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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适逢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在全国，随自上而下的文化推广之势，经由各类文化资金的注入，两位剧作家的作品得以多途径、多风格地搬上舞台。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以莎士比亚为主题，14部莎翁剧作由10位中国新生代导演以50分钟短剧的形式，带进了北京的小剧场。戏曲界，汤显祖“临川四梦”的“乡音版”开启了全球巡演之旅，经典的昆曲版，实验的戏曲版及创新的话剧版也陆续于全国大型剧场和剧院公演。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使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获得了广泛大众的关注。在学术界，纪念及研究文章亦是异彩纷呈，议题多样，数量可观。文化建构与学术热议的语境，也使得当代文学研究学者、批评家李建军所著《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出版适逢其时。
《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以下简称《并世双星》）应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类著作。平行研究强调可比性，将来自不同国家，无影响关联的两位诗人、剧作家加以比较，论述其异同，总结出作家素养、作家与时代的关系等带有规律性的论断，以说明写作前提与方法上跨越时代与民族的共性。最早将两位文学巨匠联系谈论的是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他在《中国近世戏曲史》（成书于1930年）中称二人为“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拉开了二者比较研究的序幕。《并世双星》之前，撰文比较研究的重要学者有赵景深和徐朔方等，旨在挖掘这两位剧作家的生活遭际和剧作风格的异同。近年来，比较研究的内驱力发生了偏移，二者比较背后显示的是对当代文学现象的不满，同时，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跨文化研究中的新课题（如文学翻译问题，后殖民理论视角下的西方中心主义等议题）也渗透到传统的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中。《并世双星》也带有这种新视角的特征。
生活于同一时代并不足以令人信服地将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比较研究，而来自不同国家和语言中同一类型的作家则何其多矣！即便对可比性存疑，我也不认为“汤显祖究竟有没有莎士比亚伟大”是个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自问，只是借用了莎士比亚作为参照。问题的发出者并非要在二者间轻分轩轾，而是试图表达以下疑惑：一是中国文学史上有没有在文学高度和文化影响力上可以称得上伟大如莎士比亚的作家？二是在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交流中，如何探索出一条主动积极、公平对等且行之有效的文化建设路径？以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身份，李建军的著作恰恰触及这两个问题，且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并世双星》洋洋39万字，共7章。其中，第3—6章各以两章分别讨论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实为视角独特的作家论，内容包括汤显祖的“心意状态与写作风格”“戏剧写作与精神向度”以及莎士比亚的“戏剧的意义世界”和来自不同民族的作家学者对他的“阐释”。第2章将《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并置，分别从女性形象、叙事策略、戏剧类型和花园意象的角度论述，是典型的平行比较，论说相当精彩，颇具洞见。第7章“伟大的共同性：人格、人生哲学与再度创作”透露了著者强烈的反思意识，论述指向对于当代文学和文化问题的忧思，希冀从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伟大经验中获得启示。确实，批评家李建军具有鲜明的反思意识与直言精神，对于流行以表扬、肯定为主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来说极为难能可贵。在本著作中，即便对历史上的大家、大师言论中存在的偏见与谬见，李建军也敢于质疑并坦率批评。他以专節篇幅批驳王国维有关“明清戏剧为死文学”的论断，对于托尔斯泰贬抑莎士比亚的言论进行了深入分析，至于一些西方新潮理论论断如“作者已死”等，他也以强调“研究文本与作者的内在关系”的批评实践加以纠偏。总之，写作这本以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为主题的论著，其动力源与问题意识，正是来自李建军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反思。
