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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以事实为依据，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影响语言规范化的各种主要的外部因素。文章认为，从规范化与语言政策方面去考察、存在不够具体、缺乏权威性和不够科学等问题。从规范化与使用者角度看，存在规范意识薄弱、执行不力和喜新厌旧的心理；并分析了领导、语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和一般群众四个层面存在的问题。文章还分析了经济对语言规范化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应对策。
[关键词] 影响 语言规范化 外部因素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文中严肃指出：“社会上在语言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能容忍的混乱状况。”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大陆的语言运用又是怎样呢？1992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请示》报告中指出：“目前，社会上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意识比较淡薄，语言文字运用中的混乱现象相当严重，这种状况已经产生了某些不良影响。”①当我们的脚步跨进21世纪后，这种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而且在有些方面反而更加严重。我们知道，语言文字规范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强盛的标志。正因为如此，党和国家在建国初就提出了规范化的问题，并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国家语委、语文工作者也花费了大量心血。然而其结果总不尽人意。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究竟原因何在？只有找到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提高语言规范化的水平。从大的方面看，有语言内部的原因，也有语言外部的原因。本文仅讨论后者，且只拣主要的方面来谈。
一、规范化与语言政策
语言政策是国家在语言文字方面所制订的行动准则。建国以来，我们制订了一系列的有关政策法规，这对促进语言规范化起到了直接和明显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1. 不够具体。综观半个世纪，早期的语言政策往往是原则性的，没有具体细则。比如推广普通话，不同阶层、不同职业应达到什么程度，何时实现，若达不到将采取什么措施等等都没有具体的规定，以致于执行起来缺乏明确的目标。这种状况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有所改变。比如国家语委公布的《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的规定》《关于在各种体育活动中正确使用汉字和汉语拼音的规定》等一系列文件都比较详细、具体，尤其是还有相应的处罚措施，以保证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这样的规定出台，如对题词的规定等等。
2．缺乏权威性。法律的最大特点就是权威性、强制性。作为一名公民就应该而且必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可是几十年来，我们在语文规范化方面基本上不是依法管理，而且政策管理，通过宣传、说服教育的方式来推行，所以制订的政策往往缺乏相应的强有力的措施。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你订你的，我行我的的局面，我愿意执行就执行一下，不愿意执行就可以抛在一边，你也拿我没办法，最多也不过是教育教育，下不为例了事。比如早在1987年国家语委就公布了《关于广播、电影、电视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若干规定》。规定明确提出：“电影、电视剧（地方戏曲片除外）要使用普通话，不要滥用方言，扮演领袖人物的演员在剧中一般也要讲普通话。”②可是此后电影里领袖说方言的现象相当普遍，并不是“一般也要讲普通话”，而是一般讲方言，对此我们没有相应的措施。
另一方面，我们语言文字方面的政策法规大都是由语委公布。国家语委“是政府主管语言文字工作的行政职能部门，不是民间团体，也不同于学术研究机构。国家语委是国务院的职能部门”。③按理，它所公布的政策法令，是代表国务院的，具有权威性。可事实上，在使用语言的人中，绝大部分不了解这一性质，甚至各级领导也如此，以致于把这些政策当成学术研究或一般团体下的条文。目前的情况更糟，语委不是独立单位，而是属于教育部的一部分，说句实在话，即使教育部也只是在教育系统有一定号召力，而规范化是全社会的事情，教育部门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3．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从理论上讲，语言政策法规的制定必须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能科学的揭示语言及运用的规律。但事实上要做到是很难的，因为语言是动态的、发展的，有些规律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另外，我们的研究也不够深入，甚至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比如普通话读音的规范：
迹：1957年一审时，将“心迹、古迹、绝迹、踪迹”的“迹”确定为念去声；1962年三审时，又将“心迹、古迹、绝迹、踪迹” 的“迹”改为阴平；1985年修订时又将阴平改为去声。
