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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被忘掉的，就是人人都在论断历史，而人人又被历史论断。我们图解了历史，而历史是最不能被图解的。史庆芬说，只要把最真实的沙井小村村民生活及历史事件呈现给广大读者，她写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孟德拉斯所说的‘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在孟德拉斯看来，从‘小农’到‘农业生产者’或农场主的变迁，是一次巨大的社会革命。当前沙井村的农民，无论在生产方式上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基本上终结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就业方式。”
这段论述并非某位专家、学者赴沙井村考察、调研后的论文成果，而是出自沙井村一位普通村民的笔下。
为了写《沙井村的变迁》这部书，已过花甲之龄的史庆芬特意拜读了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著作《农民的终结》，在李培林（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翻译这部著作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那个时段，对于中国来说，农民的终结还是个遥远的话题，那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30%，有七亿多靠耕作生活的农民，甚至有数以亿计的农村农业贫困人口。
但20多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史庆芬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把沙井村的就业人员大致分为了经商、服务业、财产管理等七类，她在书中写道：从传统的农民转变为职业工人，这种“巨变”所形成的城市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只有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变成现实。
村民眼中的城镇化
位于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西北方向的沙井村，正史寻不着出处，史庆芬在《沙井村的变迁》这本书的前言中介绍道：沙井村因村南一眼水井而得名，在旧村改造时水井早已被填埋了，据村内老人们讲，沙井村有300多年的历史。
历史是厚重的，“最容易被忘掉的，就是人人都在论断历史，而人人又被历史论断。我们图解了历史，而历史是最不能被图解的。它的色彩，不可能用三色、六色甚至是十二色概括出来，再丰富多彩的颜料，也难描尽历史的真面貌。”史庆芬说，只要把最真实的沙井小村村民生活及历史事件呈现给广大读者，她写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厚达461页的《沙井村的变迁》共有40余万字，分为七十个章节，从沙井村的由来到解放前沙井村的经济状况，从1950年沙井村的土地改革到2003年沙井村争创“文明富裕村”，以及党组织发展工作、人口普查、出土文物、“村账镇管”、应对“非典”等等大事小情，都被史庆芬一一记录在书中。
在“前言”和“后记”中，史庆芬提到了同一个“重大事件”——1998年、2003年先后两次实施的旧村拆迁改造。“昔日的平房、街道、炊烟已被今日错落有致的高楼大厦所替代，作为见证人之一的我，也有责任记录下这片热土所发生的一切。”接受《小康》采访的地点，恰好在史庆芬笔下的“这片热土”上，史庆芬告诉记者，2008年，沙井村所有村民楼房回迁完毕，村民们全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小村的最大变化，就是告别了砖瓦房和土坯房，住进了宽绰明亮的楼房。2.9米高的房间，雪白的墙壁，透亮的玻璃窗户楼房，两居、三局户型全，有线、宽带、暖气设施齐备，水、电、天然气一户一表，暖气享受区政府及村委会补贴，每平方米农户只拿4元，环保节能，高层楼房全部设有电梯。”史庆芬说，她正是在石景苑小区的新房里完成了《沙井村的变迁》这部书的写作。
喜悦之余，史庆芬没有忘记“写作因冷静而出彩”，尤其是写历史，更要保持客观，于是，她尽可能多地“采访”村民，听大家讲变化、谈感受、说希望。在书中的第六十九章节，史庆芬集中写了“通过旧村改造，村民对城镇化的重新认识和再思考”。
村民眼中的城镇化是怎样的？史庆芬将大家的感受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集中化，“在这片土地上，是人口、生产要素、居民生活的集中过程，没有集中化，就没有城镇化。”二是公共化，在村民们看来，“这是城镇化的本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区别的地方，就在于公共化程度的不同。”三是便利化，“生产、生活的不便利，是传统农村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村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便利与舒适。四是人性化，“城镇化的过程是人们在更大程度上摆脱自然束缚的过程，也是更大程度上实现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
