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标榜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决断意识”；企图通过翻案甩掉战争责任的包袱。
　　新年伊始的1月14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就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这是他首相任内的第三次参拜。尽管小泉对这次参拜辩解为“因为是在正月，想换换心情，重新体味和平的可贵”，但是他置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于不顾，再三参拜靖国神社，并且排斥另建国家追悼设施以取代靖国神社的做法，表明这决不是偶然所为，也不完全是讨好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拉选票。综观日本自民党政府战后以来的有关方针政策，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小泉三拜靖国神社的深层原因。
　　
　　三木首相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触发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靖国神社是日本近代史上对外侵略扩张的象征，因此作为制裁日本战争犯罪的重要措施，也为铲除军国主义滋生的土壤，二战后同盟国对靖国神社以及日本的国家神道采取了压制和打击的政策。
　　于是，战后日本历届保守党政府都将靖国神社设为“禁区”，历届首相（池田勇人除外）大都避开“八一五”日本战败投降日，以私人身份前往参拜。但是到了7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日本保守政治家选择参拜靖国神社为突破口，试图冲破战争犯罪制裁的束缚。1975年三木武夫首相首次以“私人身份”在“八一五”这天参拜靖国神社。1978年福田赳夫首相再次以“私人身份”在“八一五”这天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保守政治家为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意图已经初露端倪。随后，靖国神社把被东京审判处以死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2000多名乙、丙级战犯也合祀进去，靖国神社问题就更加敏感化。1980年，铃木善幸首相率21名阁僚中的13人参拜，均书写了自己的职务。此举率先突破以前历届政府有关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禁区”，而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政策的调整随后就拉开了帷幕。
　　1982年4月日本出版了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教科书，就在一片抗议声中，1982年“八一五”日本战败日，铃木又率全体阁僚参拜靖国神社，而且不回答是“正式”还是“私人”性质。从而使日本战争责任问题公开化和国际化，并成为日本社会和国际社会都关注的历史认识问题。
　　
　　中曾根首相率先正式参拜：凸显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组阁，随即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方针，主张修正战后以来的政策方针，扬言要打破“禁忌”，在宪法和军备方面有所突破，将日本建设成为“国际国家”，确立日本在世界事务中的大国地位，从而形成“新保守主义”。中曾根首相对战争责任政策的调整，有先“右”后“左”的转换。中曾根在1985年首次提出“东京审判史观”的概念，指斥承认战争的侵略性和加害性的观点为“东京审判战争史观”、“马克思主义战争史观”等等，强硬地呼吁抛弃“自虐性的思潮”；随后在“八一五”以“总理大臣”的名义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战后开此恶例的第一个首相。
　　中曾根的这些举动招致亚洲各国的强烈批评，日本左翼进步力量也予以强烈抵制，以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为标志的正视并反省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的民众运动，对中曾根形成很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中曾根明显地作出了现实主义的姿态，将战争责任政策的调整向“左”的方向转换。他表明不再考虑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并在一次讲演中说：“合祀甲级战犯刺激被侵略一方的国民感情，我认为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这是日本政府首次表明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的认识。
　　中曾根内阁的这一政策调整，表明了其力图使战争历史认识问题从属于现实政治需要的目的，即为了实现日本不仅作为“经济大国”而且也作为“政治大国”在亚洲地区发挥领导作用的目标，日本应该重视过去曾沦为侵略战争牺牲者的亚洲各国对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存有强烈戒心的现实。
　　中曾根内阁先“右”后“左”的政策调整，遭到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即使是这种对外有限承认日本战争责任的政策转换，也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所不能接受的。他们于1986年推出拥戴天皇为国家元首、歪曲侵略战争历史的《新编日本史》，日本文部省置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于不顾，又予以通过，致使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更加突出。
　　
　　联合执政党首相拒绝参拜：缓解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1993年自民党在大选中落败而失去执政党的地位，细川护熙出任联合执政党内阁首相。他在就职演说中表示：“过去，我国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给很多人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悲伤，为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歉意。”经过战败后的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日本政府终于转向勉强承认战争责任和殖民统治了。