在探讨研究方法的第1章，“兰有秀兮菊有芳：如何比较与评价两位巨擘”，著者提出了两条关系线索辨析论题：一是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二是两种语言之间借助翻译交流而出现的不对等性。虽生活于同时代，但两位作家身处完全相反的环境。莎士比亚赶上了英国历史上崭新而健全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氛围宽松、自由，君主开明，人才辈出，莎士比亚幸逢其时，盛世造就了他。汤显祖则是平庸时代创造文学奇迹的典型，所处的社会氛围落后、野蛮，汤显祖是“他自己时代的受害者，他的文学成就，全然是与‘恶时代’巧妙周旋的结果”（P28）。汤显祖虽不幸生逢乱世，却也创造了伟大作品。两者相比，著者感慨于汤显祖的更加难得和了不起。但根据著者推断，盛世乱世似都可产生伟大作家，故对于这个论题而言，时代决定因素委实不能奏效。在论述语言因素时，著者明确提出“一定要考虑到汉语与英语等西方语言的差异，以及由这一差异所带来的不可比性”。汤显祖的文学语言“作为一种有着古老历史的‘深度语言’”，“根本上是排斥翻译的”（P33，34）。著者表达了对包括汤显祖在内的部分中国文学大家在跨语际文化交流中的难以“走出去”之憾。对母语的热爱或许使著者的情感因素占据了主观，若非精研东西方语言的学者和作家，恐难单纯从语言比较的角度轻易推断汉语与其他语言孰高孰妙，然“可译性”问题却可以成为具体的翻译研究与语言比较的切入点。换言之，与其在没有充分依据的前提下论证汉语的优越性，不如将问题转至文学语言的研究及普及教育上。
虽然研究的是古人，观照的却是今时。文化不自信，“走出去”的迫切感，源于现代并延续至今。故“并世双星”之“并世”以及“兰有秀兮菊有芳”，如其所言，强调的是两位作家同样伟大，且各有各的伟大之处。《并世双星》通过分别考察两位大作家的生活时代、性格遭际、作品风格、接受状况等情况，提请读者反复回到当下，联系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和文化话语，以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为参照，思考作家的修养人格，不屈的意志，自由的心智等，思考文学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关系，同时，也思考在民族文化建构，跨语际交流中，如何做到在主动的文化交往中体现我们自身对世界文明的责任，如何将当代的文化实践建立在反思的基础上，并找到更具前瞻性和持续性的实践方案。
从各章节的关系看，《并世双星》宛如一款精美的拼盘式的文化料理套餐，读此书，我们既可欣赏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伟大与不朽，也能检省当下中国的文学环境，时代氛围，作家与文化人的心态，以及文化政策制定者和基层落实者的急功近利的心理和做法等。故此，我想从李建军提出的问题出发，对“文化自信”和“走向世界文学”议题做些简要的思考。结合《并世双星》，将思考分为三个部分：其一，从汤显祖看如何盘活传统文学；其二，以莎士比亚为例探讨文化传播；其三，世界文学时代已然来临，我们该如何应对。 《并世双星》在给汤显祖进行文学史和文化的定位时，明确指出：“事实上，在中国，汤显祖的‘经典化’，早已完成，从来就不是问题。”或许确实“早已完成”（P13），可不容忽视的是，汤显祖的经典化基本发生在学术研究领域。即便他的名篇《牡丹亭》，“上承《西厢》之娟媚，下启《红楼》之清丽”（P14），却没有《西厢》与《红楼》更为中国的普通大众熟知。汤显祖的“经典化”完成了，但普及化和大众化不够。在中国的文化精英群体中间获得了肯定，却没有经由文化的上下层相互流动，成为大众的经典。因为谈及文化自信时，我们总是从更普遍也更广泛的文化大众的认识出发的。在此，“经典（化）”的含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肯定作家文学创造的高度，转变为对一种文化影响力的肯定。当我们比较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时，便隐含了这两种经典含义的错位理解。在文化“走出去”的吁请话语中，希图达成的是影响力“经典”，而非文学高度达标的“经典”。如著者所言，我们固然无须“汲汲于‘走出去’”，因为世界性的影响力绝非一日之功可达，但同时我们也应理解建构文化影响力是一个持续、积极的努力过程。
在《并世双星》中，李建军批驳了学界存在的厚莎薄汤的论点，认为那是以一种“现代性”的自信和创造历史的傲慢，蔑视和贬低中国自己的文学传统的做法。因为这种偏狭的进化史观，我们逐渐丧失了理解和欣赏优雅的传统文学的能力。检省当下，虽然在努力寻找与恢复传统，但我们仍需自问：在国学热、昆曲热持续升温的今天，在汤显祖纪念馆早已建成，并成为爱国主义宣传基地的今天，汤显祖已经成为大众的经典了吗？昆曲《牡丹亭》依然只有少数人能够欣赏，即使昆曲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因为要复兴古典文学的传统，或者要让汤显祖在今天还能够真正为更多人了解和认识，那必然需要后世之人（不仅有学者，更包括作家、艺术家和广大的文化工作者）代代持续，不懈地诠释与再造。