历史可能被表达，也可能被掩盖，史庆芬一直要求自己做到让历史尽可能接近真实。因此，她同样认真地把城镇化进程中村民们“不太满意”的地方也记录下来：沙井村从2003年启动拆迁到2013年已经十年了，直到现在，原址的建筑及绿化等方面还没有完善，公共空间的各项设施还没有到位。
受“老外”启发写村史
从解放初期的贫穷与落后到今天的繁荣与进步，沙井村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写进“历史”之中了。史庆芬坦言，她最初萌生写村史的念头，还是受到了外国友人的启发。
出生于1945年的史庆芬原本是顺义区高丽营镇东马各庄村人，1968年因与仁和镇沙井村的杜槐结婚而迁入沙井村，自此在沙井村担任主管会计、妇女主任、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等职务，直至2007年9月辞职。
在她印象中，中外专家、学者们几乎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对沙井村经济发展状况的调查研究，“他们经常来，每次的调查都非常细致，细到每家每个月的收入、开支，当时耕地多少、都种了哪些作物，等等，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先后来了十几批人，小小的沙井村就这样多次出现在了一些知名学术著作当中。”
每次看着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认真记录着交流数据，史庆芬就想，沙井村的经济发展史在国际学术研究方面一定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虽然外国友人对沙井村的变化感兴趣，但他们只是看到了一小部分，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真正有发言权，那我们自己为啥不把沙井村的历史记录下来呢？
怀着这样的想法，史庆芬从1996年就开始“悄悄地”做准备了，在积累资料的过程中，她利用业余时间走村串户，先后拜访了50余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对沙井村解放前后的经济状况和解放初期农村在党领导下开展的一些大事做详细了解和深入挖掘。 沙井村计生专干、后勤工作人员李凤鸣在那个时候，还并不知道史庆芬的写作计划，但她发现，无论是开会还是去其他地方干活，史庆芬都随身带着一杆笔和一个笔记本，不管村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她都会赶快记下来。
转眼间就过去了11年，2007年9月，史庆芬向党组织提出辞职，谈及辞职的原因，她说一来是年岁大了，二来是希望圆一个梦。
在李凤鸣的记忆中，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她第一次听说史庆芬有写村史的打算，不过当时史庆芬并没有把话说满，她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精力上如果允许”。
在村委会工作的39年间，做事认真的史庆芬一直很忙碌，好不容易可以赋闲在家了，她却要写书，大女儿杜爱军和二女儿杜爱红都不太理解，史庆芬只好耐心地给她们讲过去村里的故事，希望能够感染她们，并把自己在这些年间精心保存的资料拿出来，告诉她们如果不写出来将十分可惜。
赢得了家人的支持后，从2008年开始，史庆芬一边调整精神状态，一边整理积攒的村史资料，入户座谈搜集核实所需素材。
“草根”如何留乡愁
2011年初，信心满满的史庆芬开始动笔了，她并没有想到写村史是件复杂的事儿，可是才写了30多页，她就力不从心了，“我一下子便感到过去的文人是多么不容易，何况那时候他们还要用毛笔写，有些地方需要反复修改，非常繁琐。”遇到了第一个大障碍的史庆芬决定暂缓写书计划，先把电脑学会。此时正好外甥女梁珊苗要赴美读书深造，出国之前，她把自己的那台老式电脑送给了史庆芬。梁珊苗还为史庆芬“启蒙”了将近一个小时，告诉她如何开机、如何打字。
此时，史庆芬又遇到难题了，现在的汉语拼音和她小学时学的老式拼音完全不一样，她只好把字典上的新旧汉语拼音做成一张对照表，反复学习查看，并通过在手机上练习发短信来熟悉拼音，学习了几个月后，那年9月1日，史庆芬正式开始利用现代化的办公工具来完成梦想了。
在写作的过程中，史庆芬又遇到了第二个大障碍——资料匮乏。特别是写解放初期土地改革经济状况的那段历史时，因为掌握的资料有限，史庆芬只好一趟又一趟地往顺义区档案馆跑。在史庆芬家中，记者看到了一张又一张单据：2011年10月18日，62.1元；11月18日，43元；12月9日，103.5元；12月12日，71.1元；12月27日，70元；12月28日，45元……那段时间，光是在区档案馆，史庆芬就调取了近400卷资料，她更是镇、村档案室查阅资料的常客。
写史不仅要“腿勤”，还要“嘴勤”，为了联系村民，那段时间史庆芬打了不少电话，她没有录音笔，只能在打电话时边听边记，每个月的手机话费都要花掉上千元。
