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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慈善观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萌芽，到“文革”期间的受挫、“改革开放”后的复兴和新时代蓬勃发展这样一个曲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不懈的努力和中华儿女的辛勤付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慈善观对新时代中国改善民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慈善观 形成
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慈善观的萌芽
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慈善观影响很大，但是光有理论是不够的，通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三个时期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慈善观实现了初步的萌芽。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将保障民生、社会救济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中国共产党以瑞金为中心，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为了树立苏维埃政府的良好形象、提高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水平并维持政府的工作秩序，中央苏区专门设立了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中央机构——内务人民委员会。同时在省、县、区级别的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内务部。内务部下设的机构很多，有负责管理日常市政建设的、有专门提供社会保障和灾害救济的，还有专门负责民政服务的，等等。在这一时期，经过对中央苏区的实际考察和内务部的工作反馈，毛泽东得出了深刻的结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此时的共产党人已经深刻认识到社会救济、保障民生对于稳定军心、巩固政权的重要性，“慈善救济”的理念从中得以显现。
抗日战争时期，救灾救济、改善民生的思想在整个抗战指导思想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上由毛泽东提议并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这份纲领中，明确提出了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改良抗日军人的待遇，同时优待军人家属，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对失业人群给予一定的救济，帮助灾区人民，赈济灾荒等详细的措施。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理论上正慢慢走向成熟，我党始终将社会保障同抗日救国紧密联系，并将改善民生作为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颁布后，救灾救济、改善民生的思想经中央向地方传达，一些地方政府也出色贯彻落实了这一思想。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例，边区政府于1939年4月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将社会保障同机关单位紧密联系。1940年，为了推动抗战时期赈济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边区政府颁布了《关于赈济工作的决心》，组织赈济委员会，将赈济工作落到了实处。1943年1月17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大大提高了抗日军人家属受优待的质量和水平。其他边区政府如晋察冀边区政府和晋绥边区政府分别颁布了《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条例》和《关于改善工人生活办法草案》积极响应中央救灾救济、改善民生的重要思想，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解放战争时期，赈灾救灾的福利救济思想被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在这一时期，由于连年的战争破坏和恶劣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中国解放区出现了大量的灾民难民，解决这些灾民难民的生活、健康问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1945年7月1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并在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的决议，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于7月27日正式成立。后来在1946年8月13日，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更名为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在救济总会的领导下，解放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遭受的损失得到了清查，联合国的救济物资也顺利到达了灾民手中，解放区的灾民难民得到了丰厚的政府抚恤和战争赔偿。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整个解放区的民生状况得到了大大的改善。除此之外，解放区还有专门的赈灾委员会，积极响应并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赈灾救灾的指导思想，帮助广大灾区人民积极同灾害做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慈善观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具体实践，已经实现了初步的萌芽。我党“福利救济”的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应运而生，不仅凝聚了人心、巩固了中共领导地位，而且为中共下一步的慈善探索道路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慈善观建设的受挫和复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努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工作任务。在这一大背景下，政府完全承担了全国的救济救助工作，并彻底地取代了一部分先前社会上的救助组织。通过合并、改造社会上的私营救助组织和部分慈善团体，最终使得开展社会慈善和救助的民间社会团体从此销声匿迹，一些宣传和研究社会慈善的專家和学者也不再将慈善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
到了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慈善观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遭受了挫折，中国的慈善事业停滞不前。“文革”期间，阶级斗争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极“左”思潮占据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四人帮”反对经济主义和福利主义，不仅污蔑我们搞社会福利是靠丰厚的财物拉拢革命群众，而且完全扭曲了我国福利救济所带有的社会保障功能。这些做法，直接导致国家的福利部门被撤销，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没了根本保障，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中国的慈善事业在这十年被打入“冷宫”，人们不敢谈论“慈善”，不敢从事与福利救济相关的工作。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就有着资本主义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而慈善组织是从西方学来的，本身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如果在中国搞慈善，就会让社会主义脸上无光，中国根本不需要慈善事业。
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共产党慈善观的发展和中国慈善事业的复兴带来了曙光。邓小平同志在与吉布尼和林达光的谈话中曾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②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新时期慈善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持，扭转了之前人们对在中国发展慈善事业的批判和抵制态度。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③在这里，邓小平所鼓励的先富帮助后富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有多种形式的，其中，慈善就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一种很好的形式。人们开始重新重视起慈善的社会功能，中国的慈善事业开始走出低谷，获得新生。 通过改革开放，人们搞清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共同富裕，开始科学、辩证地看待慈善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新时期慈善观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慈善事业的建设蓬勃发展。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慈善观的形成
