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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留言】你在看完左侧小文后,若得出“德国人很守规矩”的结论,那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结论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德国很多制度也有漏洞,但德国人从不钻这些漏洞。再看看我们一些国人的想法做法。天然存在漏洞的制度与人和人的思维、行为关系,就高下立判了。
伪造邀请函
2007年,安徽省人民检察院10名工作人员集体公款赴欧旅游。因持有的芬兰司法部邀请函系伪造,被芬兰边防局拒绝入境,强制遣返。
中央纪委通报称,该考察团存在擅自变更出访路线,以公务考察为名公款出国旅游;弄虚作假,对抗组织调查等违规事实。纪委通报后,与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一起进入公众视野的,还有一家叫欧盟中国协会的中介机构和机构业务员张文娟。张文娟介绍,这些公务考察邀请函可以直接在国外买到,也可以由中介机构老板、办事专员通过动用私人关系弄到。
“有时,领导急着出国,但邀请函并不能马上弄到,这时我们就花钱到同行中介机构购买。每个机构的人际脉络侧重不同,有时可以互相内部调剂。从我入这行到出事前,都是我们老板拿来的邀请函,一般都没出问题,能顺利通过,外事部门没法辨别邀请函内容真假。”张文娟说。
张文娟透露,欧盟中国协会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地均有办事处。安徽省政府外事办的负责同志承认,这些伪造的邀请函,仅从外文和签名上,无法辨别真伪。”张文娟之所以敢提供伪造邀请函,最大原因是他们认为外事部门鉴定不出邀请函真伪。张文娟说,以前有过3次合作,都没有出现问题。她还说,到欧盟的公务考察团实行两国报批,一国送签制度,这是个很大漏洞,实际上,公费旅游很大程度上是钻了这个空子。
骗取生育保险费
柳州市的黎艳从事过财务工作,熟悉财经政策。2006年,黎艳生子拿到一笔保险金后,发现一个“商机”,便生出利用孕妇套取生育保险金的念头。2008年,黎艳成立了一家公司,不久,她便与手下密谋,将两名孕妇挂靠到朋友的公司参保。成功套取生育保险金后,黎艳决定大干。她要求员工游说身边无业的孕妇朋友挂靠到她的公司,许诺帮她们买保险。
后来,黎艳认识了在社区工作的潘某,便让潘某帮她寻找挂靠对象,并许诺有回报。在利益诱惑下,潘某辞去社区工作,跟黎艳干起来。潘某在社区工作过,人脉广泛。她联系了多名没有工作的孕妇挂靠到黎艳的公司。这给黎艳一个启发,如果让计生专干参与进来,必定事半功倍。
她要求手下贯彻这一意图。一些不明真相的社区工作人员以为这是一个为民谋利的好事,纷纷参与其中。柳南区某社区计生专干李某,就是抱着这种心理去动员孕妇挂靠的。这些计生专干在给孕妇做工作时,也是照葫芦画瓢,许诺可以帮挂靠孕妇办理生育保险,不用孕妇交任何费用,生下小孩后可以领到二三千元的生育保险金。前提是要身份证复印件,生完小孩后,她们可领到准生证、出生证、医院发票等,可申领保险金。
黎艳的公司迅速扩大。为掩盖这些行为,她将200多名孕妇分别挂靠到其他空壳公司,并要求在银行单独设立户头。据黎艳案发后交代,她每帮助一个产妇办理领保手续,可套取1万元左右的生育保险金。钱到手之后,她留一半,剩下的钱兑现给同伙。同伙再给下线,真正落到产妇手中多少钱,她不过问。分配完毕,这些申报过生育保险金的孕妇则被取消挂靠关系,报给社保部门的《企业职工增减表》中也没了她们的名字。
自然而然,本应该续交的生育保险费也就没人再交了。
这起系列诈骗案涉及孕妇220余人,涉案空壳公司和借壳公司19家,涉案金额220余万元,抓获团伙成员23人。
本栏责编/侯永东
伪造邀请函
2007年,安徽省人民检察院10名工作人员集体公款赴欧旅游。因持有的芬兰司法部邀请函系伪造,被芬兰边防局拒绝入境,强制遣返。
中央纪委通报称,该考察团存在擅自变更出访路线,以公务考察为名公款出国旅游;弄虚作假,对抗组织调查等违规事实。纪委通报后,与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一起进入公众视野的,还有一家叫欧盟中国协会的中介机构和机构业务员张文娟。张文娟介绍,这些公务考察邀请函可以直接在国外买到,也可以由中介机构老板、办事专员通过动用私人关系弄到。
“有时,领导急着出国,但邀请函并不能马上弄到,这时我们就花钱到同行中介机构购买。每个机构的人际脉络侧重不同,有时可以互相内部调剂。从我入这行到出事前,都是我们老板拿来的邀请函,一般都没出问题,能顺利通过,外事部门没法辨别邀请函内容真假。”张文娟说。
张文娟透露,欧盟中国协会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地均有办事处。安徽省政府外事办的负责同志承认,这些伪造的邀请函,仅从外文和签名上,无法辨别真伪。”张文娟之所以敢提供伪造邀请函,最大原因是他们认为外事部门鉴定不出邀请函真伪。张文娟说,以前有过3次合作,都没有出现问题。她还说,到欧盟的公务考察团实行两国报批,一国送签制度,这是个很大漏洞,实际上,公费旅游很大程度上是钻了这个空子。
骗取生育保险费
柳州市的黎艳从事过财务工作,熟悉财经政策。2006年,黎艳生子拿到一笔保险金后,发现一个“商机”,便生出利用孕妇套取生育保险金的念头。2008年,黎艳成立了一家公司,不久,她便与手下密谋,将两名孕妇挂靠到朋友的公司参保。成功套取生育保险金后,黎艳决定大干。她要求员工游说身边无业的孕妇朋友挂靠到她的公司,许诺帮她们买保险。
后来,黎艳认识了在社区工作的潘某,便让潘某帮她寻找挂靠对象,并许诺有回报。在利益诱惑下,潘某辞去社区工作,跟黎艳干起来。潘某在社区工作过,人脉广泛。她联系了多名没有工作的孕妇挂靠到黎艳的公司。这给黎艳一个启发,如果让计生专干参与进来,必定事半功倍。
她要求手下贯彻这一意图。一些不明真相的社区工作人员以为这是一个为民谋利的好事,纷纷参与其中。柳南区某社区计生专干李某,就是抱着这种心理去动员孕妇挂靠的。这些计生专干在给孕妇做工作时,也是照葫芦画瓢,许诺可以帮挂靠孕妇办理生育保险,不用孕妇交任何费用,生下小孩后可以领到二三千元的生育保险金。前提是要身份证复印件,生完小孩后,她们可领到准生证、出生证、医院发票等,可申领保险金。
黎艳的公司迅速扩大。为掩盖这些行为,她将200多名孕妇分别挂靠到其他空壳公司,并要求在银行单独设立户头。据黎艳案发后交代,她每帮助一个产妇办理领保手续,可套取1万元左右的生育保险金。钱到手之后,她留一半,剩下的钱兑现给同伙。同伙再给下线,真正落到产妇手中多少钱,她不过问。分配完毕,这些申报过生育保险金的孕妇则被取消挂靠关系,报给社保部门的《企业职工增减表》中也没了她们的名字。
自然而然,本应该续交的生育保险费也就没人再交了。
这起系列诈骗案涉及孕妇220余人,涉案空壳公司和借壳公司19家,涉案金额220余万元,抓获团伙成员23人。
本栏责编/侯永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