“集体性共创”是李建军提出的一种与“独创性”相对的“共创”新的创作理念和方法，“一切成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都是以前人或同代人文学经验为基础，是对多种经验吸纳和整合的结果，因而，本质上是集体性的，而非个人性的，是由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共同’参与和创造的，而不是由一个人师心自用独自创作出来的”（P456）。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如是，从作品传播和流通的角度看亦如是。将汤显祖及其戏剧视为高雅艺术，并斥资修建纪念馆，打造旅游基地，但若缺少中间环节的对于汤显祖文学艺术的普及化建设，文化上的软实力提升就不会见效。填补这个中间环节的最鲜明的艺术手段是戏剧的剧场和大众文化实践。莎士比亚并非仅以其戏剧文本远播英语世界以外的文化，而是经由戏剧的舞台实践，通过持续的、多样的戏剧文化诠释和不断当代化的过程达到。莎士比亚的接受史很大一部分是其戏剧的演出史。假如我们的艺术家将汤显祖的作品改成绘本、漫画、评书、快板、评弹、电视连续剧等更为当代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更贴近年轻人的接受方式，增大受众范围，那样一定也能让作为剧作家的汤显祖深入人心。
其次，从莎士比亚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史看文化“走出去”的可能性。《并世双星》以相当可观的篇幅讨论了莎士比亚在不同国家、语言和文化中的接受状况。不同的接受“态度”，的确颇能体现文化交流中的复杂性，也只有超越了“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以及追逐异国情调式的表浅态度，才可能进入深度交流中对民族文化共同性与差异性的理解。莎士比亚算是化入了我们的文化了吗？未必。李建军感慨，“由于文化偏见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外部阻滞，自现代以来，我们对莎士比亚的认识和接受，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层次———这不是莎士比亚的悲哀，而是中国文学的悲哀”（P263）。因此，“走出去”与“请进来”可能是需要同等对待，相互结合的，如果没有有效地把莎士比亚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实践联系起来，无论阐释莎士比亚，还是批评当代文学，都有可能是隔靴搔痒。翻译行为是跨文化交流中必须研究的关键一环，而莎士比亚的翻译版本依然太少，太旧，我们还缺乏自觉的，创造性的，以及以语言当代化为目标的成熟翻译。翻译影响文学创作，正如《并世双星》中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文体”写作。翻译也引导着文化选择，譬如在美国译介的中国古代诗人，曾经相当流行的且被奉为大家的，并不是我们熟悉公认的李白、杜甫，而是诗僧寒山、拾得。因为一旦进入流通和翻译的视域，受意识形态、文化市场与利益需求的影响，选择的标准可能不一定是文学标准中的大家杰作。
今天谈论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还涉及一个重要因素，即我们置身的世界文学语境和现实。歌德于1827年预言“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1847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借用了歌德的概念，用以描述新的全球贸易关系，并重申“世界文学”的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进入21世纪，全球化已全面开启并急剧加速，无论是从文学视角还是文化意识上讲，世界文学都已成为事实。从文学视角看，出自不同的民族文化的文学文本，可能具有共同的模式，相同文体的风格和修辞也可以找到共同点，而在跨语言和文化的文学实践现场，世界文学的实验比比皆是。比如英国导演彼得·布鲁克的剧团和德国艺术家皮娜·鲍什的舞团总是会聚了不同语言和民族的演员、创作者，他们共同排演莎士比亚的戏剧、印度史诗剧《摩诃婆罗多》并合作新的作品，来自不同国家的诗人之间的互译活动也是当前跨文化诗歌最流行的交流样式。全球互联网更促进了跨语言的阅读、翻译与文学流通活动，设奖范围覆盖了不同语言的权威国际文学奖项日益增多。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必须打开视野，面向世界文学影响下的中國文学发展说话。
美国当代学者大卫·丹穆若什从文学流通与翻译的角度，以世界、文本和读者为中心，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并认为当代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关系颇为复杂，既不是世界文学取代民族文学，也不是民族文学简单地吸收世界文学，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直接、单向，而是既独立又并存。今天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作家既然受制于他的时代，在世界文学语境中，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或许应向先驱者歌德学习，“作为一个正在创作中的作家去思考”，回应阅读中所能借用的各种事物，从一切文学中汲取主题、形式范式甚至语言的营养。作为研究者，在体认世界文学语境的前提下，也应能够分辨那种为了在国外出版而写作的投机者。这样，无论对于作家还是研究者，扩大自己的阅读视野，将文学翻译和流通纳入批评和研究的范畴，可能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工作者的必修课。
