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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儒商，
为社会无私地奉献。
王文儒
王文儒
印尼华侨，1956年回国，毕业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并在武汉市任教。1974年赴港，1977年创办南华公司。现任南华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汉华房地产开发建筑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董事长。同时任湖北省政协常委、湖北海外联谊会副理事长、湖北商会副会长、湖北侨联顾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香港侨友社永远名誉会长等职。
Wong Man Yu,
He is an Indonesia overseas Chinese, back China in 1956 and graduate from the Southern China Finance Economic & Political Law University, then taught in Wuhan city. In 1974 he went to Hong Kong and established Nam Wah Company in 1977. At present he acts as the president of many corporate such as Nam Wah (Holgdings) Co., Ltd., Han Hua Real-State Development & Construction Co., Ltd. etc.. Meanwhile he also serves as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of Hubei Province CPPCC, vice president of Hubei Fed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Friendship, vice president of Hubei Chamber of Commerce, consultant of Hubei Associ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part-time professor of Southern China Finance Economic & Political Law University, the permanent honorary chairma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Friends Club in Hong Kong etc..
在香港纺织行业素有“南华王”之称的南华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儒先生是一位在商界取得骄人业绩的企业家。多年来，他积极奉献社会，贡献良多，但却从不追名逐利，向以低调处世，远离功名利禄，成为这个时代中为数不多的真诚、无私的奉献者。
近日，我们就人生和社会等问题对王文儒先生进行了专访。
记者：作为香港著名企业家，您在香港纺织业地位举足轻重，有人称您为纺织行业的代表性人物。请问您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有什麽成功的经验？纺织业作为一个传统产业，您是怎样在近三十年的经营过程中不断使之发展壮大的？
王文儒：我是印尼华侨，1956年回国後，一直在国内上中学、读大学，在国内参加工作，直到1974年才到香港定居。当时我们一家四口人到香港来的时候，身上只有很少钱，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我和太太只好到製衣厂去打工，我每天的工资是15块钱，但我一直坚持了下来。後来，因为东南亚的许多客商到香港来做布料生意，我便和他们有了接触。後来发现做布料生意可以赚钱，便於1977年创办了南华公司，开始做布料生意，後来逐步发展到服装，又拓展到房地产行业。最近又成功控股国内一个著名服装品牌，成为一家以出口为主的多元化集团公司。也可以说，我是白手起家做到现在，虽然不能说很成功，但毕竟有了一番事业。在几十年的经营过程中，企业也在由小到大逐步发展，我想谈几点营商过程中的体会，抛砖引玉。
首先，做生意要与时俱进，要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发展而变化。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在香港深水埗做布料生意，因为那是香港的布料零售和批发的中心。但我在二十多年前便放棄了那里，把公司搬到了现在的位置。因为我发现香港经济在逐步转型，正在向一个国际化金融贸易中心发展，所以我们也要转型，要做世界的生意，而不仅仅是香港和东南亚的生意。
