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深大律师梁家杰在香港特首选举中败北，但因为梁的参与，成就了香港回归后第一场有竞争的特首选举，也改变了香港行政长官的选举模式。下届选举，公开辩论、拜票、握手等直面市民的所有手段和形式，都将无法回避。
　　
　　2007年12月6日，当记者走进梁位于香港中环的事务所时，办公室的同事正在装饰圣诞树；偌大的房间里摆满法律书籍，还有一顶上庭辩护时戴的假发。梁的普通话出人意料的好，他称在2000年左右感觉到普通话的重要，所以专门找了从北京来的老师学，每周一小时，学了一年半。当记者向他介绍《南风窗》的情况时，他称曾经看过，并说自己很注意吸收内地的资讯。事实上，梁已经游遍了神州除了西藏和青海之外的所有省份。
　　《南风窗》：泛民主派为什么要推您出来参选?
　　梁家杰：为了增加候选人的认受性，当时大家都认为应该派一位经过直选产生的立法会议员来参选。同时大家都明白，参选特首不是“一次起，两次止”的运动，而是一场持久战。于是大家得出的共识是：选择一个年轻一点的人去吸取经验，有助于民主运动薪火相传。就这样，我在公民党的党员大会被推选为候选人。
　　《南风窗》：在明知不会赢的情况下，您为何要参选特首?这件事对您有什么意义?
　　梁家杰：参选对我、对民主派来讲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赢不了，但我们感觉，让曾荫权在没有对手的前提下以近全票当选，这样的事不能再发生了香港人应该获得选择的机会。
　　一直以来，香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误区，就是过分偏重商界的利益，而没有平衡考虑到专业人士、中产和草根的需求。这种情况反映到特首选举中就表现为，800个人的选委会成员有相当部分是商人或受商人影响的人士。有学者做过统计，认为这个数字在60％左右。这就使特首在面对商人时显得虚弱，不能够理直气壮地只从700万港人的福祉出发去考虑问题。国务院港澳办前主任鲁平先生在回归10周年时接受访问有谈到，回归时以为稳定了商界，香港的一切就OK，现在看来也不尽然。这说明他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我在参选时反复和市民谈到教育、市政建设、收入不均等问题，就是希望他们明白，这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就是不公平的选举制度。没有民主就没有民生，因为相关的官员不是人们选举产生的，所以也不需要向他们负责。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事情发生的当下是看不出它的价值的，过了一段时间，它的意义才会凸显。我的参选，最长远的效果是改变了特首选举的形态，到了2012年，恐怕没有人再会接受没有竞争、没有辩论的选举了。在这—点上，香港已不能回头。另外，曾特首在今年10月的施政报告里也部分吸纳了我的一些政纲，比如我当时提出15年义务教育，他当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但在今年施政报告里他提到12年义务教育；还有空气质量问题，我当时提到空气污染已经危害了市民的健康，曾先生则说香港的空气只比南极北极差一点，现在他也开始关注空气质素。这就充分证明了有竞争才有进步的道理。
　　参选特首还使我发现，香港是有一批对民主发展有坚持、对社会进步有关注的学者和专业人士的，这些人以前没有站出来，但借着这次特首选举，他们开始站出来表达意见，这是令人鼓舞的。
　　《南风窗》：参选的经费是如何筹集的?
　　梁家杰：有我所在的公民党和泛民主派其他政党的钱，也有商界的捐助，这些我们都向选举管理委员会申报过的。但最后仍然不能达到收支平衡，我自己最后出了近10万元。
　　《南风窗》：2012年特首选举，您还会卷土重来吗?
　　梁家杰：如果我在2012年的参选对香港社会有正面作用，我不会回避自己的责任。这是我今年参选时对市民的承诺，现在我也不打算收回。但5年的时间会发生很多事情，如果届时有更合适的人选出现，那又是另一回事。
　　《南风窗》：您如何评价泛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中的失利和陈方安生当选立法会议员这两件事?
　　梁家杰：这显示了香港人的政治智慧，他们不愿意一权独大，所以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因为立法会的作用是对政府进行监督，所以港人愿意选择有不同价值观的人。这说明人们虽然还不能接受民主派上台执政，但愿意让他们到立法会去制衡政府；而区议会是进行社区服务的，人们更多考虑的是物质上的好处和便利。在这方面，我们没有能力给市民送油送米，带来直接的实惠，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到市民感兴趣的话题，把市民组织起来进行自救，而不是从外部直接输血。但这些想法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作用，需要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一套说给80岁的老人或许没有作用，但相信年轻人会慢慢接受我们的立场。
　　《南风窗》：多个民调显示，普选和政改并不是港人最为关心的议题，在此情况下，民主派的诉求是否有脱离民意、过分激进之嫌?
　　 梁家杰：民主是世界潮流，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也反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从全中国的情况来看，香港可以说是最适合进行民主试验的地方，这里有法治、发达的资讯和传媒、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还有就是港人的务实，他们不会选一个和中央政府对抗、对香港前途不利的领导人，哪怕他(她)说得再动听，所以，在香港进行民主试验的风险很低。
　　但港人的务实也给民主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那就是必须向港人证明：为什么我们需要民主?民主能带来什么好处?以前老有人指责民主派只会骂，没有建设性，所以民主派不光要有愿景，还要有实践，有成绩，有能做事的班子，在民生方面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来。
　　香港人的民主诉求在1970年代就开始了，但真正蓬勃发展确实是在回归之后，这是因为，那个时候香港是殖民地，港人是次等公民，根本就没有争取民主的权利。回归后港人当家作主，有了《基本法》和各种政治权利，开始在自己的国土上争取更大的民主，这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事?
　　《南风窗》：有人说您不信任中央政府，是这样吗?
　　梁家杰：中央是稳定香港的力量，我一直相信，中央政府的治国团队是理性的、专业的。民主派争取民主，不是要和中央过不去，而是相信香港社会的种种矛盾必须通过逐步的普选才能得到纠正。在这方面，港人需要竞争，需要选择的权利，希望中央对港人多一些了解和信心。现在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一些人的民主诉求在得不到满足时，正变得越来越极端和激烈，这对香港的长远发展非常不利。另外，我们作为民主派，完全被摈弃于建制之外，政府的咨询机构基本没有我们的份，这等于港府失去了相当一部分人才的智力和服务，这是非常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