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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大地震
1755年11月1日早上9时40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及邻近地区，发生了相当于里氏9级的大地震，持续了3分半钟至6分钟(亦有说10分钟)。由于震中在离海岸约200公里的大西洋中，所以也引发了大海啸。当没有被建筑物压着的人纷纷逃至码头等空旷的地方时，6～20米高的巨浪又把岸边的人卷走。继而里斯本城内起火，燃烧了五天才停。这一连串由地震造成的灾害夺去了6～10万条生命(当时里斯本人口约27万)，85％的建筑物被毁(Kendrick，Lisbon Earthquake，1956，第2章，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和章节)。
16世纪的葡萄牙经济繁荣，首都里斯本非常富庶。18世纪中叶葡萄牙虽然已过了国力的巅峰，但其繁华与富庶在里斯本还是随处可见。这样一个繁荣的国家首都被毁，全欧洲都震惊。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这件大事，是自第5世纪罗马帝国沦陷以来，最震撼欧洲的事件，成为近代欧洲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第122页)。
2005年是这个大地震的250周年纪念，有多本研究专著面世。EuropeanReview这本期刊也在2006年用两期专刊多角度讨论里斯本大地震。由于2004年底南亚的大海啸，2005年8月飓风卡特里娜在美国新奥尔良造成的大风灾，同年10月巴基斯坦的7.6级地震，与250周年纪念日期接近，以致西方讨论天灾的人文学论文，近三年非常多，但中文的讨论却不多。本文希望通过两个欧洲哲学家对里斯本大地震的反省，探求他们的哲思能给我们思考5.12汶川大地震带来什么启示。
伏尔泰的实时反应
里斯本大地震之后，欧洲宗教界不少人都视这次天灾为天谴，但因何事而受上帝惩罚则说法不一。欧洲哲学界的反应比较多元化，因当时正值启蒙运动或理性时代，知识分子非常活跃。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在知道地震详情没多久，就悲愤莫名地写下了一首诗，题为《里斯本灾难哀歌：检视“一切都很好”这格言》(英译本全译见于Portable Voltaire一书的最后部分)。在诗中，他一方面质疑天谴论：若是天主的惩罚，婴儿何罪，也要受罚?这种善恶不分，一律受罚的做法是不公平的。再者，巴黎与伦敦有更多败德的社会罪恶，为何却惩罚罪恶较轻的里斯本?另一方面，伏尔泰藉此大天灾，批判当时流行于欧洲思想界的“乐观主义”哲学。在诗中伏尔泰点名批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1646～1716)对自然恶的理性解释，在诗的《作者序》中也点名批评了英国诗人蒲柏(1688～1744)，他声言还是非常欣赏蒲柏的哲理诗，但对于大家都琅琅上口的那句“一切都很好”很反感。这格言背后的想法是：个别的不幸是有意义的，因为能促进普世的福祉。伏尔泰认为这种说法很残酷。高谈阔论人间苦难必要性的哲学太冰冷了。他指出，当时流行的哲学是虚假及无用的。按当时的“乐观主义”，小弊的出现是为了促进大利，“一切都好”，但里斯本大地震伤亡率如此高，促进了什么全体福祉?