《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以下简称《并世双星》）应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类著作。平行研究强调可比性，将来自不同国家，无影响关联的两位诗人、剧作家加以比较，论述其异同，总结出作家素养、作家与时代的关系等带有规律性的论断，以说明写作前提与方法上跨越时代与民族的共性。最早将两位文学巨匠联系谈论的是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他在《中国近世戏曲史》（成书于1930年）中称二人为“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拉开了二者比较研究的序幕。《并世双星》之前，撰文比较研究的重要学者有赵景深和徐朔方等，旨在挖掘这两位剧作家的生活遭际和剧作风格的异同。近年来，比较研究的内驱力发生了偏移，二者比较背后显示的是对当代文学现象的不满，同时，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跨文化研究中的新课题（如文学翻译问题，后殖民理论视角下的西方中心主义等议题）也渗透到传统的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中。《并世双星》也带有这种新视角的特征。
生活于同一时代并不足以令人信服地将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比较研究，而来自不同国家和语言中同一类型的作家则何其多矣！即便对可比性存疑，我也不认为“汤显祖究竟有没有莎士比亚伟大”是个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自问，只是借用了莎士比亚作为参照。问题的发出者并非要在二者间轻分轩轾，而是试图表达以下疑惑：一是中国文学史上有没有在文学高度和文化影响力上可以称得上伟大如莎士比亚的作家？二是在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交流中，如何探索出一条主动积极、公平对等且行之有效的文化建设路径？以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身份，李建军的著作恰恰触及这两个问题，且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并世双星》洋洋39万字，共7章。其中，第3—6章各以两章分别讨论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实为视角独特的作家论，内容包括汤显祖的“心意状态与写作风格”“戏剧写作与精神向度”以及莎士比亚的“戏剧的意义世界”和来自不同民族的作家学者对他的“阐释”。第2章将《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并置，分别从女性形象、叙事策略、戏剧类型和花园意象的角度论述，是典型的平行比较，论说相当精彩，颇具洞见。第7章“伟大的共同性：人格、人生哲学与再度创作”透露了著者强烈的反思意识，论述指向对于当代文学和文化问题的忧思，希冀从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伟大经验中获得启示。确实，批评家李建军具有鲜明的反思意识与直言精神，对于流行以表扬、肯定为主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来说极为难能可贵。在本著作中，即便对历史上的大家、大师言论中存在的偏见与谬见，李建军也敢于质疑并坦率批评。他以专節篇幅批驳王国维有关“明清戏剧为死文学”的论断，对于托尔斯泰贬抑莎士比亚的言论进行了深入分析，至于一些西方新潮理论论断如“作者已死”等，他也以强调“研究文本与作者的内在关系”的批评实践加以纠偏。总之，写作这本以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为主题的论著，其动力源与问题意识，正是来自李建军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反思。
