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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还说不清楚APEC这几个字母的组合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就被这个APEC打破了。由于单双号限行,在周一早高峰的时候,我开车走在平日里堵得水泄不通10公里甚至要花上一个小时的西四环路上,四周干净得充满了违和感。当然,时间是省下不少,只用了十几分钟。忽略掉什么APEC吧,反正困扰北京多年的堵车问题似乎一夜之间就解决了。
能够欣欣然享受这种一路畅通的快感,哪怕这个“快感”只能在未来十天里隔天才能有一次,这样的人真的应该算是人群中的奇葩了。我在第二天坐公共汽车上班的时候在车上听到一位大妈对她的同伴说“希望以后长期实行单双号限行”,因为她家里有两辆车。我不会去鄙视这位大妈,因为她的这种沾沾自喜其实来自于我们大多数人在对待一些事情的时候所表现出的麻木。
堵车不仅是北京这座城市的难题,我出差去过的地方不少,据我所见,全国各个大中城市,包括很多国外的大城市,基本没有不堵车的。关于如何科学合理地缓解堵车,我们以后专门辟出版面去讨论,在这里我只说反面的例子。北京从6年前开始实行尾号限行,每周5个工作日各有大约20%的车辆不能进入五环路以内的市区开;当时我们就讨论过,认为这项措施部分导致了之后几年内北京汽车销量的井喷式增长,因为很多本来有一辆车就够用的家庭还要去再多买一辆车;于是短短3年过后,北京的车更多了,路上也更堵了;政府又有了新办法,在3年前实行了限购,摇号中签的几率堪比中彩票,而且还爆出了落马交管局长纵容儿子卖购车指标的狗血剧情;又是3年过去了,堵车更甚,为了给APEC腾地儿,我们又像当年奥运会时一样实行了单双号限行。
以上种种给我们提出了几个需要梳理的问题。一是这种强制限行的办法,能不能解决堵车?当车的绝对数量仍在增长的情况下,不论是限行20%还是50%,仍然会达到饱和,实际上就在我说西四环畅通的当天,东部的CBD区域依然是堵车的路况。二是像北京这样的摇号限购,还有上海之前实行的拍卖限购,以及其他几个城市在北京之后实行的或摇号或拍卖的限购,究竟会对我们的汽车产业发展产生怎样的消极影响?我小时候经历过物质匮乏而导致的粮票、副食本等限购措施,而今天在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里实行的汽车限购实在是滑稽至极。最后,还有个更加严肃的问题,如果说像奥运限行、APEC限行这样的措施属于临时性的交通管制行为还可以说得通,那么长期的限行、限购是否合法呢?我不是很熟悉相关法律,但也经常听到有法律专业人士质疑这类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刚刚开过的大会向广大民众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将进入一个“依法治国”的新时期;即将编纂的《民法典》的宗旨之一就是“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公平交易、平等使用”。立此存照,我只希望不久的将来这种“懒政”措施越来越少直至绝迹。
得益于汽车的产业地位,它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还达不到罄竹难书的程度,更倒霉的其实是摩托车。全国各大中城市几乎无一例外都对摩托车有着严格的限制甚至禁止的行政规定,或者理由牵强,或者根本不需要理由。以“限摩”政策相对宽松的北京为例,硕果仅存的约2万辆京A牌照的摩托车基本可以享有《交通法》所规定的普通机动车待遇,如这次APEC期间也要单双号限行;而数量不限的京B牌照摩托车平日里不许进入四环路以内的市区,这几天甚至把限制范围扩大到了五环路;这种差别造成的最直接效果就是京A牌照的私下交易价格已经接近10万元。我非常非常困惑的是:原本在法律层面上完全平等、仅仅是车主身份是市区户口或郊区户口区别的京A和京B摩托车,为什么规定出如此明显的“城乡差别”?如果说摩托车由于安全和环保等因素而不该进入市区的话,那么对京A牌照的摩托车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呢?如果说市区人驾驶摩托车出行是生活必需的话,那么郊区人就活该不能驾驶摩托车进城吗?又或者说为什么不禁止京A牌照的摩托车去郊区公路上玩耍呢?
