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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80至2000年是我国档案实践迅速发展，档案理论创新极为活跃的一个历史时期，本文从档案学史角度追溯了引发这一时期档案理论发展的实践因素，择要分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创新理论，认为档案实践既是档案理论创新的现实基础，也应成为档案创新理论转化的目的地，指出应以档案理论的实践转化作为档案学研究的最高追求，
关键词：档案学史 档案实践 档案理论
综观近年来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创新已成为响亮的主题。如何站在时代高度，立足于中国实践，以创新的视野挖掘和阐发档案学的当代价值，进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档案学新形态，业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研究的总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近年来的研究都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区别仅在于方法和重点的不同。本文截取1980年——2000年期间的档案学作为研究对象，从档案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档案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信息化的进程加速以及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引发档案实践领域和重心发生重大变化：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问题。又带来了档案学理论的关注与回应，致使这一时期的档案学表现出极具活力的知识创新和理论变革局面。所以，回眸档案学这一时期所走出的这条技术革命与理论创新并行的学术轨迹，希望能帮助我们从档案学史的角度，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档案工作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揭示档案实践领域一次重要的拓展，记录档案思想的一次重要的变化。
1、溯源——1980年以来引发档案理论发展的实践因素
首先是电子文件、电子档案和数字档案馆等在内的数字化档案实践的快速发展。从1980年开始，我国档案实践的发展首先在档案编目领域出现突破，带动了《档案著录规则》、《档案分类标引规则》和《档案主题词表》等国家规范的颁布。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以网络技术为依托的电子政务的迅速崛起，对档案实践中电子文件管理和数字档案馆建设的论证成为热点，数字化档案实践在全国展开并逐步深入，以深圳、青岛、杭州、天津泰达等数字档案馆为代表的数字化档案管理模式引发了相关学术研究的热情。同时。国家标准《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和国家档案局《电子公文归档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相关标准和指导性文件的发布与贯彻，不仅进一步激发了许多地方和政府机关数字化档案实践的规模扩张，而且也带动_，些地区开始了由分散管理模式到集中管理模式的转变。这些实践上的变革，不仅引发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巨大关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传统档案学研究的思维方式。
其次是国外相关技术实践在国内相同领域的快速渗透和融合。各发达国家数字化档案实践起步更早，很多对电子文件形成的机理及其相关的计算机技术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也发展了档案管理的领域。在实践上，体现为通过制定政策、确立原则、提供标准等方式。在高技术的支持下全面提升档案管理的功能。在管理制度方面，澳大利亚颁布了《作为文件的电子信息政策》、英国制定了《电子文件管理指南》、美国国家档案文件管理局发布了《电子文件管理规范》等。在基本原则上，以保证电子文件的真实性、长久保存和公众利用为宗旨，以数字文件的永久保存为目标。在技术标准方面，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针对文件证据性原则和长期可读性的要求，长期致力于确立与推广电子文件形成与管理的统一标准体系，制定了详细的文件保管模式、数据交换模式、数据结构信息及数据背景信息等标准。国外的这些实践模式和研究成果对我国同期的档案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们在国内或被借鉴，或被移植。或者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2、管窥——1980年以来我国档案理论的几个重要发展
如果对1980年以来我国异常活跃的档案理论研究进行简单的分类，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大致可归纳为经验问题研究和概念问题研究两大类。前者主要涉及档案管理现象的归纳、解释、分析等；后者主要涉及档案管理普遍性理论及其所引申的具体档案理论。本文择要列举几个方面，挂一漏万，希望能略窥这一时期的档案理论发展概貌。