在公司生产基地的设置上也是一样。开始生产基地在香港，国内改革开放後逐渐把生产基地移到珠三角，是因为那里的成本比较便宜。近几年我们又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在长三角又建立了生产基地，並且把香港的写字楼进行了压缩，把许多业务放在上海做。一方面是因为那里的纺织业发展非常蓬勃，有做纺织品国际贸易的很大潜力；另一方面，现在那里的劳动力和物流成本都要比广东便宜，每年仅货柜码头一项就可以节省500多万，可以大大降低营运成本。
在产业的发展上，我们也没有固步自封，停滞不前，而是一直在向着不同行业拓展。刚开始我们只是做布料生意，後来又向服装行业拓展，形成了纺织行业一条龙式的生产经营模式。在纺织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我们又进军房地产业，先是在湖北武汉市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成为武汉最早的中外合资房地产企业，同时又把房地产业发展到了东南亚一带。因为相对於巨头垄断的香港房地产业来说，内地和东南亚的房地产行业对我们来说，机会更多一些。
同时，在市场开拓方面，我们也是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最初我们的布料生意的市场主要是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後来发展到了以出口欧美市场为主。但现在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我们正逐步加大国内市场的开拓力度，要实现出口和内销两条腿走路，把国内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建立起来。实现拓展国内和国外市场相结合，两个市场优势互补，互相促进。目前，我们已经在国内收购了一个服装零售品牌，带动内销的发展，进而把这个品牌做大做强，並进一步把这个品牌做到上市，逐步抢佔国内市场份额。同时，计划在内地建立一个国际标准的纺织工厂，打造国际知名品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去佔领国际高端纺织品市场，让企业不断走向国际市场。
其次，在经商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诚信经营的经商之道。几十年来，我们与世界多家企业打交道，我们一直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谈好的事情无论如何都会履约，一定会按规定时间交货。和银行打交道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被任何一家银行退过票，即使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我们也坚决按合同履约。
另外，在经营过程中，我们非常重视品质管理，把产品质量控制当作企业的生命。虽然我们原来一直都是为别人做加工生产，没有自己的品牌，但我们一直严格要求产品的品质，要求我们的产品全部要达到优质，而不仅仅只是合格。正因为我们在经营过程中坚持为客户提供好品质的产品，为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而不是靠低价格去竞争，所以即便有的时候我们的价格可能比别人贵一点，客户仍然会选择把产品交给我们做，对我们非常信任。
第三点，做生意在理财上要留有餘地。做生意始终是有风险的，社会的经济气候也是有变化的。因此，我认为做生意要敢於进取，同时也要稳打、稳扎，否则，遇到诸如“九七金融危机”就会顶不住，面临倒闭。几十年来，我是按照理财要有留有餘地这个原则做生意，所以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
记者：您是湖北省政协常委，同时还兼任了湖北省海外联谊会副理事长、湖北省侨联顾问和香港侨友社永远名誉会长等多项社会职务，为湖北的社会公益事业及香港的社会慈善事业做了很多工作。但多年以来，您却很少宣扬自己，一直都是低调处事，成为不为名利而奉献社会的企业家，这是为什麽呢？
王文儒：我觉得，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就应该对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对社会做一些回报。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和谐起来，才会更加稳定。但做这些社会工作，我们应该是出自内心的一种奉献，而不应该带着任何功利色彩，否则就会失去了做社会工作的本质意义。
这麽多年来，我一直都是坚持要为社会做一点事，但我却从来不会去追求什麽头衔、名誉，这麽多年的社会工作都是不图虚名、不图回报的真心奉献。多年一来我都一如既往地坚持做社会工作，先後为香港社团、广东侨联、湖北省的各项社会公益组织和活动捐款，出力的次数我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我现在的许多社会职务也是在推脱不掉或不宜推辞的情况下才接受的，不是靠关係、靠手段争取来的。像我在湖北省的许多社会职务，就是湖北省相关部门认为我做了很多社会工作，他们认为需要，並且也希望我能继续做好社会工作，所以就不愿让我退下来，让我坚持做。我现在已经是湖北省海联会和侨联中年龄最大的了，但他们既然希望我做贡献，我就只好留下来了。
