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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转型，如果从1840年开始，半个世纪后1898年的戊戌政变，算是第一次重大挫败。作为体制内的改革派，黄遵宪身处时代风浪里，突来的激流涌浪一下子把他打进水中，自此他被王朝体制抛弃，以衰病之身注视着腐朽的清王朝陷身于泥淖，终及没顶而无从施以援手，他的心情痛苦而又复杂。
【波澜变幻的仕途】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属梅州市）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从事外交工作，自29岁始，先后出任过驻日使馆参赞，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使馆二等参赞，新加坡总领事等外交职务，除1885至1889年在国内有四年闲居，修改和缮写著作《日本国志》，结交国内名士，以亲历亲见介绍西方的文化、思想和制度外，其余时间在日、美、英等国履行外交使命达十二、三年之久。他的职务并不高，时充文员和属吏，但他善于学习的独特眼界和处理具体事务的精明干练，使之成为当时最懂洋务的官员之一。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起，清军屡败，外事交际愈繁，可国内靠八股科举而入仕的朝廷官员，颟顸无知，询以外事，无异问道于盲。湖广总督张之洞移署两江，以筹防需人，奏调时在新加坡总领事任上的黄遵宪回国。这年底，47岁的黄遵宪回到国内，1895年初，他至江宁谒见张之洞。黄遵宪长期在国外任职，其内心深植平等观念，对于王朝内官员尊卑等级的交往和应酬颇为不屑，据康有为记载，黄谒见张之洞时“昂首足加膝，摇头而大语”。这使得张之洞心下十分不快，将之“置之闲散”，以一般的幕客待之。
黄遵宪却对此并不在意，他此时所殷忧在心者，乃外敌的豪横和国事的危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定后，即有《哭威海》马关纪事》等诗，“存亡家国泪，凄绝病床时”，表达其感时伤世，家国哀感之情。他在给友人书中谈到《马关条约》时写道：“新约既定，天旋地转，东南诸省所恃以联络二百余年所收为藩篱者，竟拱手让之他人；而且敲骨吸髓，输此巨款，设机造祸，夺我生业。”
这一年，张之洞委派黄遵宪主持金陵洋务局，并与法国总领事谈判办理江苏等五省历年教案。也就在此时，黄遵宪的见识和才能得到进一步展现，他的仕途行情看涨。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奏调黄遵宪赴北洋差委，任总办水师营务处，得到光绪帝的批准，而张之洞却拒不放人。张之洞视黄遵宪为自己的私人幕僚，称湖北新开商埠沙市，宜昌有洋兵击毙地方官员，汉口将添租界为由，上奏光绪帝，请求“准将黄遵宪由臣调往湖北差委，并仍办理南洋五省教案。”此时刘坤一听到这一消息，亦连发两电给张之洞，意欲留黄遵宪在苏州，与日本领事开议苏州开埠事宜。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皆是当时权势最大的总督，各自主掌一方，三人为黄遵宪奏请圣上，函电交争，皆欲留黄在手下差委，可见黄声望之重。
但是光绪帝对于黄遵宪的任用另有打算。1896年，黄遵宪49岁，农历十月十二赴京，十三日，光绪帝下旨预备召见，十六日觐见皇帝，十九日以四品卿衔命为驻德公使。光绪帝对黄遵宪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此时的他正急于变法图强，为国擢拔英才。五天后，光绪再次召见黄遵宪，两人间有变法之议，光绪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黄奏对曰：“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之前，尚不如中华。”光绪帝“初甚惊讶，旋笑颔之”，言及变法，君臣相得，黄遵宪亦有得明主垂顾，尽忠谋国之念。这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在致张之洞电中云：“此次来京，召见两次，上垂意甚殷，廿五召见张侍郎，连称‘好！好！’惟国事过弱，终虑不堪驱策，辜负圣恩耳。”
不久，总理衙门又改派黄遵宪为出使英国大臣。但这项任命遭到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阻拦，因黄任新加坡总领事时，坚持检查外国运军械船只，与赫德抗争，故中以蜚语，使其不得成行。而当时的德国正谋占胶州，恐黄遵宪为使而力争维权，故以官阶小为辞而拒受之。两次出使任命，皆因派驻国异议而作罢，可见清王朝国力孱弱，处处受制于人的窘状。
身在其中的黄遵宪，短短十几天，仕途如过山车一般，由高峰而骤跌深谷，其内心的波澜和失望可以想见。1897年二三月间，他在给友人梁鼎芬的信中表达了内心的苦涩：“别仅五月，波澜变幻，至不可测度，可谓咄咄怪事。”对于黄遵宪的任命，或许还有庙堂的排挤和倾轧。赫德提出异议后，光绪帝不怿，问“何以外人遽知之？”是否有人借赫德出面作梗呢？但皇帝对黄遵宪的信重并未动摇，立即说：“黄遵宪即不往英，应改调一国。”但即使如此，也没能如愿。光绪帝虽瞩望殷殷，却无可奈何，连任命一个驻外使臣的權力也没有。
这是黄遵宪第一次靠近王朝最高权力，然而留给他的是极大的落寞和失望。皇帝垂爱，许以显位，感奋之情尚未平复，却转瞬成空，真如一场黄粱梦……有人劝黄遵宪就此引退，黄遵宪不以为然，“诚以掉头不佳，有似怨怼，自为计则得矣，其如国体何耶？”此时的黄遵宪，仍在京耽留，切近观察国事和庞大权力机构运行情况。
1897年5月，皇帝对他的新任命下来了：新授湖南长宝盐法道。既然外事难成行，只好在国内找个职位。这个职位当然与中枢权力毫不沾边，但也算是一个有职有权的肥缺。此时，变法声势日张，国事尚有转圜之机，黄遵宪出京履任前，曾向同情变法、辅佐皇帝的翁同龢辞行，乘机就国事进言。他还与日本驻清公使矢野文雄有过一次很私密的谈话，他认为“二十世纪之政体，必法英之共主”，这一想法在心中藏了十多年，黄遵宪从未对人讲过。身为皇权专制政体的臣子有此离经叛道之论，实为骇人听闻，矢野文雄立即“力加禁诫”，警告他不要乱说，以免给自己召祸。
在思想深处，黄遵宪已是一个彻底的维新改革家。但作为一个地方小官，又能做什么呢？这一年，他正好50岁。
【因《时务报》与张之洞决裂】
黄遵宪曾在给友人陈三立的信中，除了告诉对方由张之洞交办的五省教案一律清结外，对半年来多方奔走，所订苏州开埠的六条章程，全部被日本所推翻，深感痛惜。唯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由他牵头和推动在上海所办的《时务报》已经正式出版。 《时务报》是黄遵宪平生所看重的一项事业，在国外任职时，他就感到报纸对开启民智，交流信息，表达政见等不可或缺。近代新闻报业进入古老而封闭的中国，中国近代知识人也对办报有着极大的热情。1896年3月，黄遵宪召集梁启超，并约汪康年、吴季清、邹凌瀚等人在上海商议创办时务报馆事宜。5月，他在与友人朱之榛的信中谈及办报的初衷：“欲以裒集通人论说，记述各省新政，广译西报，周知时事”，以“转移风气”。显然，其办报宗旨乃是为变法维新设一舆论阵地，以开启民智，推行新法。黄遵宪不仅自捐一千元为开办费，还向友人募捐一千余元，转给汪康年。显然，黄遵宪是《时务报》名副其实的创办人。