2．1 电子文件管理理论。这是一种貌似颠覆实则继承的理论。电子文件真实性、完整性和安全性保证问题，我们理解为是档案属性问题在实践上的一种延伸，体现在以下一些基本问题的讨论上：基于元数据的电子文件管理、电子文件信息安全保障、电子文件归档方法、电子文件管理技术、电子档案利用等。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来源原则被广泛应用，成为超越整理范畴的一般性管理原则和根本途径。在这一点上，国内和国外的研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因此，这一时期对来源原则的重新认识和广泛讨论，主客体全宗理论的创生，以及关于来源原则概念化的发展，我们都可以理解为新型实践对传统理论的继承。这当然是一种发展的继承，是经过分析、综合和提炼后建立起来的更加进步和更具合理性的档案理论。
2．2 数字档案馆理论。数字档案馆理论是档案学研究搭上信息化这辆快车后快速拓展的一个研究领域。虽然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带有较大程度的技术描述性质和经验总结特征，研究范畴也多集中在数字档案馆的功能、管理及建设等一般性问题上，其学术性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但这个研究领域的开发意义重大。数字档案馆的研究将促使传统档案馆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以完成自身形态的转变，从而构建数字化时代新型的档案馆模式。它是使档案这坛美酒走出深巷、香飘万里的绝好历史平台。
2．3 文件运动理论。这一理论具有比较典型的由表及里的科学认识特质，它将档案学的三大基础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全宗理论和档案价值理论融为一体，将相互分离的、零散的认识发展为规律性的认识，由局部的认识形成为整体的认识。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在文档一体化管理中体现出来。文件运动理论是档案理论研究从现象的、分散的认识，到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的坚实一步。
2．4 二元档案理论。这一被称为具有原创性质的档案理论具有与生俱来的实践性特征。二元档案理论对档案物质结构双重构成的发现，源于电子档案整理。在厘清了“电子档案整理”与“档案信息处理”的关系之后，该理论指出档案是一个由文件实体集合和文件历史关系记录共同构成的双重结构。这种结构特性不是电子档案所特有的，而是档案的一种共性。档案双重结构的阐释，对于在新的实践环境下确立具有普遍意义的档案管理方法，在各个层面广泛应用计算机技术，具有一定的意义。这一研究成果也使我们看到，新的档案实践对档案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3、探究——档案实践变化与档案学理论创新的辩证关系
首先，档案技术实践发展是档案理论创新的现实基础。我们知道，只有通过一定的实践环境，才能接触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是认识论的普遍规律。数字化档案技术的尝试和推广，为档案工作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和巨大的实践空间，对传统档案管理方法产生了强烈冲击，加之同期外国档案技术手段的变革和技术体系的传播，引发档案管理新问题不断产生。这些问题不仅让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的档案管理原则和方法，而且还进一步促使我们去反思和批判我国传统管理体制在当前实践环境下所面临的挑战。而对这些问题的发现、认识、讨论和解决，又构成了档案理论发展的物质条件。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管理模式的成熟，我们再透过这些具体问题去发掘其本质和规律，因此新的档案理论得以产生。所以纵观1980年以来我国档案理论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与实践发展互动的轨迹，反映了实践发展是档案理论创新的主要根源和基本动力，也再一次印证了实践是理论源泉这一亘古永恒的真理，
其次，档案创新理论的实践转化是创新的最大意义。档案学理论创新的结果必须通过在新技术手段、新技术体系下的档案实践环境中的应用得到检验和发展。创新档案理论对档案实践的反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与档案实践相适应的结果，另一种则不适应。前者对指导档案实践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能够在档案工作实践中获得积极的成果。支持和保障档案工作实践的稳定发展：后者则会对档案实践带来迷惑，阻碍档案实践的进步，限制新技术在档案实践中的功效。因此，各种创新档案理论能否实现实践转化，能否应用于档案实践从而改良和变革现实的档案管理问题，是这一理论真伪的试金石，也是其意义的试金石。
分析1980年以来档案实践发展对档案学多种创新理论的影响，不仅强化了我们对档案学应用学科地位的认识，更应启发我们，档案学的根基建立在现实的档案管理实践活动之中。作为应用学科的研究，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路径，是从现实历史的档案工作出发、从物质的档案实践出发来解释一些档案观念的形成，把思辨的问题转变为现实的问题，并在档案实践中予以解决。所以应改变我们档案学研究中一些从观念出发、以某种抽象的范畴为原则、以形成特定时期的某些概念体系为目标的研究方式。总之，应以档案理论的实践转化作为档案学创新研究的最高追求。