在这麽多年的社会工作中，可能我对湖北省所做的工作要多一点，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我从中学一直到参加工作来香港之前，在湖北生活了18年。是长江水哺育了我，是湖北培养了我，让我上大学学到很多知识，从而才会有今天事业的成功。因此，我在湖北所做的社会工作就多一些，无论是捐建希望小学、招商引资，还是对湖北的投资，我都义不容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内地改革开放刚开始，我就开始在武汉投资了，是最早一批在武汉投资的外商。但我在湖北的一切都不完全是因为商业的考虑，更多的是一种不图回报的感情上的报答。前些年，我在湖北的投资有很大损失，受到很大委屈，但我都没什麽後悔，照样一心一意为湖北的事全力做工作，也从来不给他们添任何麻烦。湖北省每次在香港的招商活动，我总是去做筹备组的组长，第一个出钱出力出面张罗，力争把湖北的招商引资会办出最好的效果。
当然，也有人说参加过多的社会工作会影响到生意。但我认为这种影响可以尽量减少，只要妥善处理好就不会有什麽问题。我很早就是湖北省政协委员，以前开会的时候一次就是一个星期，当时又没有手机、计算机网络等现代通讯工具，我就每次会後在宾馆里打电话处理生意上的一些事情。同时，多参加社会工作，不仅可以认识很多商界的朋友，也可以找到很多商机，对生意也是有帮助的。
记者：作为一名华侨，您认为华侨的身上有哪些共同特点？您现在不论在事业上，还是在对社会贡献上，都取得了成功，您怎样看待一个人的成功？
王文儒：作为一名从印尼回到祖国的华侨，我先是在国内上学，然後参加工作为国家建设出力，到香港後又通过投资内地参与到祖国改革开放大业中。经历了很多酸甜苦辣，和许多华侨一样见证了祖国伟大的变迁和发展。我很高兴参与祖国发展的一段重要历程。我从自身的经历和很多华侨的身上感受到华侨所具有的两大明显的特点：一个最大特点是爱国，宁愿放棄在国外的优越生活也要回到祖国去为国家出力；二是特别诚实，这可能与华侨在国外所受到的教育和影响有关，但我想更多的是发自内心对国家的爱。“爱之深、言之切”。所以广大华侨往往一片赤胆忠心，比较直爽豪放，有什麽就会说什麽，有时在政治上就难免吃亏。从中国整个历史进程来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华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国的外资大部分都是华侨自己去投资或者牵针引线带人去投资的。因为广大华侨旅居海外多年，遍布五湖四海，形成了一个网络，成为一个与世界有着千丝万缕联繫的国际性群体，他们对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至於我个人目前是不是成功，我认为对个人的评价並不重要。一个人的成功並不一定在於你有很多很多的钱，也不在於你有很多家企业，经济上的成功不是唯一标准。所谓成功，就是一个人的财富，应该是取财有道，通过正当经营得来的；应该是一个人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後，要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而且这种贡献应该是真诚地奉献社会，不图名利的。另外，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我们不管做什麽都要注意与社会的和谐相处。有了一定地位後，要谦虚谨慎，不要飞扬跋扈，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对年轻人造成心态上的误导。现在，我自己也有几辆奔驰车，但我每次出门都是自己开，从来不叫司机，更多的时候我会去坐地铁，既方便经济又快捷，这也是我一贯提倡的一种低调务实的作风。
记者：作为香港的知名人士，您怎样看待香港的现在和未来？
王文儒：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在回归以後顺利过渡，並逐步从亚洲金融风暴的阴影中走出来，继续保持了稳定繁荣的局面，这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成功实践。当然，香港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也是有波折的。前一段时间，香港出现了一次大的遊行，表明香港的政治和经济也处在一个关键时期。
究竟该怎样走？当时中联办在东莞召开了一次港区的全国政协委员、各省的港区政协常委的意见徵询会。我在会上发言时就指出，我们有必要检讨一下我们对香港的政策，因为香港的基本状况就是被英国殖民统治了一百多年，有许多与内地不同的地方。香港人基本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土生土长、世代就在香港生活的本地人；另一部分是刚解放时，一些对共产党、对共产主义制度看法不同的人带着资本来到香港。香港人在回归前都是受过英国殖民主义教育的，这就是香港人的背景。那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注意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应该有不同特点。
第一是对所谓的民主派要坚持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大部分香港人还是爱国的，只是有的人政治上有偏见，认识理解上不同，只要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多做细緻的工作。大多数香港人还是会隻持中央和香港政府相关政策的。民主派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可动摇的。