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在做报告时提出了建立“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金、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④的社会保障体系。慈善事业成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党越来越重视慈善事业的社会作用，慈善事业在我国的发展有了坚实的保障。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为慈善事业的主要构成部分——慈善组织被放在了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新高度，慈善组织本身就属于社会组织，因此，慈善组织越有活力，社会组织就越能发挥最大效能，这将大大促进社会的和谐和民生的改善。
为了进一步发展慈善事业、规范慈善活动，2014年12月18日，国务院颁布我国国家层面第一个专门规范慈善事业的文件《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年12月19日，民政部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15年5月29日，民政部、国资委联合发布《关于支持中央企业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意见》。2016年3月16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并于2016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慈善法》為中国的慈善事业提供了权威的法律保障，将有效遏制中国慈善活动中灰色行为的发生，使得慈善事业有法可依，走向了法制化、规范化的中国特色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慈善观已经趋于成熟，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的慈善事业正在兴起，慈善作为一个鲜活的概念，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这与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慈善观密不可分。慈善不仅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更在思想领域净化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了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慈善意识、参与慈善活动、发展慈善事业，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⑤慈善意识对人们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造效果是显著的，但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慈善意识在中国的传播需要中国共产党掌握方向，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把控，是有“变质”风险的。
进入新时代，我国正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慈善观相得益彰。慈善中充满着真情，“真情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需要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来滋养”⑥。慈善是道德的积累，慈善事业中所蕴含的助人、向善的正能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推崇的价值导向保持高度的一致，通过慈善思想的建设和慈善事业的发展将有利于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价值观的要求落到实处，从而凝聚人心，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的思想根基。
注释：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8-139.
②③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1，152.
④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⑤习近平：在慈善中积累道德[N].海安日报，2013-8-27.
⑥出自2017年1月26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举办的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参考文献：
[1]闫乐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理论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
[2]张永光，胡婷.试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慈善观[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5.
[3]陶瑛琪.当代中国慈善思想与实践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6.
[4]周中之.慈善公益如何应对功利考量[N].上观新闻，2017.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慈善观 形成
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慈善观的萌芽
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慈善观影响很大，但是光有理论是不够的，通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三个时期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慈善观实现了初步的萌芽。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将保障民生、社会救济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中国共产党以瑞金为中心，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为了树立苏维埃政府的良好形象、提高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水平并维持政府的工作秩序，中央苏区专门设立了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中央机构——内务人民委员会。同时在省、县、区级别的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内务部。内务部下设的机构很多，有负责管理日常市政建设的、有专门提供社会保障和灾害救济的，还有专门负责民政服务的，等等。在这一时期，经过对中央苏区的实际考察和内务部的工作反馈，毛泽东得出了深刻的结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此时的共产党人已经深刻认识到社会救济、保障民生对于稳定军心、巩固政权的重要性，“慈善救济”的理念从中得以显现。
抗日战争时期，救灾救济、改善民生的思想在整个抗战指导思想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上由毛泽东提议并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这份纲领中，明确提出了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改良抗日军人的待遇，同时优待军人家属，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对失业人群给予一定的救济，帮助灾区人民，赈济灾荒等详细的措施。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理论上正慢慢走向成熟，我党始终将社会保障同抗日救国紧密联系，并将改善民生作为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颁布后，救灾救济、改善民生的思想经中央向地方传达，一些地方政府也出色贯彻落实了这一思想。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例，边区政府于1939年4月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将社会保障同机关单位紧密联系。1940年，为了推动抗战时期赈济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边区政府颁布了《关于赈济工作的决心》，组织赈济委员会，将赈济工作落到了实处。1943年1月17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大大提高了抗日军人家属受优待的质量和水平。其他边区政府如晋察冀边区政府和晋绥边区政府分别颁布了《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条例》和《关于改善工人生活办法草案》积极响应中央救灾救济、改善民生的重要思想，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解放战争时期，赈灾救灾的福利救济思想被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在这一时期，由于连年的战争破坏和恶劣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中国解放区出现了大量的灾民难民，解决这些灾民难民的生活、健康问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1945年7月1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并在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的决议，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于7月27日正式成立。