一个字的读音，居然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变动了三次，这不是折腾人吗，这样频繁的变化，叫人家怎么规范？而且念阴平或去声并未影响意义，也就是说没有本质的差异，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从群众的方便出发，而是闭门造车，硬是给老百姓带来麻烦呢？再举一例：
谁：1957年一审时，主张“谁”只念“shui”；1962年三审时，主张在“shui”的基础上增加一个“shei”读音，但“shui”是首选读音，“shei”是又读音；1985年修订时又把“谁”的首选读音改为“shei”，“shui”音成为又读音。1994年公布《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又把“shui”作为首选音，列在表一中，“shei”作为又读音，列在表二中。
这有点像变戏法，特别严重的是在同一时期、同一权威部门公布的标准中却出现了分歧，其后果是造成混乱。比如一个普通话测试员，考试时，要念“shui”，因为它是首选音，在依据《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编写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实用手册》中就明确指出：“‘shei’是‘谁’口语又音，已常被‘shui’代替。”④说得很清楚，“shei”是口语音，而且经常被“shui”所代替，“shui”是“谁”的首选读音。然而当你拿到普通话测试证书后，在实际教学中又要改为念“shei”，因为这才是普通话审音时被确定的首选音，《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也是这样注音的。这种矛盾反映出我们对问题研究得还不够深入，它的存在同样会影响语言规范化的进程。
二、规范化与使用者
和规范化发生直接关系的是人，人既是语言规范化的倡导者，又是语言规范化的使用者。从工作性质和在规范化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来考察，我们把使用者分为四个层面：领导层面；语言工作者层面；文艺工作者层面；一般群众层面。从影响规范化的因素来看，他们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共同的因素主要有：
一是规范意识薄弱。语言规范化，首先有个认识问题，这是前提。认识不到位，没有认识到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规范就缺少动力，工作也就难以有成效。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国民中普遍存在着规范化意识薄弱，认识不到位的现象。比如把语言看作是个人的事，好像吃饭、睡觉一样，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吃多吃少，睡多睡少都是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也有认为语言是发展的，永远处在规范与不规范的交替之中，既然不可能做到规范化，那又何必去刻意追求呢？当然更主要的因素还是认为语言规范化的作用远没有其他诸如经济等来得大，即使有不规范的现象，也不会影响政治、经济等大局。
二是执行不力。在我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随处可见，不知何时开始，人们已形成了一种文化，对国家的政策法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执行与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理论已深入人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即使针对同一件事，上面可以不断下文，而且措辞越来越强硬，但往往雷声大雨点小，效果不很明显，执行者说得多，喊得响，做得少的也不在少数。语言政策的落实同样出现这种怪圈。
三是喜新厌旧的心理。从心理学来看，人普遍存在喜新厌旧的心理，说好听是喜欢创新。同一个词用多了，喜欢创造一个新的来代替，某种表达方式用烦了，就想出另一种方式来表达。普通话说多了，插入某些方言倒觉得新鲜；老写简化字，增加写繁体字也觉得有变化。语言的变异，包括网络语言、手机短信语言的变异与这一心理不无关系。
以上这些因素在各个层面的人群中带有普遍性，但不同层面的使用者对语言规范化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
1. 领导层面。这一层面既是语言使用者，又是政策制订者，一方面本身受语文政策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对语文政策以及其他层面的人施以极大的影响。尤其在我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作用将远远超过语文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比如50年代规范化工作在全国搞得轰轰烈烈，很有进展，这无疑是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重视、关心、支持分不开的。从规范化历史来看，这一时期是领导重视的阶段。不过若要从不足方面检讨一下的话，那么领导人本身说方言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它无疑影响了规范化的推广。