第二是我们政府对基层的民意倾听不够，基层工作还有待加强。在选举中，为什麽我们有些地方的议员选票很少。这就是因为我们一些爱国的团体，没有像所谓民主派人士那样扎根基层，天天和民众打成一片，能够倾听民众呼声，传达民意。民众对他了解，自然就要投他的票了。所以我们要加大基层工作，不能浮在上面。
第三对教育界的团结要加强。现在教育工会的许多团体都是由民主派在控制或深受其影响的，我们应该主动邀请这些团体让他们更多地了解国情，主动接触他们。这个会以後，中联办就专门邀请香港大学的一个学生会组织到北京去访问，回来後他们的一些观点就有所改变。
第四个是对新闻界工作要重视。我到报摊上买报纸的时候，摊主说，《东方日报》、《苹果日报》等卖得很火，而一些报纸就不行，很少人买。所以每个报摊每天就订那麽几份，放在最後面。这又是什麽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适应香港的环境，没有大众化，没有迎合香港人的口味。而香港的一些电台、电视台为什麽在一些问题上跟我们不配合？上次中央还专门在深圳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主动邀请了亚洲电视台、无线电视、有线电视等几家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管到会，倾听他们的意见。现在的局面也逐渐改变了，《文汇报》也开始刊登民主派一些著名人士的文章了，这种做法就很好。
我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也许说得太直接了，有的政协委员会後就认为我的意见太尖锐，但我的出发点是为了搞好我们的工作，出发点是好的。後来的确证明，我的意见得到了中联办的採纳並在实践中付诸实现。
後 记：这次採访虽然限於时间的关係，未能就更多的问题听取王文儒先生的精彩意见，对许多东西都还只是浮光掠影地简单了解。但是在採访过程中，我们强烈感觉到的，是王文儒先生对祖国和香港的赤子忠心，对社会和谐的关注。特别是他多年以来为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做出奉献，却坚持不为名利、不图回报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们。王文儒先生是真正“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
为社会无私地奉献。
王文儒
王文儒
印尼华侨，1956年回国，毕业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并在武汉市任教。1974年赴港，1977年创办南华公司。现任南华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汉华房地产开发建筑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董事长。同时任湖北省政协常委、湖北海外联谊会副理事长、湖北商会副会长、湖北侨联顾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香港侨友社永远名誉会长等职。
Wong Man Yu,
He is an Indonesia overseas Chinese, back China in 1956 and graduate from the Southern China Finance Economic & Political Law University, then taught in Wuhan city. In 1974 he went to Hong Kong and established Nam Wah Company in 1977. At present he acts as the president of many corporate such as Nam Wah (Holgdings) Co., Ltd., Han Hua Real-State Development & Construction Co., Ltd. etc.. Meanwhile he also serves as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of Hubei Province CPPCC, vice president of Hubei Fed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Friendship, vice president of Hubei Chamber of Commerce, consultant of Hubei Associ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part-time professor of Southern China Finance Economic & Political Law University, the permanent honorary chairma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Friends Club in Hong Kong etc..
