己对技术的重视，“曾于《图书评论》第二期（按：即《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一文）从宇宙观及技术工具之观点比较略论及之。”[5]51但实际上宗白华只是从宇宙观上论述了中西绘画之不同的追求，他在此文中推荐的是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和黄憩园的《山水画法类丛》，而后者则以山水画的“技术”即画法为主要内容的，“本书则专谈画法，而不及画评，画史。”[4]47宗白华特地介绍了全书的主要内容，即上篇的“局勢”“笔墨”“景象”与“杂论”等，下篇的“画山、画石、皴染、画树、画云、画人等”画法。而这也可说明，他对中国绘画中的技术的重视。
所以，宗白华在评论他的老友和中央大学同事徐悲鸿的画作时，对技术的训练尤为关注，特谈其学艺刻苦：“且认定一切艺术当以造化为师；故观照万物，临摹自然，求目与手之准确精练（在柏林动物园中追模狮之生活形态，素描以千计）。”又言，“徐君以二十年素描写生之努力，于西画写实之艺术已深入堂奥。”[5]51而从中确实可以看出宗白华对徐悲鸿的“求目与手之准确精练”的欣赏，对其描摹狮子近千幅的叹服。显然，他不仅重视艺术的“画理”也重视技术的“画法”。而在谈到徐悲鸿学生孙多慈的素描时，也特地通过素描谈到了绘画的技术性：“西洋画素描与中国画的白描及水墨法，摆脱了彩色的纷华灿烂，轻装简从，直接把握物的轮廓，物的动态，物的灵魂。画家的眼、手、心与造物面对面肉搏。物象在此启示它的真形，画家在此流露他的手法与个性。”[6]再如，孙多慈在南京马戏场速写狮子，“线纹优秀，表出狮的体积与气魄，真气逼人而有相外之味。”所以，宗白华说：“表示作者观察敏锐，笔法坚稳，清新之气，扑人眉宇。”[6]118而宗白华不管是谈徐悲鸿时提到的“求目与手之准确精练”，还是谈孙多慈时提到的“画家的眼、手、心与造物面对面肉搏”，都表现了他对艺术的技术的重视与推崇。
当然，宗白华不只是在谈论绘画时关切技术，谈论其他艺术门类时也总是喜欢从技术着眼。如他谈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对人物“性格的描写”时，就指出莎翁这个天才“有点石成金的手段”，即有“与前人不同的独自的技术，以描出角色内心的行为的动机”，因此，他从四方面探讨了莎翁塑造一个人物的“性格”的“与前人不同的独自的技术”，如“全部的行动”“不经意的微小的动作或道白”“性格的对映”“由别人的口中描出”等。而且，他更是深刻地指出，“艺术的价值并不在于题材内容，而在他如何写出。”[7]这个“如何写出”所瞩目的就是如何给予戏剧中人物不同的“形式化”，其内里的关键还是一个技术问题。
二、机器的技术
尽管宗白华早期对技术的思考主要集中在艺术的技术上，即使得艺术“形式化”的“技术”上，但已充分显示了他对技术问题的重视。而宗白华对技术更为广泛的思考更多还是受到了斯宾格勒的启发，他在谈到斯宾格勒的巨著《西方之衰落》时，就指出其对技术的关注，“斯宾格勒又从那陪伴人类发展的技术来诊断这文明的生理阶段。”[8]但更为直接的影响还是斯宾格勒的《人与技术》（DerMenschunddieTechnik）这本书。宗白华详细阅读和思考《人与技术》的时间估计在1938年上半年，因为他除了在1938年7月10日的《新民族》第1卷第20期上发表《近代技术底精神价值》一文予以介绍外，1938年7月24日，他又在《学灯》上发表了《技术与艺术：在复旦大学文史地学会上的演讲》，再次阐发了斯宾格勒这本书的思想。此外，1938年8月7日和14日，他又在《学灯》第10、11期两期连续推出《人与技术》的译者董兆孚所翻译的《人与技术》的文章，并且在编后语里对斯宾格勒的这本书进行推荐。他不无溢美地夸赞说：“斯宾格勒（O.Spengler）在《人与技术》这小书中精思创见，层出不穷，使我们在那平凡的‘技术世界’发现层层远景，意趣无穷。哲学家引导我们触到世界底深一层。”[9]由此也可看出，他对斯宾格勒这本小书的重视和欣赏。
而宗白华之所以对斯宾格勒的思想如此重视，一是他本来就对斯宾格勒研究历史的方法及风格佩服不已，“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也是拿艺术史家和诗人的眼睛浏览这全部人类史里几个庞大的生物，文化的生态”，因此，“斯宾格勒的《西方之衰落》是一历史的生态学，博大精深，征引繁复”。[8]187宗白华在自己之前的艺术研究里已经从其著作中受益匪浅。二是这也与宗白华对生活的直接体验有关。1921年，他在柏林留学时，曾写下了《生命之窗的内外》这首诗，其中的一些诗句表达了他对现代生活的观察和体悟，如“生活的节奏，机器的节奏，推动着社会的车轮，宇宙的旋律。”[10]从诗中可以看出，他对近代社会以机器为特征的生活深有感触，这是因为不仅“生活的节奏”为“机器的节奏”所控制或者就是后者的节奏，而且机器已经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车轮”，甚至已成为“宇宙的旋律”。而斯宾格勒的《人与技术》的最后一章《机器文化的兴衰》（TheLastAct：RiseandEnd ofTheMachineCulture），就是探讨近代社会的机器技术的，这自然引起了宗白华的共鸣。
（一）技术的本质：“全生命的战略”
宗白华借助于斯宾格勒的《人与技术》，对何为技术以及技术的本质重新进行了思考，从而也突破了之前仅仅把技术等同于艺术的“形式化”的局限，同时，也把技术放到了一个更为宏阔的范围里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在引出斯宾格勒对技术的认识之前，他先给予了自己的理解，然而那化知识以成事业，运用自然的因果机构，来实现我们生活目的的一种手段，叫作什么？这就是通常所谓的“技术（technics）”，[1]161也即技术是人将“知”变成“行”的手段。如果以这样的眼光来看技术，可以说，在人类的所有行动中都存在着技术和技术的作用。而这正是斯宾格勒对技术的理解，宗白华在《近代技术的精神价值》中几乎逐字逐句地引用和翻译了他的说法，而这篇文章也基本上是他转述并翻译《技术与人》的相关的文字： “我们要了解技术的意义，不应该从机器技术出发，更不可堕入那魅惑的思想，以为制造机器和工具是技术的目的。事实上技术是最古老的东西。它并不是历史的特殊的现象，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它伸张到人类以外的动物，可说一切的动物。动物的生存形式有别于植物的是它能在空间自由活动，对于包围它的自然能有相当的自主自决，而因此反抗自然以伸张自己，给予自己的生存一种意义，内容和超越。只有从心灵方面才能启发技术的意义。”[11]
显然，斯宾格勒首先批评了那种把技术混淆为工具的最为直接同时也是最为肤浅的看法，他并不认为技术就是机器或工具的制造，而是把技术提到了作为“猛兽”或“凶猛动物”（theanimal ofprey）的人的生存的高度来看待，把技术看成是动物为了生存而“反抗自然”与征服“自然”的“竞争”（struggle）的“狡计”（dodges）或“战略”（tactics）。而这个所谓的“自然”，不仅包括外在的“自然”，也包括动物自身。因为工具有时并非技术所必需，很多技术并没有工具的辅助但一样存在，如狮子用“技术”捕捉一头鹿等，所以，斯宾格勒认为，理解技术不能从工具的制造来理解，关键在于工具的“运用”，“不在武器而在战略”，简言之，“技术即是全生命的战略，它是战斗过程中的内在形式，它同生命本体同一意义。”[1]162在此，斯宾格勒把技术提高到了“生命本体”的高度，甚至认为技术就是生命本身。因为没有技术，动物将无法生存，而只要生存，动物就无时无刻不处在“运用”技术的过程中，也即需要时时刻刻做出这种“有目的的动作”，才能从与“自然”的战争中侥幸存活。正因此，技术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它不从属于经济，也不从属于政治或战争，它与生命同步并一致。近代的发明家和机器即来源于古代动物“进攻自然”与“征服自然”时对技术的运用，也即源自某种“战略”的需要。“每一种机器皆效力而为某一种过程，而由关于此种过程之思想取得其存在。所有吾人之一切运输工具，皆由‘推’‘划’‘驾驶’与‘飞行’等观念发展而来，而非自一‘车’或一‘舟’之概念发展而来。”[12]宗白华对斯宾格勒的技术观基本上是认可的，但他更看重的是技术对人的发展起到的作用以及人对技术的运用。所以，他指出，“大抵禽兽的技术利用本身上的武器，人类则创造身外的器械来满足生存的需要。故人的技术高于一切动物。”[2]181
