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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审美思潮的不断变化，纪录片创作者利用自身创作动机造就出不同的创作观念和风格。创作过程中，无论是电视节目趋于娱乐化分流观众的外在原因，还是纪录片创作本身中存在题材边缘化、“纪实主义”手法误区等内在原因，电视纪录片的发展面临着困境，缺乏高水准、影响力大的优秀纪录片。本文将着重从电视纪录片创作体制和创作本身的缺陷来分析当今电视纪录片发展的情况，并试图寻找解决办法。
关键词：电视纪录片 现状 生存缺陷
一、电视纪录片的内涵和外延
1895年法国路易•卢米埃尔拍摄的《工厂的大门》被世人公认为世界电影的开端，与此同时，源于记录发生在人们身边真实事物的纪录片概念开始出现。
在美国《电影术语词典》里，纪录片被界定为“一种排除虚构的影片，它具有一种吸引人的、有说服力的主题或观点，但它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并用剪辑和音响来增进作品的感染力”[1]。电视纪录片和电影纪录片是纪录片的两种主要类别。
电视纪录片是通过非虚构的艺术手段，直接从现实生活中获取图像和音响素材，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以及作者对一事物的认识与评价的纪实性电视片。它根据题材和表现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时事报道、文献、传记、自然和地理纪录片等。
真实性和纪实性是电视纪录片坚持的基本原则，它要求所拍摄的内容必须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事实，并且一般在现场拍摄完成，不允许出现摆拍、导演的痕迹。
二、中国电视纪录片的现状
我国纪录片创立开始至今，研究者们按照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纪录片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将其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政治化纪录片时期（1958—1977）、人文化纪录片时期（1978—1992）、平民化纪录片时期（1993—1998）和社会化纪录片时期（1999至今）。
1958年7月在北京电视台播出的新闻纪录片《英雄的信阳人民》，被学界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电视纪录片。几十年来，我国电视纪录片发展受到体制的限制，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单一难免脱离单纯进行官方宣传的嫌疑。
过去几年里，廉价、便捷的摄像设备的普及和电视台商业操作的加剧，越来越多经济较宽裕的年轻人开始对纪录片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了解底层。独立纪录片的不断发展和民间影像的蔓延为电视纪录片发展提供了契机，但也带来了彼此的困惑。1996年以后，中国电视纪录片开始走向低谷。电视产业化的扩张、电视剧和其他娱乐节目的迅速膨胀影响着社会的审美趋势，并分流了受众，使得电视纪录片的收视率普遍下降，而曾经火爆的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收视率也从以前的30%降到7%。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纪实频道总监应启明认为，随着受众文化需要的提高而不断设立的纪录片频道，却因为投入和产出严重不平衡而出现日渐萎缩的情况，并逐渐退出黄金时段，是因其还未找到合适的盈利模式。
如今的电视纪录片，无论是为民间独立纪录片提供一个发展的平台，还是自身栏目化的创作存在着种种困惑，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发展遇到了瓶颈。
三、电视纪录片创作中的瓶颈
为了更清晰地对电视纪录片的创作与运作层面分析瓶颈和缺陷，下面将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 外部原因
1、纪录片栏目化制作压力限制制作时间和创作者发挥，制作粗糙质量低劣。
与同一题材的电视节目相比，纪录片创作拍摄周期长、投入成本高、耗费人力资源大，常常收入与产出不符。电视节目娱乐化氛围逐渐浓厚的今天，纪录片所选择的主题和内容较沉重、严肃，往往得不到观众的长期喜爱，经营状况欠佳，为原已面临窘境的纪录片市场化进程增添新的难题。
