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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的效率为什么总是不高呢?十几年来,不少人对此作了考察,提出了这样那样的看法,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于语文教学改革的套路、实验的方案,更是层出不穷,数不胜数。诚然,经过大家的努力,语文教学是前进了,然而毋庸讳言,语文教学效率不高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这是什么道理呢?我想,这大概就是苏东坡在《题西林壁》一诗中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
最近阅读书籍报刊,偶见有述及语文学习体验者,虽是一鳞半爪、片言只语,但亦颇有发人深省之处。我们若能以此为镜,好好领会一下他们学习语文的切身体验,并由果溯因地去反思、检讨一番,也许能够帮助我们认清“庐山真面目”,从而找出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路子。
现将这些“例子”移录如下,以资从事语文教学的同行们研究、探讨。
例一:私塾发蒙,可想而知,读的不外乎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东西。上了初小,也只读一些“四书”“五经”一类的书。当时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背诵。当然,光背诵而不解其义固然不是正确的方法,但小的时候背的东西往往可以记一辈子,而且背的多了,对一个人的文化功底甚至可以起到相当大的影响。现在的教学强调以理解为主,不要“填鸭式”,但我认为第一古文读得少,第二背诵太少,所以很多孩子虽然读完中学,甚至大学,却仍然“文化很低”。
(毛毛: 《我的父亲邓小平》)
例二:冠华同我闲谈时说,他从启蒙时代就喜爱读诗词,能背诵二三百首。这二三百首诗词一直记在心中,伴随终生,受用终生。他特别钟爱李白和杜甫、刘禹锡和李商隐、陆游和辛弃疾,他的审美情趣有很强的选择性,亦即有很强的个性。在这些他所偏爱的诗人的作品中,他又特别偏爱其中的若干首,对他选中的这些诗篇可以倒背如流,好像已化为他自己的私有物,成为输入他的心灵机关的某种软件了。他经常默诵之,吟哦之,在同朋友谈天时三句话不离诗,写文章时信手拈来,以诗入文,使之大为生色。
(崔奇: 《文采斐然乔冠华》)
例三:我的自学起步很早。还在初中一年级时,就对读诗和写诗入了迷,后来又由诗及文,既读又写,不仅扩大了知识面,而且锻炼了思考力。由于读书渐多,我慢慢悟出了一些“窍门”,比如,每读一篇文章,我总要先观其大略,求其精髓,然后用自己的话把它表述出来,总感到别人文章里的“养料”只有化成了自己的语言,才能真正融入血肉,变成我的精神财富。
(钱梦龙: 《因为我学会了读书》)
上述三个事例,对我有如下启发。
1. 语文学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通过上述三个事例我们可以认识到,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范文的语言“内化”为学生自己的语言。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把学生的头脑比作电脑,那么,范文的语言便是输入电脑的软件。怎样才能使范文的语言“入乎其内”呢?这就要求学生不光要理解课文内容,而且还能熟读背诵。现在的语文教学普遍存在着“两多”“两少”的现象,即讲的多,提问多,读的少,背的更少。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只要讲懂了课文内容,就算完成了教学任务,至于语言的吸收、积累则忽略了。学习课文,固然要“懂”,然而光“懂”不“熟”,课文中的语言还是输入不进去,或者输入得支离破碎。从提高语言能力来说,这又有多大意义呢?再说,“懂”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懂得很透彻。有的课文,限于学生的阅历较少、知识积累不足,不可能体会得那么深,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实际出发,能懂到什么程度就懂到什么程度。即便是暂时还不完全懂,也可以先背下来。杨振宁教授说得好,“看了一个东西不太懂,但多看几次以后,就会不知不觉地吸收进去了。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方法”。我以为这个方法同样适用语文学习。
我认为,今后的语文教学不宜再搞支离破碎的文章分析,不宜再外加种种概念,应着重在熟读课文上下工夫,在记忆常用词语、名言警句上下工夫,在背诵诗文佳作上下工夫。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不论学什么语言,都得背,背诵使人受益不浅”。
背什么样的文章呢?古人云: 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由此可见,让学生背的东西必须是名篇佳作,必须是学生爱读乐背的作品。有的文章内容一般,平淡无味,学生就不乐意去读去背。即便是硬着头皮背下来了,也不会有多大用处。
2. 学习范文中的语言,光“入乎其内”还不够,还要“化乎其中”,也就是要“化为他自己的私有物”。
怎么才能“化乎其中”呢?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反复地揣摩、领悟、消化已经读过的文章。乔冠华同志经常“默诵之,吟哦之”,实际上就是在揣摩,在领悟,在消化。钱梦龙老师则将这个过程讲得更具体:“每读一篇文章,我总要先观其大略,求其精髓,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把它表述出来,总感到别人文章里的‘养料’只有化成了自己的语言,才能真正融入血肉,变成我的精神财富。”