而宗白华对人的技术的关切，一方面是出于他对艺术的关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对自己所生活的人的技术的顶峰，即机器时代的关切。他更把技术视作一个民族文化的物质基础。“一切生活部门都有技术方面，想脱离苦海求出世间法的宗教家，当他修行证果的时候，也要有程序、步骤、技术，何况物质生活方面的事件？技术直接处理和活动的范围是物质界。它的成绩是物质文明，经济建筑在生产技术的上面，社会和政治又建筑在经济上面。然经济生产有待于社会的合作和组织，社会的推动和指导有待于政治力量，政治支配着社会，调整着经济，能主动，不必尽为被动的。这因果作用是相互的。政与教又是并肩而行，领导着全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13]而宗白华在把技术普泛化的同時，也把技术放在了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因此，他比斯宾格勒更加重视技术的作用。但他也注意强调政治与宗教对技术的协调作用。这是和斯宾格勒有区别的，相较而言，斯氏更强调技术对政治宗教的决定作用。
（二）机器技术：“使空间接近，使时间缩短”
与斯宾格勒相比，宗白华对近代以来技术的表征即机器的出现更为重视，而且，他更为看重机器时代的到来。斯宾格勒说技术是一普遍的生命的事实，这是不错的。但是近代的所谓技术（technics）一词，则往往狭义地指那根基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明机器和机器的运用”。[1]163而近代技术的产生，是以1765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为开始的，就此，人们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机器技术”（machinetechnics）的时代或“机器技术世界”。
从此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理论与运用互相刺激，理论的发展潜含了新应用的探试，新应用的成功又引起新问题新理论的探讨。科学，发明，应用，如环之无端，形成一线。使机械的物理的世界，服役于人生的文化的目的。康德所割分的“因果世界”和“目的世界”在近代机器技术世界里携手，构成第三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是数学，是物理，是自然力和自然律，但又是人的目的，人的构造，人的希望，人的幻想。它一面是“自然的机械”，完全受制于自然因果，但另一方面又是“人为的创造”，完全服役于人生目的。它既不是完全的自然物质，因为它经过了人的意匠。然而又够不上纯精神文化的表现，如文学艺术，哲学道德。它是新奇的，古人所未尝梦想到的幻异世界，却是完全植根于最踏实的经验科学和最实际的人生需用。[1]164看得出来，宗白华对“机器技术”所带来的“机器技术世界”是欣赏的。因为机器是人利用自然的“因果”的技术服务于人生的主观的“目的”，解决了康德提出的自然的“因果世界”与人的“目的世界”分裂的难题，把“自然”与“自由”完美地统一到了一起而构成了“第三世界”，即“机器技术世界”。这个机器技术的世界是“新奇”的，是一个古人所不曾得见也没有“梦想”过的“幻异世界”，同时，也让现代人为之神迷为之震惊的崭新的世界。
宗白华自己就为之沉醉，他不仅把机器视为“现代的罗曼蒂克”，更以诗人的笔调讴歌眼中的机器，“每一架机器自成一个圆满的存在，那样巧妙，那样生动，却又那样实际。”而宗白华的感慨也非空穴来风，机器技术确实使世界的面貌在这百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这种巨变不仅仅因为发明了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而且改变了人安置世界的最根本的时空格式，“使空间接近，时间缩短”。[1]164机器的出现不仅是改变了地球的面貌，组成了无数的工厂和都市，还从根本上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文化、经济、政治，以至于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当然，这一影响好坏都有。宗白华首先探讨了机器技术给近代社会带来的灾难，其中最大的灾难就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争夺和彼此的争战，而这的确也部分成为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等，就昭示了这样一种以机器技术为特征的近代文明的“沉沦毁灭”，此后很有可能“剩下的是一片原始荒丘，文明以后的野蛮”。[1]164不过，宗白华对这样一种悲观绝望的看法并不完全赞成。虽然瓦特发明蒸汽机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样给人带来了各种灾难和痛苦，可也带来了人类进步的希望。因此，宗白华也谈到了机器技术给人带来的有益的一面。 近代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愈过愈趋于密切的联系，严格的组织，生活合理化，行动纪律化。全世界必然地因技术关系成为严密的合作的大组织。全世界统一在一个技术政治之下，是未来的理想的人类社会。[1]165显然，宗白华对近代技术即机器技术所带来的前景是持乐观态度的。因为他既看到了机器技术给人带来的不利的影响，但更看到了人所发明的机器技术的独到的价值，那就是机器技术并非一种单向的机械装置，它“不是完全的自然物质”，经过了“人的意匠”，它也含有了精神的成分，所以，它反过来也会对人进行“陶冶”。因此，宗白华对机器技术的这个特性情有独钟，“（机器技术）在助成人类理想的实现上技术固有了它的文化价值，然而它本身也具有它的精神价值，近代技术也陶冶了一种近代的人生精神和态度。”[1]167正是这种“陶冶”，使得人有可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样式来生存，形成新的人类文化，诸如“严格的组织，生活的合理化，行动的纪律化”等基本上都是机器技术对人的要求。而他更觉得全世界可能因此“统一在一个技术政治之下”，并且因此产生出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尽管这一想法现在看来有些过于浪漫，但的确也可以看出宗白华对机器技术的欣赏，这是与斯宾格勒对机器技术所持的悲观态度不一样的地方。斯宾格勒认为近代的机器技术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样式，同时也使得人开始以机器为中心考虑人与人及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由于城市之发达，一切技术成为中等社会人之技术。一般高矗派僧侣（Gothicmonkes）之继承者为已受教化之俗世发明家，即老练之机器牧师（expertpriestofthemachine）。最后，由于理性主义之兴起，技术之信仰几乎成为一种唯物论的宗教。技术永久不朽一如神父，技术拯救人类一如神子（译者按指基督），技术启迪吾人一如神灵。技术之崇拜者为自拉美脱理（Lamettrie）之列宁之近代俗人。[12]63而對机器技术的崇拜所改变的不仅是人的地位以及人与神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也使得人类社会发生了可怕的变化，随着机器技术的扩张以及对人类生活的渗透，在不知不觉中，“一精神的荒原，一无高亦无深之平板蒙昧之混一，遂以发生而日趋扩大。”[12]66所以，斯宾格勒认为以机器技术的文明为特征的西方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这个悲剧已经展开，而且不可改变。
但正因那个缘故，浮士德型的人已然变成了他的创造的奴隶。他的数和他的生活安排，已经被机器推上一条既不能站住不动又不能倒退的道路。农民，手工业者，甚至商人，与机器为了自己发展而培养出来和锻炼成功的三类大人物，即厂主、工程师和工厂工人相比，突然显得不重要了。从手工业———加工经济———的一个很小的分枝上，已经长出了（只有在这一文化中）一棵大树———机器工业的经济，它的影子掩盖所有其他各种职业。它强迫厂主和工人同样地服从。二者都成为机器的奴隶，而非其主人，因之，这时它就初次发挥了它的凶恶和神秘的威力。[14]机器支配了人，不管是工厂主还是工人，他们所“服从”的最高的法则就是机器的法则，他们也因之成为“机器的奴隶”，机器从而支配了世界，改变了世界。人也因此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完全丧失了生命的意义。但是宗白华的态度却与其相反，他直言，“但斯宾格勒的思想又太被黑夜的悲观所笼罩了。他的一双夜枭的巨眼，只看见这大城市衰败的末运；他虽崇拜歌德，却没有完全接受浮士德生活悲剧的结论，那就是拿‘智慧’和‘行动’来改造世界，建成一个新世界！”[9]188不过，宗白华对机器技术寄予厚望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把技术看成一种中性的东西，其所产生的利弊并不在于自身，而是在于使用它的人。