为节省成本、应付播出，纪录片选择栏目化操作，在固定的时间播出以流水线生产方式制作的纪录片。而这样的制作过程往往压力很大，技术上存在的问题也使得许多重要场景无法靠等、抓、抢拍来完成，许多重要影像需靠导演摆拍才能完成，最终导致许多纪录片制作粗糙、题材乏味、真实性受到质疑，形成产业链的恶性循环。
1994年10月1日，重庆有线电视台创办了电视纪录片栏目《巴渝人家》，以人物的“情感命运”和纪实为核心价值，并形成了平实、朴素、真切、自然的叙事风格，取得不错的收视率。后因制作需要周播改成日播，节目制作的压力使得创作者无法尽情地发挥自身的创作构想，选题的单调重复、视野的狭窄和制作方式的简单粗糙，是其最终走向终结的重要原因之一。
“栏目化的运作形式在使得纪录片获得了生存的地盘的同时又造成了与个人创作之间的矛盾：纪录片编导自己的创作欲望得不到满足，即使满足了也难以召唤起观众的收看热情，创作者日益陷入一个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从而影响了纪录片作品的质量。”[2]
2、电视节目的娱乐化的冲击，使电视纪录片在受众市场边缘化。
在电视媒介对受众的传播过程中，未知性、娱乐性、选择性和变化性是受众收视过程中表现较明显的四个特性。为吸引广大受众、提高收视率，电视节目均有娱乐化趋势，人们经历了一天的疲累的工作后，可以不加思考从快餐式娱乐节目得到放松。
虽然“现代人的审美习惯具有一种多向性、开放式和追求新奇的特点，他们更习惯于通过自己的眼睛和脑子去识别和观察周围的事物，并通过较强的自主意识去对生活现象做出审美判断[3]”，但纪录片的多义性、结构的开放性等等塑造出来的纪录片探索与发现精神的审美特征，却已被娱乐化的电视节目抢先占据了大部分的受众市场，而使自身处于边缘的危险地带。
3、过度追求收视率而忘却社会责任，人文内涵关注逐渐萎缩。
如今的电视节目无不以获奖和收视率为唯一衡量的标准，而走向故事化的纪录片为了追求功利的标准吸引观众的眼球，而逐渐暴露出重技巧而轻视意义、注重形式而背离人文思想的弊端，甚至步入猎奇创作的误区。
文华学者陈平原曾说：“电视人过于迷恋技术，以致作为人的独立思考能力相对萎缩。镜头后面缺乏必要的知识、思想与文化情怀，此乃当代中国电视的通病。”在创作过程中，有的仅停留在表层的情感冲突和对立情绪表达，却没有潜下心来挖掘隐形在深层的冲突，片面强调煽情的创作理念而非理性的纪实。在对一些边远地区、边缘人群的拍摄中，他们以一种悲悯的情怀进行创作，将镜头深陷在那些面对疾病、痛苦和不信的少数群体，而忽视了社会主流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忽略了整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忘却了作为媒体的社会责任感。
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过头的戏剧化方式，观众反应很快不是变得矫揉造作，就是厌倦透顶。”[4]
（二） 内部原因
电视纪录片在纪录片创作的前提下，具有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的弊端：
1、陷入僵化的“纪实手法”误区，破坏纪录片审美性。
纪实性是纪录片创作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创作者在主观情绪影响下能最大限度地还原所拍摄事物的原生态。长镜头语言、运用同期声和跟踪拍摄等是纪实手法的常用方式，故事化的叙事手法中解说词和修辞手法的合理运用是处理好纪录片纪实原则的重要方面。而长镜头、同期声的套用、滥用，企图以解说词加画面就实现纪录片的表达效果，减少了画面的表意作用。
优秀的纪录片是运用画面的镜头语言和细节突出来实现顺畅的表达，如《英与白》中对熊猫英英、白小姐和小女孩的眼神的画面描写，表达了节目中各自对于生活的现状的困扰。而很多纪录片创作中，为制造情绪的过渡营造戏剧性气氛，过多地依赖解说词语言和夸张、隐喻等描述性修辞手法，刻意给观众制造强烈的心理冲击力，都破坏了纪录片的审美性。纪录片的审美性要求真实、客观，却又不是呆板，它试图让观众主动从所获取的信息中体悟画面的多义性和丰富性。
直接电影大师弗里德里克•怀斯曼认为：“纪录片旨在反映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切忌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不应仅用一个声音（即旁白）来回答和阐述。”纪录片的审美性要求其在叙事手法上要最大限度地让原始材料传递信息，而不是依靠主观修辞和语言烦扰客观事实，扰乱观众的个体感受。
