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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16岁，这是我就读中学的最后一年。
这一年，我完全彻底地放弃了当一名“艺术家”的梦想。其实，我那时想象中的“艺术家”跟眼下大家所看到的大腕根本不是一档子事。我充其量也不过是想在县剧团里当一名二胡演奏员。这是我自从懂得“理想”二字以来就有的一个伟大理想。这一年的早春二月，我正式参加了县剧团下属艺校的入学考试(那时进了艺校就等于进了剧团)。考官先把二胡的两根琴轴放松，让我调音，这个规定动作我完成得很好，一点都不费劲地把两根弦的五度关系调准。接着，考官又让我演奏一首曲子，我记得自己拉了一曲《翻身道情》，考官没有多说什么，只说行了，我就走出了考场。
后来便没有了下文。后来又听说那所艺校停办了。我就此对前途有些茫然。至于报考正规音乐院校我可是压根就没敢想过，因为我的指导老师和我两个人的水平加在一块也不中。这样。我做“艺术家”的梦在这一年终于画上了句号。
经过反反复复的权衡，我最后打定主意考大学，读文科。
事实上那年夏天我已经在乡里的中学毕业，要想考大学，只得进复读班，于是我背着20来斤重的铺盖卷只身来到了县城的中学。这已经是秋天的事了。
县里的中学位于县城北郊，建在～座荒山上。那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荒山，基本上没有什么树，只有一些野草。学校依山而建，有三四排房子，这就是我们那个县的“最高学府”了。这“最高学府”与乡村中学最大的区别是这里不少老师讲的是普通话，我只觉得他们说话的声音特别好听，特别是当他们把舌头卷起来说话的时候，我感到特别美妙。
在县里的中学，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了当时还比较新潮的一套衣服。上衣是我一位住在大城市的亲戚送给我的一件黄色军衣(有四个口袋的那种，据说是只有排长以上的军官才有资格穿)，为此我自豪了好长一段时间。母亲又给我买了一条用缝纫机缝制的“涤卡”面料的裤子(以前的衣服都是母亲手工缝制的)。全副新式装备的我，那份新鲜、那份满足，非言语所能表述。可惜，好景不长，我没有尽到保护好这条裤子的责任。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学校要改善一下学生的伙食，向每人提供一顿美味佳肴，它包括两个白面馍和一碗烩菜，这对于我们那些平日里吃棒子面的学生来说的确是天上人间。我们每个同学差不多都在上午第一堂课就把碗筷带到教室里，生怕中午排队排在后面，吃不到肉片。我一个上午都在盼着这份美餐，好不容易等来了最后一堂课的下课铃声。我凭借着坐第一排的优势，冲在第一个，因为跑得太猛，冷不丁摔了一跤。皮肉是不是破了已记不清了，但记忆深刻的是我那“涤卡”面料的裤子膝盖上擦出一个小洞，为此我后悔不已。不过令我欣慰的是，我排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最早吃到了猪肉炖粉条。
这一年我的学业有了很大的进步，数学成绩更是有了质的提高。我打小就不喜欢数学，我记得大概是到县中后的第二堂数学课上，数学老师要我回答“值”和“绝对值”的区别，我当时真的连这个都不懂，以至于有点口吃的数学老师恨铁不成钢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批评道： “这……这……这个东西都弄不清，还……还……还考什么大学!”