18世纪欧洲的乐观主义哲学
要准确把握伏尔泰因为里斯本大地震而发出的怒吼，先要了解18世纪欧洲流行的“乐观主义”哲学(第7章)。引发这个思潮的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于1710年出版的《神义论：论上帝的仁慈、人的自由和恶的根源》。“神义论”一词是莱布尼兹于此书中所创，全书的写作目的是通过形上学的讨论，以说明尽管这个世界有形而上的恶(受造世界必然有定限，不完美，本性使然)，道德的恶(来自人类对自由意志的滥用)，及物理或自然的恶(各种天灾)，但我们仍不能怪罪全善全能的上帝。
在书中，莱布尼兹首先指出宇宙是一个整体，由彼此连接互通的部分所构成。然后他说：“再者，我们知道世事往往如此，恶会生善；没有了那个恶，那个善的结果也不会有。”(第10段)这相当于汉语所说的“因祸得福”，但这种因果效应是上帝所引领的。他用一些日常经验来说明：先苦后甜，甜更甜。一幅图画，在阴影衬托下，颜色会更突出更丰富；生过病，才感受到健康的可贵。同样地，有些小祸，使我们更珍惜福祉，因而福祉显得更大(第12段)。莱布尼兹认定祸福之间有因果关系。他说：“上帝容忍恶的存在，有一个更强而有力、更与其匹配的理由。上帝不但使这些祸产生出更大的福，而且这些大福更能促进在可能范围内最大的幸福。因此，上帝若不容许这些恶的存在，反而是他的错失。”(第127段)。在上帝的安排中，小恶是大善的必要条件。恶的出现是为一个更大的善而服务的。这个因祸得福的规律，是要一个更高超的理性才可掌握。(用庄子的话，必须“以道观之”才能领悟)。所以，莱布尼兹提出一个很有名的命题，我们这个世界，尽管有很多不完美之处，已经是“所有可能世界内最佳的一个”。这不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事事皆好，而是这世界中整体不完美的成分已是最少的了。
莱布尼兹这套理性解释恶存在的必要性，经过他的学生Christian Wolff的发扬光大，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有支持者。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在其长篇哲理诗《人论》(1734)中，更把这种哲思普及化。此诗共分四章，第一章的结尾(第289～294行)特别有名，笔者汉译如下：
整个自然乃是艺术，只是你不知道；
一切机遇都有方向，不过你没看出；
一切不协调皆构成和谐，可惜你没领悟；
一切局部的祸，皆是全局的福。
尽管人傲慢，理性会错误；
一条真理很清楚：任何发生的事，皆有道理。
这里最后一句话“Whatever is，isright”(任何发生的事，皆有道理)，便因此家喻户晓。在这首哲理诗中蒲柏也谈及各种天灾(烈日、地震、风暴)，但认为皆不宜以局部眼光检视，而是要以整体定律来评价(第141～146行)。
这种处理恶存在的哲学，经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以确立，再经蒲柏简洁优美诗句的普及化，在欧洲脍炙人口。这就是当时的所谓“乐观主义”哲学。这种思想越流行，引起的争议就越大。因此，1753年普鲁士文理学院举办的一个全欧洲公开征文比赛的告示说：“本学院邀请就以‘一切都很好’这命题所代表的蒲柏体系做研究。每一个参赛者尤其需要(1)确定这句话按作者原意的真正意义；(2)把蒲柏这体系与乐观主义体系(莱布尼兹)做准确比较；(3)提出赞成或反对接受蒲柏体系的理由。”普鲁士文理学院共收到22篇参赛论文，于1755年6月5日公布结果。从这一件事，可见蒲柏哲理诗《人论》的巨大影响力了(可惜德文与法文都把“任何发生的事，皆有道理”译成“一切都很好”，这是很多批评不 完全公允背后的原因之一)。
伏尔泰对乐观主义锲而不舍的批判
里斯本大地震是伏尔泰对乐观主义批判的开始。他于1759年出版了轰动欧洲的哲学故事《憨第德/老实人(或乐观主义)》。这本小书同时在欧洲几个城市发行，一个月内卖了至少二万本，成为18世纪欧洲的畅销书。故事记载主人翁Candide(字根意义是白色，象征洁白、单纯、未受污染之意；汉语旧译为憨第德，傅雷1955年把它重译为老实人)，与其他人到处旅行，途中见到了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苦楚：强奸、抢劫、谋杀、屠杀、宗教狂热、各种折磨、风暴、海难、地震、传染病等，可是他的老师邦葛罗斯一直坚持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佳的。例如他们到达里斯本那天，正是大地震爆发之日。小说中这样写道：“当天会后，又轰隆隆的来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地震。老实人吓得魂不附体，目瞪口呆，头里昏昏沉沉，身上全是血迹，打着哆嗦，对自己说道：‘最好的世界尚且如此，别的世界还了得?”’(《老实人》第25页)。整个故事从头到尾都在讥讽当时流行的乐观主义哲学，把莱布尼兹的名句当作爆笑的台词。
