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曾在《经验主义的年轻人》这篇专栏中讨论了顶尖大学中的上层中产阶级学生们的情况。我觉得如果能再写一篇专栏，对比一下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学生们的境况，将是很有趣的。因此，《纽约时报》研究员安妮·斯奈德和我一起采访了一些在国会拉丁裔议员团结识的年轻人。
　　埃德加·利昂的出身非常典型：他的父母都是墨西哥移民，母亲在芝加哥当清洁工，父亲在印第安纳州修铁路。这些年轻人深受自身励志生活轨迹的影响：出身贫寒，努力升入大学，随后在国会山实习。克里斯蒂·普里瓦多是家里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的高中毕业生。金伯利·洛佩兹的哥哥姐姐分别在中学9年级和10年级时辍学，姐姐还在16岁时就怀孕。他解释道：“我是幸运的。”
　　小时候，这些年轻人没有来自父母的压力，没人为了让他们成功而规划他们的生活。利昂回忆道：“在我家，父母教育孩子时会用考上大学作为一种激励手段，没人认为上大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青少年时期，他们都经历了一场改变人生轨迹的运动。鲁本·卡普就是择校计划的获益者，通过这一计划，他得以从密歇根州的一所市中心贫民区中学转到了郊区的富人区中学。“我是择校计划的坚定支持者。”他说，“如果没有这个计划，我不可能拥有今天的成就。”
　　普里瓦多的父母让她从下游学校转入了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的一所高中。在新学校，她和那些成绩好的聪明孩子交上了朋友，并喜欢上了乡村音乐。后来，她还成了班长。
　　在学校里，她并没有受到特殊照顾。她开玩笑地说：“在来华盛顿特区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导师’这个词。但在这里，我发现好像每个人都有导师。”
　　和其他人一样，在申请大学时，有人劝她不要申请那些竞争比较激烈的学校。“这反而让我非申请不可了。”普里瓦多说。
　　在上大学和实习期间，这些年轻人重新认识了世界。利昂在德保罗大学读书的时候住在家里，去学校单程就需要45分钟。他提到：“那时候我的全部生活就是上课和打工。”但他从不抱怨。普里瓦多的父亲在她毕业前一个月时过世了，但她仍然带着悲伤完成了学业。
　　在大学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很难融入更富有的白人同学群体，而更多地和其他拉丁裔的同学接触。卡普解释说：“我们爱自己的文化，正是这种文化使我们更强大、更团结。”现在，他们已经可以自如地接触不同文化的人。
　　见到我们时，他们马上就要结束在国会的实习。在此期间，他们的工作往往是接电话和听取公众愤怒的抱怨。他们来到华盛顿后都经历了文化冲击。据洛佩兹观察：“我觉得这儿的人会不惜一切代价往上爬。一开始，这对我来说很难接受。他们是真心诚意的吗？我永远也无法分辨。”尽管如此，大多数人仍希望继续从政。
　　他们成年之后，经济形势一直不好，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却蒸蒸日上。采访结束时，我们都觉得，和那些家境富裕的经验主义年轻人相比，这些年轻人的忧虑更少，也不太担心错误的举动会导致灾难。
　　他们很能吃苦耐劳，但同时也有点儿天真。现实让他们更加坚韧，却也并没有疲惫不堪。他们的谈吐充满了热情和感恩，语言风格直接且真实。在我们眼中，他们似乎并未在乎如何展示自己：毫不虚假和做作，反而非常真实，没有被自我意识所束缚。对于如何取得成功，他们也没有那么有条理的认识。
　　他们的志向中永远夹杂着个人情感。洛佩兹提到：“我认识的一些人在工作中要经常出差，每年才见家人一两次。我永远也做不到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