2、“真实再现”手法的过渡或粗劣使用，降低纪录片的真实性。
“真实再现”手法是在历史资料缺乏、拍摄难度较高的关键性场景空缺时，借助虚拟时空，运用演员模拟历史故事或数字动画技术还原历史场景，将无法表达的历史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一种艺术手法。它可以烘托一种近乎真实的历史情境氛围，增强观众对节目的直观感受和内容的理解。
合理运用“真实再现”手法可以增强纪录片的可视性，但为争夺观众眼球从而满足商业利益，大量运用剧情化手法，则会破坏纪录片的真实性。一味追求画面的唯美和丰富的“真实再现”牺牲了纪录片的真实性，而粗劣的“真实再现”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我们在创作中要坚持审慎原则，最大限度地还原真实，不要让太多的主观因素干预到纪录片的纪实原则。
3、边缘化题材泛滥，易造成大众审美疲劳。
电视纪录片题材变得狭窄和边缘化与猎奇的创作理念相对应，为提高自身的收视率，不少创作者将镜头对准社会中不被人关注的弱势群体，或女性题材，甚至是创作者自身环境中的故事。在起初，这些不被人关注的社会底层和个人隐私能唤起人们的关注，长时间只在狭窄的空间选材制作，会造成大众的审美疲劳。
近几年的纪录片创作题材的边缘化越来越明显，特别是DV时代的到来，使得民生化的纪录片发展成为一种潮流。
四、电视纪录片的前景
电视纪录片的内忧外患需要它积极寻找新的出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1、注重叙事手法戏剧化的构建和悬念的设置，处理好叙事手法与创作风格之间的关系。纪录片纪实和表意同样重要，纪实是为客观记录事实，而写意是为表现主题，两者相结合才能结合纪录片的纪实性与审美性，提高纪录片的创作质量。
“纪录片着重表现的是生活的原生态，用不着事先确定好要表达什么，一切按生活的流程进行，观众随着摄像机镜头看着事件的展开、发展，就像观看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一样。”[5]创作中以平等眼光看待被摄者，借鉴DV化模式建构的平民性，把握好原生态和艺术加工的关系，且注意强调矛盾冲突，注重应用讲故事的叙事手法。
2、纪录片需要娱乐化的包装。美国匹兹堡公共电视台执行副总裁马斯•斯金纳先生曾认为，中国的纪录片不能走向世界的原因，就是为了追求内容的“绝对真实”而放弃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法的运用，只有“记录”而没有“再创作”。因为对电视纪录片的外在娱乐化包装是必要的。
所谓娱乐化纪录片，《探索•发现》栏目的解释是知识娱乐化，把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等内容用讲故事的解说方式呈献给观众，利用所有可能的手段进行表现。娱乐化的包装是电视纪录片栏目或电视纪录片频道外在的表现形式，是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上的，对不可拍摄的高难度画面，创造性的轻松愉快再现的方式。
3、栏目化和本土化相结合，寻找多种渠道生存。
随着纸质媒体、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电视媒体需要针对受众不断变化的审美趋势和信息需求，改造节目内容和形式，为观众提供更多的选择，要求节目栏目化。同时，面对国际市场上认为中国纪录片存在思想性强、故事性弱、节奏缓慢和观赏性差等问题，我们要提倡本土化的个性发展，寻求与广大人民心灵契合的内涵基础。
如今，栏目化生存已成为当今电视节目生存的主流方式，“频道专业化”、“栏目个性化”、“节目精品化”是电视发展的总体方向。因此，面对栏目化带来制作粗糙、压力大的缺点，应该科学地安排播放周期，合理地组建摄制小组，严把质量关。
参考文献：
【1】任远．电视纪录片新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271页．
【2】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439页．
【3】钟大年．《纪录片创作纲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42页．
【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157页．