伏尔泰于1764年出版了自己思想的精华集《哲学辞典》。其有“善，一切皆善”这个条目(汉语译本，第236～243页)，继续对“乐观主义”这个时代精神作无情批评。他讥笑蒲柏诗句“一切局部的祸，皆是全局的福”说：“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普遍的善，由胆石、风痛、一切罪恶、一切痛苦、死和永坠地狱所构成”(第242页)。伏尔泰继续为受灾人士申诉：“这个‘一切皆善’的学说只能把整个自然的创作者表象成一个强暴不仁的国王，只要能实现他的企图，不惜牺牲四五十万人的生命，并使其他的人也都在饥荒和泪水中苦度岁月。”(第242页)
伏尔泰的睿见，是在自然灾害中看到人文或文化意义。里斯本大地震增加了他对教会的不满，对神学及形上学的厌恶，但并没有使他放弃对上帝的信仰(终其一生他还是一个模糊的自然神论者)。里斯本大地震使他怒吼，因为他把大地震的发生诠释为对时代精神的反证。他看到流行的乐观主义哲学的肤浅与冷漠，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批判。
卢梭对里斯本大地震的不同解读
年轻的卢梭(1712～1778)非常仰慕伏尔泰，但他读到《里斯本灾难哀歌》之诗后很不满意。在1756年8月18日，他写了封长信托人送给伏尔泰，而后人常以《论天佑书》来称呼这封信。(英译本全文收于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第3卷)
首先，卢梭反对伏尔泰对莱布尼兹及蒲柏的谴责。“您似乎以为向我证明了世上一切皆坏，我的情绪就得抚慰”(前引书，第108页)。“您所认为残酷的乐观主义，却在我经历您所谓无可忍受的悲怆时安慰着我”(第109页)。卢梭对蒲柏《人论》哲理诗的反应与伏尔泰完全相反。他认为《人论》能抚平他的烦恼，有助他忍耐，但伏尔泰的哀歌却加深他的痛苦，导他至绝望(第109页)。他甚至进一步为蒲柏辩护，所谓“一切都很好”是指整体而言。这个世界当然有具体的坏事发生，但整个世界并不因此而也是坏的(第115页)。他也接受莱布尼兹的看法，我们没有办法只用理性证明这个世界已经是最好的了，而是要透过信任造物主的完全良善(第115页)。因此，他继续信仰仁慈的“天佑”(第115～117、120～121页)。
其次，卢梭说他在另一本书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已力图指出人类面对的很多苦难其实都是自招的，很多天灾，也有重要的人祸因素，因此可以提防(第109页)。如里斯本大地震，伤亡如此严重，是因为人为地有两万栋六至七层的房屋挤在一起之故(第110页)。他坚持人祸往往甚于天灾，这与他稍后出版的《爱弥儿》全书第一句话“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相一致。 再次，卢梭提醒伏尔泰这个非常仰慕牛顿的人，地震出于自然定律(第112～113页)，不受人类意志转移。他讥讽地问：“难道只要我们在某地建了城市，那地方就禁止有地震?”(第110页)另外，卢梭认为突然死于天灾并非最坏的死亡。突然死于天灾，比不上死于人为的漫长死亡过程的残酷(第110～111页)。
卢梭视“自然灾害”为社会建构，其受重视的程度，要看受到影响的人是谁。他语带讥讽地说：“您一定希望(大家也如此希望)地震发生在荒野中，而不是在里斯本。其实荒野当然也曾发生过地震，但我们从没有谈论及，因为这些地震没有损害及城市中的绅士。”(第110页)卢梭甚至指责伏尔泰才是高谈阔论，说风凉话的人。因为伏尔泰自己当时颇富裕，有名医生伴随，可以安详袖手谈哲学，条件优越却对人世间的苦难说三道四。而卢梭那时生活潦倒，染上顽疾；生活困顿，却满意地认为这个世界整体还是好的(第120页)。62岁声望如日中天的伏尔泰，没有给初出茅庐的卢梭回信。
伏尔泰与卢梭对1755里斯本大地震的截然不同反应，可说是各有道理。一方面，伏尔泰看到逻辑、理性，与宏大形而上学体系，皆不能解释消除人类生存的悲惨痛苦。如美国观念史家Loveioy于1933年所说，伏尔泰对乐观主义哲学抱怨的是“他们通过把恶表现为内在于宇宙的永恒结构之中的、不可避免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将我们所经验到的实际的恶显得更糟”(《存在巨链》汉译本，第263页)。另一方面，卢梭看到伏尔泰只在冷嘲热讽，在怒吼，在做大破坏，却没有新建设。伏尔泰在怨天，卢梭认为倒不如怨人；文明人要自我严厉检讨。