技术本是一种能力，是一种价值，它是人类聪明的伟大发现，科学树上生出的佳果。运用得当，是一切文化事业成功的因素，人类幸福可能的基础；运用不得当，在野蛮人的手中自然可以摧毁一切人类文化。所以为福为祸，应用得当不当，这个责任不该由技术来负，而是应该由哲学来负的。[1]165从宗白华的这个观点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孤立地看待技术的。而是把技术与哲学联系到了一起，进行综合的更为深入的考量。这也使得对宗白华的技术思想的评价，不能只考虑他对技术的思考。同时，也要考虑他对技术与哲学间的乃至与艺术间的关系等的思考。这样才可以更为全面和深入地把握他的技术观。
三、技术、哲学与艺术
宗白华关注并强调技术与哲学艺术之间的关系，与他本人认为技术与哲学以及艺术之间的紧密联系不可分离。而且，也与最初他由艺术进入对技术问题的思考有关，更与他后来又由机器技术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思考哲学科学问题有关。
（一）技术与哲学：“哲学对技术的领导”
宗白华认为哲学与技术密不可分，两者的历史同样古老，从某种意义上最初的哲学家如巫师等，同时也是技术的“运用者”，而关切“智慧”的哲学也可看成是对某种“技术”的认识与使用。但尽管哲学和技术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甚至有着同样的源头即科学，可它们之间还是有着不同的功用的。因为技术虽然有一定的“精神价值”，却并不是“纯精神文化”，和完全属于人的精神的哲学还是有着本质的差别，这就决定了技术本身对于人来说只能是从属的，次要的。所以，宗白华才会把驾驭技术的使命交给哲学，因为“哲学确定人生的价值和理想，技术使它们实现。”[1]167技术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哲学问题，或者说是人的问题。
近代技术的发展虽引起了产业革命后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国际斗争，然而也同时必然地加紧了人类互助合作的关系，组织力的增进是它的社会价值。人类渐渐地联系在一技术合作的网里。一种统一的“人类文化”已逐渐地展开。然而无数的阴霾尚遮掩着旭日的上升。只有在正确的哲学领导下才能引上那坦荡的大道。[1]167哲学把握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与精神，而技术的运用实与其所指向的“价值和理想”息息相关，所以宗白华才把哲学对技术的“领导”作用看得这么重要，而他同时还强调了这哲学须是“正确的哲学”，这样才能“正确地”对技术予以合理的指导和运用。 （二）技术与艺术：“发明家是现代的诗人”
宗白华认为在哲学与技术产生的同时，也产生了艺术，而最初的艺术也可以说是一种技术。因为艺术那时是与技术（工艺）密不可分且融合在一起的，如古代有着“工细的花纹”且“形式亦非常优美”的玉器铜器，都既是实用的器皿，同时也是礼器。可艺术却不仅仅是技术，“它的地位是介乎哲学（人生智慧，宇宙观）与宗教（人生目的，理想，信仰）之间的东西。它不仅对宇宙有一种了解———在理智的方面。同时另一方面，它还对于宇宙发生信仰———在情感方面。”[2]184所以，艺术是偏于心灵的，而技术是实用的，偏于物质的。但两者又有共通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是“不自然的”，建筑、绘画等艺术其实也都是“人造的”，是不自然的，技术也是人创造的，同样是不自然的。而宗白华认为，这种不自然的状态，特别是在机器技术的时代到来后，变得更加剧烈了，在之前由神所创造的那个纯为大自然的世界又创造了一个“非自然的世界”，“自机器发明以后，整个的地球，都为技术所支配，这是人造的宇宙，一个非自然的世界。”[2]184这个机器技术的世界同样也被人认为是“人为的，粗俗的”，但是宗白华指出，这只是表面的现象，万变不离其宗，艺术并无因此而改变自己的非自然的属性。但是，非自然的艺术和技术却在人类文化中起着“中轴”作用，起到文化生活中心的作用，因为它们都有着“再造出自然”的能力。
艺术家以一建筑结构控制自然于一秩序和谐条理之中，犹如科学家的控制自然于一逻辑体系之下。建筑能表现出山水的灵魂，音乐却能以同样抽象的节奏韵律表达出人的灵魂。所以“非自然”的技术，艺术，音乐，均可以再造出自然。技术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为下层的建筑，艺术则为上层的建筑。由控制物质生活的技术到表现精神生活的艺术，一则是介于科学与经济之间，一则是介于人生智慧———哲学———与人生理想———宗教之间，上下层联系构成了人类文化整体的中轴。我们要给予技术以精神的意义，这就是给予美感，如我们古代的工艺———玉器和铜器。[2]185从“控制物质生活的技术”到“表现精神生活的艺术”，展现了人从征服外部的世界到关注自己内在的世界的历程，同时也展现了人的生活的不可分离的两方面。这也使得技术与艺术的沟通成为可能，乃至成为发展的方向。因此宗白华才主张“给予技术以精神的意义”，或“给予美感”。为此，他特地援引历史上那些集艺术家与技术的发明家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比如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就既是伟大的艺术家，也是“典型的发明家”。而且，宗白华把发明家推许为艺术家和“现代的诗人”，因为发明家从事技术的创造和诗人从事艺术的创造可谓异曲同工，“发明家是近代机械化了的社会与人生里仍需保持活跃的想象力和心灵的冒险的人物。艺术的天才在这时代里有一个新的活动领域。虽然发明不能替代纯艺术的精神表现与创造。”[1]166而艺术家在机器技术的世界里的活动，既可以带给技术以新的发展，同时也可以赋予技术以“美感”。因为，“他们的技术不只是服役于人生（像工艺）而是表现着人生，流露着情感个性和人格的。”[13]344
宗白华的这一思想一直没有改变过。80年代，他曾主张“开拓美学新领域”的“技术美学”，认为“（技术美学）这是一门很有前途，大有可为的实用性美学”，指出“技术也可以是美的”，[15]就是其对此一时期赋予技术以“美感”的思考的延续。
四、结语
在宗白华对技术的思考中，对于艺术技术的思考相对来说比较单纯，大多停留在学术范围之内，而他对于近代以来机器技术的思考却夹杂有很多时代的烙印。因为时值抗日战争低谷，大半河山沦于敌手，他本人随中央大学流亡至重庆，国破家亡，自然没齿难忘，所以，他在对于机器技术的思考中，常带有对现实境况的考量。而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并被日本欺凌，就是因没有能够掌握机器技术所致。
自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这短短的百余年中，因为机器的发明，技术的猛进，遂使人类文化上、精神上，全受到机器的支配，影响于一切的思想，文学，社会，政治，都发生一种巨大的变动和改革。中国近百年来国际地位的低落，也是受了西洋技術之威胁。就现时的抗战来论，因我们技术的落后，吃了无数的苦痛。明白这一点，我们应该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去，努力创造我们的技术。[16]而机器技术对近代世界的强力改变也正是斯宾格勒所强调的要点，他认为20世纪以来世界的历史就是由机器技术决定的，英德法美诸列强之所以能够控制世界，就是因为拥有机器技术，而机器技术也即蒸汽机为主推动力的技术又依赖于煤的生产，因此德国才依靠占有煤产地而一跃为强国。故斯宾格勒说：“‘政治’‘战争’与‘经济’之深切关系，现已展现（几乎三位一体）军力之等级依赖于工业之强度。各国倘其工业贫弱，则一切皆贫弱；因此即不能维持其军队或进行战争；因此政治即衰弱无力，因此，其所有工人（无论领袖或被领导者）皆被典质于其敌国之经济政策中。”[12]68而正是出于对斯宾格勒这个观点的认同，以及对因机器技术的落后所导致的国家沦落的痛切的体验，使得宗白华把机器技术的进步不仅看作改变国家实力和命运的救星，也将其看作改变国民性的重要的手段。