老师说得没错!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接收一个连“值”和“绝对值”也区别不出来的学生。从此，我把每天大部分的复习时间都用在了数学上，渐渐地发现原来数学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当我经过苦思冥想终于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时，真好像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兴奋不已。数学老师对我的哪怕是一丁点进步都加以鼓励。我至今都觉得那年我一口气补了那么多的数学课程，而且还对数学产生了兴趣，真是一个奇迹。当然，我的数学老师功不可没。
学习之外，这一年还有件事也让人记忆犹新，那就是我交了不少音乐发烧友。那时候流行的歌曲有《妹妹找哥泪花流》、《大海一样的深情》、《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等。我们能享受这些美妙音乐的唯一阵地就是学校的大喇叭，但它只在午间和傍晚时才播放，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后来，不知道哪位同学找来了这些歌曲的歌词和歌谱，我因为是班里唯一能读简谱的人，于是不少同学都来向我讨教，发烧友的圈子越来越大。我们唱着这些时尚的歌曲，内心里隐隐约约地渴望着也能够得到妹妹的泪花，能够拥有着大海一样的深情……
1980年，一个很普通的年份，但对于我，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编辑：梁宇清
这一年，我完全彻底地放弃了当一名“艺术家”的梦想。其实，我那时想象中的“艺术家”跟眼下大家所看到的大腕根本不是一档子事。我充其量也不过是想在县剧团里当一名二胡演奏员。这是我自从懂得“理想”二字以来就有的一个伟大理想。这一年的早春二月，我正式参加了县剧团下属艺校的入学考试(那时进了艺校就等于进了剧团)。考官先把二胡的两根琴轴放松，让我调音，这个规定动作我完成得很好，一点都不费劲地把两根弦的五度关系调准。接着，考官又让我演奏一首曲子，我记得自己拉了一曲《翻身道情》，考官没有多说什么，只说行了，我就走出了考场。
后来便没有了下文。后来又听说那所艺校停办了。我就此对前途有些茫然。至于报考正规音乐院校我可是压根就没敢想过，因为我的指导老师和我两个人的水平加在一块也不中。这样。我做“艺术家”的梦在这一年终于画上了句号。
经过反反复复的权衡，我最后打定主意考大学，读文科。
事实上那年夏天我已经在乡里的中学毕业，要想考大学，只得进复读班，于是我背着20来斤重的铺盖卷只身来到了县城的中学。这已经是秋天的事了。
县里的中学位于县城北郊，建在～座荒山上。那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荒山，基本上没有什么树，只有一些野草。学校依山而建，有三四排房子，这就是我们那个县的“最高学府”了。这“最高学府”与乡村中学最大的区别是这里不少老师讲的是普通话，我只觉得他们说话的声音特别好听，特别是当他们把舌头卷起来说话的时候，我感到特别美妙。
在县里的中学，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了当时还比较新潮的一套衣服。上衣是我一位住在大城市的亲戚送给我的一件黄色军衣(有四个口袋的那种，据说是只有排长以上的军官才有资格穿)，为此我自豪了好长一段时间。母亲又给我买了一条用缝纫机缝制的“涤卡”面料的裤子(以前的衣服都是母亲手工缝制的)。全副新式装备的我，那份新鲜、那份满足，非言语所能表述。可惜，好景不长，我没有尽到保护好这条裤子的责任。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学校要改善一下学生的伙食，向每人提供一顿美味佳肴，它包括两个白面馍和一碗烩菜，这对于我们那些平日里吃棒子面的学生来说的确是天上人间。我们每个同学差不多都在上午第一堂课就把碗筷带到教室里，生怕中午排队排在后面，吃不到肉片。我一个上午都在盼着这份美餐，好不容易等来了最后一堂课的下课铃声。我凭借着坐第一排的优势，冲在第一个，因为跑得太猛，冷不丁摔了一跤。皮肉是不是破了已记不清了，但记忆深刻的是我那“涤卡”面料的裤子膝盖上擦出一个小洞，为此我后悔不已。不过令我欣慰的是，我排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最早吃到了猪肉炖粉条。
这一年我的学业有了很大的进步，数学成绩更是有了质的提高。我打小就不喜欢数学，我记得大概是到县中后的第二堂数学课上，数学老师要我回答“值”和“绝对值”的区别，我当时真的连这个都不懂，以至于有点口吃的数学老师恨铁不成钢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批评道： “这……这……这个东西都弄不清，还……还……还考什么大学!”
老师说得没错!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接收一个连“值”和“绝对值”也区别不出来的学生。从此，我把每天大部分的复习时间都用在了数学上，渐渐地发现原来数学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当我经过苦思冥想终于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时，真好像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兴奋不已。数学老师对我的哪怕是一丁点进步都加以鼓励。我至今都觉得那年我一口气补了那么多的数学课程，而且还对数学产生了兴趣，真是一个奇迹。当然，我的数学老师功不可没。
学习之外，这一年还有件事也让人记忆犹新，那就是我交了不少音乐发烧友。那时候流行的歌曲有《妹妹找哥泪花流》、《大海一样的深情》、《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等。我们能享受这些美妙音乐的唯一阵地就是学校的大喇叭，但它只在午间和傍晚时才播放，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后来，不知道哪位同学找来了这些歌曲的歌词和歌谱，我因为是班里唯一能读简谱的人，于是不少同学都来向我讨教，发烧友的圈子越来越大。我们唱着这些时尚的歌曲，内心里隐隐约约地渴望着也能够得到妹妹的泪花，能够拥有着大海一样的深情……
1980年，一个很普通的年份，但对于我，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