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闲暇的午后，我细品了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不禁想起施耐庵《水浒传》第七十三回的情节。这二者之间的故事情节基本相同，但又有许多细节存在差异。拜读完这两部作品，我的脑海中勾勒出两个李逵形象。
　　顾学颉先生说过：“黑旋风李逵，在《水浒传》上、在元曲里，都是被描写得很有生气，很逗人喜爱的一个人物——是一个憨直、淳朴、鲁莽、富于反抗性和同情心，农民气息很重的英雄。”这两段有关李逵负荆请罪的故事均塑造了嫉恶如仇、爱憎分明、正义正直、见义勇为的李逵形象，这是它们的共同点。
　　两部作品中李逵上山质问宋江这一情节都十分体现其正义一面。在忠义堂上李逵边大声怒吼边抡起板斧，砍倒“替天行道”标志的杏黄旗，翻脸不认宋江，大义灭亲。在嫉恶如仇的李逵心中，谁也不能欺压百姓，只要是欺压百姓的行为，无论是谁，无论是打着什么旗号，都是行不得的，哪怕是他平时敬仰的带头人和有过八拜之交的哥哥宋江也不例外。这反映了爱憎分明、正义正直的李逵容不得半点丑恶，对非正义行为决不手软。
　　除此之外，两部作品中的李逵形象仍有许多重合之处，本文不赘述，重点谈谈这两部作品中李逵的形象存在的些许差异。
　　在《水浒传》七十三回中，李逵性格特点较单一，着重凸显其“粗”的一面，甚至扩大这一方面的性格特征，几乎抛弃表现其他方面的性格，可以说是粗到了极端，粗到了蛮不讲理的地步。他时常不分好坏，冲动蛮杀，赶走扈成，杀死韩伯龙，决斗张顺、焦挺等，都体现其性格中的粗鲁莽撞一面。但在《李逵负荆》中李逵的形象更为多面，他虽然急躁鲁莽，但同时又爽朗直率，粗中有细，甚至可以说略微有些文武双全的感觉，不再是一个标准的大老粗，在俏皮的戏剧表演中体现强烈的喜剧色彩。
　　在《水浒传》大闹忠义堂中，事情的来龙去脉是由燕青交代清楚的，而在《李逵负荆》中则是由李逵自己說的。由燕青道来的这一情节塑造了更加鲁莽急躁的李逵：一是李逵在怒气冲天之下无法说清事情来龙去脉，只能由燕青道出；二是由稳重的燕青更加反衬突出李逵的粗鲁莽撞。而杂剧中由李逵自己说出事情来龙去脉更加体现李逵多面的性格，粗中有细。
　　《李逵负荆》中，李逵与宋江、鲁智深前去与王林一同对质，王林说不是这两个人时，李逵觉得王林之前欺骗了自己，于是便揪住伸手要打，没有想到可能是贼人冒充他人，体现李逵粗鲁莽撞、思维简单的一面。但他能想出让王林指认宋江、鲁智深也从侧面体现他粗中有细的性格。正如孟称舜评价所说：“数语嘱咐王林，又见黑厮细腻处。”
　　此外，《李逵负荆》中，李逵也有可爱的一面。彼时正值初春，桃花漫山遍野，李逵在涓涓小溪旁坐着，溪中缓缓漂着片片桃花。李逵用他黑黑的手掌捧起水中几片粉嫩的桃花，又轻轻放回溪水中，说道：“俺绰起这桃花瓣儿……好红红的桃花瓣儿，你看我好黑指头也。恰便是粉衬的这胭脂透。”这段描写将李逵淳朴天真、憨态可掬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习惯抡斧砍人的李逵也有手捧桃花、细嗅芳香的一刻，体现他对美景的喜悦，也从侧面体现他对美好的向往，和后文容不下梁山有半点污点的行为相呼应。而在《水浒传》中，恐怕其他许多梁山好汉都能做出赏花这种举动，但粗人李逵断然不会如此，人物形象更具典型性，但也更为单一。
　　《李逵负荆》中李逵有时还会开些小玩笑，体现其俏皮的一面。例如付酒钱给王林的时候，他开王林的玩笑说“口里说不要，可揣在怀里”，要离开酒家的时候还戏耍王林说宋江来了。这些俏皮可爱的形象在《水浒传》中均是无迹可寻的。
　　《李逵负荆》中李逵原想以自刎或跳崖来为自己的过错买单，但是还是缺乏勇气，想保全脑袋，于是以耍赖来躲避一死。这与勇猛武将形象的他看起来似乎格格不入，但是人物形象更多了几分真实性与多样性，这幅可爱的样子放到戏剧中更是令观众捧腹大笑，增添了杂剧的喜剧色彩。而小说《水浒传》中李逵执著欲以死谢罪，不畏生死，因众人劝阻才放弃一死，一如《水浒传》中的其他部分塑造的勇猛大胆的武将形象。
　　这两部作品对李逵形象塑造的差异可能是由文体不同以及文体各自的自身发展规律差异造成的。钟涛说：“元杂剧对抒情性的重视和追求，超过了对叙述趣味的重视和追求。”元杂剧作者较为重视曲词的文采，人物往往会作出与自己性格较为相符的诗词句加以抒情。例如李逵在溪边的吟的那两句十分简易粗陋的诗能引发观众的笑声，迎合了市民观众的娱乐需要。杂剧需要服从舞台表演的需要，展示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因此也会更加注重人物性格的多方位塑造。而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更具有主观自觉性，更注重小说的叙述语言，缺乏了视觉和听觉上的刺激，因此作家在创作时也就做出了相应的改变，更注重叙述事件的完整性。
　　而且在《李逵负荆》中，李逵负荆这一整个故事情节便是作品的全部，李逵是作品中最重要的主人公，再加上迎合舞台表演的需要，所以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刻画其性格，同时也塑造了人物各个层面的性格，达到了反差的效果，增强了舞台效果以及作品的喜剧色彩。而在小说《水浒传》中，李逵负荆这一个故事仅仅是小插曲，并不是作品的主要情节，而李逵也不是作品最重要的人物，自然花费的笔墨较少，无法面面俱到描写李逵方方面面的性格，人物形象的多面性自然也大大被削弱。
　　从元杂剧到小说，李逵的形象基本上大同但又小异，作家在吸收、抛弃、再创造中不断塑造出不同文本的不同李逵形象，但各种李逵形象并无优劣之分，无法笼统地一决高下。但就人物塑造的真实性这一方面而言，笔者认为《李逵负荆》略胜一筹，它展现了李逵性格中的各方各面，显得整个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立体、全面。我们应怀着欣赏的态度去品味，联系当时的时代局限性去包容理解作品中的不足和缺漏，尽量客观地品鉴我们的文学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