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谁？在80后小说家手指的《寻找建新》中，“我们”也是一群来自乡村却打算在城市生存下去的80后年轻人。在小说的叙事时间二零零四年，城市对于“我们”尚是十分陌生的“他者”——城市里最普遍的出租车、电梯、抽水马桶都会使“我们”感到手足无措，更不用说装修豪华的大商场、名牌专卖店、麦当劳、夜总会等等了。“我们”落脚在城中村简陋的出租房里，干着随时都有可能结束且工资不能按时兑付的工作，穿着皱巴巴的劣质西装和裂开缝的皮鞋，吃过最奢侈的饭菜是大排档里的凉菜和过油肉，貌似生活在城市之中实则游离在城市的边缘和底层。就在这个时候，仅比“我们”大一岁、教过“我们”初中英语的建新回到了“我们”中间。建新过去曾是“我们”的人生启蒙老师，小有成就的他再度充当起“我们”城市生活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作为和“我们”一样出自乡村的年轻人，建新不仅引领“我们”见识了真正的城市生活，而且也给茫然懵懂的“我们”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榜样。“我们”崇拜建新的原因是他能够像地地道道的城里人一样生活，确切地说，是能像城里人一样潇洒自如地消费。“我们需要那种底气，我们需要那种被人尊敬的感觉。”以城市认同为旨归的现代化逻辑衍生出现当代文学中恒定不变却又常写常新的“乡下人进城”主题，如果说新时期小说中的“城市”与现代文明尚可以划等号的话，新世纪的“我们”对于城市的感觉则要复杂得多：城市已是“我们”必须选择的生存之地，乡村早已成为毋需考虑更不可能回返的遥远故乡，然而，没有根基、没有门路的“我们”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城市的内核在“我们”看来与其说是现代文明，不如说更是一种与欲望和消费联为一体的生活方式，成为城里人就意味着能像城里人那样消费。人按照商品的符号意义生活，通过消费确定自己，这正是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普遍心态。但是，整个80后一代人走上社会舞台的真实状况却是城市所能够创造的机会相对于它所提供的欲望来说，少得可怜。强悍如建新者，在城市里摸打滚爬多年以后，也还只能在租住的两室一厅里继续“创业”，而“我们”的“某一个城里同学”，“因为家里的关系，迅速地考上了公务员，别说房子了，他连二十多万的车都开上了”。“我们”崇拜建新，并不因为他是广义上的成功者，而是因为他是”我们”这个阶层通过个人奋斗而使个体价值得以呈现的人物。直到小说最后，“我们”才明白建新将城市磨砺的伤痕与关于乡村的美好回忆一起深深地掩埋了起来，也惟其如此，他才能以光彩示人，继续奋斗在那离真正的城里人依然遥远的路途上。相对于建新，“我们”的未来更是不确定的一片混沌。
　　小说将二零零四年“现在的故事”与“我们”在乡村上初中、到城市上大学这些“过去的故事”交错起来叙述，有效地拓展了文本内部的空间和叙述的张力，因此两次回叙的意义不容小觑。第一次回叙可以说是建新不拘陈规、敢想敢做性格的铺叙，其主要功能是补充人物性格、交代人物关系。第二次回叙则实现了更为宏阔的叙事目的——将建新的个体命运与“农民工”的群体命运对接在一起：“你敢说建新不是那个吊在二十层大楼外面清洁玻璃的工人？……你敢说建新不是电视里出现的那张强奸犯的脸、抢劫犯的脸？”建新和所有进城的80后所面对的进一步扩大的城乡对立现实，已经不是传统社会行政意义上的强行规定，而是当代市场社会资源配置上的结构性矛盾。在社会转型基本完成、各种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基本分化定型、大型资本的社会控制基本趋于固化的历史时期，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年轻人，实际上大多数只能徘徊在城市的边缘，而无法进入城市的核心。回叙巧妙地利用建新的缺位与“我们”的猜测写出了出身乡村的年轻一代在城里面临的普遍命运。小说以复数第一人称“我们”作为叙述者，也明确彰显出作者的这一意图。
　　80后进城的生存困境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讨论，出身乡村的80后作家作为其中的一份子，更有责任表达他们真实鲜活的城市感受，哪怕是焦虑与茫然、失落与痛苦，只要是对社会脉搏的细心倾听、是对年轻一代心理的真实倾吐，我们就没有理由忽视它们的存在。相对于80后偶像派作家灵动飞扬的青春书写，手指的《寻找建新》展示的是另一个扎实厚重、紧贴大地的世界，小说叙述冷静从容，文字朴素纯净，在敏锐的观察中直面当下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在讲究的章法中寄托年轻一代渴望自尊的追求，虽茫然却并不颓废，有愤怒而不显偏执，表现出80后作家难得的大气与老练。我们有理由期待手指沿着自己的道路越写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