我们中国还缺乏近代技术，更缺乏那技术的精神陶冶。我们一方面需要那缜密，精细，负责，踏实，富有组织力和服务的精神。我们也需要那根基科学的发明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至于近代技术在抗战中的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人人皆知兹不论及）。[1]168因为在宗白华看来，现代的国家是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现代的国民也必须经过机器技术的“精神陶冶”，才能转化为真正的现代的国民。他认为机器技术对人的“陶冶”是全方位的，其中关系最大的是发明家、工程师和机器工人。发明家可创造新的技术，可引领社会进步；工程师主要负责计划和组织，有着思考缜密，做事踏实和负责，其精神可供“政治人员”学习；机器工人具有“遵守岗位，服务全体”的道德，而这恰是现代国家每一个公民的道德。总之，宗白华认为，机器技术改变的不仅是一个国家外在的面貌，还可以改变国民的灵魂，使其成为现代的国民。因此，他才对机器技术寄予了厚望和乐观的理想。 中国民族很早发现了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的秘密，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因而轻视了科学工艺征服自然的权力。这使我们不能解救贫弱的地位，在生存竞争剧烈的时代，受人侵略，受人侮辱，文化的美丽精神也不能长保了，灵魂里粗野了、卑鄙了、怯懦了，我们也现实得不近情理了。[17]时间转瞬即逝。在一个多甲子后的今天的中国，宗白华的以“科学工艺征服自然的权力”无疑已经被我们重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也已经不再受人“侵略”和“侮辱”，可“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却似乎依然没有找到，我们的“灵魂”好像依然“粗野”“卑鄙”“怯懦”，而且，我们也依然“现实得不近情理”，那么，这其中的问题是否真的与技术有关呢？倘若宗白华先生地下有知，又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解释呢？
注释
[1]宗白华.近代技术底精神价值[J]. 1938年7月10日.新民族（第1卷第20期）.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65.
[2]宗白华.技术与艺术：在复旦大学文史地学会上的演讲[J].时事新报·学灯（渝版）第8期.1938年7月24日.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82.
[3]宗白华.哲学与艺术：希腊大哲学家的艺术理论[J].《新中华》创刊号.1933年1月.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53.
[4]宗白华.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J].图书评论（第1卷第2期）.1932年10月1日.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3.
[5]宗白华.徐悲鸿与中国绘画[J].国风（1932年第4期）.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9.
[6]宗白华.论素描：《孙多慈素描集》序[A].1935年3月.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16.
[7]宗白华.莎士比亚的艺术[A]. 1937年.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57.
[8]宗白华.《文艺倾向性》等编辑后语[J].时事新报·学灯（渝版）第10期.1938年8月7日.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87.
[9]宗白华.《人与技术》编辑后语[J].时事新报·学灯（渝版）第11期.1938年8月14日.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88.
[10]宗白华.我和诗（1923年）[J].文學（第8卷第1期）.1937年1月1日.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54.
[11]同[1]，第162页。另可参考董兆孚译.人与技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7.
[12][德]斯潘格来.人与技术[M].董兆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9.
[13]宗白华.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J].文艺月刊.1943年5月号.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344.
[14][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772.
[15]宗白华.谈技术美学[J].文艺研究（1986年第4期）.见宗白华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620.
[16]宗白华.技术与艺术：在复旦大学文史地学会上的演讲[J].时事新报·学灯（渝版）第8期.1938年7月24日.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82.
[17]宗白华.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那里去？[J].艺境未刊本.1946年.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03.
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宗白华借助于对斯宾格勒的技术思想的介绍和理解，就对“技术”（technics）尤其是近代以来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機器技术”（machinetechnics）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他对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都进行了探讨，其中有些思考至今仍不失其价值。不过，他对技术的思考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本身，而是把技术放在与哲学和艺术的相互关系中进行考察，从中来把握技术的实质。因为他认为技术与哲学一样，都是人类古已有之的东西；而且，最早运用古代技术的那些神巫或魔术师就是“哲学的前身”或“古代知识智慧的保藏者”，他们是“智慧与技术集于一身”的人物，而“近代科学研究的开始，仍系由中古时代的魔术师，炼金术士为前驱”。[1]也就是说，最早技术与哲学互为彼此，对技术的最初运用产生了哲学，之后的科学同样由此萌芽并贯穿了技术与哲学的精神。而宗白华认为，与技术和哲学同时出现的，还有艺术。“人类既知用智力控制宇宙，把握世界，知道用适当的方法，达到生活的目的，发明工具，创出人的技术。而思索宇宙全体的哲学思想与欣赏自然整个图画的艺术心灵也就同时产生。”[2]所以，宗白华在思考技术的同时，也一直在对与其伴生的哲学和艺术以及三者之间互动的关系进行着思考。而宗白华因为学术研究兴趣和路径的关系，最初对技术的思考是和艺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其后才由“艺术的技术”拓展到近代社会的机器技术乃至人类生命的技术的思考。而从他思考问题的焦点或者所凭借的手段来看，他主要还是受到康德和斯宾格勒等人思想的影响和启发。
一、艺术的技术
宗白华最初对技术的意识源自与艺术的接触，他早年的古典诗歌的写作使他意识到艺术中的技术因素，如字词的安排，格律与韵脚的选择等，而或许正是有此经验，之后他开始进行艺术学及美学的研究后，更是对艺术中的技术问题予以持续的关注，而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对艺术的“形式”问题的探讨。
（一）艺术家的技术：“将生命表现于形式之中”
因为深受康德的形式主义美学观的影响，宗白华对艺术“形式”问题的思考更多来自对其相关思想的发挥。如他认为，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就在于其具备一种“形式”的要素，不同的艺术都各自拥有其不同的“形式”，而艺术家创造某种艺术其实就是在创造某种“形式”以进行“心灵表现”。艺术有“形式”的结构，如数量的比例（建筑），色彩的和谐（绘画），音律的节奏（音乐），使平凡的现实超入美境。
