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一方面繼承殷周宗教性的天命信仰，另一方面沿着春秋時期天命思想命運化、道德化、人文化的方向繼續發展，進一步發展出形上化的天命觀念，將天命信仰推向人文信仰的極端。順着先秦儒家人文主義的思想發展大趨勢，天命信仰尤其是宗教性的天命信仰處於儒家思想的邊緣位置，甚至被荀子否定。漢儒復興西周之天命信仰並因勢利導地開展出儒家天命信仰，這一狀況才得以逆轉。宋明理學興起之後，義理化的天命思想又將思孟學派人文化、内在化的天命信仰發展路向推到極致。人文性的天命信仰與宗教性的天命信仰在儒家思想史中此消彼長，對於傳統中國社會來講，二者大體並行不悖。前者主要通過國家化的儒家文教深深影響作爲社會中堅的文士階層；後者不僅爲制度儒學與儒教奠立了信仰基礎，也爲民間廣泛存在的天命信仰進行了合法性論證，而這正是構成中國天命信仰大傳統的核心要素。兩種天命信仰共同構成傳統中國社會處理德福一致問題的信仰資源。儒家傳統對這兩種天命信仰的包容，以中庸的智慧態度避免了儒家陷入神權主義和物質主義的極端，從而體現真正的人文關懷和實踐理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