在香港纺织行业素有“南华王”之称的南华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儒先生是一位在商界取得骄人业绩的企业家。多年来，他积极奉献社会，贡献良多，但却从不追名逐利，向以低调处世，远离功名利禄，成为这个时代中为数不多的真诚、无私的奉献者。
近日，我们就人生和社会等问题对王文儒先生进行了专访。
记者：作为香港著名企业家，您在香港纺织业地位举足轻重，有人称您为纺织行业的代表性人物。请问您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有什麽成功的经验？纺织业作为一个传统产业，您是怎样在近三十年的经营过程中不断使之发展壮大的？
王文儒：我是印尼华侨，1956年回国後，一直在国内上中学、读大学，在国内参加工作，直到1974年才到香港定居。当时我们一家四口人到香港来的时候，身上只有很少钱，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我和太太只好到製衣厂去打工，我每天的工资是15块钱，但我一直坚持了下来。後来，因为东南亚的许多客商到香港来做布料生意，我便和他们有了接触。後来发现做布料生意可以赚钱，便於1977年创办了南华公司，开始做布料生意，後来逐步发展到服装，又拓展到房地产行业。最近又成功控股国内一个著名服装品牌，成为一家以出口为主的多元化集团公司。也可以说，我是白手起家做到现在，虽然不能说很成功，但毕竟有了一番事业。在几十年的经营过程中，企业也在由小到大逐步发展，我想谈几点营商过程中的体会，抛砖引玉。
首先，做生意要与时俱进，要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发展而变化。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在香港深水埗做布料生意，因为那是香港的布料零售和批发的中心。但我在二十多年前便放棄了那里，把公司搬到了现在的位置。因为我发现香港经济在逐步转型，正在向一个国际化金融贸易中心发展，所以我们也要转型，要做世界的生意，而不仅仅是香港和东南亚的生意。
在公司生产基地的设置上也是一样。开始生产基地在香港，国内改革开放後逐渐把生产基地移到珠三角，是因为那里的成本比较便宜。近几年我们又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在长三角又建立了生产基地，並且把香港的写字楼进行了压缩，把许多业务放在上海做。一方面是因为那里的纺织业发展非常蓬勃，有做纺织品国际贸易的很大潜力；另一方面，现在那里的劳动力和物流成本都要比广东便宜，每年仅货柜码头一项就可以节省500多万，可以大大降低营运成本。
在产业的发展上，我们也没有固步自封，停滞不前，而是一直在向着不同行业拓展。刚开始我们只是做布料生意，後来又向服装行业拓展，形成了纺织行业一条龙式的生产经营模式。在纺织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我们又进军房地产业，先是在湖北武汉市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成为武汉最早的中外合资房地产企业，同时又把房地产业发展到了东南亚一带。因为相对於巨头垄断的香港房地产业来说，内地和东南亚的房地产行业对我们来说，机会更多一些。
同时，在市场开拓方面，我们也是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最初我们的布料生意的市场主要是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後来发展到了以出口欧美市场为主。但现在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我们正逐步加大国内市场的开拓力度，要实现出口和内销两条腿走路，把国内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建立起来。实现拓展国内和国外市场相结合，两个市场优势互补，互相促进。目前，我们已经在国内收购了一个服装零售品牌，带动内销的发展，进而把这个品牌做大做强，並进一步把这个品牌做到上市，逐步抢佔国内市场份额。同时，计划在内地建立一个国际标准的纺织工厂，打造国际知名品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去佔领国际高端纺织品市场，让企业不断走向国际市场。
其次，在经商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诚信经营的经商之道。几十年来，我们与世界多家企业打交道，我们一直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谈好的事情无论如何都会履约，一定会按规定时间交货。和银行打交道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被任何一家银行退过票，即使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我们也坚决按合同履约。