但这“形式”里面也同时深深地启示了精神的意义、生命的境界、心灵的幽韵。艺术家往往倾向于以“形式”为艺术的基本，因为他们的使命是将生命表现于形式之中。而哲学家则往往静观领略艺术品里心灵的启示，以精神与生命的表现为艺术的价值。[3]而艺术家之所以是艺术家，就是因为他们有能力使物质“形式化”或者说拥有一种“形式化”的能力，所以，宗白华说，艺术家是个“小造物主”。艺术的创造就是“形式化”的过程，是一种“造型”。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必须拥有一定的“形式化”的“技术”。因为，艺术家要“将生命”表现在其中，同时，还要描写“自然景物”，离开技术将无法赋予材料以“形式”。这就是郑板桥所谓的变“眼中之竹”为“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最后成为“纸上之竹”的艺术创造过程，而其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技术的运用。这与只须通过“静观”来领略艺术品的哲学家是不同的。因此，宗白华指出，艺术家从最初起就是“手工艺者”或“职业的劳动者”，其实就是个靠“手”或“手艺”吃饭的工匠。而工匠就是有技术的人。如希腊艺术家所崇拜的火神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就是一个工匠，他不仅是建筑师，还是铁匠与武器师等。所以，宗白华之所以津津乐道于希腊的雕塑家米龙（Myron）雕刻的牛栩栩如生，宙克西斯（Zeuxis）画的葡萄引飞鸟来啄食，中国画家曹不兴为孙权所画屏风上之苍蝇引孙权拂拭等，实际上都是为了强调艺术家的技术涵养，“这种写幻如真的技术是当时艺术所推重。”[3]60因此，也可以说，如果那些艺术家没有“写幻如真”的“技术”，就不会有这些栩栩如生的艺术。正是因为持有这种观点，宗白华把技术放在艺术创造的最为重要的地位，甚至是首要的地位。
而艺术的创造首先就需具体的创造的技术。所以，如果要艺术则同时也需要研究与其有关的技术。无论是人体的雕塑，神庙与教堂的建筑，绘画的光影与明暗，文学的语言的运用，音乐的旋律，都需要艺术家掌握必要的技术才能创作出来。[4]只有“具体的创造的技术”方能给予未经雕琢的自然的东西以“形式”，使其带有人的“生命”的意味与情调，从而成为艺术，所以，没有技术就没有艺术，技术是艺术的基础。若无技术，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不可能变成一个人体，一堆杂乱的声音不可能变成一曲乐音。其余如建筑、绘画、文学等，也都是如此。
（二）从技术评艺术：“求目与手之准确精练”
因此，宗白华自己在探讨艺术时，就对艺术的“具体的创造的技术”很重视，他在研究艺术理论和批评艺术时，更是有意从技术的角度入手来思考问题。他很欣赏谢赫的绘画“六法”，也把“六法”作为评价中国绘画的最高的标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六法”中，除了第一法“气韵生动”外，从第二法到第六法，即“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基本上都是绘画的“技术”：此六法中之应物象形与随类赋彩，即是临摹自然，刻画造化中之真形态。经营位置，是布置万象于尺幅之中，使自然之境界成艺术之境界。骨法用笔，则是中国绘画工具之特点。笔与墨之运用，神妙无穷：可以写轮廓，可以供渲染，有干湿笔轻重虚实巧拙繁简之分，而宇宙间万种形象，山水云烟，人物花鸟，皆幻现于笔底。且笔之运用，存于一心，通于腕指，为人格个性直接表现之枢纽。[5] 而宗白华认为只有待此“五法”精熟，才能达到中国绘画之最高境界之“气韵生动”。由此可见，艺术与技术须臾不可离，几乎完全是建立在技术的基础上的。而西洋画同样如此。他在谈到中西画在透视上出现的根本差别时，也特地强调自己对技术的重视，“曾于《图书评论》第二期（按：即《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一文）从宇宙观及技术工具之观点比较略论及之。”[5]51但实际上宗白华只是从宇宙观上论述了中西绘画之不同的追求，他在此文中推荐的是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和黄憩园的《山水画法类丛》，而后者则以山水画的“技术”即画法为主要内容的，“本书则专谈画法，而不及画评，画史。”[4]47宗白华特地介绍了全书的主要内容，即上篇的“局勢”“笔墨”“景象”与“杂论”等，下篇的“画山、画石、皴染、画树、画云、画人等”画法。而这也可说明，他对中国绘画中的技术的重视。
所以，宗白华在评论他的老友和中央大学同事徐悲鸿的画作时，对技术的训练尤为关注，特谈其学艺刻苦：“且认定一切艺术当以造化为师；故观照万物，临摹自然，求目与手之准确精练（在柏林动物园中追模狮之生活形态，素描以千计）。”又言，“徐君以二十年素描写生之努力，于西画写实之艺术已深入堂奥。”[5]51而从中确实可以看出宗白华对徐悲鸿的“求目与手之准确精练”的欣赏，对其描摹狮子近千幅的叹服。显然，他不仅重视艺术的“画理”也重视技术的“画法”。而在谈到徐悲鸿学生孙多慈的素描时，也特地通过素描谈到了绘画的技术性：“西洋画素描与中国画的白描及水墨法，摆脱了彩色的纷华灿烂，轻装简从，直接把握物的轮廓，物的动态，物的灵魂。画家的眼、手、心与造物面对面肉搏。物象在此启示它的真形，画家在此流露他的手法与个性。”[6]再如，孙多慈在南京马戏场速写狮子，“线纹优秀，表出狮的体积与气魄，真气逼人而有相外之味。”所以，宗白华说：“表示作者观察敏锐，笔法坚稳，清新之气，扑人眉宇。”[6]118而宗白华不管是谈徐悲鸿时提到的“求目与手之准确精练”，还是谈孙多慈时提到的“画家的眼、手、心与造物面对面肉搏”，都表现了他对艺术的技术的重视与推崇。
当然，宗白华不只是在谈论绘画时关切技术，谈论其他艺术门类时也总是喜欢从技术着眼。如他谈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对人物“性格的描写”时，就指出莎翁这个天才“有点石成金的手段”，即有“与前人不同的独自的技术，以描出角色内心的行为的动机”，因此，他从四方面探讨了莎翁塑造一个人物的“性格”的“与前人不同的独自的技术”，如“全部的行动”“不经意的微小的动作或道白”“性格的对映”“由别人的口中描出”等。而且，他更是深刻地指出，“艺术的价值并不在于题材内容，而在他如何写出。”[7]这个“如何写出”所瞩目的就是如何给予戏剧中人物不同的“形式化”，其内里的关键还是一个技术问题。
二、机器的技术
尽管宗白华早期对技术的思考主要集中在艺术的技术上，即使得艺术“形式化”的“技术”上，但已充分显示了他对技术问题的重视。而宗白华对技术更为广泛的思考更多还是受到了斯宾格勒的启发，他在谈到斯宾格勒的巨著《西方之衰落》时，就指出其对技术的关注，“斯宾格勒又从那陪伴人类发展的技术来诊断这文明的生理阶段。”[8]但更为直接的影响还是斯宾格勒的《人与技术》（DerMenschunddieTechnik）这本书。宗白华详细阅读和思考《人与技术》的时间估计在1938年上半年，因为他除了在1938年7月10日的《新民族》第1卷第20期上发表《近代技术底精神价值》一文予以介绍外，1938年7月24日，他又在《学灯》上发表了《技术与艺术：在复旦大学文史地学会上的演讲》，再次阐发了斯宾格勒这本书的思想。此外，1938年8月7日和14日，他又在《学灯》第10、11期两期连续推出《人与技术》的译者董兆孚所翻译的《人与技术》的文章，并且在编后语里对斯宾格勒的这本书进行推荐。他不无溢美地夸赞说：“斯宾格勒（O.Spengler）在《人与技术》这小书中精思创见，层出不穷，使我们在那平凡的‘技术世界’发现层层远景，意趣无穷。哲学家引导我们触到世界底深一层。”[9]由此也可看出，他对斯宾格勒这本小书的重视和欣赏。
而宗白华之所以对斯宾格勒的思想如此重视，一是他本来就对斯宾格勒研究历史的方法及风格佩服不已，“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也是拿艺术史家和诗人的眼睛浏览这全部人类史里几个庞大的生物，文化的生态”，因此，“斯宾格勒的《西方之衰落》是一历史的生态学，博大精深，征引繁复”。[8]187宗白华在自己之前的艺术研究里已经从其著作中受益匪浅。二是这也与宗白华对生活的直接体验有关。1921年，他在柏林留学时，曾写下了《生命之窗的内外》这首诗，其中的一些诗句表达了他对现代生活的观察和体悟，如“生活的节奏，机器的节奏，推动着社会的车轮，宇宙的旋律。”[10]从诗中可以看出，他对近代社会以机器为特征的生活深有感触，这是因为不仅“生活的节奏”为“机器的节奏”所控制或者就是后者的节奏，而且机器已经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车轮”，甚至已成为“宇宙的旋律”。而斯宾格勒的《人与技术》的最后一章《机器文化的兴衰》（TheLastAct：RiseandEnd ofTheMachineCulture），就是探讨近代社会的机器技术的，这自然引起了宗白华的共鸣。
（一）技术的本质：“全生命的战略”
