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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先后参加了两个歌剧研讨会的上海歌剧院院长张国勇对我国的歌剧发展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
近几年,中国的歌剧比起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如国家大剧院连续两年成功举办歌剧节。但纵观中西方歌剧发展历史,我国歌剧发展还是存在严重的断层、老百姓对于歌剧还是没清晰的概念。作曲家写作上的问题只是一个方面,但歌剧人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作曲家身上“痛打死老虎是不对的”。中国的歌剧作曲家都是严肃认真的、他们只是苦于找不到出路,但并不等于他们找不到艺术理念和艺术追求。如果说中国作曲家创作的作品有问题,那西方那么多的经典歌剧为什么老百姓也同样不接受。张国勇认为主要原因是整个社会对歌剧的认知程度太浅、老百姓不懂如何欣赏。究其根源,就是没有从根本上重视歌剧。他举了个生动的例子:文化的灌输就如父母对孩子的营养搭配一样,喂孩子吃什么样的东西就得到什么样的健康状况。天天吃快餐,表面看上去肥肥壮壮的但身体是虚的。如今我们的电视台天天都是低级趣味、粗制滥造的节目,什么快男超女、什么非诚勿扰,给百姓灌输这样的文化,还谈何提高人民的审美水平、谈何提高全民文化素质?
当然如今歌剧事业发展不起来,作为歌剧人自身也存在许多问题。张国勇说:“搞歌剧不容易,我们得爱自己、爱自己的声誉、爱艺术,珍惜每一次的交流和聚会。艺术家尤其是搞歌剧的艺术家要耐得住寂寞、要经得起诱惑;当社会不认同时,要自重自爱、互相之间要团结。星星之火想要燎原,就得凝聚成一个火把。”他谈到,作为歌剧人的一员感到自惭形秽,如今的歌剧人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激情,这些值得每个歌剧人自省。
对于歌剧的联合制作,张国勇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我们必须擦亮双眼!他认为,多元文化下的歌剧联合制作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发达国家正悄然地把污染转嫁给中国,艺术生产环节也不例外。之前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举办的景观歌剧《卡门》,不论音响效果还是视觉效果都完全达不到观众的要求。输出的人打着冠冕堂皇的艺术旗号践踏着中国的艺术生产环境,什么歌剧、音乐家、普契尼、图兰朵,全成了他们赚钱的工具和摆设,艺术在这里没有丝毫尊严。“不重视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不懂得舞台艺术的大众是低级趣味的大众。合作的过程要有判断。”
近几年,中国的歌剧比起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如国家大剧院连续两年成功举办歌剧节。但纵观中西方歌剧发展历史,我国歌剧发展还是存在严重的断层、老百姓对于歌剧还是没清晰的概念。作曲家写作上的问题只是一个方面,但歌剧人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作曲家身上“痛打死老虎是不对的”。中国的歌剧作曲家都是严肃认真的、他们只是苦于找不到出路,但并不等于他们找不到艺术理念和艺术追求。如果说中国作曲家创作的作品有问题,那西方那么多的经典歌剧为什么老百姓也同样不接受。张国勇认为主要原因是整个社会对歌剧的认知程度太浅、老百姓不懂如何欣赏。究其根源,就是没有从根本上重视歌剧。他举了个生动的例子:文化的灌输就如父母对孩子的营养搭配一样,喂孩子吃什么样的东西就得到什么样的健康状况。天天吃快餐,表面看上去肥肥壮壮的但身体是虚的。如今我们的电视台天天都是低级趣味、粗制滥造的节目,什么快男超女、什么非诚勿扰,给百姓灌输这样的文化,还谈何提高人民的审美水平、谈何提高全民文化素质?
当然如今歌剧事业发展不起来,作为歌剧人自身也存在许多问题。张国勇说:“搞歌剧不容易,我们得爱自己、爱自己的声誉、爱艺术,珍惜每一次的交流和聚会。艺术家尤其是搞歌剧的艺术家要耐得住寂寞、要经得起诱惑;当社会不认同时,要自重自爱、互相之间要团结。星星之火想要燎原,就得凝聚成一个火把。”他谈到,作为歌剧人的一员感到自惭形秽,如今的歌剧人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激情,这些值得每个歌剧人自省。
对于歌剧的联合制作,张国勇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我们必须擦亮双眼!他认为,多元文化下的歌剧联合制作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发达国家正悄然地把污染转嫁给中国,艺术生产环节也不例外。之前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举办的景观歌剧《卡门》,不论音响效果还是视觉效果都完全达不到观众的要求。输出的人打着冠冕堂皇的艺术旗号践踏着中国的艺术生产环境,什么歌剧、音乐家、普契尼、图兰朵,全成了他们赚钱的工具和摆设,艺术在这里没有丝毫尊严。“不重视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不懂得舞台艺术的大众是低级趣味的大众。合作的过程要有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