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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1956年前后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问题上获得新的认识。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党在这一阶段，最终没有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56年前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2－0021－03
1956年前后，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实现第二次飞跃的任务，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但由于种种原因，党在这一阶段，最终没有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一
1956年，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即将起步时，鉴于苏联模式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党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结合上下工夫，“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能够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主要取决于以下条件：
1、这期间出现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基础。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是由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引起的。建国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个全新课题。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先于我国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基本上采用苏联模式。因此，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中国不可避免照搬苏联经验。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指出：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周恩来在会见外国代表团时也说：过去斯大林的观点压倒一切，现在打倒偶像以后，也就是中国人说破除迷信以后，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打倒了个人崇拜，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这对各国党是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解放。正是由于通过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思考，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思想解放，才有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
2、这期间相对宽松、缓和的国际形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从国际形势来看，一方面，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促使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另一方面，鉴于1955年万隆会议成功召开及日内瓦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和平与合作力量的影响逐步加强，使帝国主义不敢轻易动武。到1955年底和1956年初，党中央逐渐感到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政治局会议认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10年或者更多一点的和平时期，应当利用这一和平时期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
3、这期间相对有利的国内条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的内部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从1953年起，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不失时机地提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指引下，我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在全国出现，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我国面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在这样一个时刻，党的工作重心应由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转变。党也适时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
4、这期间通过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形成了对中国国情基本正确的认识，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实践基础。从1955年12月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在处理繁忙的日常国务之余，抽出大量的时间，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首先是刘少奇听取了37个部委的汇报。毛泽东开始了建国以后对经济建设问题所进行的一次时间比较长、内容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先是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再接下去，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汇报。34个部委汇报开始不久，李富春向毛泽东建议，通知工交部门约二百到三百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也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一书面汇报。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我们党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有了基本正确的认识，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实践基础。
二
1956年前后，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问题上获得新的认识。
1、在经济建设方针上获得新的认识。(1)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命题。鉴于苏联和东欧国家走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道路的严重教训，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要以此为戒。毛泽东强调，思考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即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一基本情况出发，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他明确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他说：“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后来，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明确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应该说，我们党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是不断深化的。(2)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上，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1955年到1956年间，我们党的领导人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上存在着两条对立的思路。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毛泽东批判经济建设领域的 “右倾保守”思想，助长了经济建设中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在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努力下，党中央、国务院从1956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党的八大以这些正确认识成果为依据，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这一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我党在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
2、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初步探索也取得了新的认识。建国后，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在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保证重点建设方面，它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其弊病也日益暴露出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针对建国初期学习“苏联模式”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随后，国务院在1956年5月召开全国体制问题会议，拟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初步草案。在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讲话都阐述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重要思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基本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三个管理体制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尝试。在这次经济改革体制中，党中央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中央向地方分权，发挥地方积极性。(2)扩大企业自主权，发挥企业积极性。(3)在所有制、生产、流通方面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管理体制。这就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的国家领导的自由中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
3、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探索也取得了新的认识。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国内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变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鉴于苏联过去国家政治生活践踏民主的严重教训，党中央把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的问题列入了议事日程。为了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党中央主要在两个方面提出了新思想。(1)党中央提出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论十大关系》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相互监督。”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是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民主制度，这是我们党的一项重大的民主政治建设。(2)党中央还考虑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周恩来明确提出，要使民主扩大，“就要在国家制度上想办法”。毛泽东在1956年主动提出不当国家主席，甚至考虑在将来的适当时机不再继续担任党的主席。党中央也赞同这个意见。
4、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探索也取得了新的认识。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党中央主要在两个方面提出了新思想。(1)提出了“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方针。除毛泽东、陆定一在理论上对“双百”方针作了详尽、透彻的阐述外，党中央还采取了或者准备采取一些措施来认真贯彻这个方针。这个方针被写入八大文件，成为了党发展科学和文艺事业的正确方针。(2)提倡中西文化交流，主张文化对外开放。在1956年8月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从理论上阐述了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必然性和党对于外来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周恩来也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建国以来，我国虽然不断扩大了对外交往，但是开放得还不够。
5、在党的建设方面的探索也取得了新的认识。在党的建设方面，党提出了反对突出个人、为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邓小平在代表党中央委员会向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三
1956年前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以苏为鉴。试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最终没有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究其原因，主要是：
1、我们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没有适时进行理论创新，没有形成能够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理论，是造成我们党无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理论根源。1956年我国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全党并没有做好相应的思想理论上的转变，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新思想，但新思想本身并不完善、不彻底，没有适时进行理论创新以形成完善的、能够指导新的实践的创新理论。在实行“第二次结合”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创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指导，党的领导人只能过分依赖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传统理论，使思想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导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失误而无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我们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对马列著作的理解有“教条化”倾向，没有突破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指出：“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这就出现了在主观坚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而实际所探索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却陷入歧途。这是建国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造成失误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
3、党内外民主制度的不健全，没有推进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是我们党无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度根源。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种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建国以后的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党内外民主制度并不健全，我们党没有迅速地推进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这就使党内民主生活长期不正常，民主集中制受到损害，党和国家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不断膨胀，导致后来一系列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错误一经发动就很难加以制止。
4、我党没有继续坚持对国情的调查研究而导致了对国情的错误判断，是我们党无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虽然1955年末到1956年初期间，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是，这种重视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并没有继续坚持下去，特别是1958年以后，由于对国情缺乏进一步全面的调查研究，因而对国情出现了错误的判断，所以在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决策中一再出现失误，导致了我们党无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5、我们党没有根据时代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是党无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深层次的根源。在上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强调“民族化”是不够的，还要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只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才能从根本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当前的时代发展和特征相结合。