宗白华借助于斯宾格勒的《人与技术》，对何为技术以及技术的本质重新进行了思考，从而也突破了之前仅仅把技术等同于艺术的“形式化”的局限，同时，也把技术放到了一个更为宏阔的范围里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在引出斯宾格勒对技术的认识之前，他先给予了自己的理解，然而那化知识以成事业，运用自然的因果机构，来实现我们生活目的的一种手段，叫作什么？这就是通常所谓的“技术（technics）”，[1]161也即技术是人将“知”变成“行”的手段。如果以这样的眼光来看技术，可以说，在人类的所有行动中都存在着技术和技术的作用。而这正是斯宾格勒对技术的理解，宗白华在《近代技术的精神价值》中几乎逐字逐句地引用和翻译了他的说法，而这篇文章也基本上是他转述并翻译《技术与人》的相关的文字： “我们要了解技术的意义，不应该从机器技术出发，更不可堕入那魅惑的思想，以为制造机器和工具是技术的目的。事实上技术是最古老的东西。它并不是历史的特殊的现象，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它伸张到人类以外的动物，可说一切的动物。动物的生存形式有别于植物的是它能在空间自由活动，对于包围它的自然能有相当的自主自决，而因此反抗自然以伸张自己，给予自己的生存一种意义，内容和超越。只有从心灵方面才能启发技术的意义。”[11]
显然，斯宾格勒首先批评了那种把技术混淆为工具的最为直接同时也是最为肤浅的看法，他并不认为技术就是机器或工具的制造，而是把技术提到了作为“猛兽”或“凶猛动物”（theanimal ofprey）的人的生存的高度来看待，把技术看成是动物为了生存而“反抗自然”与征服“自然”的“竞争”（struggle）的“狡计”（dodges）或“战略”（tactics）。而这个所谓的“自然”，不仅包括外在的“自然”，也包括动物自身。因为工具有时并非技术所必需，很多技术并没有工具的辅助但一样存在，如狮子用“技术”捕捉一头鹿等，所以，斯宾格勒认为，理解技术不能从工具的制造来理解，关键在于工具的“运用”，“不在武器而在战略”，简言之，“技术即是全生命的战略，它是战斗过程中的内在形式，它同生命本体同一意义。”[1]162在此，斯宾格勒把技术提高到了“生命本体”的高度，甚至认为技术就是生命本身。因为没有技术，动物将无法生存，而只要生存，动物就无时无刻不处在“运用”技术的过程中，也即需要时时刻刻做出这种“有目的的动作”，才能从与“自然”的战争中侥幸存活。正因此，技术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它不从属于经济，也不从属于政治或战争，它与生命同步并一致。近代的发明家和机器即来源于古代动物“进攻自然”与“征服自然”时对技术的运用，也即源自某种“战略”的需要。“每一种机器皆效力而为某一种过程，而由关于此种过程之思想取得其存在。所有吾人之一切运输工具，皆由‘推’‘划’‘驾驶’与‘飞行’等观念发展而来，而非自一‘车’或一‘舟’之概念发展而来。”[12]宗白华对斯宾格勒的技术观基本上是认可的，但他更看重的是技术对人的发展起到的作用以及人对技术的运用。所以，他指出，“大抵禽兽的技术利用本身上的武器，人类则创造身外的器械来满足生存的需要。故人的技术高于一切动物。”[2]181
而宗白华对人的技术的关切，一方面是出于他对艺术的关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对自己所生活的人的技术的顶峰，即机器时代的关切。他更把技术视作一个民族文化的物质基础。“一切生活部门都有技术方面，想脱离苦海求出世间法的宗教家，当他修行证果的时候，也要有程序、步骤、技术，何况物质生活方面的事件？技术直接处理和活动的范围是物质界。它的成绩是物质文明，经济建筑在生产技术的上面，社会和政治又建筑在经济上面。然经济生产有待于社会的合作和组织，社会的推动和指导有待于政治力量，政治支配着社会，调整着经济，能主动，不必尽为被动的。这因果作用是相互的。政与教又是并肩而行，领导着全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13]而宗白华在把技术普泛化的同時，也把技术放在了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因此，他比斯宾格勒更加重视技术的作用。但他也注意强调政治与宗教对技术的协调作用。这是和斯宾格勒有区别的，相较而言，斯氏更强调技术对政治宗教的决定作用。
（二）机器技术：“使空间接近，使时间缩短”
与斯宾格勒相比，宗白华对近代以来技术的表征即机器的出现更为重视，而且，他更为看重机器时代的到来。斯宾格勒说技术是一普遍的生命的事实，这是不错的。但是近代的所谓技术（technics）一词，则往往狭义地指那根基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明机器和机器的运用”。[1]163而近代技术的产生，是以1765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为开始的，就此，人们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机器技术”（machinetechnics）的时代或“机器技术世界”。
从此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理论与运用互相刺激，理论的发展潜含了新应用的探试，新应用的成功又引起新问题新理论的探讨。科学，发明，应用，如环之无端，形成一线。使机械的物理的世界，服役于人生的文化的目的。康德所割分的“因果世界”和“目的世界”在近代机器技术世界里携手，构成第三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是数学，是物理，是自然力和自然律，但又是人的目的，人的构造，人的希望，人的幻想。它一面是“自然的机械”，完全受制于自然因果，但另一方面又是“人为的创造”，完全服役于人生目的。它既不是完全的自然物质，因为它经过了人的意匠。然而又够不上纯精神文化的表现，如文学艺术，哲学道德。它是新奇的，古人所未尝梦想到的幻异世界，却是完全植根于最踏实的经验科学和最实际的人生需用。[1]164看得出来，宗白华对“机器技术”所带来的“机器技术世界”是欣赏的。因为机器是人利用自然的“因果”的技术服务于人生的主观的“目的”，解决了康德提出的自然的“因果世界”与人的“目的世界”分裂的难题，把“自然”与“自由”完美地统一到了一起而构成了“第三世界”，即“机器技术世界”。这个机器技术的世界是“新奇”的，是一个古人所不曾得见也没有“梦想”过的“幻异世界”，同时，也让现代人为之神迷为之震惊的崭新的世界。
宗白华自己就为之沉醉，他不仅把机器视为“现代的罗曼蒂克”，更以诗人的笔调讴歌眼中的机器，“每一架机器自成一个圆满的存在，那样巧妙，那样生动，却又那样实际。”而宗白华的感慨也非空穴来风，机器技术确实使世界的面貌在这百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这种巨变不仅仅因为发明了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而且改变了人安置世界的最根本的时空格式，“使空间接近，时间缩短”。[1]164机器的出现不仅是改变了地球的面貌，组成了无数的工厂和都市，还从根本上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文化、经济、政治，以至于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当然，这一影响好坏都有。宗白华首先探讨了机器技术给近代社会带来的灾难，其中最大的灾难就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争夺和彼此的争战，而这的确也部分成为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等，就昭示了这样一种以机器技术为特征的近代文明的“沉沦毁灭”，此后很有可能“剩下的是一片原始荒丘，文明以后的野蛮”。[1]164不过，宗白华对这样一种悲观绝望的看法并不完全赞成。虽然瓦特发明蒸汽机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样给人带来了各种灾难和痛苦，可也带来了人类进步的希望。因此，宗白华也谈到了机器技术给人带来的有益的一面。 近代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愈过愈趋于密切的联系，严格的组织，生活合理化，行动纪律化。全世界必然地因技术关系成为严密的合作的大组织。全世界统一在一个技术政治之下，是未来的理想的人类社会。[1]165显然，宗白华对近代技术即机器技术所带来的前景是持乐观态度的。因为他既看到了机器技术给人带来的不利的影响，但更看到了人所发明的机器技术的独到的价值，那就是机器技术并非一种单向的机械装置，它“不是完全的自然物质”，经过了“人的意匠”，它也含有了精神的成分，所以，它反过来也会对人进行“陶冶”。因此，宗白华对机器技术的这个特性情有独钟，“（机器技术）在助成人类理想的实现上技术固有了它的文化价值，然而它本身也具有它的精神价值，近代技术也陶冶了一种近代的人生精神和态度。”