西方宗教哲学的发展，早已超越了18世纪的想法。英国哲学家John Hick于1966年的成名作《恶与爱的上帝》中，一方面承认天灾的出现没有办法用理性彻底解释，这是他与莱布尼兹的不同。与莱布尼兹相同的是，他也看到人类会因祸得福，但他把这个福清楚限制在人性中美善光辉面的培养。一场天灾，可以引发出人类巨大的同情心、舍己为人的爱心、救人的无比勇气、不问回报的慷慨等(前引书，1968年英国版，第365～367、369～372页)。
卢梭的睿见，是在天灾中看到更重要的人为因素，看到天灾中有社会建构的成分。我们也可以问：四川大地震后我们应该如何反思我们的文化/社会精神?比如，我们可以问：有多少不应该倒塌的房屋倒塌了?有多少的滑坡是源于过度开发带来的自然生态破坏?
孟子认为，对国家而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因此可以说国家有难，就是把坏事化成好事的契机；我想，这也是温家宝总理于灾区学校黑板题字“多难兴邦”的意思。
1755年11月1日早上9时40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及邻近地区，发生了相当于里氏9级的大地震，持续了3分半钟至6分钟(亦有说10分钟)。由于震中在离海岸约200公里的大西洋中，所以也引发了大海啸。当没有被建筑物压着的人纷纷逃至码头等空旷的地方时，6～20米高的巨浪又把岸边的人卷走。继而里斯本城内起火，燃烧了五天才停。这一连串由地震造成的灾害夺去了6～10万条生命(当时里斯本人口约27万)，85％的建筑物被毁(Kendrick，Lisbon Earthquake，1956，第2章，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和章节)。
16世纪的葡萄牙经济繁荣，首都里斯本非常富庶。18世纪中叶葡萄牙虽然已过了国力的巅峰，但其繁华与富庶在里斯本还是随处可见。这样一个繁荣的国家首都被毁，全欧洲都震惊。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这件大事，是自第5世纪罗马帝国沦陷以来，最震撼欧洲的事件，成为近代欧洲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第122页)。
2005年是这个大地震的250周年纪念，有多本研究专著面世。EuropeanReview这本期刊也在2006年用两期专刊多角度讨论里斯本大地震。由于2004年底南亚的大海啸，2005年8月飓风卡特里娜在美国新奥尔良造成的大风灾，同年10月巴基斯坦的7.6级地震，与250周年纪念日期接近，以致西方讨论天灾的人文学论文，近三年非常多，但中文的讨论却不多。本文希望通过两个欧洲哲学家对里斯本大地震的反省，探求他们的哲思能给我们思考5.12汶川大地震带来什么启示。
伏尔泰的实时反应
里斯本大地震之后，欧洲宗教界不少人都视这次天灾为天谴，但因何事而受上帝惩罚则说法不一。欧洲哲学界的反应比较多元化，因当时正值启蒙运动或理性时代，知识分子非常活跃。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在知道地震详情没多久，就悲愤莫名地写下了一首诗，题为《里斯本灾难哀歌：检视“一切都很好”这格言》(英译本全译见于Portable Voltaire一书的最后部分)。在诗中，他一方面质疑天谴论：若是天主的惩罚，婴儿何罪，也要受罚?这种善恶不分，一律受罚的做法是不公平的。再者，巴黎与伦敦有更多败德的社会罪恶，为何却惩罚罪恶较轻的里斯本?另一方面，伏尔泰藉此大天灾，批判当时流行于欧洲思想界的“乐观主义”哲学。在诗中伏尔泰点名批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1646～1716)对自然恶的理性解释，在诗的《作者序》中也点名批评了英国诗人蒲柏(1688～1744)，他声言还是非常欣赏蒲柏的哲理诗，但对于大家都琅琅上口的那句“一切都很好”很反感。这格言背后的想法是：个别的不幸是有意义的，因为能促进普世的福祉。伏尔泰认为这种说法很残酷。高谈阔论人间苦难必要性的哲学太冰冷了。他指出，当时流行的哲学是虚假及无用的。按当时的“乐观主义”，小弊的出现是为了促进大利，“一切都好”，但里斯本大地震伤亡率如此高，促进了什么全体福祉?