另外，在经营过程中，我们非常重视品质管理，把产品质量控制当作企业的生命。虽然我们原来一直都是为别人做加工生产，没有自己的品牌，但我们一直严格要求产品的品质，要求我们的产品全部要达到优质，而不仅仅只是合格。正因为我们在经营过程中坚持为客户提供好品质的产品，为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而不是靠低价格去竞争，所以即便有的时候我们的价格可能比别人贵一点，客户仍然会选择把产品交给我们做，对我们非常信任。
第三点，做生意在理财上要留有餘地。做生意始终是有风险的，社会的经济气候也是有变化的。因此，我认为做生意要敢於进取，同时也要稳打、稳扎，否则，遇到诸如“九七金融危机”就会顶不住，面临倒闭。几十年来，我是按照理财要有留有餘地这个原则做生意，所以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
记者：您是湖北省政协常委，同时还兼任了湖北省海外联谊会副理事长、湖北省侨联顾问和香港侨友社永远名誉会长等多项社会职务，为湖北的社会公益事业及香港的社会慈善事业做了很多工作。但多年以来，您却很少宣扬自己，一直都是低调处事，成为不为名利而奉献社会的企业家，这是为什麽呢？
王文儒：我觉得，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就应该对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对社会做一些回报。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和谐起来，才会更加稳定。但做这些社会工作，我们应该是出自内心的一种奉献，而不应该带着任何功利色彩，否则就会失去了做社会工作的本质意义。
这麽多年来，我一直都是坚持要为社会做一点事，但我却从来不会去追求什麽头衔、名誉，这麽多年的社会工作都是不图虚名、不图回报的真心奉献。多年一来我都一如既往地坚持做社会工作，先後为香港社团、广东侨联、湖北省的各项社会公益组织和活动捐款，出力的次数我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我现在的许多社会职务也是在推脱不掉或不宜推辞的情况下才接受的，不是靠关係、靠手段争取来的。像我在湖北省的许多社会职务，就是湖北省相关部门认为我做了很多社会工作，他们认为需要，並且也希望我能继续做好社会工作，所以就不愿让我退下来，让我坚持做。我现在已经是湖北省海联会和侨联中年龄最大的了，但他们既然希望我做贡献，我就只好留下来了。
在这麽多年的社会工作中，可能我对湖北省所做的工作要多一点，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我从中学一直到参加工作来香港之前，在湖北生活了18年。是长江水哺育了我，是湖北培养了我，让我上大学学到很多知识，从而才会有今天事业的成功。因此，我在湖北所做的社会工作就多一些，无论是捐建希望小学、招商引资，还是对湖北的投资，我都义不容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内地改革开放刚开始，我就开始在武汉投资了，是最早一批在武汉投资的外商。但我在湖北的一切都不完全是因为商业的考虑，更多的是一种不图回报的感情上的报答。前些年，我在湖北的投资有很大损失，受到很大委屈，但我都没什麽後悔，照样一心一意为湖北的事全力做工作，也从来不给他们添任何麻烦。湖北省每次在香港的招商活动，我总是去做筹备组的组长，第一个出钱出力出面张罗，力争把湖北的招商引资会办出最好的效果。
当然，也有人说参加过多的社会工作会影响到生意。但我认为这种影响可以尽量减少，只要妥善处理好就不会有什麽问题。我很早就是湖北省政协委员，以前开会的时候一次就是一个星期，当时又没有手机、计算机网络等现代通讯工具，我就每次会後在宾馆里打电话处理生意上的一些事情。同时，多参加社会工作，不仅可以认识很多商界的朋友，也可以找到很多商机，对生意也是有帮助的。
记者：作为一名华侨，您认为华侨的身上有哪些共同特点？您现在不论在事业上，还是在对社会贡献上，都取得了成功，您怎样看待一个人的成功？
王文儒：作为一名从印尼回到祖国的华侨，我先是在国内上学，然後参加工作为国家建设出力，到香港後又通过投资内地参与到祖国改革开放大业中。经历了很多酸甜苦辣，和许多华侨一样见证了祖国伟大的变迁和发展。我很高兴参与祖国发展的一段重要历程。我从自身的经历和很多华侨的身上感受到华侨所具有的两大明显的特点：一个最大特点是爱国，宁愿放棄在国外的优越生活也要回到祖国去为国家出力；二是特别诚实，这可能与华侨在国外所受到的教育和影响有关，但我想更多的是发自内心对国家的爱。“爱之深、言之切”。所以广大华侨往往一片赤胆忠心，比较直爽豪放，有什麽就会说什麽，有时在政治上就难免吃亏。从中国整个历史进程来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华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国的外资大部分都是华侨自己去投资或者牵针引线带人去投资的。因为广大华侨旅居海外多年，遍布五湖四海，形成了一个网络，成为一个与世界有着千丝万缕联繫的国际性群体，他们对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至於我个人目前是不是成功，我认为对个人的评价並不重要。一个人的成功並不一定在於你有很多很多的钱，也不在於你有很多家企业，经济上的成功不是唯一标准。