[1]167正是这种“陶冶”，使得人有可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样式来生存，形成新的人类文化，诸如“严格的组织，生活的合理化，行动的纪律化”等基本上都是机器技术对人的要求。而他更觉得全世界可能因此“统一在一个技术政治之下”，并且因此产生出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尽管这一想法现在看来有些过于浪漫，但的确也可以看出宗白华对机器技术的欣赏，这是与斯宾格勒对机器技术所持的悲观态度不一样的地方。斯宾格勒认为近代的机器技术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样式，同时也使得人开始以机器为中心考虑人与人及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由于城市之发达，一切技术成为中等社会人之技术。一般高矗派僧侣（Gothicmonkes）之继承者为已受教化之俗世发明家，即老练之机器牧师（expertpriestofthemachine）。最后，由于理性主义之兴起，技术之信仰几乎成为一种唯物论的宗教。技术永久不朽一如神父，技术拯救人类一如神子（译者按指基督），技术启迪吾人一如神灵。技术之崇拜者为自拉美脱理（Lamettrie）之列宁之近代俗人。[12]63而對机器技术的崇拜所改变的不仅是人的地位以及人与神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也使得人类社会发生了可怕的变化，随着机器技术的扩张以及对人类生活的渗透，在不知不觉中，“一精神的荒原，一无高亦无深之平板蒙昧之混一，遂以发生而日趋扩大。”[12]66所以，斯宾格勒认为以机器技术的文明为特征的西方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这个悲剧已经展开，而且不可改变。
但正因那个缘故，浮士德型的人已然变成了他的创造的奴隶。他的数和他的生活安排，已经被机器推上一条既不能站住不动又不能倒退的道路。农民，手工业者，甚至商人，与机器为了自己发展而培养出来和锻炼成功的三类大人物，即厂主、工程师和工厂工人相比，突然显得不重要了。从手工业———加工经济———的一个很小的分枝上，已经长出了（只有在这一文化中）一棵大树———机器工业的经济，它的影子掩盖所有其他各种职业。它强迫厂主和工人同样地服从。二者都成为机器的奴隶，而非其主人，因之，这时它就初次发挥了它的凶恶和神秘的威力。[14]机器支配了人，不管是工厂主还是工人，他们所“服从”的最高的法则就是机器的法则，他们也因之成为“机器的奴隶”，机器从而支配了世界，改变了世界。人也因此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完全丧失了生命的意义。但是宗白华的态度却与其相反，他直言，“但斯宾格勒的思想又太被黑夜的悲观所笼罩了。他的一双夜枭的巨眼，只看见这大城市衰败的末运；他虽崇拜歌德，却没有完全接受浮士德生活悲剧的结论，那就是拿‘智慧’和‘行动’来改造世界，建成一个新世界！”[9]188不过，宗白华对机器技术寄予厚望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把技术看成一种中性的东西，其所产生的利弊并不在于自身，而是在于使用它的人。
技术本是一种能力，是一种价值，它是人类聪明的伟大发现，科学树上生出的佳果。运用得当，是一切文化事业成功的因素，人类幸福可能的基础；运用不得当，在野蛮人的手中自然可以摧毁一切人类文化。所以为福为祸，应用得当不当，这个责任不该由技术来负，而是应该由哲学来负的。[1]165从宗白华的这个观点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孤立地看待技术的。而是把技术与哲学联系到了一起，进行综合的更为深入的考量。这也使得对宗白华的技术思想的评价，不能只考虑他对技术的思考。同时，也要考虑他对技术与哲学间的乃至与艺术间的关系等的思考。这样才可以更为全面和深入地把握他的技术观。
三、技术、哲学与艺术
宗白华关注并强调技术与哲学艺术之间的关系，与他本人认为技术与哲学以及艺术之间的紧密联系不可分离。而且，也与最初他由艺术进入对技术问题的思考有关，更与他后来又由机器技术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思考哲学科学问题有关。
（一）技术与哲学：“哲学对技术的领导”
宗白华认为哲学与技术密不可分，两者的历史同样古老，从某种意义上最初的哲学家如巫师等，同时也是技术的“运用者”，而关切“智慧”的哲学也可看成是对某种“技术”的认识与使用。但尽管哲学和技术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甚至有着同样的源头即科学，可它们之间还是有着不同的功用的。因为技术虽然有一定的“精神价值”，却并不是“纯精神文化”，和完全属于人的精神的哲学还是有着本质的差别，这就决定了技术本身对于人来说只能是从属的，次要的。所以，宗白华才会把驾驭技术的使命交给哲学，因为“哲学确定人生的价值和理想，技术使它们实现。”[1]167技术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哲学问题，或者说是人的问题。
近代技术的发展虽引起了产业革命后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国际斗争，然而也同时必然地加紧了人类互助合作的关系，组织力的增进是它的社会价值。人类渐渐地联系在一技术合作的网里。一种统一的“人类文化”已逐渐地展开。然而无数的阴霾尚遮掩着旭日的上升。只有在正确的哲学领导下才能引上那坦荡的大道。[1]167哲学把握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与精神，而技术的运用实与其所指向的“价值和理想”息息相关，所以宗白华才把哲学对技术的“领导”作用看得这么重要，而他同时还强调了这哲学须是“正确的哲学”，这样才能“正确地”对技术予以合理的指导和运用。 （二）技术与艺术：“发明家是现代的诗人”
宗白华认为在哲学与技术产生的同时，也产生了艺术，而最初的艺术也可以说是一种技术。因为艺术那时是与技术（工艺）密不可分且融合在一起的，如古代有着“工细的花纹”且“形式亦非常优美”的玉器铜器，都既是实用的器皿，同时也是礼器。可艺术却不仅仅是技术，“它的地位是介乎哲学（人生智慧，宇宙观）与宗教（人生目的，理想，信仰）之间的东西。它不仅对宇宙有一种了解———在理智的方面。同时另一方面，它还对于宇宙发生信仰———在情感方面。”[2]184所以，艺术是偏于心灵的，而技术是实用的，偏于物质的。但两者又有共通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是“不自然的”，建筑、绘画等艺术其实也都是“人造的”，是不自然的，技术也是人创造的，同样是不自然的。而宗白华认为，这种不自然的状态，特别是在机器技术的时代到来后，变得更加剧烈了，在之前由神所创造的那个纯为大自然的世界又创造了一个“非自然的世界”，“自机器发明以后，整个的地球，都为技术所支配，这是人造的宇宙，一个非自然的世界。”[2]184这个机器技术的世界同样也被人认为是“人为的，粗俗的”，但是宗白华指出，这只是表面的现象，万变不离其宗，艺术并无因此而改变自己的非自然的属性。但是，非自然的艺术和技术却在人类文化中起着“中轴”作用，起到文化生活中心的作用，因为它们都有着“再造出自然”的能力。
艺术家以一建筑结构控制自然于一秩序和谐条理之中，犹如科学家的控制自然于一逻辑体系之下。建筑能表现出山水的灵魂，音乐却能以同样抽象的节奏韵律表达出人的灵魂。所以“非自然”的技术，艺术，音乐，均可以再造出自然。技术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为下层的建筑，艺术则为上层的建筑。由控制物质生活的技术到表现精神生活的艺术，一则是介于科学与经济之间，一则是介于人生智慧———哲学———与人生理想———宗教之间，上下层联系构成了人类文化整体的中轴。我们要给予技术以精神的意义，这就是给予美感，如我们古代的工艺———玉器和铜器。[2]185从“控制物质生活的技术”到“表现精神生活的艺术”，展现了人从征服外部的世界到关注自己内在的世界的历程，同时也展现了人的生活的不可分离的两方面。这也使得技术与艺术的沟通成为可能，乃至成为发展的方向。因此宗白华才主张“给予技术以精神的意义”，或“给予美感”。为此，他特地援引历史上那些集艺术家与技术的发明家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比如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就既是伟大的艺术家，也是“典型的发明家”。而且，宗白华把发明家推许为艺术家和“现代的诗人”，因为发明家从事技术的创造和诗人从事艺术的创造可谓异曲同工，“发明家是近代机械化了的社会与人生里仍需保持活跃的想象力和心灵的冒险的人物。艺术的天才在这时代里有一个新的活动领域。虽然发明不能替代纯艺术的精神表现与创造。”[1]166而艺术家在机器技术的世界里的活动，既可以带给技术以新的发展，同时也可以赋予技术以“美感”。因为，“他们的技术不只是服役于人生（像工艺）而是表现着人生，流露着情感个性和人格的。”[13]344