为了出书，史庆芬自己投资了5万余元。说起这5万多元钱，还要感谢“城镇化”，沙井村的城镇化走的是一条“双轨制”之路，因户籍的不同，在城镇生活的村民、居民划分为两类，即农业与非农业户口。1995年，因北京市修建六环路占地，给予沙井村转非指标共计116人；2010年，沙井村将这批指标采用抓阄的方式把一部分农业人口转化为了非农业户口，此后沙井村还出现了“一家两制”的现象，在一个家庭里，有的人是农业户口，有的是非农业户口。
就在那一年，史庆芬成为了非农业户口，刚开始的那年每月有一千多元钱，后来每年的钱都在往上涨，这样经过4年的累积，到2013年9月28日定稿的时候，史庆芬便用这笔钱来成就多年来的梦想了。
201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的300册《沙井村的变迁》终于诞生了，史庆芬将它称之为“资料版”，这一版本被顺义区档案馆收藏了，但并不作为商品销售。今年五一期间，女儿为史庆芬换了台新电脑，史庆芬正在编写更适合百姓口味、更加通俗易懂的“大众版”村史，她希望下半年能够问世，到时候有兴趣的村民如果想阅读，史庆芬将免费赠送。
让史庆芬倍感欣慰的是，自己的行为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与帮助，在她白天打电话、跑档案馆、搜集资料，晚上还常常加班写到夜里三点左右的那两年时间里，老伴杜槐承担了大部分家务，毫无怨言；女儿杜爱军、杜爱红和外甥女梁珊苗、田腾都当过她的电脑老师；许许多多的村民都为她提供了真实、详实、生动的素材；还有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领导们，有的帮她搜集过素材，有的帮她找过联系方式，甚至还有的给她拿过纸和笔。
由生活在乡村里的村民拿起笔，来撰写“草根村史”，沙井村并非个案。顺义区仁和镇的首部村志——《临河村志》，于2011年4月启动编写工作，历时两年完成，共20余万字，分27章97节，详尽记录了临河村历史发展的脉络，介绍了村子自然地理、文化活动、民情风俗等，参与村志编写的人中，就有村里有名的文藝爱好者、已年届古稀的崔珊。据媒体报道，如今的京郊农村，组织编纂村史的村庄越来越多。
目前我国官方的各种地方志，一般只限于区县一级，乡村一般没有史志，这对于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是个缺憾。乡村文明承载着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文化传承，彰显特色”。在媒体的报道中，则多被解读为“延续文脉留住刻骨乡愁”，而这正是新型城镇化所必须遵循的。在这点上，自称为“始终站在精神高地”的史庆芬有着自己独特的体会，在她看来，这些年来，村子里有经济的变迁、居住环境的变迁、生活的变迁、精神上的变迁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思想变革，这让她和其他村民们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这才有了今天的城镇化。”史庆芬坚信“审视历史，需要时间的距离”，只有像她这样身临其境的人，才真正有发言权。
“孟德拉斯所说的‘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在孟德拉斯看来，从‘小农’到‘农业生产者’或农场主的变迁，是一次巨大的社会革命。当前沙井村的农民，无论在生产方式上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基本上终结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就业方式。”
这段论述并非某位专家、学者赴沙井村考察、调研后的论文成果，而是出自沙井村一位普通村民的笔下。
为了写《沙井村的变迁》这部书，已过花甲之龄的史庆芬特意拜读了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著作《农民的终结》，在李培林（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翻译这部著作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那个时段，对于中国来说，农民的终结还是个遥远的话题，那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30%，有七亿多靠耕作生活的农民，甚至有数以亿计的农村农业贫困人口。
但20多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史庆芬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把沙井村的就业人员大致分为了经商、服务业、财产管理等七类，她在书中写道：从传统的农民转变为职业工人，这种“巨变”所形成的城市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只有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变成现实。
村民眼中的城镇化
位于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西北方向的沙井村，正史寻不着出处，史庆芬在《沙井村的变迁》这本书的前言中介绍道：沙井村因村南一眼水井而得名，在旧村改造时水井早已被填埋了，据村内老人们讲，沙井村有300多年的历史。
