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象，唐人之豪迈奔放、宋人之热爱风雅，清人之谨小慎微，都曾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一个时代的气象往往是由士大夫引领的。
　　宋代士大夫普通能文，他们写的主要是词。所谓“词”，其实就是当时的歌词，是拿来合乐歌唱的，因而所有的词都有“词牌”，词牌本质上是一种乐谱。词的句子有长有短，声调有高有低，又被称为“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等。宋代许多杰出的文人，虽然多才多艺，第一文学身份还是词人。比如说起苏轼，我们首先想起的是《念奴娇·赤壁怀古》那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立即将你带入了那个古老的战场；辛弃疾，最初忆起的是他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让人体会到一种“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的沧桑；提起陆游，第一时间联想的是《卜算子·咏梅》，那一棵“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的梅树，可以给你无数的人生感想；聊到柳永，瞬间记起的是他的《雨霖玲·寒蝉凄切》，“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的凄切，使人柔肠寸断。浇自我块垒，让唱者去传播，这是一种多么开放的情怀，又是一种何等风雅的趣味。


　　除了作词，宋代的士大夫也很喜欢作画。“文人画”虽然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但在宋代却达到高峰。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木石，以此抒发性灵和个人抱负，暗寓家国之思与天下情怀。文人画重在写意，反对过分拘泥于形似。文与可、苏轼、米芾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画家。
　　宋代的士大夫还热爱收藏。宋人说收藏，喜欢用一个词：博古。博古，既有鉴赏古器、古玩之意，又含“博古通今”之义。宋代出现了大量的“博古图”，它们或者描绘古器形制，或者表现收藏者鉴赏文物、古玩的情景。吴钩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介绍：宣和年间，因皇家“尚古器”，士大夫家竞献所藏文物，“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直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寻古器的目的有的是为了自我欣赏，更多的是为了卖钱。而宋代也确实出现了货真价实的古玩商店。《东京梦华录》载：开封东十字大街的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潘楼附近的集市，“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大相国寺亦有古玩市场，“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这里的图画、珍玩、玩好均为古董。
　　写词、作画、收藏可算文人的一种正儿巴经的工作，在寻常生活里，宋代士大夫也非常看重风雅。这种风雅，用今天的话说是生活情调。宋代文人吴自牧《梦梁录》里有这样一句话：“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说的就是士大夫们过普通日子的情形。点茶就是将饼茶碾碎，放到碗里，以少量沸水冲点入碗，将茶末调成膏状，然后再执壶往茶碗中点水，同时用一种专门工具快速搅拌茶汤，使之泛起汤花。宋代的士大夫很喜欢焚香。每当朋友来家做客，主人会先焚起一注香，在氤氲的香气中品茗而谈，饮酒赋诗。花是人人喜欢的东西，它常常被用来与美女互比，但像宋代的士人们如此爱花的也不多见。他们喜欢将花置于竹篮中，讲究色彩和谐、高低错落、疏密有致。一批坏了，就换上另一批。宋太祖当年曾赐画给茶肆，茶肆挂画从此开始。后来挂画开始向家庭延伸，墙下赏画亦成为士大夫的一种风尚。
　　俗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一个社会，如果要整天担心温饱，估计没有多少人去讲究风雅。宋代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时代。宋代的富庶来源于這样几个方面，一是它管辖的地域虽窄，却多是东南膏腴之地，庄稼产量高，商品经济发达；二是统治者经济政策开通，不仅鼓励经商，还非常重视对外贸易，从中获得了大量的收入。一个社会经济富裕了，吃穿不愁，人的精神自然要找出路。
　　宋代的城市化率是中国所有封建朝代最高的。据学者研究，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占22.4%，而自称天朝上国的清代中叶不过7%。城市人口增多，各种为城里人服务的风雅趣味也就大大增多。
　　中国的科举，虽说起源于隋代，唐代也承继了这个制度，但大规模取士则在宋代。相较于唐代，宋代每榜录取的人数增加了10倍以上。两宋三百多年，通过科举考试录取为进士及诸科的超过了10万人，这个数字超越了任何朝代。士大夫受过良好的教育，又有较高的审美水平，他们不会像一般人一样只满足于活着，而看重活得有意思，风雅不过是追逐有意思的生活的一种表现而已。他们人数又多，其爱好会互相影响。
　　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宋代统治者对武将疑神疑鬼，对文人却相当优容。太祖登基之初，即确立了“后世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家训。在这样的环境下，士大夫说话、行事相对随意，也比较敢于流露个人的性情。写点词、作点画、收点古玩，过点有小情调的日子，基本上没有政治风险。
　　风雅是宋代士大夫脸上的招牌，但这招牌能畅行无阻，决不只是取决于士大夫本人的趣味与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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