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约当年我也是“健谈家”，在什么场合或与少数朋友聚会时很少沉默，一定要抢当“中心发言人”。于夺席谈经且又喋喋不休之余，总也离不开对自己那一点“学问”的卖弄。至于人家背后怎样议论我，说些什么难听的话，我是听不到的。于是，“自我感觉良好”了多年。
　　直到发生了一件事，我才被迫地改了改这种毛病。当然，很难改得彻底。文人嘛，往往都有一种“表现病”。
　　这件教训了我的事是：在一次由某友发起的饮谈式聚会上，在且饮且谈之际，有人将闲谈的重心转移到对汉语中冷僻之字、罕用之词的“打捞”上。于是，你凑一个，我凑一个，比一比谁掌握得多。我当然不甘寂寞，大显其能。于是，博得的夸奖也就多些，心里也美滋滋的。
　　席间有一位老者说话最少，近于不说话，一味地微笑。
　　大约三四天之后，这位老者的孙子特意赶到我家，送来了那老者的一封短信和一部尚未出版的文稿（复印件）交到我手。
　　信写得很礼貌，意思是他已经用了几年的时间，将虽然冷僻但仍有使用价值的古字、古词搜集一番，并订正了其中的误读、误写、误解、误用处，打算在几年后出版。最后说：“您是博学多知之士，希望您帮我审正一下，以防读者以讹传讹，误人误事。为此，我惴惴不安，故而求教于方家。”
　　真正使我羞愧的，是那位老者的诚挚，绝无“挑战”之意，虔诚无比地请我“指正”。而我看了老者的文稿之后，才发现孤陋寡闻且又较多讹信、讹用的是我。
　　悲哀的是那位老者不多日去世了，也未能将他的半成品定稿为成品。
　　但他遗下的那些尚显散乱（未及补全、整理）的文字，在我读过一遍之后都已化成了我的“学问”。在许多场合，我都可以借此卖弄一下我的“博学”。但我只要想开口，之前就脸红心跳了，生怕被地下之人嘲笑、鄙夷。
　　
　　二
　　
　　自此我少开口或不开口，主要去听别人的说话。遗憾的是，在我决心以听别人说话为主时，发现与我一样的“话痨”太多，处处可见。特别是我抱定“听听你怎么说”的宗旨之后，只要一听，就会觉得某些人像我一样讨厌。
　　例如有一次我在路上闲走时，见到一位捡垃圾的五旬之人。当时我正想将刚刚喝完矿泉水的一个空塑料瓶子丢到他的平板车上，没想到他出于寂寞，竟然扯着我大侃起来。一开始只谈人们的环保意识差，中国人的素质低。无论如何，这样的话题与他的本业还算沾边。接着他的嘴就开了闸，谈“当官的人，妈的都是腐败分子”。他的话虽然有些偏激，但鉴于他是平民百姓，我也就没说什么。谁想他沿着这个话题，大谈国际形势，大谈两伊战争，随之大谈“人家外国”如何比我们中国强一百倍。接着又大谈“历史”，讲了“刘罗锅”如何有本事，“济公活佛”现在还活着，并说他在什么什么地方见过他的影子，如此等等。
　　我当然也有些不耐烦。捡垃圾的专管捡垃圾即可，何必去理会与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事！那些废话，是否太多了？
　　
　　三
　　
　　上面谈的是平民百姓的事，看在他们只是用“戏谈”来开心的面子上，不必过分责备。若是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人，就不只是使人厌烦了。
　　我见过一位名副其实的行政官员，会议之后就餐时，我发现他吸的烟、喝的酒都颇高档。再一细看他的衣服、手表、鞋都极为昂贵。我在与他主动谈话时，发现他对刚才的会议本身并无兴趣，而一经谈烟、谈酒、谈奢侈之物，他真个是无所不知，达到了“专家”水平。
　　他也是“博学多知”之人，但我听了之后还是打心里冒了汗。论他的法定工资级别，他比我未必高得太多，但他的生活消费水平至少高我多倍！听他的“学问”我能听出什么呢？
　　
　　四
　　
　　再说件平民百姓的事。某位在若干年前曾是我邻居的人，我迁居后已多年与他并无来往。若干年后他从远地来到我的新居，见了我之后说的都是甜言蜜语，对我“崇拜”有加。我能预感到：他一定有事求我。果然，他借口“正在开办企业”，希望我“投资入股”。我本非什么阔人，只能说“看得出你有难处，我理应伸把手。不过，我没有在数额上颇高的钱，也不打算参与你的企业。因此，我只能少许地借给你一点钱。”他很快就点了头。
　　几年后我向他索债，他躲了多日之后高低还是来到我处。他千谢万谢之后，并提出请我到饭店里吃饭。我又有了预感：他绝不会提到还钱的事。果然，他又一次甜言蜜语，讲他和我当年的“铁交情”。我直言不讳地专谈还钱的事，他强调的只是他目前仍未度过难关，而且遇到的难处比任何时候都大。我一再坚持要他还钱，他的脸渐渐沉了下来。我又有了不祥预感。他竟然说：“您不会逼我卧轨自杀吧！”听，这是人话吗？
　　
　　五
　　
　　平民如此，那就听听“有头有脸”人物的话。
　　一位当年曾十分落魄的文学爱好者，文化基础也偏低。为了借写作而出名（包括为了发财），天天写这写那，并三天两头来到我处，拿一堆稿子给我，要我“帮助修改”。此时，他的好话说了一车接一车。而且，他几乎每次来从不拒绝在我家吃饭、喝酒。我不想虚言误人，老老实实地对他说：“你的文化功底很低，语言也俗浅，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成功。为了不耽误你，我劝你干点别的事。”