关键词：档案学史 档案实践 档案理论
综观近年来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创新已成为响亮的主题。如何站在时代高度，立足于中国实践，以创新的视野挖掘和阐发档案学的当代价值，进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档案学新形态，业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研究的总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近年来的研究都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区别仅在于方法和重点的不同。本文截取1980年——2000年期间的档案学作为研究对象，从档案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档案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信息化的进程加速以及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引发档案实践领域和重心发生重大变化：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问题。又带来了档案学理论的关注与回应，致使这一时期的档案学表现出极具活力的知识创新和理论变革局面。所以，回眸档案学这一时期所走出的这条技术革命与理论创新并行的学术轨迹，希望能帮助我们从档案学史的角度，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档案工作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揭示档案实践领域一次重要的拓展，记录档案思想的一次重要的变化。
1、溯源——1980年以来引发档案理论发展的实践因素
首先是电子文件、电子档案和数字档案馆等在内的数字化档案实践的快速发展。从1980年开始，我国档案实践的发展首先在档案编目领域出现突破，带动了《档案著录规则》、《档案分类标引规则》和《档案主题词表》等国家规范的颁布。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以网络技术为依托的电子政务的迅速崛起，对档案实践中电子文件管理和数字档案馆建设的论证成为热点，数字化档案实践在全国展开并逐步深入，以深圳、青岛、杭州、天津泰达等数字档案馆为代表的数字化档案管理模式引发了相关学术研究的热情。同时。国家标准《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和国家档案局《电子公文归档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相关标准和指导性文件的发布与贯彻，不仅进一步激发了许多地方和政府机关数字化档案实践的规模扩张，而且也带动_，些地区开始了由分散管理模式到集中管理模式的转变。这些实践上的变革，不仅引发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巨大关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传统档案学研究的思维方式。
其次是国外相关技术实践在国内相同领域的快速渗透和融合。各发达国家数字化档案实践起步更早，很多对电子文件形成的机理及其相关的计算机技术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也发展了档案管理的领域。在实践上，体现为通过制定政策、确立原则、提供标准等方式。在高技术的支持下全面提升档案管理的功能。在管理制度方面，澳大利亚颁布了《作为文件的电子信息政策》、英国制定了《电子文件管理指南》、美国国家档案文件管理局发布了《电子文件管理规范》等。在基本原则上，以保证电子文件的真实性、长久保存和公众利用为宗旨，以数字文件的永久保存为目标。在技术标准方面，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针对文件证据性原则和长期可读性的要求，长期致力于确立与推广电子文件形成与管理的统一标准体系，制定了详细的文件保管模式、数据交换模式、数据结构信息及数据背景信息等标准。国外的这些实践模式和研究成果对我国同期的档案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们在国内或被借鉴，或被移植。或者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2、管窥——1980年以来我国档案理论的几个重要发展
如果对1980年以来我国异常活跃的档案理论研究进行简单的分类，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大致可归纳为经验问题研究和概念问题研究两大类。前者主要涉及档案管理现象的归纳、解释、分析等；后者主要涉及档案管理普遍性理论及其所引申的具体档案理论。本文择要列举几个方面，挂一漏万，希望能略窥这一时期的档案理论发展概貌。