责任编辑 李秀华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56年前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2－0021－03
1956年前后，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实现第二次飞跃的任务，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但由于种种原因，党在这一阶段，最终没有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一
1956年，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即将起步时，鉴于苏联模式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党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结合上下工夫，“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能够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主要取决于以下条件：
1、这期间出现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基础。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是由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引起的。建国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个全新课题。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先于我国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基本上采用苏联模式。因此，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中国不可避免照搬苏联经验。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指出：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周恩来在会见外国代表团时也说：过去斯大林的观点压倒一切，现在打倒偶像以后，也就是中国人说破除迷信以后，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打倒了个人崇拜，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这对各国党是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解放。正是由于通过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思考，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思想解放，才有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
2、这期间相对宽松、缓和的国际形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从国际形势来看，一方面，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促使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另一方面，鉴于1955年万隆会议成功召开及日内瓦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和平与合作力量的影响逐步加强，使帝国主义不敢轻易动武。到1955年底和1956年初，党中央逐渐感到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政治局会议认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10年或者更多一点的和平时期，应当利用这一和平时期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
3、这期间相对有利的国内条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的内部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从1953年起，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不失时机地提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指引下，我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在全国出现，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我国面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在这样一个时刻，党的工作重心应由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转变。党也适时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
4、这期间通过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形成了对中国国情基本正确的认识，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实践基础。从1955年12月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在处理繁忙的日常国务之余，抽出大量的时间，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首先是刘少奇听取了37个部委的汇报。毛泽东开始了建国以后对经济建设问题所进行的一次时间比较长、内容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先是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再接下去，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汇报。34个部委汇报开始不久，李富春向毛泽东建议，通知工交部门约二百到三百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也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一书面汇报。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我们党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有了基本正确的认识，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实践基础。
二
1956年前后，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问题上获得新的认识。
1、在经济建设方针上获得新的认识。(1)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命题。鉴于苏联和东欧国家走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道路的严重教训，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要以此为戒。毛泽东强调，思考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即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一基本情况出发，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他明确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他说：“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后来，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明确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应该说，我们党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是不断深化的。(2)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上，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1955年到1956年间，我们党的领导人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上存在着两条对立的思路。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毛泽东批判经济建设领域的 “右倾保守”思想，助长了经济建设中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在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努力下，党中央、国务院从1956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党的八大以这些正确认识成果为依据，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这一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我党在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
2、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初步探索也取得了新的认识。建国后，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在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保证重点建设方面，它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其弊病也日益暴露出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针对建国初期学习“苏联模式”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随后，国务院在1956年5月召开全国体制问题会议，拟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初步草案。在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讲话都阐述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重要思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基本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三个管理体制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尝试。在这次经济改革体制中，党中央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中央向地方分权，发挥地方积极性。(2)扩大企业自主权，发挥企业积极性。(3)在所有制、生产、流通方面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管理体制。这就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的国家领导的自由中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
3、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探索也取得了新的认识。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国内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变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鉴于苏联过去国家政治生活践踏民主的严重教训，党中央把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的问题列入了议事日程。为了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党中央主要在两个方面提出了新思想。(1)党中央提出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论十大关系》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相互监督。”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是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民主制度，这是我们党的一项重大的民主政治建设。(2)党中央还考虑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周恩来明确提出，要使民主扩大，“就要在国家制度上想办法”。毛泽东在1956年主动提出不当国家主席，甚至考虑在将来的适当时机不再继续担任党的主席。党中央也赞同这个意见。
4、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探索也取得了新的认识。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党中央主要在两个方面提出了新思想。(1)提出了“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方针。除毛泽东、陆定一在理论上对“双百”方针作了详尽、透彻的阐述外，党中央还采取了或者准备采取一些措施来认真贯彻这个方针。这个方针被写入八大文件，成为了党发展科学和文艺事业的正确方针。(2)提倡中西文化交流，主张文化对外开放。在1956年8月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从理论上阐述了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必然性和党对于外来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周恩来也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建国以来，我国虽然不断扩大了对外交往，但是开放得还不够。
5、在党的建设方面的探索也取得了新的认识。在党的建设方面，党提出了反对突出个人、为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邓小平在代表党中央委员会向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三
1956年前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以苏为鉴。试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最终没有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究其原因，主要是：
1、我们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没有适时进行理论创新，没有形成能够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理论，是造成我们党无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理论根源。1956年我国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全党并没有做好相应的思想理论上的转变，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新思想，但新思想本身并不完善、不彻底，没有适时进行理论创新以形成完善的、能够指导新的实践的创新理论。在实行“第二次结合”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创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指导，党的领导人只能过分依赖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传统理论，使思想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导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失误而无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我们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对马列著作的理解有“教条化”倾向，没有突破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指出：“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这就出现了在主观坚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而实际所探索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却陷入歧途。这是建国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造成失误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
3、党内外民主制度的不健全，没有推进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是我们党无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度根源。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种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建国以后的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党内外民主制度并不健全，我们党没有迅速地推进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这就使党内民主生活长期不正常，民主集中制受到损害，党和国家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不断膨胀，导致后来一系列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错误一经发动就很难加以制止。
4、我党没有继续坚持对国情的调查研究而导致了对国情的错误判断，是我们党无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虽然1955年末到1956年初期间，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是，这种重视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并没有继续坚持下去，特别是1958年以后，由于对国情缺乏进一步全面的调查研究，因而对国情出现了错误的判断，所以在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决策中一再出现失误，导致了我们党无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5、我们党没有根据时代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是党无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深层次的根源。在上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强调“民族化”是不够的，还要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只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才能从根本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当前的时代发展和特征相结合。
责任编辑 李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