由《时务报》而起，后来发展成一大争端，造成张之洞阵营与黄遵宪的决裂，主要是因为张之洞这股政治力量与康有为在学术和政治上积不相能的敌意。黄遵宪于1895年9月结识康有为，那时康正在上海办强学会，为变法集同道，造舆论。黄遵宪由梁鼎芬代签，首列强学会十六人之中。不久，他往访康有为，与见张之洞一样，昂首加足于膝，纵谈天下事（如坐在椅子上，即俗云翘起二郎腿，随意旷达之姿，示与主人人格的平等，这大概是黄的寻常姿势）。后来，黄遵宪评价康有为“聪明绝特，才调足以鼓舞一世。”但他与康有为此后再无交往，反倒与康的弟子梁启超成为晚年的知音。一方面，或许缺少与康交往的机会，另一方面，他对康的学术观念和政治主张还保持着距离。
康、梁等属于体制外的改革派，思想更开放，主张更激进，措施更超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六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康有为、张元济等，命康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授予“专折奏事”的权利，康在政治上的迅速蹿红，使张之洞一派十分紧张，张甚至有“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之惊呼。在《时务报》创办时，黄遵宪结识了风华正茂的梁启超，盛赞其：“年甫廿二岁，博识通才，并世无两。”并聘其为《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以博识古今之才调，骤雨挟雷之文笔，使《时务报》甫一问世即风行海内。
梁启超带给《时务报》的思想，来自乃师康有为，而这正是张之洞所深恶痛绝的。早在康有为在上海办强学会时，张之洞曾捐款给以支持。后来，康办《强学报》，显示其独特的学术与政治倾向，他推崇“孔子改制”和“今文公羊”等学说，遭到张之洞等很多传统士大夫的抵制；改用孔子纪年，则被视为“擅改正朔，以图不轨”。最终，张之洞下令停办《强学报》，不久，强学会亦遭清廷封禁。强学会活动时间不长，但留有少数余款，张之洞下令用这少数余款续办《时务报》，并由他的幕僚汪康年把持报馆事务。所以，《时务报》开办之初，汪康年出任《时务报》经理。
汪康年在《时务报》中代表的是张之洞一派的立场，梁、汪之间，由此生隙。《时务报》创办时，其人员构成、学术思想等差异极大，除梁启超等康派弟子，还有持革命立场的章太炎（后章被康派弟子群殴，甚为狼狈，避走杭州）。黄遵宪是王朝体制内的官员，又曾是张之洞一度赏识的下属，按常理，他应毫无保留地站在张之洞一边。但由于他的思想更接近于梁启超，深为梁的才华所折服，与梁又同为广东人，所以黄、梁的内心是相通的。
张之洞位高权重，视《时务报》为自家事，经常致电汪康年，指示机宜。他对于梁启超在报纸上的言论，严察细审，极为关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九月十六日，他发电湖南巡抚陈宝箴和任长宝盐法道的黄遵宪：“《时务报》第四十册，梁卓如所作《知耻学会叙》，内有“放巢流彘”一语，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遭大祸。“陵寝蹂躏”四字亦不实。第一段“越惟无耻”云云，语意亦有妨碍……”
梁启超在上海作文，《时务报》在上海刊文，张之洞却电发长沙，实际上是指示黄遵宪约束梁启超。黄遵宪回电称：“卓如此种悖谬之语，若在从前，诚如宪谕，‘恐召大祸’。前过沪时，以报论过纵，诋毁者多，已请龙积之专管编辑，力设限制，惟梁作非龙所能约束……”
黄遵宪一方面表示服从上司训喻，同时也委婉地表达了不同意见。张之洞见此回电，心中不快，可想而知。
《时务报》内，汪、梁矛盾的白热化，正是体制内的改革派张之洞和体制外的改革派康有为的斗争，二者的学术观念和政治思想截然不同。汪康年曾在武昌宣称：梁卓如欲借《时务报》行康教。”这正是张之洞最为担心也最不能容忍的。他以权臣之尊，站在汪康年身后，所以汪康年有恃无恐，非常强硬，根本不把黄遵宪放在眼里。不久，梁启超即被排挤出局，离开《时务报》，到湖南的时务学堂教书去了。
但此时的康有为也已经进入了体制，有光绪帝撑腰，自是不甘失败。他正在依仗热衷变法的光绪，推行他的思想和主张，在朝中也有一些支持者。于是，在京风头正健的康有为以御史宋伯鲁出面上奏由其代擬的“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光绪帝当日将其折交给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由他“酌核妥议奏明办理”。孙家鼐并不看好康有为，想把他踢出京去，于是提议，可否由康有为督办官报。光绪批准同意。康有为只好奉旨，离京南下，准备接管《时务报》。
康、梁一派虽能够借势夺回《时务报》这一重要的舆论阵地，但康有为离开了变法的中心，将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可张之洞集团也并不想就此“缴械”，经过紧张而频繁地商议，决定只将《时务报》的空名交官，自己另起炉灶，改为《昌言报》，接续《时务报》继续出刊。汪康年遵张之洞意，再组班底，出版《昌言报》，采取明交暗抗，釜底抽薪之策。
康有为立即发电各地禁止，并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报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将此电呈递后，光绪批示由黄遵宪“查明”“核议”。尔后，光绪帝又下旨，命黄遵宪接任驻日本公使，并电召其即刻来京。黄遵宪此时身体不好，稽留南方，奉旨处理《时务报》事宜。张之洞要回护汪康年，提出《时务报》原系商办，不可由官方全盘接管。但黄遵宪并没有迎合张的主张，他在给总理衙门并要求转奏光绪帝的报告中，缕述了《时务报》开办经过：
先是康有为在上海开设强学会报，不久即停，尚存有两江总督捐助余款，进士汪康年因接收此款来沪，举人梁启超亦由官书局南来，均同此志。因共商报事，遵宪自捐一千两，复经手捐集一千余两，汪康年交出强学会余款一千余两，合共四千两，作为报馆公众之款，一切章程格式，皆遵宪撰定……遵宪复与梁启超商榷论题，次第撰布。实赖梁启超之文之力，不数月而风行海内外。 这段话已明确地表明了他的立场——他是站在梁启超一方的。他的结论是：《时务报》实为公报，而非商办，由官方接管，顺理成章。黄遵宪的表态，使他站到了张之洞的对立面，割断了和他的老上司多年积累的情感联系，张之洞用评价康有为的话来贬损他，说他“狂悍”。事实上，已把他视为敌对分子。
创办《时务报》固然为黄遵宪一生重要的事功，也是他为维新变法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但在波诡云谲，暗潮涌动的晚清官场，他的命运也岌岌可危。
【共担湘省治理革新之任】
相比于粤、闽、江、浙诸省以及上海，19世纪末的湖南是一个保守落后的省份，但那里有一个思想开明，注重实干的地方大员陈宝箴。他对于湖南的治理，有一系列进步的设想，需要有改革理念，真抓实干的官员和他一同把这些设想落到实处——而黄遵宪，正是他属意的人。
黄在日本使馆参赞任上，注重观察日本的政情风俗，了解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写下了《日本国志》这部重要著作，还有《日本杂事诗》等以诗观风俗民情之作。这些著作极大地提升了黄遵宪在士大夫中的地位。闻听黄遵宪将来湖南就任的消息，陈宝箴一再电促，希望他早日到职，盼与其和衷共济，共担湘省治理革新之任。
黄遵宪在湖南不足一年，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他具体办了以下几件事情：
一是开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这件事情阻力甚大，官绅子弟入学，闻听梁启超的教学言论和方法，耳目为之一新，眼界顿开，思想极为活跃。参与其间者有湖南学政江标以及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欧渠甲等走在时代前列的青年才俊。守旧的官绅和腐儒开初不知底里，至回家看到子弟作业，才嚣然大哗，认为离经叛道，蛊惑人心。黄遵宪一方面规范教学内容，一方面坚持输入新思想，办学不动摇，对转移湖南的学术和思想风气作用极大。