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规范化意识比较淡薄，从总体上看没有像50年代那样重视。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谈论规范化少了，在题词等方面的以身作则也少了。我们以为虽然50年代周总理讲到书法艺术可以不受汉字简化字影响，以提高简化字的艺术水平。几十年来有的书法家已写出既有艺术性，又符合规范的简化字。况且单位请领导题词，主要是从政治等原因考虑，而考虑书法艺术的因素比较少。我们提出这一点并非小题大做，而是因为领导在群众中的威望，他们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到语言文字的规范。1993年本人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小型研讨会，会议由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主持，参加对象是北京市书法家协会部分会员，内容是关于语言规范化的，特别是书法家们如何写规范汉字的问题。记得最后协会秘书长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不要再说了，规范化的重要性我们也知道，只要你们把领导工作做好了，我就可以做书法家们的工作，否则我是没法做工作的。”可见领导题词注意规范，对书法家们写规范字能起到表率、示范的作用。
2．语言工作者层面。半个世纪以来，语言工作者，尤其是老一辈语言工作者，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他们把毕生精力都化在推动语言规范化上。正因为如此，语言规范化工作才在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可喜成绩。当然这一层面也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是人员不足、机构不全。在我国，推行规范化的行政职能部门是语委，可除了国家语委的力量比较强外，省市一级往往是个空架子，具体工作人员仅一两个人，再下边就连空架子也没有了。如此现状，语文政策怎能得以有效地贯彻执行，对不符合规范化的现象哪有力量检查监督？另外研究队伍相当薄弱，且不说没有像其它语言学科，诸如研究语法修辞的队伍来得庞大，就连起码的专职队伍也没有。研究规范化的多是兼职人员，本身是研究语法、语音、文字等方面，附带研究研究规范。正因为缺乏一支专职的强有力的队伍，致使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不能令人满意。这就难免影响到规范化标准、政策的制订。如“拼音化、二简”等不能不说与研究得不够深入有关。又比如对规范化总是以两个极端的观点看待，对待某种语言现象，要么规范，要么不规范，没有例外。然而实际语言并非如此简单、纯正，往往存在着可此可彼的中间状态，它们处在规范与不规范之间，随着语言、社会的发展，有可能进入规范行列，也有可能成为不规范，被淘汰。如20世纪50年代认为“毛选、打扫卫生、恢复疲劳”等等是不规范的，后来这些说法均进入人们正常的交际之中。又如“您们”一词被语言学界认为是不规范的，理由是因为“您”是“你们”的合音，我们不能说“你们们”。可在实际语言中“您们”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经常可以听到看到这种用法，甚至语文工作者也不例外。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港台一些词语进入人们的交际中，如“公共小巴、迷你裙、打工仔、打的”等等。因此我们认为语言规范与否，不能简单地用两个极端的观点来切分，在是与非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地带。对这些中间地带不能简单地下结论，应采取研究、引导、宽容的态度。同样对简化字和繁体字，作为学术研究，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目前的讨论双方多举外部因素，真正从汉字本身研究的还不够全面、深入，没有作系统的调查研究。由于研究得不够深入，必将影响语文政策的制订，其本身也只得随政治转，50年代一致拥护三大任务，80年代初又有人提出全面否定，以至二简方案的匆匆出台，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这就影响了规范化的进程。
3．文艺工作者层面。从事新闻、影视、文学创作的工作者对规范化起着示范和表率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文艺已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它的宣传面越来越大。也由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过去对其应如何规范在政策上规定得不够具体，加上人们有一种求新的心理，目前在影视里常出现领袖说方言、小品用方言、小说无标点、新造词、夹用外国话等等现象，且有蔓延的趋势。得奖影片《秋菊打官司》，几乎通片采用方言。这样做的理由据说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人物形象并非靠说方言、说无标点的话树立起来的，更何况与规范化的政策不符。我们不能以种种理由搞特殊，而不执行载入宪法的语言政策。如果强调理由，为了与港台交往，写繁体字是合理，说粤语也是合法，那么说上海话、浙江话就没有理由了？这样，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挑起肩上的重担，成为宣传执行语言规范化的模范；同时也希望国家制订出有关的具体的强有力的措施。
4．一般群众层面。从这一层面来看，影响规范化的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人口多、文化层次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直以来受教育者是少数人，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有80%以上的人是文盲半文盲，解放后尽管国家作了很大努力，但情况没有得到根本转变。根据人口普查结果表明，目前仍有1亿多的文盲半文盲，有的地区高达四分之一以上。如此低的文化素质，推行规范化确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狭隘的地方观念也是影响规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文化层次相对高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城市，人们往往喜欢说本地话，北京人以说北京话为荣，上海人以说上海话为荣，广东人以说广东话为荣，你若不会说本地话就会被看成是“乡下人”而受到人们的歧视。这种狭隘的地方观念严重阻碍了规范化的推广。
