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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以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显示,自2002年到2012年,我国的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慢病患病率皆呈上升趋势,慢性病防治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如何防控慢病也成为此次峰会中外专家关注的重要议题。
1600萬精神重症患者应享受政策红利
“首先感谢大会邀请我来,我是精神科医生,最近16年一直在协助国家卫生计生委做精神卫生的组织管理工作,现在还在做医生,我从一个医生的视角来谈公共卫生,实际上很痛苦”,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马弘在开场白中坦言在“官员”和“医生”之间转换角色的不易,但他同时认为,毕竟做了16年的具体工作,“有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防治?创新怎样才能促进发展?”
马弘介绍,经过16年国家的不断投入,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有关成人精神卫生、严重精神障碍服务这两个方向建了两个网,一个是服务网,基本做到了分级转诊,另外一个为信息网,现在注册有500多万患者,精神分裂症将近占70%多。
“在坐的各位感觉自己今天心里不舒服,想要去看精神病医生,但大多不会理直气壮地跟老板说。说了,老板觉得你很奇怪。”马弘现场说法,从大众看来,去看精神病医生,甚至去做心理咨询,都是非常丢脸的事,不愿意说,社会的耻感在这个领域非常严重。他直言,在精神卫生预防领域还有很多挑战,他希望跟艾滋病一样有更好的社会动员,让大家认识到心理健康是健康的一部分。
“1600万精神重症患者,56%是在贫困线以下。”马弘指出,他们面临着基本药物缺乏和检测手段落后的现状,此外,病人康复后,还存在社会接纳的问题。他特别希望在习主席倡导的“全民健康、精准扶贫”的国家大政方针下,这类群体能够真正享受到卫生政策的红利,能够跟其他人一样,有一个健康发展的机会。
近17%的癌症是慢性感染引起的
“将近17%的人类的癌症实际上是慢性感染引起的癌症。”国家癌症中心肿瘤流行病研究室主任乔友林抛出了这样一个数据,他提到,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做过了关于慢性感染和癌症的风险分析,比如说人乳头瘤病毒、肝癌病毒等等。
说到宫颈癌防治试点,据他介绍,我国在2005年就已经开展了此工作,其中山西是作为农村试点,深圳是城市试点,2008年开了一个癌症可防可控的会议,2009年启动了中国农村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的筛查,到2012年每年要筛查1000万人。“农村妇女有1.67亿万人,任务很重。”乔友林说。
要释放慢病负担,首先要改变医疗卫生体系
美国携手抗击慢病组织理事长Ken Thorpe首先表示,数据雄辩地表明了在中国疾病谱发生了很大改变,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转向慢性病。如果中国和美国想要改变慢病的沉重负担的话,首先要改变医疗卫生体系。
Ken Thorpe指出,美国携手抗击慢病组织研究了很多国家,这些国家现在的卫生体系仍然是以治疗传染病为核心的,很多的三级医院或者整个医院卫生体系的重心都是放在传染病上面。具体到中国,有40%的糖尿病患者没有诊断并进行治疗。
Ken Thorpe认为,在卫生服务体系上,应该要有整体的改变,要以预防为主。所谓的预防实际上是多个层次的,在社区层面、在学校、在企业、在政府等等方方面面都有着能做的事情。
在治疗方面,Ken Thorpe认为,很多慢性病的治疗不需要在医院进行,主要是在社区层面定期的检测血糖、血压等,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些慢性病的患者主要是居家的,是在家里的,因此有必要在社区层面提供更好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让大家都知道对于慢性病进行良好管理会带来什么益处,不良好管理会造成什么后果。
至于在慢病的管理方面,Ken Thorpe建议,应该充分开展健康教育,提高人们的健康素养,开展更多的筛查。
慢病防控要考虑投资的溢出效益
埃默里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Jason认为,慢病防控,首先要充分考虑人口的基数、人口的规模,而且要考虑投资的溢出效益。慢性疾病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负担,它实际上在伤害着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力,中国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很多的目标可能看似和健康并不直接相关,但实际上是和所有问题相关的,所以在这点上,政府需要有政治承诺,而且也需要清楚的了解对于社会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同样会对人们的健康和健康水平产生重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IHS生命科学公司总监Wayne Su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发挥数据的作用,要充分利用从数据中得到的信息来做更好的政治决策。
“为什么温家宝总理说过中国无小事,就是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不管多小的事经过14亿放大就是大事。” Wayne Su说到,在进行慢性病预防的时候也要有这样的态度,因为任何错误的决定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
1600萬精神重症患者应享受政策红利
“首先感谢大会邀请我来,我是精神科医生,最近16年一直在协助国家卫生计生委做精神卫生的组织管理工作,现在还在做医生,我从一个医生的视角来谈公共卫生,实际上很痛苦”,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马弘在开场白中坦言在“官员”和“医生”之间转换角色的不易,但他同时认为,毕竟做了16年的具体工作,“有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防治?创新怎样才能促进发展?”