二是试行现代警察制度，开设湖南保卫局，黄遵宪亲拟章程。其责任是“去民害，检非违，索罪犯”，包括了现代警察的职能。保卫局之性质，和现代警察不同的是，它是官、绅、商合办的自治团体，因此自觉贯彻了民主的原则，如保卫局“设议事绅商十人，一切章程由议员议定……交局中照行”。如果所议有违国家法律法规，“其抚宪批驳不行者，应由议员再议”。国家派驻机关和绅商各主其事，并不干扰国家权力的实行，凡局中支发银钱，清理街道，雇募丁役之事，皆绅商主之；判断讼狱，缉捕盗贼，安置犯人之事，皆官主之”。
而对于关涉民生之事，保卫局皆有权处理，保卫局承揽了现代公安、路政、城管、公共卫生等部门的职责，于公序良俗，民生日常，可谓事無巨细，皆有关照。对于保卫局人员，也有明确的纪律规定：
凡巡查，非奉有本局票，断不许擅入人屋；违者斥革兼监禁作苦役；凡巡查，不准受贿，亦不准受谢；查出斥革并监禁作苦役；凡巡查，不准携伞执扇，不准吸烟，不准露坐，不准聚饮，不准与街市人嘈闹戏谈，违者惩罚。凡巡查，准携短木棍一根，系以自卫，不准打人，并不许擅以声色威势加人。内处同事，外对众人，务以谦和温顺，忠信笃实为主。
由陈宝箴开创、黄遵宪亲自主持的湖南保卫局是地方自治的善政，它取代了原来的保甲团防局，维护了社会治安和良风美俗，得到了百姓的拥护。
三是在保卫局管理下，全省设立五所“迁善所”。迁善所主要是容留失业无着人员和轻微犯罪人员，对于其日常运行，黄遵宪亲拟了章程24条，规定了管理人员，职权范围和迁善所的职能。如每所聘请教习8人，每名教习要教工人10名，教令工作兼管理监督。其所教工作，如成衣、织布、弹棉、刻字、结辫线、制鞋、削竹器、造木器、打麻绳之类等手工活计。迁善所给失业者以谋生技能，给犯罪者以自新之路，是当时地方社会治理的一大创新。
四是设立“课吏馆”，欲使候补各员讲求居官事理，研习吏治刑名诸书。这是陈宝箴和黄遵宪在湖南设立的“干部培训班”。黄遵宪亲撰《会筹课吏馆详文》，其宗旨是要培养有实学，接触实际的治理人才。因为靠科举上位的官吏“徒溺虚文而少实际”，“一入仕途，心摇目眩”，一些钻营利禄的贪腐分子“揣量肥瘠，行私罔上，无所不为”，成为残民害民之蟊贼。因此，要课以为官之实学。所学内容，大致分为六项，除了旧时官吏传统治理所必知的风气习尚，农桑种植，城池道路的修建，律法判案等知识外，增添了在“海禁日开”的新形势下，如何对经商、传教的洋人交涉等内容，以免“化导无术”造成祸端。
以上，都是卓有实效的维新举措。此外，黄遵宪在署理湖南按察使（相当于湖南高等法院院长和检察长）期间，清理积案，治理刑监，释放了一些超期羁押的人犯，审理冤情，甄别错案，处理一些贪赃枉法，玩忽职守的官员。他在南学会发表的讲义中，明确地阐明了他的改革思想，意在“启民智，倡民治”，去郡县专政之弊”，他的为政理想是“由一府一县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可以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在19世纪末，由帝国政治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黄遵宪是不尚空谈，注重实干的改革家。
【政坛暗伏杀机】
1898年4月23日，大清王朝诏定国是，光绪帝决意变法。这之后的三个多月中，大批新政设想和改革措施通过圣旨雪片般降下，似乎皇帝金口一开，全国上下风附影从，大清国就能从内忧外患中挺起身来，度过痼疾缠身的困境。这场改革，被称为“百日维新”。
黄遵宪思想开明，自然是力图变法的皇帝要依靠的对象。年初，光绪就曾索要黄所著《日本国志》，力图从因变法而崛起的强邻中汲取改革动力，借鉴维新经验。这年六月，皇帝三次下旨调黄遵宪进京，命其为出使日本大臣。七月初，黄交卸了湖南政务，初八，自长沙起程，借道上海，欲由沪入京，受任新命。可到上海后，他的身体却出了问题，积疾而转成肺炎，遵医嘱必须调养。于是耽留上海，受命处理《时务报》改成官报事。如上所述，黄遵宪的态度和处理意见得罪了老上司张之洞。
表面上，黄遵宪受到皇帝的青睐，加官晋爵，青云有路，似乎在晚清的政坛上会有一番作为。实际上，他周围荆棘丛生，隐伏着暗礁和杀机。就在他因病耽留上海之时，8月6日，北京发生政变，慈禧太后下令训政。13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康、梁窜逃海外，守旧派复辟后，光绪帝维新诏命概行废止，百日维新匆匆落下帷幕。黄遵宪知事无可为，21日，请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免去其出使日本大臣，当日即奉上谕：因病开去差使。但免了官，黄遵宪的麻烦还没有完，朝廷立即有人上疏，说康、梁等朝廷缉拿的重犯藏匿在黄遵宪处。慈禧太后密电刘坤一密查，24日，上海道蔡钧派兵二百围守黄遵宪住处，汹汹杀气，引起外国不安。从前黄遵宪出使过的英、日两国表示，如对黄处理不公，将约同干涉。25日夜，得总署报告，康、梁并未藏匿在黄处，随后朝廷下旨，放归原籍梅州。 短短十几天时间，黄遵宪由高官险成罪囚，虽然全命而归，内心却受到了震撼。三年后，他已经远离了官场，只是老病在身的回籍平民，他在给陈三立的信中述及别后遭遇时说：“弟平生凭理而行，随遇而安，无党援，亦无趋避，以为心苟无暇，何恤乎人言，故也不知祸患之来。自经凶变，乃知孽不必己作，罪不必自犯，苟有他人之牵连，非类之诬陷，出于意外者。”黄遵宪的感慨其来有自，当初人人自危之时，不仅有朝中某御史捕风捉影，对其构陷，且有张之洞一伙对其落井下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张之洞亲密幕僚梁鼎芬与黄交往20年，当年黄入康有为强学会，列名为梁鼎芬代签，与康结识，也是梁居间介绍。早在黄遵宪在湖南任上，张之洞指斥《时务报》言论出格，梁鼎芬因有张之洞撑腰，为汪康年站台，时对黄警告申斥，更曾下达“最后通牒”：“国危若此，祈兄上念国恩，下恤人言，勿从邪教，勿昌邪说，如不改，弟不复言。”当黄遵宪被清兵围守，生死未卜之际，梁鼎芬到达上海，不是设法营救，而是送去一纸绝交信，其冷血绝情，令人寒心。黄遵宪对于梁鼎芬的做法，给予了极大的宽容和理解，有诗咏其事：“怜君胆小累君惊，抄蔓何曾到友生。终识绝交非恶意，为曾代押党碑名。”他认为梁鼎芬与他绝交，只是怕牵连进逆党之中，并非怀有恶意。但黄遵宪未免太善良了，此前，汪康年曾接梁鼎芬一电，内云：“首逆脱逃，逆某近状，逆超踪迹何若？”“首逆”，康有为；“逆超”，梁启超；“逆某”，黄遵宪——梁已把昔日朋友列入逆党，关心他的踪迹和近况，为的是进一步行动。
戊戌政变第二年，守旧派疯狂反扑，湖南一切新政皆被推倒，有大臣参劾左宗棠之子左孝同，张之洞发电时任湖南巡抚俞廉三：“去年湘省开保卫局，因保甲局有绅士，大府委左随同办理，一切皆黄遵宪主持，通国皆知，至主民权，改服色等事，尤无影响……”把一切新政责任都推给了黄遵宪。过了两年，两广总督陶模发电张之洞询问黄遵宪所获何罪，欲请黄遵宪去办理学堂，对黄衔恨于心的张之洞发急电于陶：“黄遵宪真正逆党，戊戌之变，有旨看管，为洋人胁释。湖南风气之坏，陈氏父子（陈宝箴、陈三立）之受累，皆黄一人为之，其罪甚重。且其人钻营嗜利，险狠鄙伪，毫无可取……”黄遵宪赋闲在家，张之洞恐其东山再起，1902年2月发电军机大臣鹿传霖：“闻有人保黄遵宪，此人确系康党，又系张荫恒党，恶劣不堪，万不可用，务望阻之。”
专制官场中人心之反复险恶，依黄遵宪真诚之本性，不谀媚，不作假，不营私，不结党，直道而行，焉得久存？政變之后，康、梁被通缉，黄遵宪为梁鼎芬对他进行诬陷致电张之洞给予解释，仍然坦陈梁启超是他的“至交”。并不因其为“钦犯”而远祸趋避，这种坦荡的君子之风，虽古贤人也不过如是矣。
【国家命运的局外人】