在探讨研究方法的第1章，“兰有秀兮菊有芳：如何比较与评价两位巨擘”，著者提出了两条关系线索辨析论题：一是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二是两种语言之间借助翻译交流而出现的不对等性。虽生活于同时代，但两位作家身处完全相反的环境。莎士比亚赶上了英国历史上崭新而健全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氛围宽松、自由，君主开明，人才辈出，莎士比亚幸逢其时，盛世造就了他。汤显祖则是平庸时代创造文学奇迹的典型，所处的社会氛围落后、野蛮，汤显祖是“他自己时代的受害者，他的文学成就，全然是与‘恶时代’巧妙周旋的结果”（P28）。汤显祖虽不幸生逢乱世，却也创造了伟大作品。两者相比，著者感慨于汤显祖的更加难得和了不起。但根据著者推断，盛世乱世似都可产生伟大作家，故对于这个论题而言，时代决定因素委实不能奏效。在论述语言因素时，著者明确提出“一定要考虑到汉语与英语等西方语言的差异，以及由这一差异所带来的不可比性”。汤显祖的文学语言“作为一种有着古老历史的‘深度语言’”，“根本上是排斥翻译的”（P33，34）。著者表达了对包括汤显祖在内的部分中国文学大家在跨语际文化交流中的难以“走出去”之憾。对母语的热爱或许使著者的情感因素占据了主观，若非精研东西方语言的学者和作家，恐难单纯从语言比较的角度轻易推断汉语与其他语言孰高孰妙，然“可译性”问题却可以成为具体的翻译研究与语言比较的切入点。换言之，与其在没有充分依据的前提下论证汉语的优越性，不如将问题转至文学语言的研究及普及教育上。
虽然研究的是古人，观照的却是今时。文化不自信，“走出去”的迫切感，源于现代并延续至今。故“并世双星”之“并世”以及“兰有秀兮菊有芳”，如其所言，强调的是两位作家同样伟大，且各有各的伟大之处。《并世双星》通过分别考察两位大作家的生活时代、性格遭际、作品风格、接受状况等情况，提请读者反复回到当下，联系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和文化话语，以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为参照，思考作家的修养人格，不屈的意志，自由的心智等，思考文学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关系，同时，也思考在民族文化建构，跨语际交流中，如何做到在主动的文化交往中体现我们自身对世界文明的责任，如何将当代的文化实践建立在反思的基础上，并找到更具前瞻性和持续性的实践方案。
从各章节的关系看，《并世双星》宛如一款精美的拼盘式的文化料理套餐，读此书，我们既可欣赏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伟大与不朽，也能检省当下中国的文学环境，时代氛围，作家与文化人的心态，以及文化政策制定者和基层落实者的急功近利的心理和做法等。故此，我想从李建军提出的问题出发，对“文化自信”和“走向世界文学”议题做些简要的思考。结合《并世双星》，将思考分为三个部分：其一，从汤显祖看如何盘活传统文学；其二，以莎士比亚为例探讨文化传播；其三，世界文学时代已然来临，我们该如何应对。 《并世双星》在给汤显祖进行文学史和文化的定位时，明确指出：“事实上，在中国，汤显祖的‘经典化’，早已完成，从来就不是问题。”或许确实“早已完成”（P13），可不容忽视的是，汤显祖的经典化基本发生在学术研究领域。即便他的名篇《牡丹亭》，“上承《西厢》之娟媚，下启《红楼》之清丽”（P14），却没有《西厢》与《红楼》更为中国的普通大众熟知。汤显祖的“经典化”完成了，但普及化和大众化不够。在中国的文化精英群体中间获得了肯定，却没有经由文化的上下层相互流动，成为大众的经典。因为谈及文化自信时，我们总是从更普遍也更广泛的文化大众的认识出发的。在此，“经典（化）”的含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肯定作家文学创造的高度，转变为对一种文化影响力的肯定。当我们比较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时，便隐含了这两种经典含义的错位理解。在文化“走出去”的吁请话语中，希图达成的是影响力“经典”，而非文学高度达标的“经典”。如著者所言，我们固然无须“汲汲于‘走出去’”，因为世界性的影响力绝非一日之功可达，但同时我们也应理解建构文化影响力是一个持续、积极的努力过程。
在《并世双星》中，李建军批驳了学界存在的厚莎薄汤的论点，认为那是以一种“现代性”的自信和创造历史的傲慢，蔑视和贬低中国自己的文学传统的做法。因为这种偏狭的进化史观，我们逐渐丧失了理解和欣赏优雅的传统文学的能力。检省当下，虽然在努力寻找与恢复传统，但我们仍需自问：在国学热、昆曲热持续升温的今天，在汤显祖纪念馆早已建成，并成为爱国主义宣传基地的今天，汤显祖已经成为大众的经典了吗？昆曲《牡丹亭》依然只有少数人能够欣赏，即使昆曲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因为要复兴古典文学的传统，或者要让汤显祖在今天还能够真正为更多人了解和认识，那必然需要后世之人（不仅有学者，更包括作家、艺术家和广大的文化工作者）代代持续，不懈地诠释与再造。“集体性共创”是李建军提出的一种与“独创性”相对的“共创”新的创作理念和方法，“一切成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都是以前人或同代人文学经验为基础，是对多种经验吸纳和整合的结果，因而，本质上是集体性的，而非个人性的，是由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共同’参与和创造的，而不是由一个人师心自用独自创作出来的”（P456）。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如是，从作品传播和流通的角度看亦如是。将汤显祖及其戏剧视为高雅艺术，并斥资修建纪念馆，打造旅游基地，但若缺少中间环节的对于汤显祖文学艺术的普及化建设，文化上的软实力提升就不会见效。填补这个中间环节的最鲜明的艺术手段是戏剧的剧场和大众文化实践。莎士比亚并非仅以其戏剧文本远播英语世界以外的文化，而是经由戏剧的舞台实践，通过持续的、多样的戏剧文化诠释和不断当代化的过程达到。莎士比亚的接受史很大一部分是其戏剧的演出史。假如我们的艺术家将汤显祖的作品改成绘本、漫画、评书、快板、评弹、电视连续剧等更为当代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更贴近年轻人的接受方式，增大受众范围，那样一定也能让作为剧作家的汤显祖深入人心。