后来在1946年8月13日，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更名为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在救济总会的领导下，解放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遭受的损失得到了清查，联合国的救济物资也顺利到达了灾民手中，解放区的灾民难民得到了丰厚的政府抚恤和战争赔偿。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整个解放区的民生状况得到了大大的改善。除此之外，解放区还有专门的赈灾委员会，积极响应并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赈灾救灾的指导思想，帮助广大灾区人民积极同灾害做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慈善观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具体实践，已经实现了初步的萌芽。我党“福利救济”的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应运而生，不仅凝聚了人心、巩固了中共领导地位，而且为中共下一步的慈善探索道路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慈善观建设的受挫和复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努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工作任务。在这一大背景下，政府完全承担了全国的救济救助工作，并彻底地取代了一部分先前社会上的救助组织。通过合并、改造社会上的私营救助组织和部分慈善团体，最终使得开展社会慈善和救助的民间社会团体从此销声匿迹，一些宣传和研究社会慈善的專家和学者也不再将慈善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
到了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慈善观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遭受了挫折，中国的慈善事业停滞不前。“文革”期间，阶级斗争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极“左”思潮占据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四人帮”反对经济主义和福利主义，不仅污蔑我们搞社会福利是靠丰厚的财物拉拢革命群众，而且完全扭曲了我国福利救济所带有的社会保障功能。这些做法，直接导致国家的福利部门被撤销，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没了根本保障，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中国的慈善事业在这十年被打入“冷宫”，人们不敢谈论“慈善”，不敢从事与福利救济相关的工作。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就有着资本主义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而慈善组织是从西方学来的，本身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如果在中国搞慈善，就会让社会主义脸上无光，中国根本不需要慈善事业。
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共产党慈善观的发展和中国慈善事业的复兴带来了曙光。邓小平同志在与吉布尼和林达光的谈话中曾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②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新时期慈善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持，扭转了之前人们对在中国发展慈善事业的批判和抵制态度。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③在这里，邓小平所鼓励的先富帮助后富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有多种形式的，其中，慈善就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一种很好的形式。人们开始重新重视起慈善的社会功能，中国的慈善事业开始走出低谷，获得新生。 通过改革开放，人们搞清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共同富裕，开始科学、辩证地看待慈善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新时期慈善观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慈善事业的建设蓬勃发展。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慈善观的形成
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在做报告时提出了建立“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金、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④的社会保障体系。慈善事业成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党越来越重视慈善事业的社会作用，慈善事业在我国的发展有了坚实的保障。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为慈善事业的主要构成部分——慈善组织被放在了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新高度，慈善组织本身就属于社会组织，因此，慈善组织越有活力，社会组织就越能发挥最大效能，这将大大促进社会的和谐和民生的改善。
为了进一步发展慈善事业、规范慈善活动，2014年12月18日，国务院颁布我国国家层面第一个专门规范慈善事业的文件《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年12月19日，民政部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15年5月29日，民政部、国资委联合发布《关于支持中央企业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意见》。2016年3月16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并于2016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慈善法》為中国的慈善事业提供了权威的法律保障，将有效遏制中国慈善活动中灰色行为的发生，使得慈善事业有法可依，走向了法制化、规范化的中国特色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慈善观已经趋于成熟，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的慈善事业正在兴起，慈善作为一个鲜活的概念，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这与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慈善观密不可分。慈善不仅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更在思想领域净化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了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慈善意识、参与慈善活动、发展慈善事业，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⑤慈善意识对人们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造效果是显著的，但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慈善意识在中国的传播需要中国共产党掌握方向，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把控，是有“变质”风险的。
进入新时代，我国正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慈善观相得益彰。慈善中充满着真情，“真情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需要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来滋养”⑥。慈善是道德的积累，慈善事业中所蕴含的助人、向善的正能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推崇的价值导向保持高度的一致，通过慈善思想的建设和慈善事业的发展将有利于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价值观的要求落到实处，从而凝聚人心，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的思想根基。
注释：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8-139.
②③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1，152.
④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⑤习近平：在慈善中积累道德[N].海安日报，2013-8-27.
⑥出自2017年1月26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举办的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参考文献：
[1]闫乐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理论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
[2]张永光，胡婷.试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慈善观[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5.
[3]陶瑛琪.当代中国慈善思想与实践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6.
[4]周中之.慈善公益如何应对功利考量[N].上观新闻，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