1898年农历九月，黄遵宪被褫夺一切官职后，放归故里。“老翁失马卜难知”，但无论如何，他已成了国家命运的局外人，只能在病患中捱过残年了。他把自己的居处命名为“人境庐”，取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意，自撰一联有云：“陆沉欲借舟权住”，他知道国家颓败之势已无可挽，桑梓庐舍，如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小舟，随波浮沉，晚年只能栖身于此了。
黄遵宪52岁起闲居在家，到58岁去世，在人境庐住了六年。六年间，他起初也很关注时局的变化，1899年，慈禧太后有废黜光绪帝的想法，立溥儁为大阿哥，黄遵宪指斥慈禧此举是祸国的阴谋，明确表示新立的皇储“天下膏粱百不知”，一个纨绔子无法君临天下，承担治国大任。而其父端亲王载漪自儿子立皇储后，更是气焰万丈，黄遵宪声讨道：“朝贵预尊天子父，王骄甘作贼人魁。”（《腊月二十四日诏立皇储感赋》）戊戌政变后，一切从前学习西方，开启民智的改良措施都尽行废止，朝野上下，一派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1900年，慈禧太后依靠义和团向西方列强宣战，引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她和光绪逃走，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一年，黄遵宪的心情极其悲愤，他在诗中抒发：博带峨冠对旧臣，三年缄口讳维新。尽将儿戏尘羹事，付于尸居木偶人。”（《初闻京师义和团事感赋》）
这一年，两广总督李鸿章，江西巡抚李兴锐都曾邀其出山，黄遵宪知事无可为，一概谢绝。他渐渐地把注意力转移到诗赋文章上去，却越发孤寂和落寞。这期间，他作了“怀人诗”二十四首，抒发了对旧友的思念和内心难以排解的惆怅。其中两首写给与之在湘同开湖南新政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白发沧江泪洒衣，别来商榷更寻谁？”（《义宁陈右铭先生》），当年陈宝箴被罢官后，两人在舟中洒泪而别。陈悲苦地说，以后怕是难以见面了。黄遵宪不以为然，认为山不转水转，同在天地间，何以后会无期？分别后，陈、黄不仅没有见面，且音讯杳然（一年后，他听到就是陈弃世的消息了）。二十四首诗分别写给离别后思念的二十四个人，但却没有曾与之交往多年的张之洞、梁鼎芬和汪康年等人，可见抱憾之深。
和所有致仕还乡的官员一样，黄遵宪以一个绅士的身份参与了宗族和家乡的社会事务。他自任家乡兴学会会长，发布《敬告同乡诸君子》公启，选派两名青年前往日本学习师范，卒业归国后将承担地方教育的责任。他编定并抄写了自己多年创作的诗稿《人境庐诗草》，在致五弟遵楷函中，感叹自己：“平生怀抱，一事无成，惟古今体诗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亦无甚可望矣。”
熟读儒家经典的传统读书人都渴望立德、立功、立言 三不朽”，以成就自己完满的人生，但黄遵宪竭蹶于官场，沉沦于下僚，抱经国之志，处无望之世，口欲言而不能言，心有余而力不逮，最后病体支离，衰年浩叹，其无穷的失望和愤懑又有何人能知呢？
【菊花砚之叹】
知者，唯忘年知交梁启超也。
梁启超比黄遵宪整整小了25岁，创办《时务报》时，梁被聘为主笔，黄遵宪立刻被梁的过人才华所征服。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友人的掩护下逃到日本，黄放归回籍，很长时间里，二人不通音问，也不知彼此的下落。约在1902年的上半年，黄遵宪收到了梁启超的日本来信，并随信寄来继《清议报》停刊后创办的《新民丛报》，黄遵宪的心情可以用“漫卷诗书喜欲狂”来形容。他立即给梁复了一封长信。此时，康、梁师生在“保教”的主张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保教说”不以为然，并作《南海康先生传》，对他的老师康有为作历史定位。梁认为康是教育家、思想家，引领时代的“先时之人物”，但这并不能令康有为满意。 康有为提出“孔子改制”的论说，力持所谓“保教”的主张，是以孔子的传人和帝王师自命的，孔子没有执掌過世俗权力，因此被称为“素王”，康号为“长素”，乃自诩为当今之“素王”也。并且他武断地提出“六经”皆为孔子一人所作的论说。这些，都不是他的弟子梁启超所能赞同的。黄遵宪在复信中完全赞同梁启超给康有为的历史定位，并且不赞成把孔子立为教主。
戊戌三四月间，湖南保教之说盛行，身为地方官的黄遵宪生怕排外的顽固分子借以攻击入湘的传教士，酿成事端，于是在南学会演说，强调世界各地宗教教旨虽不同，但敬天爱人的宗旨是一样的，完全可以信仰自由，和平共处。所以，他对梁启超于《新民丛报》第二篇提出“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主张赞赏不已。
应该说，在同时代中国的思想家中，黄遵宪之先进和深刻是鲜有人可以超越的。这得益于他游历海外的独特经历和好学深思的品格，除此，他的谦逊也是常人所不及的，梁启超对此不仅是激赏，简直是膜拜。在1902年5月的长信中（只留数千字残篇），他写道：“《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罗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
黄遵宪从不以年龄和资历骄人，对年居晚辈的梁启超总是称“公”呼“丈”，自居卑下。梁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报》，希望用文学唤起民众的自强自立之心，塑造新民，以救中国，黄遵宪为之欢呼雀跃。后来，黄应梁之约，广集民谣，自作《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合歌》等为《新小说报》供稿。黄对梁尊之、敬之、护之、爱之，以至于担心梁过于劳累，身体吃不消，亲自为梁定作息时间表。
梁启超有一菊花砚，为唐才常赠，谭嗣同题铭诗，江标錾刻，梁极为珍视。戊戌政变时，此砚遗失，他为此痛惜不已。1902年9月23日，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中云：“吾有一物令公长叹，令公伤心，令公下泪，然又能令公移情，令公怡魂。此物非竹非木，非书非画，然而亦竹亦木，亦书亦画。于人鬼间抚之可以还魂，于仙佛间宝之可以出尘，再历数十年，可以得千万人之赞赏，可以博千万金之价值……公之见此，其在九月、十月之交乎？”此处所言，菊花砚也。
原来，菊花砚失落后，辗转由黄遵宪得之，黄即补铭，由其甥张某刊刻于上，其铭曰：“杀汝亡璧，况此片石。衔石补天，后死之责。还君明珠，为汝泪滴。石到磨穿，花终得实”。铭后署“公之它。”是黄遵宪偶用之名。1902年11月30日，黄致梁书中云：“公欲将浏阳砚（山按：此砚为唐才常所赠，唐浏阳人，故称。）之拓本征诗，此砚之赠者、受者、铭者，会合之奇，遭遇之艰，乃古所未有，吾谓将来有千金万金之价值此也。公之它之名偶一用之，而用之于此者，因取友必端之语也。既已补铭而刊刻之矣，若于拓本中讳此三字，使世人妄相推测，转为不宜。公之自序，但云由武昌或京师不知何如人寄来，殆古之伤心人也。再过二三年乃实征之，更有味也。”
当年12月10日，黄致梁书中又言及此砚：“菊花砚近必收到矣。仆前言将”公之它“三字一一拓出，但云不知为何许人也。今公意欲将三字藏过，仆复视字在纸末，藏过亦无迹，未审近已拓出否？仆必作一歌，但不能立限，须俟兴到时为之耳，吾意既表于铭中也。”黄遵宪的《菊花砚歌》吾于其诗中未见，或许没有作。但他对梁启超寄意之深已于铭中表明，他希望梁启超做衔石填海的精卫鸟和炼石补天的女娲，此砚之赠予者、铭诗者，錾刻者皆死于国事，受赠者应继承他们的遗志，用文章唤起大众，塑造国魂，此砚磨穿之时，必是花实累累之际。
撰文至此，不由掷笔三叹。黄遵宪寄意遥深的梁启超已殁近百年矣，菊花砚尚在否？