【5】宋家玲 张宗伟．《电视片写作》[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1月，223页．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2006届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
关键词：电视纪录片 现状 生存缺陷
一、电视纪录片的内涵和外延
1895年法国路易•卢米埃尔拍摄的《工厂的大门》被世人公认为世界电影的开端，与此同时，源于记录发生在人们身边真实事物的纪录片概念开始出现。
在美国《电影术语词典》里，纪录片被界定为“一种排除虚构的影片，它具有一种吸引人的、有说服力的主题或观点，但它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并用剪辑和音响来增进作品的感染力”[1]。电视纪录片和电影纪录片是纪录片的两种主要类别。
电视纪录片是通过非虚构的艺术手段，直接从现实生活中获取图像和音响素材，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以及作者对一事物的认识与评价的纪实性电视片。它根据题材和表现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时事报道、文献、传记、自然和地理纪录片等。
真实性和纪实性是电视纪录片坚持的基本原则，它要求所拍摄的内容必须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事实，并且一般在现场拍摄完成，不允许出现摆拍、导演的痕迹。
二、中国电视纪录片的现状
我国纪录片创立开始至今，研究者们按照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纪录片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将其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政治化纪录片时期（1958—1977）、人文化纪录片时期（1978—1992）、平民化纪录片时期（1993—1998）和社会化纪录片时期（1999至今）。
1958年7月在北京电视台播出的新闻纪录片《英雄的信阳人民》，被学界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电视纪录片。几十年来，我国电视纪录片发展受到体制的限制，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单一难免脱离单纯进行官方宣传的嫌疑。
过去几年里，廉价、便捷的摄像设备的普及和电视台商业操作的加剧，越来越多经济较宽裕的年轻人开始对纪录片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了解底层。独立纪录片的不断发展和民间影像的蔓延为电视纪录片发展提供了契机，但也带来了彼此的困惑。1996年以后，中国电视纪录片开始走向低谷。电视产业化的扩张、电视剧和其他娱乐节目的迅速膨胀影响着社会的审美趋势，并分流了受众，使得电视纪录片的收视率普遍下降，而曾经火爆的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收视率也从以前的30%降到7%。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纪实频道总监应启明认为，随着受众文化需要的提高而不断设立的纪录片频道，却因为投入和产出严重不平衡而出现日渐萎缩的情况，并逐渐退出黄金时段，是因其还未找到合适的盈利模式。
如今的电视纪录片，无论是为民间独立纪录片提供一个发展的平台，还是自身栏目化的创作存在着种种困惑，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发展遇到了瓶颈。
三、电视纪录片创作中的瓶颈
为了更清晰地对电视纪录片的创作与运作层面分析瓶颈和缺陷，下面将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 外部原因
1、纪录片栏目化制作压力限制制作时间和创作者发挥，制作粗糙质量低劣。
与同一题材的电视节目相比，纪录片创作拍摄周期长、投入成本高、耗费人力资源大，常常收入与产出不符。电视节目娱乐化氛围逐渐浓厚的今天，纪录片所选择的主题和内容较沉重、严肃，往往得不到观众的长期喜爱，经营状况欠佳，为原已面临窘境的纪录片市场化进程增添新的难题。
为节省成本、应付播出，纪录片选择栏目化操作，在固定的时间播出以流水线生产方式制作的纪录片。而这样的制作过程往往压力很大，技术上存在的问题也使得许多重要场景无法靠等、抓、抢拍来完成，许多重要影像需靠导演摆拍才能完成，最终导致许多纪录片制作粗糙、题材乏味、真实性受到质疑，形成产业链的恶性循环。