　　此后的羽田孜内阁则有了更明确的表现，“这场战争本身是有侵略性行为的，……由此给各国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悲伤，反省并坦率地对受害者表示歉意。”
　　羽田之后，成立了社会党和自民党的联合政权村山富市内阁。村山首相以1995年日本战败50周年为契机，在中曾根内阁关于战争责任政策调整的基础上，进行“再向左”的调整：一方面继续拒绝承认战争的整体性质为“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对外明确承认有“侵略行为”，且对此再三公开表示“反省”；一方面继续拒绝亚洲各国受害者的赔偿要求，另一方面又采取某种形式的补救措施。其一是促使日本国会通过了议题为“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之决议”的《战后五十年国会决议》；其二是以对二战中被日军强征的“慰安妇”进行赔偿为宗旨，成立日本民间组织“为了妇女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会”。企望用最小限度的赔偿和认错，换取战争受害者和受害国的原谅，彻底排除战争责任问题这一日本在亚洲地区发挥领导作用的政治性障碍。
　　
　　自民党首相再三正式参拜：加剧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联合执政的村山内阁只是昙花一现，继任的自民党桥本龙太郎内阁对日本战争责任政策又实行了向“右”的调整。1996年7月29日，桥本首相打破中曾根内阁“不再考虑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承诺，上任后立即以“总理大臣”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1998年组阁的小渊惠三大体完成了中曾根康弘想做而没有完成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事业，通过了被日本部分社会舆论称作“战争法”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相关法案、容易令人想起战前军国主义时代的《国旗、国歌法案》等。继任首相森喜朗则露骨地鼓吹战时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的“神国史观”。尽管如此，这两届日本内阁在参拜靖国神社等敏感问题上还都持谨慎态度。
　　然而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后，即于当年“八一五”之前以首相身分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虽然为了平息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小泉首相不得不在当年10月访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向侵华战争中死难的中国军民默哀致悼，而且发表了向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死难的中国人表示歉意和反省历史的讲话。但是到了2002年，日本政府的态度又发生了很大转变。4月9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又审定通过了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编的历史教科书《最新日本史》；4月21日小泉不顾亚洲人民的强烈反对，再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今年1月14日又第三次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上显示出强硬的姿态。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风波成为日本政府如何对待历史认识问题的晴雨表。小泉再三参拜靖国神社，将日本战争责任政策再向“右”调整，其真实意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引领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9.11事件后，国际和日本国内形势发生剧变，美国实施霸权主义，强调其盟国日本在亚洲的作用，这正好符合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但是日本因经济持续低迷而感到力不从心，面对中国经济蒸蒸日上，日本朝野充满了对昔日“惟我独尊”的迷恋和今天“自信丧失”的无奈，轻视近邻国家的民族优越感仍在作祟，导致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蔓延。这股新民族主义思潮针对中国主要表现为鼓吹“中国威胁论”和煽动“厌华情绪”。小泉置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损害中日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于不顾，再三参拜靖国神社，主要是引领这一新民族主义思潮，向中国显示强硬的姿态。
　　二、标榜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决断意识”。新生代政治家是指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在日本政坛上出现的一批战后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小泉是其代表人物。其主要特征为：具有独特的政治见解并明确加以表达；保持不受特定政党或派系束缚的行动自由；具有推动日本做政治大国的抱负。这些新生代政治家没有战争经历，缺乏老一代政治家的国际意识，一味标榜所谓“自主意识”、“自我决断”，用既对内说“不”，又对外说“不”的姿态来提升民众支持率；尤其是公然认同右翼保守势力的战争历史理念，以争取他们的选票。
　　三、企图通过翻案来甩掉战争责任的包袱。德国战后采取了反省并承担战争责任的政策，取得曾经遭受其侵略的邻国的原谅和信赖，成为欧洲发展的火车头。日本政府则反其道而行之，蓄意掩盖和歪曲侵略历史，企图借此甩掉战争责任的包袱，以恢复其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地位。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在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和平宪法和拒绝对战争受害者赔偿等方面不断挑起事端，否认侵略历史和美化侵略战争，为日本政府的这一大国战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问题上，以往大多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明目张胆而日本政府含糊暧昧，而小泉再三参拜靖国神社则充分显示了日本政府的真正意图。这也正是日本历史认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的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