黄遵宪晚年有诗云：“杜鹃花下杜鹃啼，苦雨凄风梦亦迷。古庙衣冠人再拜，重楼关锁鸟无栖。幽囚白发哀蝉咽，久戍黄沙病马嘶。未抵闻鹃多少恨，况逢春暮草萋萋。”百余年来，先贤志士杜鹃啼血之悲情，几人能理会呢？
（作者系文史学者）
【波澜变幻的仕途】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属梅州市）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从事外交工作，自29岁始，先后出任过驻日使馆参赞，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使馆二等参赞，新加坡总领事等外交职务，除1885至1889年在国内有四年闲居，修改和缮写著作《日本国志》，结交国内名士，以亲历亲见介绍西方的文化、思想和制度外，其余时间在日、美、英等国履行外交使命达十二、三年之久。他的职务并不高，时充文员和属吏，但他善于学习的独特眼界和处理具体事务的精明干练，使之成为当时最懂洋务的官员之一。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起，清军屡败，外事交际愈繁，可国内靠八股科举而入仕的朝廷官员，颟顸无知，询以外事，无异问道于盲。湖广总督张之洞移署两江，以筹防需人，奏调时在新加坡总领事任上的黄遵宪回国。这年底，47岁的黄遵宪回到国内，1895年初，他至江宁谒见张之洞。黄遵宪长期在国外任职，其内心深植平等观念，对于王朝内官员尊卑等级的交往和应酬颇为不屑，据康有为记载，黄谒见张之洞时“昂首足加膝，摇头而大语”。这使得张之洞心下十分不快，将之“置之闲散”，以一般的幕客待之。
黄遵宪却对此并不在意，他此时所殷忧在心者，乃外敌的豪横和国事的危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定后，即有《哭威海》马关纪事》等诗，“存亡家国泪，凄绝病床时”，表达其感时伤世，家国哀感之情。他在给友人书中谈到《马关条约》时写道：“新约既定，天旋地转，东南诸省所恃以联络二百余年所收为藩篱者，竟拱手让之他人；而且敲骨吸髓，输此巨款，设机造祸，夺我生业。”
这一年，张之洞委派黄遵宪主持金陵洋务局，并与法国总领事谈判办理江苏等五省历年教案。也就在此时，黄遵宪的见识和才能得到进一步展现，他的仕途行情看涨。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奏调黄遵宪赴北洋差委，任总办水师营务处，得到光绪帝的批准，而张之洞却拒不放人。张之洞视黄遵宪为自己的私人幕僚，称湖北新开商埠沙市，宜昌有洋兵击毙地方官员，汉口将添租界为由，上奏光绪帝，请求“准将黄遵宪由臣调往湖北差委，并仍办理南洋五省教案。”此时刘坤一听到这一消息，亦连发两电给张之洞，意欲留黄遵宪在苏州，与日本领事开议苏州开埠事宜。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皆是当时权势最大的总督，各自主掌一方，三人为黄遵宪奏请圣上，函电交争，皆欲留黄在手下差委，可见黄声望之重。
但是光绪帝对于黄遵宪的任用另有打算。1896年，黄遵宪49岁，农历十月十二赴京，十三日，光绪帝下旨预备召见，十六日觐见皇帝，十九日以四品卿衔命为驻德公使。光绪帝对黄遵宪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此时的他正急于变法图强，为国擢拔英才。五天后，光绪再次召见黄遵宪，两人间有变法之议，光绪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黄奏对曰：“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之前，尚不如中华。”光绪帝“初甚惊讶，旋笑颔之”，言及变法，君臣相得，黄遵宪亦有得明主垂顾，尽忠谋国之念。这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在致张之洞电中云：“此次来京，召见两次，上垂意甚殷，廿五召见张侍郎，连称‘好！好！’惟国事过弱，终虑不堪驱策，辜负圣恩耳。”
不久，总理衙门又改派黄遵宪为出使英国大臣。但这项任命遭到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阻拦，因黄任新加坡总领事时，坚持检查外国运军械船只，与赫德抗争，故中以蜚语，使其不得成行。而当时的德国正谋占胶州，恐黄遵宪为使而力争维权，故以官阶小为辞而拒受之。两次出使任命，皆因派驻国异议而作罢，可见清王朝国力孱弱，处处受制于人的窘状。
身在其中的黄遵宪，短短十几天，仕途如过山车一般，由高峰而骤跌深谷，其内心的波澜和失望可以想见。1897年二三月间，他在给友人梁鼎芬的信中表达了内心的苦涩：“别仅五月，波澜变幻，至不可测度，可谓咄咄怪事。”对于黄遵宪的任命，或许还有庙堂的排挤和倾轧。赫德提出异议后，光绪帝不怿，问“何以外人遽知之？”是否有人借赫德出面作梗呢？但皇帝对黄遵宪的信重并未动摇，立即说：“黄遵宪即不往英，应改调一国。”但即使如此，也没能如愿。光绪帝虽瞩望殷殷，却无可奈何，连任命一个驻外使臣的權力也没有。
这是黄遵宪第一次靠近王朝最高权力，然而留给他的是极大的落寞和失望。皇帝垂爱，许以显位，感奋之情尚未平复，却转瞬成空，真如一场黄粱梦……有人劝黄遵宪就此引退，黄遵宪不以为然，“诚以掉头不佳，有似怨怼，自为计则得矣，其如国体何耶？”此时的黄遵宪，仍在京耽留，切近观察国事和庞大权力机构运行情况。
1897年5月，皇帝对他的新任命下来了：新授湖南长宝盐法道。既然外事难成行，只好在国内找个职位。这个职位当然与中枢权力毫不沾边，但也算是一个有职有权的肥缺。此时，变法声势日张，国事尚有转圜之机，黄遵宪出京履任前，曾向同情变法、辅佐皇帝的翁同龢辞行，乘机就国事进言。他还与日本驻清公使矢野文雄有过一次很私密的谈话，他认为“二十世纪之政体，必法英之共主”，这一想法在心中藏了十多年，黄遵宪从未对人讲过。身为皇权专制政体的臣子有此离经叛道之论，实为骇人听闻，矢野文雄立即“力加禁诫”，警告他不要乱说，以免给自己召祸。
在思想深处，黄遵宪已是一个彻底的维新改革家。但作为一个地方小官，又能做什么呢？这一年，他正好50岁。
【因《时务报》与张之洞决裂】
黄遵宪曾在给友人陈三立的信中，除了告诉对方由张之洞交办的五省教案一律清结外，对半年来多方奔走，所订苏州开埠的六条章程，全部被日本所推翻，深感痛惜。唯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由他牵头和推动在上海所办的《时务报》已经正式出版。 《时务报》是黄遵宪平生所看重的一项事业，在国外任职时，他就感到报纸对开启民智，交流信息，表达政见等不可或缺。近代新闻报业进入古老而封闭的中国，中国近代知识人也对办报有着极大的热情。1896年3月，黄遵宪召集梁启超，并约汪康年、吴季清、邹凌瀚等人在上海商议创办时务报馆事宜。5月，他在与友人朱之榛的信中谈及办报的初衷：“欲以裒集通人论说，记述各省新政，广译西报，周知时事”，以“转移风气”。显然，其办报宗旨乃是为变法维新设一舆论阵地，以开启民智，推行新法。黄遵宪不仅自捐一千元为开办费，还向友人募捐一千余元，转给汪康年。显然，黄遵宪是《时务报》名副其实的创办人。
由《时务报》而起，后来发展成一大争端，造成张之洞阵营与黄遵宪的决裂，主要是因为张之洞这股政治力量与康有为在学术和政治上积不相能的敌意。黄遵宪于1895年9月结识康有为，那时康正在上海办强学会，为变法集同道，造舆论。黄遵宪由梁鼎芬代签，首列强学会十六人之中。不久，他往访康有为，与见张之洞一样，昂首加足于膝，纵谈天下事（如坐在椅子上，即俗云翘起二郎腿，随意旷达之姿，示与主人人格的平等，这大概是黄的寻常姿势）。后来，黄遵宪评价康有为“聪明绝特，才调足以鼓舞一世。”但他与康有为此后再无交往，反倒与康的弟子梁启超成为晚年的知音。一方面，或许缺少与康交往的机会，另一方面，他对康的学术观念和政治主张还保持着距离。