历史是厚重的，“最容易被忘掉的，就是人人都在论断历史，而人人又被历史论断。我们图解了历史，而历史是最不能被图解的。它的色彩，不可能用三色、六色甚至是十二色概括出来，再丰富多彩的颜料，也难描尽历史的真面貌。”史庆芬说，只要把最真实的沙井小村村民生活及历史事件呈现给广大读者，她写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厚达461页的《沙井村的变迁》共有40余万字，分为七十个章节，从沙井村的由来到解放前沙井村的经济状况，从1950年沙井村的土地改革到2003年沙井村争创“文明富裕村”，以及党组织发展工作、人口普查、出土文物、“村账镇管”、应对“非典”等等大事小情，都被史庆芬一一记录在书中。
在“前言”和“后记”中，史庆芬提到了同一个“重大事件”——1998年、2003年先后两次实施的旧村拆迁改造。“昔日的平房、街道、炊烟已被今日错落有致的高楼大厦所替代，作为见证人之一的我，也有责任记录下这片热土所发生的一切。”接受《小康》采访的地点，恰好在史庆芬笔下的“这片热土”上，史庆芬告诉记者，2008年，沙井村所有村民楼房回迁完毕，村民们全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小村的最大变化，就是告别了砖瓦房和土坯房，住进了宽绰明亮的楼房。2.9米高的房间，雪白的墙壁，透亮的玻璃窗户楼房，两居、三局户型全，有线、宽带、暖气设施齐备，水、电、天然气一户一表，暖气享受区政府及村委会补贴，每平方米农户只拿4元，环保节能，高层楼房全部设有电梯。”史庆芬说，她正是在石景苑小区的新房里完成了《沙井村的变迁》这部书的写作。
喜悦之余，史庆芬没有忘记“写作因冷静而出彩”，尤其是写历史，更要保持客观，于是，她尽可能多地“采访”村民，听大家讲变化、谈感受、说希望。在书中的第六十九章节，史庆芬集中写了“通过旧村改造，村民对城镇化的重新认识和再思考”。
村民眼中的城镇化是怎样的？史庆芬将大家的感受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集中化，“在这片土地上，是人口、生产要素、居民生活的集中过程，没有集中化，就没有城镇化。”二是公共化，在村民们看来，“这是城镇化的本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区别的地方，就在于公共化程度的不同。”三是便利化，“生产、生活的不便利，是传统农村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村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便利与舒适。四是人性化，“城镇化的过程是人们在更大程度上摆脱自然束缚的过程，也是更大程度上实现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
历史可能被表达，也可能被掩盖，史庆芬一直要求自己做到让历史尽可能接近真实。因此，她同样认真地把城镇化进程中村民们“不太满意”的地方也记录下来：沙井村从2003年启动拆迁到2013年已经十年了，直到现在，原址的建筑及绿化等方面还没有完善，公共空间的各项设施还没有到位。
受“老外”启发写村史
从解放初期的贫穷与落后到今天的繁荣与进步，沙井村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写进“历史”之中了。史庆芬坦言，她最初萌生写村史的念头，还是受到了外国友人的启发。
出生于1945年的史庆芬原本是顺义区高丽营镇东马各庄村人，1968年因与仁和镇沙井村的杜槐结婚而迁入沙井村，自此在沙井村担任主管会计、妇女主任、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等职务，直至2007年9月辞职。
在她印象中，中外专家、学者们几乎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对沙井村经济发展状况的调查研究，“他们经常来，每次的调查都非常细致，细到每家每个月的收入、开支，当时耕地多少、都种了哪些作物，等等，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先后来了十几批人，小小的沙井村就这样多次出现在了一些知名学术著作当中。”
每次看着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认真记录着交流数据，史庆芬就想，沙井村的经济发展史在国际学术研究方面一定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虽然外国友人对沙井村的变化感兴趣，但他们只是看到了一小部分，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真正有发言权，那我们自己为啥不把沙井村的历史记录下来呢？
怀着这样的想法，史庆芬从1996年就开始“悄悄地”做准备了，在积累资料的过程中，她利用业余时间走村串户，先后拜访了50余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对沙井村解放前后的经济状况和解放初期农村在党领导下开展的一些大事做详细了解和深入挖掘。 沙井村计生专干、后勤工作人员李凤鸣在那个时候，还并不知道史庆芬的写作计划，但她发现，无论是开会还是去其他地方干活，史庆芬都随身带着一杆笔和一个笔记本，不管村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她都会赶快记下来。
转眼间就过去了11年，2007年9月，史庆芬向党组织提出辞职，谈及辞职的原因，她说一来是年岁大了，二来是希望圆一个梦。