其次，从莎士比亚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史看文化“走出去”的可能性。《并世双星》以相当可观的篇幅讨论了莎士比亚在不同国家、语言和文化中的接受状况。不同的接受“态度”，的确颇能体现文化交流中的复杂性，也只有超越了“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以及追逐异国情调式的表浅态度，才可能进入深度交流中对民族文化共同性与差异性的理解。莎士比亚算是化入了我们的文化了吗？未必。李建军感慨，“由于文化偏见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外部阻滞，自现代以来，我们对莎士比亚的认识和接受，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层次———这不是莎士比亚的悲哀，而是中国文学的悲哀”（P263）。因此，“走出去”与“请进来”可能是需要同等对待，相互结合的，如果没有有效地把莎士比亚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实践联系起来，无论阐释莎士比亚，还是批评当代文学，都有可能是隔靴搔痒。翻译行为是跨文化交流中必须研究的关键一环，而莎士比亚的翻译版本依然太少，太旧，我们还缺乏自觉的，创造性的，以及以语言当代化为目标的成熟翻译。翻译影响文学创作，正如《并世双星》中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文体”写作。翻译也引导着文化选择，譬如在美国译介的中国古代诗人，曾经相当流行的且被奉为大家的，并不是我们熟悉公认的李白、杜甫，而是诗僧寒山、拾得。因为一旦进入流通和翻译的视域，受意识形态、文化市场与利益需求的影响，选择的标准可能不一定是文学标准中的大家杰作。
今天谈论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还涉及一个重要因素，即我们置身的世界文学语境和现实。歌德于1827年预言“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1847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借用了歌德的概念，用以描述新的全球贸易关系，并重申“世界文学”的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进入21世纪，全球化已全面开启并急剧加速，无论是从文学视角还是文化意识上讲，世界文学都已成为事实。从文学视角看，出自不同的民族文化的文学文本，可能具有共同的模式，相同文体的风格和修辞也可以找到共同点，而在跨语言和文化的文学实践现场，世界文学的实验比比皆是。比如英国导演彼得·布鲁克的剧团和德国艺术家皮娜·鲍什的舞团总是会聚了不同语言和民族的演员、创作者，他们共同排演莎士比亚的戏剧、印度史诗剧《摩诃婆罗多》并合作新的作品，来自不同国家的诗人之间的互译活动也是当前跨文化诗歌最流行的交流样式。全球互联网更促进了跨语言的阅读、翻译与文学流通活动，设奖范围覆盖了不同语言的权威国际文学奖项日益增多。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必须打开视野，面向世界文学影响下的中國文学发展说话。
美国当代学者大卫·丹穆若什从文学流通与翻译的角度，以世界、文本和读者为中心，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并认为当代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关系颇为复杂，既不是世界文学取代民族文学，也不是民族文学简单地吸收世界文学，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直接、单向，而是既独立又并存。今天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作家既然受制于他的时代，在世界文学语境中，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或许应向先驱者歌德学习，“作为一个正在创作中的作家去思考”，回应阅读中所能借用的各种事物，从一切文学中汲取主题、形式范式甚至语言的营养。作为研究者，在体认世界文学语境的前提下，也应能够分辨那种为了在国外出版而写作的投机者。这样，无论对于作家还是研究者，扩大自己的阅读视野，将文学翻译和流通纳入批评和研究的范畴，可能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工作者的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