康、梁等属于体制外的改革派，思想更开放，主张更激进，措施更超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六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康有为、张元济等，命康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授予“专折奏事”的权利，康在政治上的迅速蹿红，使张之洞一派十分紧张，张甚至有“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之惊呼。在《时务报》创办时，黄遵宪结识了风华正茂的梁启超，盛赞其：“年甫廿二岁，博识通才，并世无两。”并聘其为《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以博识古今之才调，骤雨挟雷之文笔，使《时务报》甫一问世即风行海内。
梁启超带给《时务报》的思想，来自乃师康有为，而这正是张之洞所深恶痛绝的。早在康有为在上海办强学会时，张之洞曾捐款给以支持。后来，康办《强学报》，显示其独特的学术与政治倾向，他推崇“孔子改制”和“今文公羊”等学说，遭到张之洞等很多传统士大夫的抵制；改用孔子纪年，则被视为“擅改正朔，以图不轨”。最终，张之洞下令停办《强学报》，不久，强学会亦遭清廷封禁。强学会活动时间不长，但留有少数余款，张之洞下令用这少数余款续办《时务报》，并由他的幕僚汪康年把持报馆事务。所以，《时务报》开办之初，汪康年出任《时务报》经理。
汪康年在《时务报》中代表的是张之洞一派的立场，梁、汪之间，由此生隙。《时务报》创办时，其人员构成、学术思想等差异极大，除梁启超等康派弟子，还有持革命立场的章太炎（后章被康派弟子群殴，甚为狼狈，避走杭州）。黄遵宪是王朝体制内的官员，又曾是张之洞一度赏识的下属，按常理，他应毫无保留地站在张之洞一边。但由于他的思想更接近于梁启超，深为梁的才华所折服，与梁又同为广东人，所以黄、梁的内心是相通的。
张之洞位高权重，视《时务报》为自家事，经常致电汪康年，指示机宜。他对于梁启超在报纸上的言论，严察细审，极为关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九月十六日，他发电湖南巡抚陈宝箴和任长宝盐法道的黄遵宪：“《时务报》第四十册，梁卓如所作《知耻学会叙》，内有“放巢流彘”一语，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遭大祸。“陵寝蹂躏”四字亦不实。第一段“越惟无耻”云云，语意亦有妨碍……”
梁启超在上海作文，《时务报》在上海刊文，张之洞却电发长沙，实际上是指示黄遵宪约束梁启超。黄遵宪回电称：“卓如此种悖谬之语，若在从前，诚如宪谕，‘恐召大祸’。前过沪时，以报论过纵，诋毁者多，已请龙积之专管编辑，力设限制，惟梁作非龙所能约束……”
黄遵宪一方面表示服从上司训喻，同时也委婉地表达了不同意见。张之洞见此回电，心中不快，可想而知。
《时务报》内，汪、梁矛盾的白热化，正是体制内的改革派张之洞和体制外的改革派康有为的斗争，二者的学术观念和政治思想截然不同。汪康年曾在武昌宣称：梁卓如欲借《时务报》行康教。”这正是张之洞最为担心也最不能容忍的。他以权臣之尊，站在汪康年身后，所以汪康年有恃无恐，非常强硬，根本不把黄遵宪放在眼里。不久，梁启超即被排挤出局，离开《时务报》，到湖南的时务学堂教书去了。
但此时的康有为也已经进入了体制，有光绪帝撑腰，自是不甘失败。他正在依仗热衷变法的光绪，推行他的思想和主张，在朝中也有一些支持者。于是，在京风头正健的康有为以御史宋伯鲁出面上奏由其代擬的“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光绪帝当日将其折交给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由他“酌核妥议奏明办理”。孙家鼐并不看好康有为，想把他踢出京去，于是提议，可否由康有为督办官报。光绪批准同意。康有为只好奉旨，离京南下，准备接管《时务报》。
康、梁一派虽能够借势夺回《时务报》这一重要的舆论阵地，但康有为离开了变法的中心，将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可张之洞集团也并不想就此“缴械”，经过紧张而频繁地商议，决定只将《时务报》的空名交官，自己另起炉灶，改为《昌言报》，接续《时务报》继续出刊。汪康年遵张之洞意，再组班底，出版《昌言报》，采取明交暗抗，釜底抽薪之策。
康有为立即发电各地禁止，并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报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将此电呈递后，光绪批示由黄遵宪“查明”“核议”。尔后，光绪帝又下旨，命黄遵宪接任驻日本公使，并电召其即刻来京。黄遵宪此时身体不好，稽留南方，奉旨处理《时务报》事宜。张之洞要回护汪康年，提出《时务报》原系商办，不可由官方全盘接管。但黄遵宪并没有迎合张的主张，他在给总理衙门并要求转奏光绪帝的报告中，缕述了《时务报》开办经过：
先是康有为在上海开设强学会报，不久即停，尚存有两江总督捐助余款，进士汪康年因接收此款来沪，举人梁启超亦由官书局南来，均同此志。因共商报事，遵宪自捐一千两，复经手捐集一千余两，汪康年交出强学会余款一千余两，合共四千两，作为报馆公众之款，一切章程格式，皆遵宪撰定……遵宪复与梁启超商榷论题，次第撰布。实赖梁启超之文之力，不数月而风行海内外。 这段话已明确地表明了他的立场——他是站在梁启超一方的。他的结论是：《时务报》实为公报，而非商办，由官方接管，顺理成章。黄遵宪的表态，使他站到了张之洞的对立面，割断了和他的老上司多年积累的情感联系，张之洞用评价康有为的话来贬损他，说他“狂悍”。事实上，已把他视为敌对分子。
创办《时务报》固然为黄遵宪一生重要的事功，也是他为维新变法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但在波诡云谲，暗潮涌动的晚清官场，他的命运也岌岌可危。
【共担湘省治理革新之任】
相比于粤、闽、江、浙诸省以及上海，19世纪末的湖南是一个保守落后的省份，但那里有一个思想开明，注重实干的地方大员陈宝箴。他对于湖南的治理，有一系列进步的设想，需要有改革理念，真抓实干的官员和他一同把这些设想落到实处——而黄遵宪，正是他属意的人。
黄在日本使馆参赞任上，注重观察日本的政情风俗，了解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写下了《日本国志》这部重要著作，还有《日本杂事诗》等以诗观风俗民情之作。这些著作极大地提升了黄遵宪在士大夫中的地位。闻听黄遵宪将来湖南就任的消息，陈宝箴一再电促，希望他早日到职，盼与其和衷共济，共担湘省治理革新之任。
黄遵宪在湖南不足一年，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他具体办了以下几件事情：
一是开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这件事情阻力甚大，官绅子弟入学，闻听梁启超的教学言论和方法，耳目为之一新，眼界顿开，思想极为活跃。参与其间者有湖南学政江标以及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欧渠甲等走在时代前列的青年才俊。守旧的官绅和腐儒开初不知底里，至回家看到子弟作业，才嚣然大哗，认为离经叛道，蛊惑人心。黄遵宪一方面规范教学内容，一方面坚持输入新思想，办学不动摇，对转移湖南的学术和思想风气作用极大。