马弘介绍,经过16年国家的不断投入,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有关成人精神卫生、严重精神障碍服务这两个方向建了两个网,一个是服务网,基本做到了分级转诊,另外一个为信息网,现在注册有500多万患者,精神分裂症将近占70%多。
“在坐的各位感觉自己今天心里不舒服,想要去看精神病医生,但大多不会理直气壮地跟老板说。说了,老板觉得你很奇怪。”马弘现场说法,从大众看来,去看精神病医生,甚至去做心理咨询,都是非常丢脸的事,不愿意说,社会的耻感在这个领域非常严重。他直言,在精神卫生预防领域还有很多挑战,他希望跟艾滋病一样有更好的社会动员,让大家认识到心理健康是健康的一部分。
“1600万精神重症患者,56%是在贫困线以下。”马弘指出,他们面临着基本药物缺乏和检测手段落后的现状,此外,病人康复后,还存在社会接纳的问题。他特别希望在习主席倡导的“全民健康、精准扶贫”的国家大政方针下,这类群体能够真正享受到卫生政策的红利,能够跟其他人一样,有一个健康发展的机会。
近17%的癌症是慢性感染引起的
“将近17%的人类的癌症实际上是慢性感染引起的癌症。”国家癌症中心肿瘤流行病研究室主任乔友林抛出了这样一个数据,他提到,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做过了关于慢性感染和癌症的风险分析,比如说人乳头瘤病毒、肝癌病毒等等。
说到宫颈癌防治试点,据他介绍,我国在2005年就已经开展了此工作,其中山西是作为农村试点,深圳是城市试点,2008年开了一个癌症可防可控的会议,2009年启动了中国农村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的筛查,到2012年每年要筛查1000万人。“农村妇女有1.67亿万人,任务很重。”乔友林说。
要释放慢病负担,首先要改变医疗卫生体系
美国携手抗击慢病组织理事长Ken Thorpe首先表示,数据雄辩地表明了在中国疾病谱发生了很大改变,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转向慢性病。如果中国和美国想要改变慢病的沉重负担的话,首先要改变医疗卫生体系。
Ken Thorpe指出,美国携手抗击慢病组织研究了很多国家,这些国家现在的卫生体系仍然是以治疗传染病为核心的,很多的三级医院或者整个医院卫生体系的重心都是放在传染病上面。具体到中国,有40%的糖尿病患者没有诊断并进行治疗。
Ken Thorpe认为,在卫生服务体系上,应该要有整体的改变,要以预防为主。所谓的预防实际上是多个层次的,在社区层面、在学校、在企业、在政府等等方方面面都有着能做的事情。
在治疗方面,Ken Thorpe认为,很多慢性病的治疗不需要在医院进行,主要是在社区层面定期的检测血糖、血压等,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些慢性病的患者主要是居家的,是在家里的,因此有必要在社区层面提供更好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让大家都知道对于慢性病进行良好管理会带来什么益处,不良好管理会造成什么后果。
至于在慢病的管理方面,Ken Thorpe建议,应该充分开展健康教育,提高人们的健康素养,开展更多的筛查。
慢病防控要考虑投资的溢出效益
埃默里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Jason认为,慢病防控,首先要充分考虑人口的基数、人口的规模,而且要考虑投资的溢出效益。慢性疾病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负担,它实际上在伤害着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力,中国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很多的目标可能看似和健康并不直接相关,但实际上是和所有问题相关的,所以在这点上,政府需要有政治承诺,而且也需要清楚的了解对于社会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同样会对人们的健康和健康水平产生重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IHS生命科学公司总监Wayne Su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发挥数据的作用,要充分利用从数据中得到的信息来做更好的政治决策。
“为什么温家宝总理说过中国无小事,就是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不管多小的事经过14亿放大就是大事。” Wayne Su说到,在进行慢性病预防的时候也要有这样的态度,因为任何错误的决定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