1994年10月1日，重庆有线电视台创办了电视纪录片栏目《巴渝人家》，以人物的“情感命运”和纪实为核心价值，并形成了平实、朴素、真切、自然的叙事风格，取得不错的收视率。后因制作需要周播改成日播，节目制作的压力使得创作者无法尽情地发挥自身的创作构想，选题的单调重复、视野的狭窄和制作方式的简单粗糙，是其最终走向终结的重要原因之一。
“栏目化的运作形式在使得纪录片获得了生存的地盘的同时又造成了与个人创作之间的矛盾：纪录片编导自己的创作欲望得不到满足，即使满足了也难以召唤起观众的收看热情，创作者日益陷入一个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从而影响了纪录片作品的质量。”[2]
2、电视节目的娱乐化的冲击，使电视纪录片在受众市场边缘化。
在电视媒介对受众的传播过程中，未知性、娱乐性、选择性和变化性是受众收视过程中表现较明显的四个特性。为吸引广大受众、提高收视率，电视节目均有娱乐化趋势，人们经历了一天的疲累的工作后，可以不加思考从快餐式娱乐节目得到放松。
虽然“现代人的审美习惯具有一种多向性、开放式和追求新奇的特点，他们更习惯于通过自己的眼睛和脑子去识别和观察周围的事物，并通过较强的自主意识去对生活现象做出审美判断[3]”，但纪录片的多义性、结构的开放性等等塑造出来的纪录片探索与发现精神的审美特征，却已被娱乐化的电视节目抢先占据了大部分的受众市场，而使自身处于边缘的危险地带。
3、过度追求收视率而忘却社会责任，人文内涵关注逐渐萎缩。
如今的电视节目无不以获奖和收视率为唯一衡量的标准，而走向故事化的纪录片为了追求功利的标准吸引观众的眼球，而逐渐暴露出重技巧而轻视意义、注重形式而背离人文思想的弊端，甚至步入猎奇创作的误区。
文华学者陈平原曾说：“电视人过于迷恋技术，以致作为人的独立思考能力相对萎缩。镜头后面缺乏必要的知识、思想与文化情怀，此乃当代中国电视的通病。”在创作过程中，有的仅停留在表层的情感冲突和对立情绪表达，却没有潜下心来挖掘隐形在深层的冲突，片面强调煽情的创作理念而非理性的纪实。在对一些边远地区、边缘人群的拍摄中，他们以一种悲悯的情怀进行创作，将镜头深陷在那些面对疾病、痛苦和不信的少数群体，而忽视了社会主流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忽略了整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忘却了作为媒体的社会责任感。
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过头的戏剧化方式，观众反应很快不是变得矫揉造作，就是厌倦透顶。”[4]
（二） 内部原因
电视纪录片在纪录片创作的前提下，具有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的弊端：
1、陷入僵化的“纪实手法”误区，破坏纪录片审美性。
纪实性是纪录片创作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创作者在主观情绪影响下能最大限度地还原所拍摄事物的原生态。长镜头语言、运用同期声和跟踪拍摄等是纪实手法的常用方式，故事化的叙事手法中解说词和修辞手法的合理运用是处理好纪录片纪实原则的重要方面。而长镜头、同期声的套用、滥用，企图以解说词加画面就实现纪录片的表达效果，减少了画面的表意作用。
优秀的纪录片是运用画面的镜头语言和细节突出来实现顺畅的表达，如《英与白》中对熊猫英英、白小姐和小女孩的眼神的画面描写，表达了节目中各自对于生活的现状的困扰。而很多纪录片创作中，为制造情绪的过渡营造戏剧性气氛，过多地依赖解说词语言和夸张、隐喻等描述性修辞手法，刻意给观众制造强烈的心理冲击力，都破坏了纪录片的审美性。纪录片的审美性要求真实、客观，却又不是呆板，它试图让观众主动从所获取的信息中体悟画面的多义性和丰富性。
直接电影大师弗里德里克•怀斯曼认为：“纪录片旨在反映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切忌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不应仅用一个声音（即旁白）来回答和阐述。”纪录片的审美性要求其在叙事手法上要最大限度地让原始材料传递信息，而不是依靠主观修辞和语言烦扰客观事实，扰乱观众的个体感受。
2、“真实再现”手法的过渡或粗劣使用，降低纪录片的真实性。