2．1 电子文件管理理论。这是一种貌似颠覆实则继承的理论。电子文件真实性、完整性和安全性保证问题，我们理解为是档案属性问题在实践上的一种延伸，体现在以下一些基本问题的讨论上：基于元数据的电子文件管理、电子文件信息安全保障、电子文件归档方法、电子文件管理技术、电子档案利用等。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来源原则被广泛应用，成为超越整理范畴的一般性管理原则和根本途径。在这一点上，国内和国外的研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因此，这一时期对来源原则的重新认识和广泛讨论，主客体全宗理论的创生，以及关于来源原则概念化的发展，我们都可以理解为新型实践对传统理论的继承。这当然是一种发展的继承，是经过分析、综合和提炼后建立起来的更加进步和更具合理性的档案理论。
2．2 数字档案馆理论。数字档案馆理论是档案学研究搭上信息化这辆快车后快速拓展的一个研究领域。虽然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带有较大程度的技术描述性质和经验总结特征，研究范畴也多集中在数字档案馆的功能、管理及建设等一般性问题上，其学术性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但这个研究领域的开发意义重大。数字档案馆的研究将促使传统档案馆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以完成自身形态的转变，从而构建数字化时代新型的档案馆模式。它是使档案这坛美酒走出深巷、香飘万里的绝好历史平台。
2．3 文件运动理论。这一理论具有比较典型的由表及里的科学认识特质，它将档案学的三大基础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全宗理论和档案价值理论融为一体，将相互分离的、零散的认识发展为规律性的认识，由局部的认识形成为整体的认识。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在文档一体化管理中体现出来。文件运动理论是档案理论研究从现象的、分散的认识，到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的坚实一步。
2．4 二元档案理论。这一被称为具有原创性质的档案理论具有与生俱来的实践性特征。二元档案理论对档案物质结构双重构成的发现，源于电子档案整理。在厘清了“电子档案整理”与“档案信息处理”的关系之后，该理论指出档案是一个由文件实体集合和文件历史关系记录共同构成的双重结构。这种结构特性不是电子档案所特有的，而是档案的一种共性。档案双重结构的阐释，对于在新的实践环境下确立具有普遍意义的档案管理方法，在各个层面广泛应用计算机技术，具有一定的意义。这一研究成果也使我们看到，新的档案实践对档案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3、探究——档案实践变化与档案学理论创新的辩证关系
首先，档案技术实践发展是档案理论创新的现实基础。我们知道，只有通过一定的实践环境，才能接触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是认识论的普遍规律。数字化档案技术的尝试和推广，为档案工作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和巨大的实践空间，对传统档案管理方法产生了强烈冲击，加之同期外国档案技术手段的变革和技术体系的传播，引发档案管理新问题不断产生。这些问题不仅让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的档案管理原则和方法，而且还进一步促使我们去反思和批判我国传统管理体制在当前实践环境下所面临的挑战。而对这些问题的发现、认识、讨论和解决，又构成了档案理论发展的物质条件。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管理模式的成熟，我们再透过这些具体问题去发掘其本质和规律，因此新的档案理论得以产生。所以纵观1980年以来我国档案理论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与实践发展互动的轨迹，反映了实践发展是档案理论创新的主要根源和基本动力，也再一次印证了实践是理论源泉这一亘古永恒的真理，
其次，档案创新理论的实践转化是创新的最大意义。档案学理论创新的结果必须通过在新技术手段、新技术体系下的档案实践环境中的应用得到检验和发展。创新档案理论对档案实践的反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与档案实践相适应的结果，另一种则不适应。前者对指导档案实践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能够在档案工作实践中获得积极的成果。支持和保障档案工作实践的稳定发展：后者则会对档案实践带来迷惑，阻碍档案实践的进步，限制新技术在档案实践中的功效。因此，各种创新档案理论能否实现实践转化，能否应用于档案实践从而改良和变革现实的档案管理问题，是这一理论真伪的试金石，也是其意义的试金石。
分析1980年以来档案实践发展对档案学多种创新理论的影响，不仅强化了我们对档案学应用学科地位的认识，更应启发我们，档案学的根基建立在现实的档案管理实践活动之中。作为应用学科的研究，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路径，是从现实历史的档案工作出发、从物质的档案实践出发来解释一些档案观念的形成，把思辨的问题转变为现实的问题，并在档案实践中予以解决。所以应改变我们档案学研究中一些从观念出发、以某种抽象的范畴为原则、以形成特定时期的某些概念体系为目标的研究方式。总之，应以档案理论的实践转化作为档案学创新研究的最高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