18世纪欧洲的乐观主义哲学
要准确把握伏尔泰因为里斯本大地震而发出的怒吼，先要了解18世纪欧洲流行的“乐观主义”哲学(第7章)。引发这个思潮的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于1710年出版的《神义论：论上帝的仁慈、人的自由和恶的根源》。“神义论”一词是莱布尼兹于此书中所创，全书的写作目的是通过形上学的讨论，以说明尽管这个世界有形而上的恶(受造世界必然有定限，不完美，本性使然)，道德的恶(来自人类对自由意志的滥用)，及物理或自然的恶(各种天灾)，但我们仍不能怪罪全善全能的上帝。
在书中，莱布尼兹首先指出宇宙是一个整体，由彼此连接互通的部分所构成。然后他说：“再者，我们知道世事往往如此，恶会生善；没有了那个恶，那个善的结果也不会有。”(第10段)这相当于汉语所说的“因祸得福”，但这种因果效应是上帝所引领的。他用一些日常经验来说明：先苦后甜，甜更甜。一幅图画，在阴影衬托下，颜色会更突出更丰富；生过病，才感受到健康的可贵。同样地，有些小祸，使我们更珍惜福祉，因而福祉显得更大(第12段)。莱布尼兹认定祸福之间有因果关系。他说：“上帝容忍恶的存在，有一个更强而有力、更与其匹配的理由。上帝不但使这些祸产生出更大的福，而且这些大福更能促进在可能范围内最大的幸福。因此，上帝若不容许这些恶的存在，反而是他的错失。”(第127段)。在上帝的安排中，小恶是大善的必要条件。恶的出现是为一个更大的善而服务的。这个因祸得福的规律，是要一个更高超的理性才可掌握。(用庄子的话，必须“以道观之”才能领悟)。所以，莱布尼兹提出一个很有名的命题，我们这个世界，尽管有很多不完美之处，已经是“所有可能世界内最佳的一个”。这不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事事皆好，而是这世界中整体不完美的成分已是最少的了。
莱布尼兹这套理性解释恶存在的必要性，经过他的学生Christian Wolff的发扬光大，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有支持者。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在其长篇哲理诗《人论》(1734)中，更把这种哲思普及化。此诗共分四章，第一章的结尾(第289～294行)特别有名，笔者汉译如下：
整个自然乃是艺术，只是你不知道；
一切机遇都有方向，不过你没看出；
一切不协调皆构成和谐，可惜你没领悟；
一切局部的祸，皆是全局的福。
尽管人傲慢，理性会错误；
一条真理很清楚：任何发生的事，皆有道理。
这里最后一句话“Whatever is，isright”(任何发生的事，皆有道理)，便因此家喻户晓。在这首哲理诗中蒲柏也谈及各种天灾(烈日、地震、风暴)，但认为皆不宜以局部眼光检视，而是要以整体定律来评价(第141～146行)。
这种处理恶存在的哲学，经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以确立，再经蒲柏简洁优美诗句的普及化，在欧洲脍炙人口。这就是当时的所谓“乐观主义”哲学。这种思想越流行，引起的争议就越大。因此，1753年普鲁士文理学院举办的一个全欧洲公开征文比赛的告示说：“本学院邀请就以‘一切都很好’这命题所代表的蒲柏体系做研究。每一个参赛者尤其需要(1)确定这句话按作者原意的真正意义；(2)把蒲柏这体系与乐观主义体系(莱布尼兹)做准确比较；(3)提出赞成或反对接受蒲柏体系的理由。”普鲁士文理学院共收到22篇参赛论文，于1755年6月5日公布结果。从这一件事，可见蒲柏哲理诗《人论》的巨大影响力了(可惜德文与法文都把“任何发生的事，皆有道理”译成“一切都很好”，这是很多批评不 完全公允背后的原因之一)。