三、规范化与经济
影响规范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语言规范化也是一句空话。我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这容易使人足不出户，一生守在一个小地方，老死不相往来。解放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经济不发达，大部分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落后，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规范化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必要，因为他们说本地方言足以交际，何必再说“洋话”呢？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加上十几年以政治为纲，忽视经济建设，致使不少地方一直处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努力之中，可以想象，一个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或基本解决的人，语言规范化对他来说又有什么作用？所以经济不发达同样严重阻碍了语言规范化的普及和提高。
当然经济和规范化并不一定成正比。经济发达地区，规范化的难度有时反而比别的地区来得大。比如广东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得很快，可规范化并没有与经济成正比，不仅广东人说方言，写不规范的汉字，而且连北京等地也举办广东话培训班。在广东，有的单位招聘人才，将能否说广东话作为一个条件，相反会不会说普通话倒没有关系。应该说这是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特殊现象，对此需要有别的条件制约，规范化的措施要跟上经济的发展，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过这个问题与前面谈到的由于经济落后而制约规范化的问题并非在同一层次上。
以上我们对五十多年来影响规范化的几个主要因素作了分析。针对这一情况，我们认为要使语言规范化工作有长足进展，就必须采取全方位的综合治理：如大力发展经济；加快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领导带头；加强宣传；依法管理和政策管理相结合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注：
①参见《人民日报》1992年9月26日第1版。
②参见《语文建设》1987年第9期。
③柳斌：《谈语言文字有关政策和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载《语文建设》1990年第5期。
④宋欣桥：《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实用手册》第178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张先亮，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 影响 语言规范化 外部因素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文中严肃指出：“社会上在语言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能容忍的混乱状况。”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大陆的语言运用又是怎样呢？1992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请示》报告中指出：“目前，社会上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意识比较淡薄，语言文字运用中的混乱现象相当严重，这种状况已经产生了某些不良影响。”①当我们的脚步跨进21世纪后，这种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而且在有些方面反而更加严重。我们知道，语言文字规范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强盛的标志。正因为如此，党和国家在建国初就提出了规范化的问题，并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国家语委、语文工作者也花费了大量心血。然而其结果总不尽人意。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究竟原因何在？只有找到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提高语言规范化的水平。从大的方面看，有语言内部的原因，也有语言外部的原因。本文仅讨论后者，且只拣主要的方面来谈。
一、规范化与语言政策
语言政策是国家在语言文字方面所制订的行动准则。建国以来，我们制订了一系列的有关政策法规，这对促进语言规范化起到了直接和明显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1. 不够具体。综观半个世纪，早期的语言政策往往是原则性的，没有具体细则。比如推广普通话，不同阶层、不同职业应达到什么程度，何时实现，若达不到将采取什么措施等等都没有具体的规定，以致于执行起来缺乏明确的目标。这种状况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有所改变。比如国家语委公布的《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的规定》《关于在各种体育活动中正确使用汉字和汉语拼音的规定》等一系列文件都比较详细、具体，尤其是还有相应的处罚措施，以保证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这样的规定出台，如对题词的规定等等。