宗白华的这一思想一直没有改变过。80年代，他曾主张“开拓美学新领域”的“技术美学”，认为“（技术美学）这是一门很有前途，大有可为的实用性美学”，指出“技术也可以是美的”，[15]就是其对此一时期赋予技术以“美感”的思考的延续。
四、结语
在宗白华对技术的思考中，对于艺术技术的思考相对来说比较单纯，大多停留在学术范围之内，而他对于近代以来机器技术的思考却夹杂有很多时代的烙印。因为时值抗日战争低谷，大半河山沦于敌手，他本人随中央大学流亡至重庆，国破家亡，自然没齿难忘，所以，他在对于机器技术的思考中，常带有对现实境况的考量。而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并被日本欺凌，就是因没有能够掌握机器技术所致。
自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这短短的百余年中，因为机器的发明，技术的猛进，遂使人类文化上、精神上，全受到机器的支配，影响于一切的思想，文学，社会，政治，都发生一种巨大的变动和改革。中国近百年来国际地位的低落，也是受了西洋技術之威胁。就现时的抗战来论，因我们技术的落后，吃了无数的苦痛。明白这一点，我们应该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去，努力创造我们的技术。[16]而机器技术对近代世界的强力改变也正是斯宾格勒所强调的要点，他认为20世纪以来世界的历史就是由机器技术决定的，英德法美诸列强之所以能够控制世界，就是因为拥有机器技术，而机器技术也即蒸汽机为主推动力的技术又依赖于煤的生产，因此德国才依靠占有煤产地而一跃为强国。故斯宾格勒说：“‘政治’‘战争’与‘经济’之深切关系，现已展现（几乎三位一体）军力之等级依赖于工业之强度。各国倘其工业贫弱，则一切皆贫弱；因此即不能维持其军队或进行战争；因此政治即衰弱无力，因此，其所有工人（无论领袖或被领导者）皆被典质于其敌国之经济政策中。”[12]68而正是出于对斯宾格勒这个观点的认同，以及对因机器技术的落后所导致的国家沦落的痛切的体验，使得宗白华把机器技术的进步不仅看作改变国家实力和命运的救星，也将其看作改变国民性的重要的手段。
我们中国还缺乏近代技术，更缺乏那技术的精神陶冶。我们一方面需要那缜密，精细，负责，踏实，富有组织力和服务的精神。我们也需要那根基科学的发明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至于近代技术在抗战中的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人人皆知兹不论及）。[1]168因为在宗白华看来，现代的国家是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现代的国民也必须经过机器技术的“精神陶冶”，才能转化为真正的现代的国民。他认为机器技术对人的“陶冶”是全方位的，其中关系最大的是发明家、工程师和机器工人。发明家可创造新的技术，可引领社会进步；工程师主要负责计划和组织，有着思考缜密，做事踏实和负责，其精神可供“政治人员”学习；机器工人具有“遵守岗位，服务全体”的道德，而这恰是现代国家每一个公民的道德。总之，宗白华认为，机器技术改变的不仅是一个国家外在的面貌，还可以改变国民的灵魂，使其成为现代的国民。因此，他才对机器技术寄予了厚望和乐观的理想。 中国民族很早发现了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的秘密，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因而轻视了科学工艺征服自然的权力。这使我们不能解救贫弱的地位，在生存竞争剧烈的时代，受人侵略，受人侮辱，文化的美丽精神也不能长保了，灵魂里粗野了、卑鄙了、怯懦了，我们也现实得不近情理了。[17]时间转瞬即逝。在一个多甲子后的今天的中国，宗白华的以“科学工艺征服自然的权力”无疑已经被我们重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也已经不再受人“侵略”和“侮辱”，可“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却似乎依然没有找到，我们的“灵魂”好像依然“粗野”“卑鄙”“怯懦”，而且，我们也依然“现实得不近情理”，那么，这其中的问题是否真的与技术有关呢？倘若宗白华先生地下有知，又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解释呢？
注释
[1]宗白华.近代技术底精神价值[J]. 1938年7月10日.新民族（第1卷第20期）.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65.
[2]宗白华.技术与艺术：在复旦大学文史地学会上的演讲[J].时事新报·学灯（渝版）第8期.1938年7月24日.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82.
[3]宗白华.哲学与艺术：希腊大哲学家的艺术理论[J].《新中华》创刊号.1933年1月.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53.
[4]宗白华.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J].图书评论（第1卷第2期）.1932年10月1日.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3.
[5]宗白华.徐悲鸿与中国绘画[J].国风（1932年第4期）.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9.
[6]宗白华.论素描：《孙多慈素描集》序[A].1935年3月.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16.
[7]宗白华.莎士比亚的艺术[A]. 1937年.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57.
[8]宗白华.《文艺倾向性》等编辑后语[J].时事新报·学灯（渝版）第10期.1938年8月7日.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87.
[9]宗白华.《人与技术》编辑后语[J].时事新报·学灯（渝版）第11期.1938年8月14日.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88.
[10]宗白华.我和诗（1923年）[J].文學（第8卷第1期）.1937年1月1日.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54.
[11]同[1]，第162页。另可参考董兆孚译.人与技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7.
[12][德]斯潘格来.人与技术[M].董兆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9.
[13]宗白华.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J].文艺月刊.1943年5月号.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344.
[14][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772.
[15]宗白华.谈技术美学[J].文艺研究（1986年第4期）.见宗白华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620.
[16]宗白华.技术与艺术：在复旦大学文史地学会上的演讲[J].时事新报·学灯（渝版）第8期.1938年7月24日.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82.
[17]宗白华.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那里去？[J].艺境未刊本.1946年.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