二是试行现代警察制度，开设湖南保卫局，黄遵宪亲拟章程。其责任是“去民害，检非违，索罪犯”，包括了现代警察的职能。保卫局之性质，和现代警察不同的是，它是官、绅、商合办的自治团体，因此自觉贯彻了民主的原则，如保卫局“设议事绅商十人，一切章程由议员议定……交局中照行”。如果所议有违国家法律法规，“其抚宪批驳不行者，应由议员再议”。国家派驻机关和绅商各主其事，并不干扰国家权力的实行，凡局中支发银钱，清理街道，雇募丁役之事，皆绅商主之；判断讼狱，缉捕盗贼，安置犯人之事，皆官主之”。
而对于关涉民生之事，保卫局皆有权处理，保卫局承揽了现代公安、路政、城管、公共卫生等部门的职责，于公序良俗，民生日常，可谓事無巨细，皆有关照。对于保卫局人员，也有明确的纪律规定：
凡巡查，非奉有本局票，断不许擅入人屋；违者斥革兼监禁作苦役；凡巡查，不准受贿，亦不准受谢；查出斥革并监禁作苦役；凡巡查，不准携伞执扇，不准吸烟，不准露坐，不准聚饮，不准与街市人嘈闹戏谈，违者惩罚。凡巡查，准携短木棍一根，系以自卫，不准打人，并不许擅以声色威势加人。内处同事，外对众人，务以谦和温顺，忠信笃实为主。
由陈宝箴开创、黄遵宪亲自主持的湖南保卫局是地方自治的善政，它取代了原来的保甲团防局，维护了社会治安和良风美俗，得到了百姓的拥护。
三是在保卫局管理下，全省设立五所“迁善所”。迁善所主要是容留失业无着人员和轻微犯罪人员，对于其日常运行，黄遵宪亲拟了章程24条，规定了管理人员，职权范围和迁善所的职能。如每所聘请教习8人，每名教习要教工人10名，教令工作兼管理监督。其所教工作，如成衣、织布、弹棉、刻字、结辫线、制鞋、削竹器、造木器、打麻绳之类等手工活计。迁善所给失业者以谋生技能，给犯罪者以自新之路，是当时地方社会治理的一大创新。
四是设立“课吏馆”，欲使候补各员讲求居官事理，研习吏治刑名诸书。这是陈宝箴和黄遵宪在湖南设立的“干部培训班”。黄遵宪亲撰《会筹课吏馆详文》，其宗旨是要培养有实学，接触实际的治理人才。因为靠科举上位的官吏“徒溺虚文而少实际”，“一入仕途，心摇目眩”，一些钻营利禄的贪腐分子“揣量肥瘠，行私罔上，无所不为”，成为残民害民之蟊贼。因此，要课以为官之实学。所学内容，大致分为六项，除了旧时官吏传统治理所必知的风气习尚，农桑种植，城池道路的修建，律法判案等知识外，增添了在“海禁日开”的新形势下，如何对经商、传教的洋人交涉等内容，以免“化导无术”造成祸端。
以上，都是卓有实效的维新举措。此外，黄遵宪在署理湖南按察使（相当于湖南高等法院院长和检察长）期间，清理积案，治理刑监，释放了一些超期羁押的人犯，审理冤情，甄别错案，处理一些贪赃枉法，玩忽职守的官员。他在南学会发表的讲义中，明确地阐明了他的改革思想，意在“启民智，倡民治”，去郡县专政之弊”，他的为政理想是“由一府一县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可以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在19世纪末，由帝国政治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黄遵宪是不尚空谈，注重实干的改革家。
【政坛暗伏杀机】
1898年4月23日，大清王朝诏定国是，光绪帝决意变法。这之后的三个多月中，大批新政设想和改革措施通过圣旨雪片般降下，似乎皇帝金口一开，全国上下风附影从，大清国就能从内忧外患中挺起身来，度过痼疾缠身的困境。这场改革，被称为“百日维新”。
黄遵宪思想开明，自然是力图变法的皇帝要依靠的对象。年初，光绪就曾索要黄所著《日本国志》，力图从因变法而崛起的强邻中汲取改革动力，借鉴维新经验。这年六月，皇帝三次下旨调黄遵宪进京，命其为出使日本大臣。七月初，黄交卸了湖南政务，初八，自长沙起程，借道上海，欲由沪入京，受任新命。可到上海后，他的身体却出了问题，积疾而转成肺炎，遵医嘱必须调养。于是耽留上海，受命处理《时务报》改成官报事。如上所述，黄遵宪的态度和处理意见得罪了老上司张之洞。
表面上，黄遵宪受到皇帝的青睐，加官晋爵，青云有路，似乎在晚清的政坛上会有一番作为。实际上，他周围荆棘丛生，隐伏着暗礁和杀机。就在他因病耽留上海之时，8月6日，北京发生政变，慈禧太后下令训政。13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康、梁窜逃海外，守旧派复辟后，光绪帝维新诏命概行废止，百日维新匆匆落下帷幕。黄遵宪知事无可为，21日，请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免去其出使日本大臣，当日即奉上谕：因病开去差使。但免了官，黄遵宪的麻烦还没有完，朝廷立即有人上疏，说康、梁等朝廷缉拿的重犯藏匿在黄遵宪处。慈禧太后密电刘坤一密查，24日，上海道蔡钧派兵二百围守黄遵宪住处，汹汹杀气，引起外国不安。从前黄遵宪出使过的英、日两国表示，如对黄处理不公，将约同干涉。25日夜，得总署报告，康、梁并未藏匿在黄处，随后朝廷下旨，放归原籍梅州。 短短十几天时间，黄遵宪由高官险成罪囚，虽然全命而归，内心却受到了震撼。三年后，他已经远离了官场，只是老病在身的回籍平民，他在给陈三立的信中述及别后遭遇时说：“弟平生凭理而行，随遇而安，无党援，亦无趋避，以为心苟无暇，何恤乎人言，故也不知祸患之来。自经凶变，乃知孽不必己作，罪不必自犯，苟有他人之牵连，非类之诬陷，出于意外者。”黄遵宪的感慨其来有自，当初人人自危之时，不仅有朝中某御史捕风捉影，对其构陷，且有张之洞一伙对其落井下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张之洞亲密幕僚梁鼎芬与黄交往20年，当年黄入康有为强学会，列名为梁鼎芬代签，与康结识，也是梁居间介绍。早在黄遵宪在湖南任上，张之洞指斥《时务报》言论出格，梁鼎芬因有张之洞撑腰，为汪康年站台，时对黄警告申斥，更曾下达“最后通牒”：“国危若此，祈兄上念国恩，下恤人言，勿从邪教，勿昌邪说，如不改，弟不复言。”当黄遵宪被清兵围守，生死未卜之际，梁鼎芬到达上海，不是设法营救，而是送去一纸绝交信，其冷血绝情，令人寒心。黄遵宪对于梁鼎芬的做法，给予了极大的宽容和理解，有诗咏其事：“怜君胆小累君惊，抄蔓何曾到友生。终识绝交非恶意，为曾代押党碑名。”他认为梁鼎芬与他绝交，只是怕牵连进逆党之中，并非怀有恶意。但黄遵宪未免太善良了，此前，汪康年曾接梁鼎芬一电，内云：“首逆脱逃，逆某近状，逆超踪迹何若？”“首逆”，康有为；“逆超”，梁启超；“逆某”，黄遵宪——梁已把昔日朋友列入逆党，关心他的踪迹和近况，为的是进一步行动。
戊戌政变第二年，守旧派疯狂反扑，湖南一切新政皆被推倒，有大臣参劾左宗棠之子左孝同，张之洞发电时任湖南巡抚俞廉三：“去年湘省开保卫局，因保甲局有绅士，大府委左随同办理，一切皆黄遵宪主持，通国皆知，至主民权，改服色等事，尤无影响……”把一切新政责任都推给了黄遵宪。过了两年，两广总督陶模发电张之洞询问黄遵宪所获何罪，欲请黄遵宪去办理学堂，对黄衔恨于心的张之洞发急电于陶：“黄遵宪真正逆党，戊戌之变，有旨看管，为洋人胁释。湖南风气之坏，陈氏父子（陈宝箴、陈三立）之受累，皆黄一人为之，其罪甚重。且其人钻营嗜利，险狠鄙伪，毫无可取……”黄遵宪赋闲在家，张之洞恐其东山再起，1902年2月发电军机大臣鹿传霖：“闻有人保黄遵宪，此人确系康党，又系张荫恒党，恶劣不堪，万不可用，务望阻之。”
专制官场中人心之反复险恶，依黄遵宪真诚之本性，不谀媚，不作假，不营私，不结党，直道而行，焉得久存？政變之后，康、梁被通缉，黄遵宪为梁鼎芬对他进行诬陷致电张之洞给予解释，仍然坦陈梁启超是他的“至交”。并不因其为“钦犯”而远祸趋避，这种坦荡的君子之风，虽古贤人也不过如是矣。
【国家命运的局外人】
1898年农历九月，黄遵宪被褫夺一切官职后，放归故里。“老翁失马卜难知”，但无论如何，他已成了国家命运的局外人，只能在病患中捱过残年了。他把自己的居处命名为“人境庐”，取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意，自撰一联有云：“陆沉欲借舟权住”，他知道国家颓败之势已无可挽，桑梓庐舍，如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小舟，随波浮沉，晚年只能栖身于此了。