2．缺乏权威性。法律的最大特点就是权威性、强制性。作为一名公民就应该而且必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可是几十年来，我们在语文规范化方面基本上不是依法管理，而且政策管理，通过宣传、说服教育的方式来推行，所以制订的政策往往缺乏相应的强有力的措施。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你订你的，我行我的的局面，我愿意执行就执行一下，不愿意执行就可以抛在一边，你也拿我没办法，最多也不过是教育教育，下不为例了事。比如早在1987年国家语委就公布了《关于广播、电影、电视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若干规定》。规定明确提出：“电影、电视剧（地方戏曲片除外）要使用普通话，不要滥用方言，扮演领袖人物的演员在剧中一般也要讲普通话。”②可是此后电影里领袖说方言的现象相当普遍，并不是“一般也要讲普通话”，而是一般讲方言，对此我们没有相应的措施。
另一方面，我们语言文字方面的政策法规大都是由语委公布。国家语委“是政府主管语言文字工作的行政职能部门，不是民间团体，也不同于学术研究机构。国家语委是国务院的职能部门”。③按理，它所公布的政策法令，是代表国务院的，具有权威性。可事实上，在使用语言的人中，绝大部分不了解这一性质，甚至各级领导也如此，以致于把这些政策当成学术研究或一般团体下的条文。目前的情况更糟，语委不是独立单位，而是属于教育部的一部分，说句实在话，即使教育部也只是在教育系统有一定号召力，而规范化是全社会的事情，教育部门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3．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从理论上讲，语言政策法规的制定必须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能科学的揭示语言及运用的规律。但事实上要做到是很难的，因为语言是动态的、发展的，有些规律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另外，我们的研究也不够深入，甚至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比如普通话读音的规范：
迹：1957年一审时，将“心迹、古迹、绝迹、踪迹”的“迹”确定为念去声；1962年三审时，又将“心迹、古迹、绝迹、踪迹” 的“迹”改为阴平；1985年修订时又将阴平改为去声。
一个字的读音，居然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变动了三次，这不是折腾人吗，这样频繁的变化，叫人家怎么规范？而且念阴平或去声并未影响意义，也就是说没有本质的差异，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从群众的方便出发，而是闭门造车，硬是给老百姓带来麻烦呢？再举一例：
谁：1957年一审时，主张“谁”只念“shui”；1962年三审时，主张在“shui”的基础上增加一个“shei”读音，但“shui”是首选读音，“shei”是又读音；1985年修订时又把“谁”的首选读音改为“shei”，“shui”音成为又读音。1994年公布《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又把“shui”作为首选音，列在表一中，“shei”作为又读音，列在表二中。
这有点像变戏法，特别严重的是在同一时期、同一权威部门公布的标准中却出现了分歧，其后果是造成混乱。比如一个普通话测试员，考试时，要念“shui”，因为它是首选音，在依据《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编写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实用手册》中就明确指出：“‘shei’是‘谁’口语又音，已常被‘shui’代替。”④说得很清楚，“shei”是口语音，而且经常被“shui”所代替，“shui”是“谁”的首选读音。然而当你拿到普通话测试证书后，在实际教学中又要改为念“shei”，因为这才是普通话审音时被确定的首选音，《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也是这样注音的。这种矛盾反映出我们对问题研究得还不够深入，它的存在同样会影响语言规范化的进程。
二、规范化与使用者
和规范化发生直接关系的是人，人既是语言规范化的倡导者，又是语言规范化的使用者。从工作性质和在规范化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来考察，我们把使用者分为四个层面：领导层面；语言工作者层面；文艺工作者层面；一般群众层面。从影响规范化的因素来看，他们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共同的因素主要有：
一是规范意识薄弱。语言规范化，首先有个认识问题，这是前提。认识不到位，没有认识到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规范就缺少动力，工作也就难以有成效。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国民中普遍存在着规范化意识薄弱，认识不到位的现象。比如把语言看作是个人的事，好像吃饭、睡觉一样，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吃多吃少，睡多睡少都是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也有认为语言是发展的，永远处在规范与不规范的交替之中，既然不可能做到规范化，那又何必去刻意追求呢？当然更主要的因素还是认为语言规范化的作用远没有其他诸如经济等来得大，即使有不规范的现象，也不会影响政治、经济等大局。