伏尔泰对乐观主义锲而不舍的批判
里斯本大地震是伏尔泰对乐观主义批判的开始。他于1759年出版了轰动欧洲的哲学故事《憨第德/老实人(或乐观主义)》。这本小书同时在欧洲几个城市发行，一个月内卖了至少二万本，成为18世纪欧洲的畅销书。故事记载主人翁Candide(字根意义是白色，象征洁白、单纯、未受污染之意；汉语旧译为憨第德，傅雷1955年把它重译为老实人)，与其他人到处旅行，途中见到了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苦楚：强奸、抢劫、谋杀、屠杀、宗教狂热、各种折磨、风暴、海难、地震、传染病等，可是他的老师邦葛罗斯一直坚持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佳的。例如他们到达里斯本那天，正是大地震爆发之日。小说中这样写道：“当天会后，又轰隆隆的来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地震。老实人吓得魂不附体，目瞪口呆，头里昏昏沉沉，身上全是血迹，打着哆嗦，对自己说道：‘最好的世界尚且如此，别的世界还了得?”’(《老实人》第25页)。整个故事从头到尾都在讥讽当时流行的乐观主义哲学，把莱布尼兹的名句当作爆笑的台词。
伏尔泰于1764年出版了自己思想的精华集《哲学辞典》。其有“善，一切皆善”这个条目(汉语译本，第236～243页)，继续对“乐观主义”这个时代精神作无情批评。他讥笑蒲柏诗句“一切局部的祸，皆是全局的福”说：“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普遍的善，由胆石、风痛、一切罪恶、一切痛苦、死和永坠地狱所构成”(第242页)。伏尔泰继续为受灾人士申诉：“这个‘一切皆善’的学说只能把整个自然的创作者表象成一个强暴不仁的国王，只要能实现他的企图，不惜牺牲四五十万人的生命，并使其他的人也都在饥荒和泪水中苦度岁月。”(第242页)
伏尔泰的睿见，是在自然灾害中看到人文或文化意义。里斯本大地震增加了他对教会的不满，对神学及形上学的厌恶，但并没有使他放弃对上帝的信仰(终其一生他还是一个模糊的自然神论者)。里斯本大地震使他怒吼，因为他把大地震的发生诠释为对时代精神的反证。他看到流行的乐观主义哲学的肤浅与冷漠，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批判。
卢梭对里斯本大地震的不同解读
年轻的卢梭(1712～1778)非常仰慕伏尔泰，但他读到《里斯本灾难哀歌》之诗后很不满意。在1756年8月18日，他写了封长信托人送给伏尔泰，而后人常以《论天佑书》来称呼这封信。(英译本全文收于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第3卷)
首先，卢梭反对伏尔泰对莱布尼兹及蒲柏的谴责。“您似乎以为向我证明了世上一切皆坏，我的情绪就得抚慰”(前引书，第108页)。“您所认为残酷的乐观主义，却在我经历您所谓无可忍受的悲怆时安慰着我”(第109页)。卢梭对蒲柏《人论》哲理诗的反应与伏尔泰完全相反。他认为《人论》能抚平他的烦恼，有助他忍耐，但伏尔泰的哀歌却加深他的痛苦，导他至绝望(第109页)。他甚至进一步为蒲柏辩护，所谓“一切都很好”是指整体而言。这个世界当然有具体的坏事发生，但整个世界并不因此而也是坏的(第115页)。他也接受莱布尼兹的看法，我们没有办法只用理性证明这个世界已经是最好的了，而是要透过信任造物主的完全良善(第115页)。因此，他继续信仰仁慈的“天佑”(第115～117、120～121页)。