　　他虽然很懊丧，但高低还是听了我的话。
　　他确实是有精明之处的人。由于得到了海外远亲的一点外财，加上他在“理财”的事上有点精明，包括“小聪明”，几年后也当上了中小型的老板。某次我有事公干，恰好我办事的地方离他的企业颇近，就顺便打了个电话问候一番。他接到了电话，说出的话自然十分亲热，而且一再说要请我到名饭店“聚一聚”。他定的时间是两天之后的晚上某时。
　　但就在那一天的前两个小时，我打个电话要他派车接我。接电话的是他的女秘书，这女秘书误把我当成另一个当地的“大人物”，十分客气地说：“是×局长吧？我们×总听到您能光临，高兴极了！车的事，放心放心！我们至少派三辆车过去！您对我们×总的大恩，他天天挂在嘴边上！”
　　我明白了，不去叨光他一顿饭就是了。
　　谁想，这位老板在一个小时之后还是回了电话，话还是那样热情，也还一再感谢我对他的“大恩”。但我有预感：他一定会推辞与我的那场“聚一聚”。
　　果然。而且他说的是假话，也没有事前和女秘书沟通，故而编的谎话是他女儿、女婿从英国回来了，刚下飞机。我知道他女儿的情况，刚和她男人离婚两个月。
　　
　　六
　　
　　不能光听那样的不美好之话，也说一说好的。某次召开一个规格颇高的“孔子与当代教育”的学术研讨会，一位年轻漂亮的二十多岁中学教师讲得使在场者无不惊动。她年轻，漂亮，这已经是个很大的亮点。加上她口头功夫出色，不仅普通话说得很规范，而且在语言使用上也很有文采，说得既活跃又生动。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她涉猎的历史知识颇为广泛、准确。一时间，她成了本次会议中的最大名人。
　　但在会议结束之前，她特意做了最后发言，一再强调：“我是语文教师，没有什么扎实的历史知识。我的发言，是经过排练的。向我提供那些孔学知识的，是我邻家一位年老退休的历史教师，名叫×××。我无非把他传授给我的知识复述一遍，加上我喜欢朗诵……”
　　说完之后，她还有点羞赧、脸红。听这样谦虚的人一席话，才像是胜读十年书。
　　
　　七
　　
　　一位有较高级别的官员，当年曾是我教中学时的学生。“文革”时他造反造得很凶，整我也整得很过火。我对他实在有一点仇意，分别之后我与他很少来往。偶尔遇到他时，也把脸转过去。一天在某种会议上相遇，我也装作没看到他。但他在“作报告”快要结束之前，突然大声说：“同志们，在我讲完公事之前，我必须说几句题外之言！当年我上中学时，绝不是什么好学生，我是有劣迹的！我忘恩负义，整过老师！后来有很多人为我辩解，说我的一切“极左”恶习都基于当年有当年的形势，怪也怪当年的政治路线错了，好像我本人无过。不对！说什么形势、路线，都是借口！根源还在于我内心的人性中有恶性！追求的是自私性极强的个人功利！活得不像人！一个人连有恩于我的老师都肯于去整、去打，还算个人吗？一个人若是本身不是好人，给他贴上多少红光闪闪的金标签又顶什么用！可惜这样的道理，我经过很长时间才明白的……”
　　说完，他脸上还泪涔涔的，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此时，我也明白了他为什么有资格当了较高级的干部。而他当年的同学，仍有不少尚未挣脱“下等人”印记的人。
　　
　　八
　　
　　在一次“学术论文评选会”上，我也曾做过评委。老实说，参赛者的论文真实水平都不高。抄书者多，作秀者多，真实的知识含量和认识高度都较低。没办法，只好“从羊群里选骆驼”。
　　论文的评议之前有个“答辩”程序。十之八九的答辩者都颇自负，直率地或绕着弯子地讲他的论文被什么名家肯定过，或在什么刊物上发表之后“产生了强烈反响”，或自认为他的学术理念有什么“突破”。此时，只有一位答辩者在回答问题时有怯生生之感。而且，对某些问题索性回答：“我不懂，我答不出。我真的不懂，真的答不出……”
　　最后，我不得不偷偷对其他评委很冒失地说：“这篇论文应当评为一等奖第一名。”
　　
　　九
　　
　　死刑犯的临终之言，有的可听而有的不可听。我采访过两个，印象很不相同。
　　一个说：“我对不起受害者，也对不起我的家人。假如有来世，我一定要以好人的身份活一回。可惜我没有机会了……”他的话，他的眼泪，无论如何也算是个画得较圆的句号。而另一个则强充“英雄”，喊些“再过几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之类。而他的目光中，除了野性之外也不乏恐惧。
　　
　　十
　　
　　每与人言，可以不理会你自己说的话是真是假，但你若是聪明人，就应该用力看清别人对你的话信不信。每闻人言，不要听对方的话美不美，而要尽力听出他话中的意思真不真、善不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