二是执行不力。在我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随处可见，不知何时开始，人们已形成了一种文化，对国家的政策法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执行与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理论已深入人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即使针对同一件事，上面可以不断下文，而且措辞越来越强硬，但往往雷声大雨点小，效果不很明显，执行者说得多，喊得响，做得少的也不在少数。语言政策的落实同样出现这种怪圈。
三是喜新厌旧的心理。从心理学来看，人普遍存在喜新厌旧的心理，说好听是喜欢创新。同一个词用多了，喜欢创造一个新的来代替，某种表达方式用烦了，就想出另一种方式来表达。普通话说多了，插入某些方言倒觉得新鲜；老写简化字，增加写繁体字也觉得有变化。语言的变异，包括网络语言、手机短信语言的变异与这一心理不无关系。
以上这些因素在各个层面的人群中带有普遍性，但不同层面的使用者对语言规范化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
1. 领导层面。这一层面既是语言使用者，又是政策制订者，一方面本身受语文政策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对语文政策以及其他层面的人施以极大的影响。尤其在我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作用将远远超过语文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比如50年代规范化工作在全国搞得轰轰烈烈，很有进展，这无疑是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重视、关心、支持分不开的。从规范化历史来看，这一时期是领导重视的阶段。不过若要从不足方面检讨一下的话，那么领导人本身说方言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它无疑影响了规范化的推广。
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规范化意识比较淡薄，从总体上看没有像50年代那样重视。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谈论规范化少了，在题词等方面的以身作则也少了。我们以为虽然50年代周总理讲到书法艺术可以不受汉字简化字影响，以提高简化字的艺术水平。几十年来有的书法家已写出既有艺术性，又符合规范的简化字。况且单位请领导题词，主要是从政治等原因考虑，而考虑书法艺术的因素比较少。我们提出这一点并非小题大做，而是因为领导在群众中的威望，他们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到语言文字的规范。1993年本人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小型研讨会，会议由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主持，参加对象是北京市书法家协会部分会员，内容是关于语言规范化的，特别是书法家们如何写规范汉字的问题。记得最后协会秘书长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不要再说了，规范化的重要性我们也知道，只要你们把领导工作做好了，我就可以做书法家们的工作，否则我是没法做工作的。”可见领导题词注意规范，对书法家们写规范字能起到表率、示范的作用。
2．语言工作者层面。半个世纪以来，语言工作者，尤其是老一辈语言工作者，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他们把毕生精力都化在推动语言规范化上。正因为如此，语言规范化工作才在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可喜成绩。当然这一层面也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是人员不足、机构不全。在我国，推行规范化的行政职能部门是语委，可除了国家语委的力量比较强外，省市一级往往是个空架子，具体工作人员仅一两个人，再下边就连空架子也没有了。如此现状，语文政策怎能得以有效地贯彻执行，对不符合规范化的现象哪有力量检查监督？另外研究队伍相当薄弱，且不说没有像其它语言学科，诸如研究语法修辞的队伍来得庞大，就连起码的专职队伍也没有。研究规范化的多是兼职人员，本身是研究语法、语音、文字等方面，附带研究研究规范。正因为缺乏一支专职的强有力的队伍，致使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不能令人满意。这就难免影响到规范化标准、政策的制订。如“拼音化、二简”等不能不说与研究得不够深入有关。又比如对规范化总是以两个极端的观点看待，对待某种语言现象，要么规范，要么不规范，没有例外。然而实际语言并非如此简单、纯正，往往存在着可此可彼的中间状态，它们处在规范与不规范之间，随着语言、社会的发展，有可能进入规范行列，也有可能成为不规范，被淘汰。如20世纪50年代认为“毛选、打扫卫生、恢复疲劳”等等是不规范的，后来这些说法均进入人们正常的交际之中。又如“您们”一词被语言学界认为是不规范的，理由是因为“您”是“你们”的合音，我们不能说“你们们”。可在实际语言中“您们”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经常可以听到看到这种用法，甚至语文工作者也不例外。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港台一些词语进入人们的交际中，如“公共小巴、迷你裙、打工仔、打的”等等。因此我们认为语言规范与否，不能简单地用两个极端的观点来切分，在是与非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地带。对这些中间地带不能简单地下结论，应采取研究、引导、宽容的态度。同样对简化字和繁体字，作为学术研究，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目前的讨论双方多举外部因素，真正从汉字本身研究的还不够全面、深入，没有作系统的调查研究。由于研究得不够深入，必将影响语文政策的制订，其本身也只得随政治转，50年代一致拥护三大任务，80年代初又有人提出全面否定，以至二简方案的匆匆出台，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这就影响了规范化的进程。