在李凤鸣的记忆中，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她第一次听说史庆芬有写村史的打算，不过当时史庆芬并没有把话说满，她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精力上如果允许”。
在村委会工作的39年间，做事认真的史庆芬一直很忙碌，好不容易可以赋闲在家了，她却要写书，大女儿杜爱军和二女儿杜爱红都不太理解，史庆芬只好耐心地给她们讲过去村里的故事，希望能够感染她们，并把自己在这些年间精心保存的资料拿出来，告诉她们如果不写出来将十分可惜。
赢得了家人的支持后，从2008年开始，史庆芬一边调整精神状态，一边整理积攒的村史资料，入户座谈搜集核实所需素材。
“草根”如何留乡愁
2011年初，信心满满的史庆芬开始动笔了，她并没有想到写村史是件复杂的事儿，可是才写了30多页，她就力不从心了，“我一下子便感到过去的文人是多么不容易，何况那时候他们还要用毛笔写，有些地方需要反复修改，非常繁琐。”遇到了第一个大障碍的史庆芬决定暂缓写书计划，先把电脑学会。此时正好外甥女梁珊苗要赴美读书深造，出国之前，她把自己的那台老式电脑送给了史庆芬。梁珊苗还为史庆芬“启蒙”了将近一个小时，告诉她如何开机、如何打字。
此时，史庆芬又遇到难题了，现在的汉语拼音和她小学时学的老式拼音完全不一样，她只好把字典上的新旧汉语拼音做成一张对照表，反复学习查看，并通过在手机上练习发短信来熟悉拼音，学习了几个月后，那年9月1日，史庆芬正式开始利用现代化的办公工具来完成梦想了。
在写作的过程中，史庆芬又遇到了第二个大障碍——资料匮乏。特别是写解放初期土地改革经济状况的那段历史时，因为掌握的资料有限，史庆芬只好一趟又一趟地往顺义区档案馆跑。在史庆芬家中，记者看到了一张又一张单据：2011年10月18日，62.1元；11月18日，43元；12月9日，103.5元；12月12日，71.1元；12月27日，70元；12月28日，45元……那段时间，光是在区档案馆，史庆芬就调取了近400卷资料，她更是镇、村档案室查阅资料的常客。
写史不仅要“腿勤”，还要“嘴勤”，为了联系村民，那段时间史庆芬打了不少电话，她没有录音笔，只能在打电话时边听边记，每个月的手机话费都要花掉上千元。
为了出书，史庆芬自己投资了5万余元。说起这5万多元钱，还要感谢“城镇化”，沙井村的城镇化走的是一条“双轨制”之路，因户籍的不同，在城镇生活的村民、居民划分为两类，即农业与非农业户口。1995年，因北京市修建六环路占地，给予沙井村转非指标共计116人；2010年，沙井村将这批指标采用抓阄的方式把一部分农业人口转化为了非农业户口，此后沙井村还出现了“一家两制”的现象，在一个家庭里，有的人是农业户口，有的是非农业户口。
就在那一年，史庆芬成为了非农业户口，刚开始的那年每月有一千多元钱，后来每年的钱都在往上涨，这样经过4年的累积，到2013年9月28日定稿的时候，史庆芬便用这笔钱来成就多年来的梦想了。
201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的300册《沙井村的变迁》终于诞生了，史庆芬将它称之为“资料版”，这一版本被顺义区档案馆收藏了，但并不作为商品销售。今年五一期间，女儿为史庆芬换了台新电脑，史庆芬正在编写更适合百姓口味、更加通俗易懂的“大众版”村史，她希望下半年能够问世，到时候有兴趣的村民如果想阅读，史庆芬将免费赠送。
让史庆芬倍感欣慰的是，自己的行为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与帮助，在她白天打电话、跑档案馆、搜集资料，晚上还常常加班写到夜里三点左右的那两年时间里，老伴杜槐承担了大部分家务，毫无怨言；女儿杜爱军、杜爱红和外甥女梁珊苗、田腾都当过她的电脑老师；许许多多的村民都为她提供了真实、详实、生动的素材；还有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领导们，有的帮她搜集过素材，有的帮她找过联系方式，甚至还有的给她拿过纸和笔。
由生活在乡村里的村民拿起笔，来撰写“草根村史”，沙井村并非个案。顺义区仁和镇的首部村志——《临河村志》，于2011年4月启动编写工作，历时两年完成，共20余万字，分27章97节，详尽记录了临河村历史发展的脉络，介绍了村子自然地理、文化活动、民情风俗等，参与村志编写的人中，就有村里有名的文藝爱好者、已年届古稀的崔珊。据媒体报道，如今的京郊农村，组织编纂村史的村庄越来越多。
目前我国官方的各种地方志，一般只限于区县一级，乡村一般没有史志，这对于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是个缺憾。乡村文明承载着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文化传承，彰显特色”。在媒体的报道中，则多被解读为“延续文脉留住刻骨乡愁”，而这正是新型城镇化所必须遵循的。在这点上，自称为“始终站在精神高地”的史庆芬有着自己独特的体会，在她看来，这些年来，村子里有经济的变迁、居住环境的变迁、生活的变迁、精神上的变迁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思想变革，这让她和其他村民们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这才有了今天的城镇化。”史庆芬坚信“审视历史，需要时间的距离”，只有像她这样身临其境的人，才真正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