所谓成功，就是一个人的财富，应该是取财有道，通过正当经营得来的；应该是一个人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後，要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而且这种贡献应该是真诚地奉献社会，不图名利的。另外，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我们不管做什麽都要注意与社会的和谐相处。有了一定地位後，要谦虚谨慎，不要飞扬跋扈，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对年轻人造成心态上的误导。现在，我自己也有几辆奔驰车，但我每次出门都是自己开，从来不叫司机，更多的时候我会去坐地铁，既方便经济又快捷，这也是我一贯提倡的一种低调务实的作风。
记者：作为香港的知名人士，您怎样看待香港的现在和未来？
王文儒：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在回归以後顺利过渡，並逐步从亚洲金融风暴的阴影中走出来，继续保持了稳定繁荣的局面，这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成功实践。当然，香港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也是有波折的。前一段时间，香港出现了一次大的遊行，表明香港的政治和经济也处在一个关键时期。
究竟该怎样走？当时中联办在东莞召开了一次港区的全国政协委员、各省的港区政协常委的意见徵询会。我在会上发言时就指出，我们有必要检讨一下我们对香港的政策，因为香港的基本状况就是被英国殖民统治了一百多年，有许多与内地不同的地方。香港人基本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土生土长、世代就在香港生活的本地人；另一部分是刚解放时，一些对共产党、对共产主义制度看法不同的人带着资本来到香港。香港人在回归前都是受过英国殖民主义教育的，这就是香港人的背景。那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注意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应该有不同特点。
第一是对所谓的民主派要坚持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大部分香港人还是爱国的，只是有的人政治上有偏见，认识理解上不同，只要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多做细緻的工作。大多数香港人还是会隻持中央和香港政府相关政策的。民主派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可动摇的。
第二是我们政府对基层的民意倾听不够，基层工作还有待加强。在选举中，为什麽我们有些地方的议员选票很少。这就是因为我们一些爱国的团体，没有像所谓民主派人士那样扎根基层，天天和民众打成一片，能够倾听民众呼声，传达民意。民众对他了解，自然就要投他的票了。所以我们要加大基层工作，不能浮在上面。
第三对教育界的团结要加强。现在教育工会的许多团体都是由民主派在控制或深受其影响的，我们应该主动邀请这些团体让他们更多地了解国情，主动接触他们。这个会以後，中联办就专门邀请香港大学的一个学生会组织到北京去访问，回来後他们的一些观点就有所改变。
第四个是对新闻界工作要重视。我到报摊上买报纸的时候，摊主说，《东方日报》、《苹果日报》等卖得很火，而一些报纸就不行，很少人买。所以每个报摊每天就订那麽几份，放在最後面。这又是什麽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适应香港的环境，没有大众化，没有迎合香港人的口味。而香港的一些电台、电视台为什麽在一些问题上跟我们不配合？上次中央还专门在深圳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主动邀请了亚洲电视台、无线电视、有线电视等几家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管到会，倾听他们的意见。现在的局面也逐渐改变了，《文汇报》也开始刊登民主派一些著名人士的文章了，这种做法就很好。
我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也许说得太直接了，有的政协委员会後就认为我的意见太尖锐，但我的出发点是为了搞好我们的工作，出发点是好的。後来的确证明，我的意见得到了中联办的採纳並在实践中付诸实现。
後 记：这次採访虽然限於时间的关係，未能就更多的问题听取王文儒先生的精彩意见，对许多东西都还只是浮光掠影地简单了解。但是在採访过程中，我们强烈感觉到的，是王文儒先生对祖国和香港的赤子忠心，对社会和谐的关注。特别是他多年以来为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做出奉献，却坚持不为名利、不图回报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们。王文儒先生是真正“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