说依法治国的话题有点大了,在这里就先说说 “依法治车”吧。
能够欣欣然享受这种一路畅通的快感,哪怕这个“快感”只能在未来十天里隔天才能有一次,这样的人真的应该算是人群中的奇葩了。我在第二天坐公共汽车上班的时候在车上听到一位大妈对她的同伴说“希望以后长期实行单双号限行”,因为她家里有两辆车。我不会去鄙视这位大妈,因为她的这种沾沾自喜其实来自于我们大多数人在对待一些事情的时候所表现出的麻木。
堵车不仅是北京这座城市的难题,我出差去过的地方不少,据我所见,全国各个大中城市,包括很多国外的大城市,基本没有不堵车的。关于如何科学合理地缓解堵车,我们以后专门辟出版面去讨论,在这里我只说反面的例子。北京从6年前开始实行尾号限行,每周5个工作日各有大约20%的车辆不能进入五环路以内的市区开;当时我们就讨论过,认为这项措施部分导致了之后几年内北京汽车销量的井喷式增长,因为很多本来有一辆车就够用的家庭还要去再多买一辆车;于是短短3年过后,北京的车更多了,路上也更堵了;政府又有了新办法,在3年前实行了限购,摇号中签的几率堪比中彩票,而且还爆出了落马交管局长纵容儿子卖购车指标的狗血剧情;又是3年过去了,堵车更甚,为了给APEC腾地儿,我们又像当年奥运会时一样实行了单双号限行。
以上种种给我们提出了几个需要梳理的问题。一是这种强制限行的办法,能不能解决堵车?当车的绝对数量仍在增长的情况下,不论是限行20%还是50%,仍然会达到饱和,实际上就在我说西四环畅通的当天,东部的CBD区域依然是堵车的路况。二是像北京这样的摇号限购,还有上海之前实行的拍卖限购,以及其他几个城市在北京之后实行的或摇号或拍卖的限购,究竟会对我们的汽车产业发展产生怎样的消极影响?我小时候经历过物质匮乏而导致的粮票、副食本等限购措施,而今天在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里实行的汽车限购实在是滑稽至极。最后,还有个更加严肃的问题,如果说像奥运限行、APEC限行这样的措施属于临时性的交通管制行为还可以说得通,那么长期的限行、限购是否合法呢?我不是很熟悉相关法律,但也经常听到有法律专业人士质疑这类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刚刚开过的大会向广大民众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将进入一个“依法治国”的新时期;即将编纂的《民法典》的宗旨之一就是“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公平交易、平等使用”。立此存照,我只希望不久的将来这种“懒政”措施越来越少直至绝迹。
得益于汽车的产业地位,它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还达不到罄竹难书的程度,更倒霉的其实是摩托车。全国各大中城市几乎无一例外都对摩托车有着严格的限制甚至禁止的行政规定,或者理由牵强,或者根本不需要理由。以“限摩”政策相对宽松的北京为例,硕果仅存的约2万辆京A牌照的摩托车基本可以享有《交通法》所规定的普通机动车待遇,如这次APEC期间也要单双号限行;而数量不限的京B牌照摩托车平日里不许进入四环路以内的市区,这几天甚至把限制范围扩大到了五环路;这种差别造成的最直接效果就是京A牌照的私下交易价格已经接近10万元。我非常非常困惑的是:原本在法律层面上完全平等、仅仅是车主身份是市区户口或郊区户口区别的京A和京B摩托车,为什么规定出如此明显的“城乡差别”?如果说摩托车由于安全和环保等因素而不该进入市区的话,那么对京A牌照的摩托车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呢?如果说市区人驾驶摩托车出行是生活必需的话,那么郊区人就活该不能驾驶摩托车进城吗?又或者说为什么不禁止京A牌照的摩托车去郊区公路上玩耍呢?
说依法治国的话题有点大了,在这里就先说说 “依法治车”吧。