“真实再现”手法是在历史资料缺乏、拍摄难度较高的关键性场景空缺时，借助虚拟时空，运用演员模拟历史故事或数字动画技术还原历史场景，将无法表达的历史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一种艺术手法。它可以烘托一种近乎真实的历史情境氛围，增强观众对节目的直观感受和内容的理解。
合理运用“真实再现”手法可以增强纪录片的可视性，但为争夺观众眼球从而满足商业利益，大量运用剧情化手法，则会破坏纪录片的真实性。一味追求画面的唯美和丰富的“真实再现”牺牲了纪录片的真实性，而粗劣的“真实再现”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我们在创作中要坚持审慎原则，最大限度地还原真实，不要让太多的主观因素干预到纪录片的纪实原则。
3、边缘化题材泛滥，易造成大众审美疲劳。
电视纪录片题材变得狭窄和边缘化与猎奇的创作理念相对应，为提高自身的收视率，不少创作者将镜头对准社会中不被人关注的弱势群体，或女性题材，甚至是创作者自身环境中的故事。在起初，这些不被人关注的社会底层和个人隐私能唤起人们的关注，长时间只在狭窄的空间选材制作，会造成大众的审美疲劳。
近几年的纪录片创作题材的边缘化越来越明显，特别是DV时代的到来，使得民生化的纪录片发展成为一种潮流。
四、电视纪录片的前景
电视纪录片的内忧外患需要它积极寻找新的出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1、注重叙事手法戏剧化的构建和悬念的设置，处理好叙事手法与创作风格之间的关系。纪录片纪实和表意同样重要，纪实是为客观记录事实，而写意是为表现主题，两者相结合才能结合纪录片的纪实性与审美性，提高纪录片的创作质量。
“纪录片着重表现的是生活的原生态，用不着事先确定好要表达什么，一切按生活的流程进行，观众随着摄像机镜头看着事件的展开、发展，就像观看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一样。”[5]创作中以平等眼光看待被摄者，借鉴DV化模式建构的平民性，把握好原生态和艺术加工的关系，且注意强调矛盾冲突，注重应用讲故事的叙事手法。
2、纪录片需要娱乐化的包装。美国匹兹堡公共电视台执行副总裁马斯•斯金纳先生曾认为，中国的纪录片不能走向世界的原因，就是为了追求内容的“绝对真实”而放弃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法的运用，只有“记录”而没有“再创作”。因为对电视纪录片的外在娱乐化包装是必要的。
所谓娱乐化纪录片，《探索•发现》栏目的解释是知识娱乐化，把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等内容用讲故事的解说方式呈献给观众，利用所有可能的手段进行表现。娱乐化的包装是电视纪录片栏目或电视纪录片频道外在的表现形式，是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上的，对不可拍摄的高难度画面，创造性的轻松愉快再现的方式。
3、栏目化和本土化相结合，寻找多种渠道生存。
随着纸质媒体、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电视媒体需要针对受众不断变化的审美趋势和信息需求，改造节目内容和形式，为观众提供更多的选择，要求节目栏目化。同时，面对国际市场上认为中国纪录片存在思想性强、故事性弱、节奏缓慢和观赏性差等问题，我们要提倡本土化的个性发展，寻求与广大人民心灵契合的内涵基础。
如今，栏目化生存已成为当今电视节目生存的主流方式，“频道专业化”、“栏目个性化”、“节目精品化”是电视发展的总体方向。因此，面对栏目化带来制作粗糙、压力大的缺点，应该科学地安排播放周期，合理地组建摄制小组，严把质量关。
参考文献：
【1】任远．电视纪录片新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271页．
【2】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439页．
【3】钟大年．《纪录片创作纲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42页．
【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157页．
【5】宋家玲 张宗伟．《电视片写作》[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1月，223页．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2006届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