黄遵宪52岁起闲居在家，到58岁去世，在人境庐住了六年。六年间，他起初也很关注时局的变化，1899年，慈禧太后有废黜光绪帝的想法，立溥儁为大阿哥，黄遵宪指斥慈禧此举是祸国的阴谋，明确表示新立的皇储“天下膏粱百不知”，一个纨绔子无法君临天下，承担治国大任。而其父端亲王载漪自儿子立皇储后，更是气焰万丈，黄遵宪声讨道：“朝贵预尊天子父，王骄甘作贼人魁。”（《腊月二十四日诏立皇储感赋》）戊戌政变后，一切从前学习西方，开启民智的改良措施都尽行废止，朝野上下，一派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1900年，慈禧太后依靠义和团向西方列强宣战，引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她和光绪逃走，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一年，黄遵宪的心情极其悲愤，他在诗中抒发：博带峨冠对旧臣，三年缄口讳维新。尽将儿戏尘羹事，付于尸居木偶人。”（《初闻京师义和团事感赋》）
这一年，两广总督李鸿章，江西巡抚李兴锐都曾邀其出山，黄遵宪知事无可为，一概谢绝。他渐渐地把注意力转移到诗赋文章上去，却越发孤寂和落寞。这期间，他作了“怀人诗”二十四首，抒发了对旧友的思念和内心难以排解的惆怅。其中两首写给与之在湘同开湖南新政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白发沧江泪洒衣，别来商榷更寻谁？”（《义宁陈右铭先生》），当年陈宝箴被罢官后，两人在舟中洒泪而别。陈悲苦地说，以后怕是难以见面了。黄遵宪不以为然，认为山不转水转，同在天地间，何以后会无期？分别后，陈、黄不仅没有见面，且音讯杳然（一年后，他听到就是陈弃世的消息了）。二十四首诗分别写给离别后思念的二十四个人，但却没有曾与之交往多年的张之洞、梁鼎芬和汪康年等人，可见抱憾之深。
和所有致仕还乡的官员一样，黄遵宪以一个绅士的身份参与了宗族和家乡的社会事务。他自任家乡兴学会会长，发布《敬告同乡诸君子》公启，选派两名青年前往日本学习师范，卒业归国后将承担地方教育的责任。他编定并抄写了自己多年创作的诗稿《人境庐诗草》，在致五弟遵楷函中，感叹自己：“平生怀抱，一事无成，惟古今体诗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亦无甚可望矣。”
熟读儒家经典的传统读书人都渴望立德、立功、立言 三不朽”，以成就自己完满的人生，但黄遵宪竭蹶于官场，沉沦于下僚，抱经国之志，处无望之世，口欲言而不能言，心有余而力不逮，最后病体支离，衰年浩叹，其无穷的失望和愤懑又有何人能知呢？
【菊花砚之叹】
知者，唯忘年知交梁启超也。
梁启超比黄遵宪整整小了25岁，创办《时务报》时，梁被聘为主笔，黄遵宪立刻被梁的过人才华所征服。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友人的掩护下逃到日本，黄放归回籍，很长时间里，二人不通音问，也不知彼此的下落。约在1902年的上半年，黄遵宪收到了梁启超的日本来信，并随信寄来继《清议报》停刊后创办的《新民丛报》，黄遵宪的心情可以用“漫卷诗书喜欲狂”来形容。他立即给梁复了一封长信。此时，康、梁师生在“保教”的主张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保教说”不以为然，并作《南海康先生传》，对他的老师康有为作历史定位。梁认为康是教育家、思想家，引领时代的“先时之人物”，但这并不能令康有为满意。 康有为提出“孔子改制”的论说，力持所谓“保教”的主张，是以孔子的传人和帝王师自命的，孔子没有执掌過世俗权力，因此被称为“素王”，康号为“长素”，乃自诩为当今之“素王”也。并且他武断地提出“六经”皆为孔子一人所作的论说。这些，都不是他的弟子梁启超所能赞同的。黄遵宪在复信中完全赞同梁启超给康有为的历史定位，并且不赞成把孔子立为教主。
戊戌三四月间，湖南保教之说盛行，身为地方官的黄遵宪生怕排外的顽固分子借以攻击入湘的传教士，酿成事端，于是在南学会演说，强调世界各地宗教教旨虽不同，但敬天爱人的宗旨是一样的，完全可以信仰自由，和平共处。所以，他对梁启超于《新民丛报》第二篇提出“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主张赞赏不已。
应该说，在同时代中国的思想家中，黄遵宪之先进和深刻是鲜有人可以超越的。这得益于他游历海外的独特经历和好学深思的品格，除此，他的谦逊也是常人所不及的，梁启超对此不仅是激赏，简直是膜拜。在1902年5月的长信中（只留数千字残篇），他写道：“《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罗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
黄遵宪从不以年龄和资历骄人，对年居晚辈的梁启超总是称“公”呼“丈”，自居卑下。梁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报》，希望用文学唤起民众的自强自立之心，塑造新民，以救中国，黄遵宪为之欢呼雀跃。后来，黄应梁之约，广集民谣，自作《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合歌》等为《新小说报》供稿。黄对梁尊之、敬之、护之、爱之，以至于担心梁过于劳累，身体吃不消，亲自为梁定作息时间表。
梁启超有一菊花砚，为唐才常赠，谭嗣同题铭诗，江标錾刻，梁极为珍视。戊戌政变时，此砚遗失，他为此痛惜不已。1902年9月23日，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中云：“吾有一物令公长叹，令公伤心，令公下泪，然又能令公移情，令公怡魂。此物非竹非木，非书非画，然而亦竹亦木，亦书亦画。于人鬼间抚之可以还魂，于仙佛间宝之可以出尘，再历数十年，可以得千万人之赞赏，可以博千万金之价值……公之见此，其在九月、十月之交乎？”此处所言，菊花砚也。
原来，菊花砚失落后，辗转由黄遵宪得之，黄即补铭，由其甥张某刊刻于上，其铭曰：“杀汝亡璧，况此片石。衔石补天，后死之责。还君明珠，为汝泪滴。石到磨穿，花终得实”。铭后署“公之它。”是黄遵宪偶用之名。1902年11月30日，黄致梁书中云：“公欲将浏阳砚（山按：此砚为唐才常所赠，唐浏阳人，故称。）之拓本征诗，此砚之赠者、受者、铭者，会合之奇，遭遇之艰，乃古所未有，吾谓将来有千金万金之价值此也。公之它之名偶一用之，而用之于此者，因取友必端之语也。既已补铭而刊刻之矣，若于拓本中讳此三字，使世人妄相推测，转为不宜。公之自序，但云由武昌或京师不知何如人寄来，殆古之伤心人也。再过二三年乃实征之，更有味也。”
当年12月10日，黄致梁书中又言及此砚：“菊花砚近必收到矣。仆前言将”公之它“三字一一拓出，但云不知为何许人也。今公意欲将三字藏过，仆复视字在纸末，藏过亦无迹，未审近已拓出否？仆必作一歌，但不能立限，须俟兴到时为之耳，吾意既表于铭中也。”黄遵宪的《菊花砚歌》吾于其诗中未见，或许没有作。但他对梁启超寄意之深已于铭中表明，他希望梁启超做衔石填海的精卫鸟和炼石补天的女娲，此砚之赠予者、铭诗者，錾刻者皆死于国事，受赠者应继承他们的遗志，用文章唤起大众，塑造国魂，此砚磨穿之时，必是花实累累之际。
撰文至此，不由掷笔三叹。黄遵宪寄意遥深的梁启超已殁近百年矣，菊花砚尚在否？
黄遵宪晚年有诗云：“杜鹃花下杜鹃啼，苦雨凄风梦亦迷。古庙衣冠人再拜，重楼关锁鸟无栖。幽囚白发哀蝉咽，久戍黄沙病马嘶。未抵闻鹃多少恨，况逢春暮草萋萋。”百余年来，先贤志士杜鹃啼血之悲情，几人能理会呢？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