在揣摩、领悟、消化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学会“迁移”,即要熟练地运用已学过的字词句篇知识为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服务。而要学会“迁移”,训练则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叶圣陶先生说得好,“语文方面许多项目都要经过不断练习,锲而不舍,养成习惯,才能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凡是要学生练习的,不要练一下就算,总要经常引导督促,直到学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才罢手”。
最近,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曾指出,“目前讲语文知识太多,许多时间都花在分析段落、层次、结构、技巧上,讲得多,做得少,考得多,训练少,动口动手实践训练少,所以效率不高。语文学习应强调应用,课文分析多,考试多,尤其是标准化试题,考简单判断力的题目多,对于增强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不利。”这是颇有见地的。听说读写是技能,跟游泳、打乒乓球等技能没有什么不同的性质,只是其生理机制更加复杂罢了。任何一种技能的形成都有赖于大量的实践活动。因此,要形成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就必须摈弃繁琐分析、形式主义的做法,把主要精力放在指导学生进行语言训练上,帮助学生“在语文实践活动中提高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
3. 学习语文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个是外部语言的内化,一个是内部语言的外化。怎么才能“化”得起来?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内因,也就是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只有把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使之对所学内容有浓厚的兴趣,才能取得积极的学习效果。乔冠华同志之所以能熟练背诵那么多诗词,是因为他钟爱李白和杜甫、刘禹锡和李商隐、陆游和辛弃疾这些人,对他们的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唯其对他选中的诗词情有独钟,所以才能达到“同朋友谈天时,三句话不离诗,写文章能信手拈来”的纯熟运用的境界。而钱梦龙的读诗、写诗,更是由于兴趣的驱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入了迷”。我们大家在教学实践中也有这样的体会: 语文成绩好的同学大都对语文学习有浓厚的兴趣。当他们取得某些成绩时,如作品被发表,或作文得了奖,这种成功欢乐的体验,又进一步激发了他学习语文的兴趣,从而形成了语文学习的良性循环。
总而言之,三个例子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迪,使我们得以“跳出庐山之外,一睹庐山真貌”。具体地说就是使我们知道了语文教学的着力点,即: 摈弃繁琐分析,强化熟读背诵;抓好语言训练,重视迁移应用;减轻课业负担,激发学习兴趣。我们若能把教学的着力点放在这三个方面,则可望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使广大学生的语文基础得以加强,素质水平有所提高。
(1994年)
最近阅读书籍报刊,偶见有述及语文学习体验者,虽是一鳞半爪、片言只语,但亦颇有发人深省之处。我们若能以此为镜,好好领会一下他们学习语文的切身体验,并由果溯因地去反思、检讨一番,也许能够帮助我们认清“庐山真面目”,从而找出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路子。
现将这些“例子”移录如下,以资从事语文教学的同行们研究、探讨。
例一:私塾发蒙,可想而知,读的不外乎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东西。上了初小,也只读一些“四书”“五经”一类的书。当时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背诵。当然,光背诵而不解其义固然不是正确的方法,但小的时候背的东西往往可以记一辈子,而且背的多了,对一个人的文化功底甚至可以起到相当大的影响。现在的教学强调以理解为主,不要“填鸭式”,但我认为第一古文读得少,第二背诵太少,所以很多孩子虽然读完中学,甚至大学,却仍然“文化很低”。
(毛毛: 《我的父亲邓小平》)
例二:冠华同我闲谈时说,他从启蒙时代就喜爱读诗词,能背诵二三百首。这二三百首诗词一直记在心中,伴随终生,受用终生。他特别钟爱李白和杜甫、刘禹锡和李商隐、陆游和辛弃疾,他的审美情趣有很强的选择性,亦即有很强的个性。在这些他所偏爱的诗人的作品中,他又特别偏爱其中的若干首,对他选中的这些诗篇可以倒背如流,好像已化为他自己的私有物,成为输入他的心灵机关的某种软件了。他经常默诵之,吟哦之,在同朋友谈天时三句话不离诗,写文章时信手拈来,以诗入文,使之大为生色。
(崔奇: 《文采斐然乔冠华》)
例三:我的自学起步很早。还在初中一年级时,就对读诗和写诗入了迷,后来又由诗及文,既读又写,不仅扩大了知识面,而且锻炼了思考力。由于读书渐多,我慢慢悟出了一些“窍门”,比如,每读一篇文章,我总要先观其大略,求其精髓,然后用自己的话把它表述出来,总感到别人文章里的“养料”只有化成了自己的语言,才能真正融入血肉,变成我的精神财富。
(钱梦龙: 《因为我学会了读书》)
上述三个事例,对我有如下启发。