其次，卢梭说他在另一本书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已力图指出人类面对的很多苦难其实都是自招的，很多天灾，也有重要的人祸因素，因此可以提防(第109页)。如里斯本大地震，伤亡如此严重，是因为人为地有两万栋六至七层的房屋挤在一起之故(第110页)。他坚持人祸往往甚于天灾，这与他稍后出版的《爱弥儿》全书第一句话“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相一致。 再次，卢梭提醒伏尔泰这个非常仰慕牛顿的人，地震出于自然定律(第112～113页)，不受人类意志转移。他讥讽地问：“难道只要我们在某地建了城市，那地方就禁止有地震?”(第110页)另外，卢梭认为突然死于天灾并非最坏的死亡。突然死于天灾，比不上死于人为的漫长死亡过程的残酷(第110～111页)。
卢梭视“自然灾害”为社会建构，其受重视的程度，要看受到影响的人是谁。他语带讥讽地说：“您一定希望(大家也如此希望)地震发生在荒野中，而不是在里斯本。其实荒野当然也曾发生过地震，但我们从没有谈论及，因为这些地震没有损害及城市中的绅士。”(第110页)卢梭甚至指责伏尔泰才是高谈阔论，说风凉话的人。因为伏尔泰自己当时颇富裕，有名医生伴随，可以安详袖手谈哲学，条件优越却对人世间的苦难说三道四。而卢梭那时生活潦倒，染上顽疾；生活困顿，却满意地认为这个世界整体还是好的(第120页)。62岁声望如日中天的伏尔泰，没有给初出茅庐的卢梭回信。
伏尔泰与卢梭对1755里斯本大地震的截然不同反应，可说是各有道理。一方面，伏尔泰看到逻辑、理性，与宏大形而上学体系，皆不能解释消除人类生存的悲惨痛苦。如美国观念史家Loveioy于1933年所说，伏尔泰对乐观主义哲学抱怨的是“他们通过把恶表现为内在于宇宙的永恒结构之中的、不可避免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将我们所经验到的实际的恶显得更糟”(《存在巨链》汉译本，第263页)。另一方面，卢梭看到伏尔泰只在冷嘲热讽，在怒吼，在做大破坏，却没有新建设。伏尔泰在怨天，卢梭认为倒不如怨人；文明人要自我严厉检讨。
西方宗教哲学的发展，早已超越了18世纪的想法。英国哲学家John Hick于1966年的成名作《恶与爱的上帝》中，一方面承认天灾的出现没有办法用理性彻底解释，这是他与莱布尼兹的不同。与莱布尼兹相同的是，他也看到人类会因祸得福，但他把这个福清楚限制在人性中美善光辉面的培养。一场天灾，可以引发出人类巨大的同情心、舍己为人的爱心、救人的无比勇气、不问回报的慷慨等(前引书，1968年英国版，第365～367、369～372页)。
卢梭的睿见，是在天灾中看到更重要的人为因素，看到天灾中有社会建构的成分。我们也可以问：四川大地震后我们应该如何反思我们的文化/社会精神?比如，我们可以问：有多少不应该倒塌的房屋倒塌了?有多少的滑坡是源于过度开发带来的自然生态破坏?
孟子认为，对国家而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因此可以说国家有难，就是把坏事化成好事的契机；我想，这也是温家宝总理于灾区学校黑板题字“多难兴邦”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