3．文艺工作者层面。从事新闻、影视、文学创作的工作者对规范化起着示范和表率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文艺已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它的宣传面越来越大。也由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过去对其应如何规范在政策上规定得不够具体，加上人们有一种求新的心理，目前在影视里常出现领袖说方言、小品用方言、小说无标点、新造词、夹用外国话等等现象，且有蔓延的趋势。得奖影片《秋菊打官司》，几乎通片采用方言。这样做的理由据说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人物形象并非靠说方言、说无标点的话树立起来的，更何况与规范化的政策不符。我们不能以种种理由搞特殊，而不执行载入宪法的语言政策。如果强调理由，为了与港台交往，写繁体字是合理，说粤语也是合法，那么说上海话、浙江话就没有理由了？这样，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挑起肩上的重担，成为宣传执行语言规范化的模范；同时也希望国家制订出有关的具体的强有力的措施。
4．一般群众层面。从这一层面来看，影响规范化的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人口多、文化层次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直以来受教育者是少数人，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有80%以上的人是文盲半文盲，解放后尽管国家作了很大努力，但情况没有得到根本转变。根据人口普查结果表明，目前仍有1亿多的文盲半文盲，有的地区高达四分之一以上。如此低的文化素质，推行规范化确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狭隘的地方观念也是影响规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文化层次相对高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城市，人们往往喜欢说本地话，北京人以说北京话为荣，上海人以说上海话为荣，广东人以说广东话为荣，你若不会说本地话就会被看成是“乡下人”而受到人们的歧视。这种狭隘的地方观念严重阻碍了规范化的推广。
三、规范化与经济
影响规范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语言规范化也是一句空话。我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这容易使人足不出户，一生守在一个小地方，老死不相往来。解放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经济不发达，大部分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落后，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规范化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必要，因为他们说本地方言足以交际，何必再说“洋话”呢？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加上十几年以政治为纲，忽视经济建设，致使不少地方一直处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努力之中，可以想象，一个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或基本解决的人，语言规范化对他来说又有什么作用？所以经济不发达同样严重阻碍了语言规范化的普及和提高。
当然经济和规范化并不一定成正比。经济发达地区，规范化的难度有时反而比别的地区来得大。比如广东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得很快，可规范化并没有与经济成正比，不仅广东人说方言，写不规范的汉字，而且连北京等地也举办广东话培训班。在广东，有的单位招聘人才，将能否说广东话作为一个条件，相反会不会说普通话倒没有关系。应该说这是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特殊现象，对此需要有别的条件制约，规范化的措施要跟上经济的发展，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过这个问题与前面谈到的由于经济落后而制约规范化的问题并非在同一层次上。
以上我们对五十多年来影响规范化的几个主要因素作了分析。针对这一情况，我们认为要使语言规范化工作有长足进展，就必须采取全方位的综合治理：如大力发展经济；加快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领导带头；加强宣传；依法管理和政策管理相结合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注：
①参见《人民日报》1992年9月26日第1版。
②参见《语文建设》1987年第9期。
③柳斌：《谈语言文字有关政策和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载《语文建设》1990年第5期。
④宋欣桥：《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实用手册》第178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张先亮，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