1. 语文学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通过上述三个事例我们可以认识到,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范文的语言“内化”为学生自己的语言。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把学生的头脑比作电脑,那么,范文的语言便是输入电脑的软件。怎样才能使范文的语言“入乎其内”呢?这就要求学生不光要理解课文内容,而且还能熟读背诵。现在的语文教学普遍存在着“两多”“两少”的现象,即讲的多,提问多,读的少,背的更少。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只要讲懂了课文内容,就算完成了教学任务,至于语言的吸收、积累则忽略了。学习课文,固然要“懂”,然而光“懂”不“熟”,课文中的语言还是输入不进去,或者输入得支离破碎。从提高语言能力来说,这又有多大意义呢?再说,“懂”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懂得很透彻。有的课文,限于学生的阅历较少、知识积累不足,不可能体会得那么深,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实际出发,能懂到什么程度就懂到什么程度。即便是暂时还不完全懂,也可以先背下来。杨振宁教授说得好,“看了一个东西不太懂,但多看几次以后,就会不知不觉地吸收进去了。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方法”。我以为这个方法同样适用语文学习。
我认为,今后的语文教学不宜再搞支离破碎的文章分析,不宜再外加种种概念,应着重在熟读课文上下工夫,在记忆常用词语、名言警句上下工夫,在背诵诗文佳作上下工夫。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不论学什么语言,都得背,背诵使人受益不浅”。
背什么样的文章呢?古人云: 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由此可见,让学生背的东西必须是名篇佳作,必须是学生爱读乐背的作品。有的文章内容一般,平淡无味,学生就不乐意去读去背。即便是硬着头皮背下来了,也不会有多大用处。
2. 学习范文中的语言,光“入乎其内”还不够,还要“化乎其中”,也就是要“化为他自己的私有物”。
怎么才能“化乎其中”呢?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反复地揣摩、领悟、消化已经读过的文章。乔冠华同志经常“默诵之,吟哦之”,实际上就是在揣摩,在领悟,在消化。钱梦龙老师则将这个过程讲得更具体:“每读一篇文章,我总要先观其大略,求其精髓,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把它表述出来,总感到别人文章里的‘养料’只有化成了自己的语言,才能真正融入血肉,变成我的精神财富。”
在揣摩、领悟、消化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学会“迁移”,即要熟练地运用已学过的字词句篇知识为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服务。而要学会“迁移”,训练则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叶圣陶先生说得好,“语文方面许多项目都要经过不断练习,锲而不舍,养成习惯,才能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凡是要学生练习的,不要练一下就算,总要经常引导督促,直到学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才罢手”。
最近,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曾指出,“目前讲语文知识太多,许多时间都花在分析段落、层次、结构、技巧上,讲得多,做得少,考得多,训练少,动口动手实践训练少,所以效率不高。语文学习应强调应用,课文分析多,考试多,尤其是标准化试题,考简单判断力的题目多,对于增强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不利。”这是颇有见地的。听说读写是技能,跟游泳、打乒乓球等技能没有什么不同的性质,只是其生理机制更加复杂罢了。任何一种技能的形成都有赖于大量的实践活动。因此,要形成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就必须摈弃繁琐分析、形式主义的做法,把主要精力放在指导学生进行语言训练上,帮助学生“在语文实践活动中提高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
3. 学习语文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个是外部语言的内化,一个是内部语言的外化。怎么才能“化”得起来?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内因,也就是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只有把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使之对所学内容有浓厚的兴趣,才能取得积极的学习效果。乔冠华同志之所以能熟练背诵那么多诗词,是因为他钟爱李白和杜甫、刘禹锡和李商隐、陆游和辛弃疾这些人,对他们的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唯其对他选中的诗词情有独钟,所以才能达到“同朋友谈天时,三句话不离诗,写文章能信手拈来”的纯熟运用的境界。而钱梦龙的读诗、写诗,更是由于兴趣的驱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入了迷”。我们大家在教学实践中也有这样的体会: 语文成绩好的同学大都对语文学习有浓厚的兴趣。当他们取得某些成绩时,如作品被发表,或作文得了奖,这种成功欢乐的体验,又进一步激发了他学习语文的兴趣,从而形成了语文学习的良性循环。
总而言之,三个例子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迪,使我们得以“跳出庐山之外,一睹庐山真貌”。具体地说就是使我们知道了语文教学的着力点,即: 摈弃繁琐分析,强化熟读背诵;抓好语言训练,重视迁移应用;减轻课业负担,激发学习兴趣。我们若能把教学的着力点放在这三个方面,则可望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使广大学生的语文基础得以加强,素质水平有所提高。
(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